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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现代管理学理论，沿着管理学发展历史上溯，浏览经济学管理学大师们的学说思想，可以发现，西方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的许多理论创建都来自科学实证方法的应用。而回观国内的管理学研究与应用，笔者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如果有所改进，减少一些“规范”的断言，增加一些“实证”的分析，效果会更好一些。
这里的“实证”与“规范”是从经济学分类套用过来的。在课堂或论坛普及介绍经济学知识时，一般都以宏观微观、古典现代、国外国内划分，鲜有提及经济学的另一种以研究范式不同而区分的基本分类，即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其实，这也是最古老的分类方法之一，始见于150多年前的经济学经典著作中。更早，由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所定“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命题，被称为“休谟的铡刀”，业已裁定了“是”（事实领域的实证）和“应该是”（价值领域的规范）这种逻辑区分的必要性。
经济学史印记了从重规范轻实证到两者并重的发展轨迹。古典经济学家热衷于促进经济造福社会的建言献策，缺乏科学严谨的逻辑，到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规范经济学之好或坏的价值判断在许多情况下难以取得共识，欲开济世良方还须以实证经济学提供扎实的分析基础。实证研究方法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丰富了经济学的内涵，以其客观性和实效性大大增强了经济学在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地位。在回应对经济学之科学性的质疑而写作的著名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米尔顿·弗里德曼阐述了实证方法里包含的科学精神，指出“对一种理论的实效性的最后检验，不是它符合形式逻辑的准则，而是能够推断尚未观察到的事实，而结论有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反”。
作为经济学的姊妹学科，后起的管理学学派林立，成果纷呈，闪现出更多姿多彩的实证研究火花。
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早年就“迷恋于科学调查、研究和试验……强烈地希望按照事实改进和改革事物”。其有关科学管理的成功探索是在直接感验到许多劳资对抗的负面证例后开始的，从磨洋工的原因分析中着手进行工时研究，从“分析阶段”“建设阶段”操作设计到“任务管理”到“头等工人”塑造等一系列实证成果构成了泰勒科学管理的核心内容。泰勒在一次讲演中总结说：“科学管理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一个演变，而不是一种理论。在任何时候都是实践先于理论……在科学管理中，任何东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管理学丛林中系统、行为、抉择、经验、数量、权变等不同学派都广泛运用心理、信息、统计等领域的新技术手段，围绕人和组织为对象，对其行为过程结果等进行实证研究，从不同领域“为管理人员提供了有助于他们进行工作的理解和方法”。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德鲁克推崇并认真使用“反馈分析法”，每当其做出重大决策，采取重要行动时，都把预期成果记下来，一定时间后再把实际成果和预期做比较，这其实也是平白的实证方法。
管理思想家明茨伯格时时强调，管理必须应用于实践，而非泛泛而谈。他一直质疑经院式研究学习的有效性，抨击通过课堂教授管理知识培养职业经理人（比如MBA）的做法。为其博得声名的关于《经理工作的性质》的经典研究更是把“是什么”的实证方法运用到极致，完全抛弃领导行为“应该做什么”的传统图示，实时跟踪仔细地记录经理人日常实际工作中究竟在做什么，来说明“管理者”、“管理行为”的真正内容是什么，分析解构经理人在管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这样的实证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从搞清“是什么”来拓宽对“应该是什么”的理解。
长于思辩、善于抽象的东方文化背景，使我们更擅长理论思辨，笼而统之，推而广之，概而“化”之，而较少地用实证的视界和方法去研究管理学的问题。甚至于一些受过经济学良好训练或管理学理论熏陶的专家学者，对实证方法也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认为其细碎微观，而宁肯在象牙塔内故纸堆中洋典籍里做高雅的学问。长期以来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管理学的专家学者下企业搞研究少，办讲座多，很像教育家思想家杜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华讲学时所举的美国函授游泳的例子。一些学者推崇拿来主义，简单地把西方实证的管理理论照单全收，在我们的企业管理和改革中生搬硬套，这其实是轻视实证方法的另一种表现。一些企业管理人员则习惯于从上级文件精神和流行经济定式里找寻工作的思路，往往忽视从自身鲜活的实践活动中认识提炼企业管理的原理和规律。在我们的思维中，万事总有一个“应该怎样”的最佳规范，专家学者的责任就是将这个普适的“规范”研究设计出来，交给政治家和企业家去推广实施。评价这种研究成果的功利尺度，也并非是其是否与实际相符，能否经得起实证检验，而完全是看其是否被施政者采用。二十几年一直在“攻坚”的国企改革，从一定程度上讲，其演进轨迹就折射着这种一招鲜、一刀切、运动式的“规范”思维，主观上我们一直奢望着用一套办法解决国企的问题，一包就灵、一股就灵，拨改贷、贷改投、债转股，每一剂药方都饱含着灵丹妙药老少皆宜的希冀。而每次改革政策出台后，客观上又缺少对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进行跟踪分析的实证研究。这些文化背景和政策导向，可能是演成目前国内经济学管理学研究方法中重规范轻实证的偏食现象的主因。如何倡导和激励专家学者和企业管理者多做一些实证研究，使改革指导理论尽可能地贴近企业经营管理的客观需求，是我们的经济领导和政策制定部门今后需要注意的问题。
今年春天，明茨伯格先生应邀来中国一些大学讲演。据悉，他和我们的企业家听众有一些现场思想交锋，打了“空对空”导弹。感觉所谓交锋还是来自这位实证方法运用大师不习惯不理解中国听众的思维模式，我们一般还是希望听见到底是“好”还是“坏”的价值判断从而得出“应该怎样”的具体行动指南。比如管理结构，层级式、网状式、扁平化等等，到底哪个更好，更符合规范，回到企业就可以去实施。而明茨伯格却说：“我只想利用这个研讨的机会，开拓我们的思想”。
讨论多年企业改革的一个热点是法人治理结构问题，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学界和舆论对“新三会”普遍推崇并引以为国有企业改革规范的时候，国内汗牛充栋的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著述中，却鲜有对我们二十多年来合资企业及十几年来上市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实际运作的大量例证结合企业的兴衰成败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章。如果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们多给我们呈现一些治理结构、管理结构和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我们或许会对德鲁克在世纪之交出版的《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一书中的下列论述有更深的理解，德鲁克再次谈及他对管理学有关假设之一“企业应该具有，或必须具有一种恰当的组织形式”的修正时写到：“所谓一个恰当的组织形式是不存在的，只有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每个组织形式都有独特的优势、局限性和特定的应用方式。”“与其探寻恰当的组织形式，管理学界不如学会寻找、发展和检验适合有关任务的组织形式”。
忽视实证方法的问题不光出现在企业管理方面，还表现于我们的媒体，对各种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事件的解读，往往都先以规范而非实证进行。偏长人文的专业教育弱化了运用实证的意识，再陶醉于无冕之王的美誉，一些记者编辑很容易跌入以价值评判来代替事实分析的迷误中而不自知，结果常常是片面的舆论把公众引入认识误区。
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告诉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格物致知”，字面上很像实验科学，其实不然。“格”不是“验”、“做”，而是“想”、“参”，观察外物反思内省而修圣贤之德。胡适曾讲：“中国的士大夫从来没有研究自然的风气，从来没有实验科学的方法，所以虽然有‘格物致知’的理想，终不能建立科学”。他的“拿证据来”成为科玄之争中科学思维的形象口号。这里讲的是自然科学，但愿我们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学风可以有一个好的转变。如果把党所倡导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四字借作实证和规范相结合的科学方法来认识和运用，无疑要比古代贤明的“格物致知”高出一头。
党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期而艰巨、丰富而翔实的伟大实践为我们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以及企业管理实践者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科学研究平台，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把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科学实证精神结合起来，探索总结具有时代特征的创新管理科学理论，就一定能够创造更多更新的经济和管理奇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