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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日关系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北方领土问题
俄日之间的领土纠纷十分复杂，一些学者指出：“复杂的历史和法律背景下的南千岛 群岛问题是俄日关系领域最为困难的议题。”[1](p337)
(一)苏日之间的领土纷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出兵占领了择捉、国后、色丹和齿舞四岛(即北方四岛)， 并于次年2月把这四个岛屿编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版图。1946年1月，在驻日盟军最高统 帅部对“日本领土包括的地域”和“日本领土除外地域”进行详细定义的命令中，把“ 千岛列岛(包括择捉岛和国后岛)、齿舞群岛、色丹岛”均列为“日本领土范围之外地域 ”。可见，当时苏联对该领土的实际占领是得到美英支持的。而且，至少从战后到1955 年，日本也认同了这种事实，在当时日本出版的不少地图中都把北方四岛划为苏联领土 。
但随着战后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美国对苏、日的战略由“联苏反日”转变为“扶日 反苏”。1951年9月4日美国不顾苏联等许多国家的反对，联合50多个国家，举行了旧金 山和会，并于8日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但苏联没有在和约上签字。(注：奥·特罗扬 诺夫斯基在其回忆录中指出，苏联外交在1951年犯了一个大错误，没有参加旧金山会议 ，拒绝签署在那里制定的对日和约，其结果是日本人更有可能觊觎千岛群岛的4个岛屿( 参见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 99年版，第250页)。后来，日本抓住这一点，认为尽管《旧金山和约》规定日本放弃对 千岛群岛和南萨哈林的一切权力与要求，但是日本放弃的对象应该是和约的签字国，苏 联没有签字，不是条约的直接参与者，因此不是放弃的对象。)和约第二条(c)规定：“ 日本放弃对千岛列岛及日本于1905年9月5日在(俄日)《朴茨茅斯条约》中所获的桦太( 即库页岛)之一部分及其邻接各岛的一切权利、权原和请求权”。
就是这条看似很明确的表述，却引发了以后长期的争论，其焦点是如何定义“千岛列 岛”?它是否包括北方四岛?对此，苏、美、日三方各有不同理解。
苏联对该款的立场是：千岛列岛包括北方四岛，而且认为，根据《雅尔塔协定》这些 领土业已五条件和无保留地转交给苏联，同时日本政府也完全接受了《波茨坦公告》， 因此日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对千岛群岛有所要求。而1951年9月5日，杜勒斯代表美 国政府在旧金山和会上发言，指出旧金山和约所记载的“千岛群岛”这一地理名称不包 括齿舞诸岛。美国转而支持日本对“北方四岛”中的齿舞岛提出主权要求，即由“北方 四岛归属苏联论”转为“一岛归属日本论”。日本政府对千岛列岛的解释是：第一，从 历史和地理看，色丹和齿舞从来就属于日本北海道；第二，色丹和齿舞不属于千岛群岛 (即不属于“日本在和约中放弃权力的部分”)；第三，千岛列岛范围应包括北千岛和南 千岛。可见，直至旧金山和会，日本政府认定苏联非法占领的日本领土只是齿舞和色丹两岛，而不是现在所说的“北方四岛”。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国内在政治上要求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大，1954年上台的鸠山 在外交上提出了与苏联复交、加入联合国的任务。1955年6月3日，鸠山内阁与苏联政府 在伦敦正式开始谈判，中心议题就是领土问题。1955年9月，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国会 议员访苏团时表示：“苏联可以考虑在一定条件下把齿舞和色丹移交给日本。”为实现 加入联合国的目标，鸠山基本上接受了苏方的提案。
1956年的《苏日联合宣言》第9条规定：“日本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同意，两 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后，就缔结和平条约继续谈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鉴于 日本国之希望，并考虑日本国之利益，同意将齿舞群岛及色丹岛移交给日本国。但这些 岛屿应在日本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缔结和平条约之后方能现实移交。”尽管在 1956年底，苏日两国均完成了对《苏日联合宣言》的批准手续，但根据《联合宣言》规 定，两岛的“现实移交”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必须在苏日缔结和平条约之后。所以宣言 的批准还不能使齿舞与色丹自动归还日本。
而且鸠山开展的“自主外交”实际上还要受到美国因素的极大限制，而美国并不希望 苏日和解。1957年5月23日，因美机被苏击落事件，美国国务院对苏联发出抗议备忘录 ，声明“齿舞、色丹和南千岛都是日本领土”，即由“一岛归日论”转为“四岛归日论 ”。在日美新的安保条约使苏日关系更加复杂化的情况下，1960年1月7日，苏联外长葛 罗米柯向日本驻苏大使门协递交的备忘录中，对移交齿舞岛和色丹岛提出了两个前提条 件：必须从日本领土上撤出所有外国军队；要在苏日缔结和平条约之后。2月5日，日本 回函苏联政府，拒绝接受苏联提出的条件，并表示：“不仅对齿舞群岛、色丹岛，而且 对日本其他固有领土将一直要求归还。”1966年1月，日本外相椎名在与葛罗米柯会谈 时，正式提出“国后、择捉是日本固有领土”的主张。日本政府由“两岛主权论”转为 “四岛主权论”，激怒了苏联，此后苏方多次表示苏日之间不存在任何领土问题。
直到1991年4月18日，戈尔巴乔夫和海部在东京发表《苏日共同声明》，苏联方面才重 新承认领土问题的存在。声明中指出：“将考虑双方对齿舞群岛、色丹岛、国后岛及择 捉岛的归属之立场，苏联与日本对包括领土划定、缔结和约在内的各种问题进行了详细 而彻底的会谈。”但此后不久，苏联剧变、戈尔巴乔夫下台，使得日本与苏联的纷争延 续到了与新俄罗斯的关系之中。
(二)俄日关于领土问题的立场
1992年9月29日，俄日两国外交部第一次共同编定《关于俄日领土问题历史之共同资料 集》(The joint compendium of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the territorial
issue)。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在该文件中承认两国间存在领土问题。
1993年10月的俄日《东京宣言》声明：承认“两国存在领土问题”，并明确列举了齿 舞、色丹、择捉、国后四岛岛名；俄日将依据过去达成的协议、条约和其他相关文件， 按照法律与正义原则解决领土问题；规定了“先解决四岛归属问题”、“然后缔结和平 条约”、最后“实现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的程序；日本与苏联迄今所签订的一切条约 及其他国际条约，在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继续适用。
1998年4月，桥本首相邀请叶利钦总统访问日本，并提出解决领土问题的“川奈提案” ：先在法律上划定以北方四岛北侧为俄日边界线，俄方可以暂时拥有北方四岛的施政权 。很显然，日本的策略是先让俄罗斯在法律上承认北方四岛是日本领土，然后再收回施 政主权。但叶利钦没有明确表态，紧接着，1998年11月叶利钦在莫斯科与来访的小渊会 谈中，提出了“俄方方案”：搁置领土问题，先缔结和约。俄方的用意是要把领土问题 与缔结和约分开处理，这与日本的方针相反。
普京接任总统后，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发生如日本所愿的变化。2000年9 月，普京在同森喜朗会谈时，指出俄罗斯在解决领土问题上有几个障碍：舆论反对、安 全上令人担心、国内政治环境不允许。2001年3月森喜朗访俄，俄日双方发表了《伊尔 库茨克共同声明》确认，两国谈判的出发点和基本的法律文件是《苏日联合宣言》，并 在此基础上，根据《东京宣言》解决四岛归属问题后，缔结和平条约。但日俄对伊尔库 茨克声明的理解有很大不同。
日本把1956年《苏日联合宣言》理解为苏联已经在法律上承诺把两岛归还给日本，现 在俄罗斯又同意把“解决四岛归属问题”写入《伊尔库茨克共同声明》，这就等于俄罗 斯承认“北方四岛”是日本领土。“解决四岛归属”即等于“日本收回该四岛”。于是 日本提出“先收回两岛，然后对择捉、国后两岛进行谈判，把四岛全部归还给日本后， 缔结和约”。但负责对日谈判的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洛修科夫于2001年4月4日指出：“ 1956年宣言只规定要归还两岛，因此没有必要对国后岛和择捉岛进行谈判。”
2002年2月2日川口外相和伊万诺夫外长在东京会谈，两国外长再次确认了迄今的所有 协议，并同意就包括四岛归属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讨论。但在 同年3月13日举行的俄日副外长会晤上，俄方重提2001年4月的立场，强调把齿舞、色丹 与国后、择捉的谈判同时并进的形式对俄罗斯来说是有困难的。2003年1月小泉对莫斯 科的访问仍没有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领土问题的办法。
(三)俄国内在领土问题上的不同声音
俄罗斯国内，在四岛问题上立场最为强硬的是远东地区的几个州。其次，在各派政治 力量云集的杜马内，在领土问题上保持高度一致。1998年2月，国家杜马通过了《国家 领土法》，在法律上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出让领土程序：国家杜马的批准、全民公决的通 过以及所在联邦主体的同意。《国家领土法》的通过增强了杜马对领土问题的参与权和 发言权，也加大了对总统、政府的牵制力度，使他们很难违背或绕过法律作出政治决断 。此外，俄罗斯的议会，主要是杜马在对外决策机制中还发挥着一定的制衡作用，这不 光体现在它是重要的决策主体，也体现在它是决策取得合法性的一个途径。[2](p100、 173-176)
2001年9月，根据萨哈林州长的提议，在南萨哈林召开了俄日领土争端的听证会。由代 表萨台林(包括四岛)、勘察加、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等州的150名代表参加。与 会者向国家杜马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加强俄罗斯方面在领土问题上强硬立场的建议，并提 出在杜马内部讨论这一问题。根据这一提议，2002年3月18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召开了 主题为“南千岛群岛—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的议会公开听证会。听证会由三个重要 的杜马委员会发起：安全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和地缘政治委员会。听证会上，杜马 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戈津强调了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主权的绝对合法性，认为对此没 有任何法律上的争议。他指出，俄罗斯对四岛主权的法律基础是苏、美、英于1945年达 成的雅尔塔协定。同时，罗戈津批评了俄罗斯执行权力机关，认为它们在90年代初毫无 理由地承认在俄日之间存在领土问题并同意就该问题与日本方面进行讨论。罗戈津在自 己的结语中，建议俄罗斯在解决与日本关系中问题的立场应该是“不做任何领土上的让 步”。他对杜马议员说，“如果我们不尊重自己，特别是在最主要的领土、主权问题上 不能捍卫自己的尊严，我们就无法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寻得尊重”。[3]与会的其他杜 马议员的发言则更加激烈，而且还涉及到了领土以外的俄日关系。此次杜马听证会的主 要结果是，批准了一份面向总统、政府和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的“倡议书”，其实质 内容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强调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的绝对主权。
当然，在俄罗斯国内也有主张归还四岛的声音。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以科济列夫为首的 亲西方外交官和其他部门的官员、少数知名记者和学者以及北方四岛的部分居民。[4] 他们的理由主要包括：苏联对四岛的实际占领是在日本正式投降以后，而不是在战争进 行期间；苏联单方面把四岛纳入自己的疆域之内，违背了国际法；雅尔塔协定只是苏、 美、英三国协调的产物，不能作为苏联拥有四岛的法律依据；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 应该遵守1956年的《苏日联合宣言》等。但归还派的影响较之国内反对归还的声势显得 微乎其微。目前，主导俄罗斯社会舆论和民众心理的仍是在领土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此外，俄罗斯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自己对俄日关系中领土问题的看法。阿列克谢·阿尔 巴托夫指出，“俄罗斯方面的主要优势在于，俄罗斯在二战结束以后一直占据着这些岛 屿；日本方面的弱势在于，日本输掉了二战和四岛。毫无疑问，如果双方作一下换位， 日本方面也不想听到归还领土的声音……为了克服两国国内由于爱国主义情绪引起的强 烈反抗，特别需要有经济、政治和战略的举措作为推动力，以使两国的政治领导人能够 作出相应的让步和达成妥协”。[5]另一位俄罗斯学者丘格罗夫认为，俄日双方无疑都 想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但问题是，双方寻求达成妥协的政治意愿不强。如果双方都很 想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找到。[6]他认为，俄罗斯不仅仅应该最大 程度地同意就领土问题进行认真讨论，还应兑现1956年宣言的诺言，即在签署和平条约 的情况下，先交还两个岛屿，然后就另两个进行谈判。丘格罗夫还提出要参考中日两国 解决领土问题的办法。同时，丘格罗夫强调，全球化为领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如 果边界问题变得不再重要，那么日本对领土要求的愿望就会降低，经济合作的机制也将 会居主导地位。
二、新世纪的俄日关系发展
俄日关系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从历史上看，仅在20世纪，俄日之间就发生了两次大 规模的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苏日又分属不同的敌对阵 营，互不信任。当然，苏日之间的关系在冷战期间也有过一些缓和，如1956年鸠山访苏 、1973年田中访苏，以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苏联解体前对日本的访问。冷战结束后 ，俄日双方为两国关系的改善进行了积极努力。但俄日两国的目标不同，俄罗斯希望获 得日本的大规模经济援助，而日本则志在北方领土问题的解决。1993年的《东京宣言》 和1997年的“叶利钦—桥本计划”似乎表明，双方在各自的立场上有所松动。但是，两 国在政治高层上的灵活和共识，并不意味着两国国内民意的相应转换。相反，俄日两国 的政治反对派为赢得选举，不断在敏感的领土问题上大做文章，鼓动民族主义情绪，以 至于俄日任何一位当权首脑都无法作出实质性的妥协。由此，俄日两国预定在上个世纪 末签署和平条约的计划并没有实现。一般地说，叶利钦时期的俄日关系，较之苏联时期 还是有所推进。带着遗憾和希望，俄日关系走进了新世纪。
(一)新世纪俄日政治关系调整
世纪之交，俄罗斯和日本的国家领导人几乎同时发生了更替。2000年初，普京担任代 总统，并于3月正式当选总统。日本前首相小渊由于病重，在2000年4月不再担任首相职 务，由森喜朗继任。但是两位新领导人在外交上的手腕却大相径庭，森喜朗的急躁和普 京的沉稳，使得俄罗斯获得了对日关系的主动。
由于国内的政治信任危机，使得森喜朗在对俄关系上显得有些急功近利。他希望能在2 000年年底与俄罗斯签署数代日本领导人都未能实现的夙愿——签署和平条约，并一举 解决领土问题，以取得国内信任。但俄罗斯方面显然不急于签署和平条约和解决领土问 题。普京访日前夕，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在2000年2月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指出，指望 在2000年底签署和约是幻想。
为实现在年底签署和约的既定目标，日本政府一反常态，在对俄外交上变得异常主动 ，频频示好。然而普京并没有为日本的“蜜糖”所迷惑，在涉及国家利益问题上，普京 显得比其前任还要谨慎。在访日前夕的记者招待会上，普京明确表示：俄罗斯承认与日 本之间存在领土问题，但谈不上俄罗斯将南千岛群岛(北方四岛)交给日本的问题。在随 后的会谈中，森喜朗再次谈到1998年日方提出的先划定国界、后协商行政管理权的“川 奈提案”。普京表示不能接受“川奈提案”，但准备继续对话，尊重两国间的协议，包 括1956年的《苏日联合宣言》，即缔结和平条约后归还齿舞群岛和色丹岛。
2001年3月，森喜朗和普京在伊尔库茨克再次举行首脑会谈，这也是森喜朗作为日本首 相与普京的最后一次会晤。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的《伊尔库茨克声明》，再次确定1956 年《苏日联合宣言》的法律效力，但对于日方强烈要求的重新设定签订和约期限的要求 俄方未予接受，只表示愿意为尽快找到两国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而加紧谈判。
伊尔库茨克首脑会晤后不久，在2001年4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前卫生部长小泉纯一 郎获胜。针对前任领导人在对俄外交上的不力，小泉组建了新的外交班子，并要求外务 省于2002年秋之前完成新的对俄政策。小泉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想摆脱国内困境，从稳固 和提高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出发，希冀通过日俄关系的改善与突破，达到自己的国内政治 目的。
此外，虽然日本在1997年就提出了欧亚大陆外交，但是从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 看，日俄关系仍然很薄弱。日本也意识到了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紧迫性。2002年川口外 相访俄时强调：“日、美、中、俄的相互关系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发展与稳定有重大意义 ，但其中最弱的是日俄关系，这对双方都是一个损失。”在国际关系中，“日俄关系应 该互补”。
在俄日关系发展的过程中，“西方七国”(后来是八国)会议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 997年6月丹佛会后不久，日本方面就推出了重要的对俄关系三原则。俄罗斯学者帕夫连 坚科认为，新世纪俄日关系的转折点是2002年7月两国元首在“八国首脑”会议上的会 晤。[7]此次会晤中，双方提出了要推动高层的接触。在此基础上，日本首相小泉于200 3年1月对俄罗斯进行了访问。
此次小泉访俄的主要成果是签署了“俄罗斯—日本行动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为 双边关系注入实质性内容，深化相互理解和互信。“行动计划”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涉 及：深化政治对话；为缔结和平条约继续谈判；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在贸易—经济领 域内的合作；发展在国防和护法领域内的合作和发展两国文化和人员交流等几方面内容 。
俄日领导人对“俄罗斯—日本行动计划”均给予了高度评价。普京认为该行动计划是 深化双边合作的“系统性文件”，为发展两国全方位关系建立了平台。小泉则将其比作 “航海图”。“俄罗斯—日本行动计划”面向的是5—10年的中期前景。
除了“行动计划”之外，两国还发表了《俄日共同声明》。俄罗斯在《俄日共同声明 》中确认：“俄罗斯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在声明中也明确作 出了一系列的承诺：日本表示将“积极促进两国包括在ARF(东盟地区论坛)等在内的亚 太地区的合作；日本欢迎俄罗斯参加ASEM(亚欧首脑非正式会议)活动的努力”；“日本 支持俄罗斯参加WTO”，并允诺“根据俄需要，将向俄提供必要的知识和经验”。在这 次访问中，最具现实意义的是双方在能源领域内的谈判。日本对与俄罗斯开展能源合作 表现出了空前热情。在与普京会谈时，小泉甚至动员俄罗斯建设从东西伯利亚到纳霍德 卡的输油管道。
相比较而言，如果俄日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上找不到一条新的道路和思路，如果它们 没有当初法德抛弃历史前嫌的勇气，那么“领土问题”恐怕还要长期横亘在两国关系正 常化的道路上。
(二)俄日在能源开发领域的合作
虽然俄日在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障碍很多，动力不足，但两国在能源领域内的合作还是 有着比较广阔的前景。
1973和1979年石油危机后，在日本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对石油供应的脆弱性一定要降 低，这是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1993年4月，日本通产省推出了一份题为“能源安全与 环境问题”的报告，包括四个部分。该报告建议日本政府：要与能源供应伙伴保持友好 关系，并使伙伴多样化；建立独立的能源发展项目；降低对石油的依赖，提高利用的效 率；采取措施阻止能源灾难。在确保能源供应伙伴多样化上，俄罗斯是通产省的首选。 通产省官员在1994年估计，俄罗斯将能为日本提供30%的液体天然气和满足日本5%的石 油需求。基于此，通产省在1994年提出了提高对俄投资与贸易的计划。
当前俄日能源合作主要集中在几个大的项目上。
其一是“萨哈林1号项目”，美国出资30%，俄罗斯出资20%，印度出资20%，日本出资3 0%(在日本出资中，日本政府石油公团出资50%，其余为日本企业出资)，该项目正准备 开始产油。其二是“萨哈林2号项目”，总投资为100—120亿美元，由日本出资45%(三 井物产公司出资25%，三菱商事公司出资20%)，其余55%由英荷石油公司出资。该项目已 经开始生产原油。此外，据日本三井物产公司能源本部萨哈林开发部副部长川岛文信透 露，日本大企业正在研究“萨哈林项目3号至8号”的开发计划工作。[8]
这些合作项目能走多远还很难确定。其中潜力最大的是萨哈林1号和2号项目。这两个 项目有望在2005年以前实现向日本输送天然气。但是，主要能源消费者，日本的实业公 司在1999年3月宣布，得益于日本经济衰退和油价下降，直到2010年都有足够的天然气 合同。[9]而且日本实业界估计，日本在2020年以前不需要从伊尔库茨克的管道运送天 然气。
虽然日本实业界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存在着变数，日本政府，特别是通产省 ，一直压日本实业界涉足萨哈林和伊尔库茨克的油气领域。从长远的能源战略来看，日 本想改变对波斯湾石油供应高度依赖的状况。对萨哈林的投资和在伊尔库茨克的立足点 ，可以保证日本在一旦波斯湾形势发生剧变的情况下，有另外一个稳定的能源供应渠道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日本是把能源与地缘战略放在一起考虑的。日本的战略不仅是保 证从俄罗斯获得能源，而且还把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视为巩固地区合作以及增加日本外 交权重的一个途径。[10]
俄日能源合作领域中最令人注目的新动向是“俄罗斯太平洋输油管道项目”。俄罗斯 原计划铺设从安加尔斯克至中国大庆的输油管道，即“中国方案”，这是中俄两国能源 合作的重点项目之一，双方已就此项目进行了数年论证，有关合作单位已签署了相关协 议。
事态的变化发生在2003年1月，日本小泉政府反对中俄间已有协议的能源管道合作方案 ，提出了所谓的“太平洋线路”方案。此后，俄联邦政府工作会议于2003年3月13日提 出了俄远东原油出口管道的“折中方案”。该“折中方案”把中方提出的安加尔斯克— 大庆输油管道与日方提出的安加尔斯克—纳霍德卡管道合二为一，希望建成干线从安加 尔斯克不经过中国国境，直接通往纳霍德卡，另建一条支线经外贝加尔通往中国大庆。
日本方面既排斥折中方案，更反对安大线，极力争取的是安纳线，即从俄西伯利亚的 安加尔斯克，沿着贝阿大铁路，在贝加尔湖北面，直接铺到靠近日本海的俄远东港口纳 霍德卡。日本在管线走向问题上多次表明了自己的决心，并通过高层接触极力进行斡旋 。2003年5月，小泉再访俄罗斯，并在同普京的会谈中强烈要求俄罗斯对通往日本海沿 岸的安纳线优先施工。6月，日本又分别派前首相森喜朗和外务大臣川口赴俄游说。川 口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优先修建安纳线，日本将提供75亿美元的资金，协助俄罗斯开 发西伯利亚新油田。7月，能源厅长官宫本严访问俄罗斯，转达了日本政府将提供低息 贷款支援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油田的开发，并提供日本石油开采技术的意向。尽管如此， 俄罗斯对日本方案仍有很大的顾虑。首先，安加尔斯克—大庆管道全长2400公里，2005 年将投入运营，投资少，见效快。安加尔斯克—纳霍德卡线路全长4000多公里，地形复 杂，施工条件艰难，投资金额自然将远远超过前者。其次，俄罗斯副外长洛修科夫认为 ，通往中国的管道有足够的石油，而通往纳霍德卡的管道更粗，目前尚无那么多的石油 。第三，虽然俄若修建通往远东纳霍德卡的管道，把石油运到海港，可能有更多买主， 可以讨价还价而控制产品的销售，但是，洛修科夫副外长承认：若是铺设通往中国大庆 的管道，“按照稳定的合同价格向中国出售石油，无论世界石油价格涨跌与否”，会“ 很稳定”。第四，即使纯粹从经济上考虑，来自日本方面的资金是否能落实，仍然是令 一些俄国专家担心的问题。十多年来，日本对俄能源合作一直是采取“政府推动、民间 投资”的模式。日本民间资本对俄能源合作一向以谨慎著称。在安加尔斯克—纳霍德卡 管道能源供应尚有大问题的前提之下，即使政府推动，日本民间资本投向西伯利亚的热 情依然有限。[11]
三、俄日关系的发展趋势
俄罗斯的学者认为，世纪之交的俄日关系处于一个很不平常的状态下。一方面，不得 不承认近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主客观的原因，使已取得的成果大打折 扣，并制约着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
从主观上看，俄日之间仍然存在着很深的不信任：日本担心俄罗斯除了需要自己的经 济援助和投资外，不会作出任何让步；俄罗斯方面则担心，日本除了北方四岛外，对俄 罗斯无所求。由于缺少足够的信任，加之复杂的国际环境，影响了俄日两国客观、长远 地评价两国关系，也使得两个国家难于为使双边关系发展到新台阶而作出应有的牺牲。 [12]
客观上，俄日两国由于国内政治的牵制，一直没能在发展双边关系上超越领土纠纷。 日本坚持先解决北方领土的主权归属问题，而俄罗斯则主张首先考虑合作开发事宜，这 一微妙的差异反映出双方基本立场的不同。(注：整体而言，俄罗斯主张采用“福克兰 群岛方案”，即对有争议的岛屿进行共同管理，两国应该先缔结和平友好与合作条约， 边界问题以后解决。日本提出采用“香港方案”，即俄罗斯继续管理有争议的岛屿直到 规定的一个期限。)影响两国关系深化发展的另一客观因素是，在两国各自的外交战略 中，对方都还只是居于次要地位。日本是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俄罗斯的外交重心仍 是发展与独联体、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的关系。在发展两国关系的过程中，双方都不会不 考虑自己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另外，俄日关系的演化难免受制于亚太地区大国力量对比 关系的影响。亚太地区存在着四个大国、六对双边关系和四组三角关系，在这种错综复 杂的大国关系网中，每一组双边或三角关系与其他组合关系之间，都存在着互动与制约 的关联。
基于以上的分析，事实上对俄日关系发展的具体前景作出准确判断是很难的，但这并 不影响从理论上对两国关系的大体走向作一分析和预测。俄日关系总体走向从理论上讲 ，大致有四种可能性：倒退、停滞、正常化、发展。
倒退是指两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重要领域的关系全面后退与恶化。但从国 际环境、两国外交战略、两国民意看，俄日关系今后出现全面倒退的可能性不大。就国 际环境方面，俄日发展友好关系，有利于大国之间的利益平衡，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 两国重视亚太地区的外交战略也体现了彼此对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视。另外，在俄日两国 内，“中国威胁论”都有一定的市场。俄日合作中不排除还有牵制中国的意图。特别是 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内的合作，几乎很少受领土等负面因素的影响，而是不断升级。 (注：即便是在俄日整体关系较为冷淡的1994—1996年间，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内的 合作仍不断发展。1994年，俄日建立了关于安全问题的对话论坛；同年12月，俄罗斯国 防部副部长格罗莫夫访日。到1995年底，俄驻北方领土的兵力削减到3500人。1996年4 月，日本防卫厅长官访俄，与俄国防部长会谈并达成军事交流协议；5月，俄罗斯远东 军区司令切瓦托夫访日。1997年，双方签订《军事合作议定书》，规定要互相通报大规 模军事演习情况，交流国防政策和情报的要点，建立军事代表团定期互访、军事专家定 期协商的机制，互派观察员观察对方的军事演习等。)2001年3月，由俄罗斯舆论调查机 构“舆论基金”，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市、莫斯科州、俄罗斯中央欧洲地区、乌拉尔及西 伯利亚、远东和萨哈林州5个地区，以18岁以上的男女共3300人为对象进行了一次广泛 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俄罗斯人感到最亲近的国家排位是：法国(19%)，德 国(14%)，美国(12%)，日本(11%)，英国(8%)。另外，94%的俄罗斯民众和34%的日本民 众希望俄日合作。因此俄日关系倒退的可能性很小。
停滞是指两国在领土谈判、经济合作、国际合作方面原地踏步。俄罗斯虽不愿在领土 问题对日让步，但却希望同日本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同时，日本出于经济利益和外交战 略考虑，也希望利用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开展对俄合作，以使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让步 。从远东输油管道铺设的波折来看，日本已经下了较大的决心参与俄罗斯远东能源开发 ，其把领土问题与经济合作挂钩的固有立场有所松动；而从俄罗斯来看，在远东能源开 发问题上，俄罗斯希望外来合作者多元化，这其中当然包括与日本的合作。正因为俄日 之间出现了这种极为微妙复杂、但却又是希望积极利用合作的关系，今后两国关系走向 “停滞”的可能性也就变得很小。
正常化。日本对“日俄正常化”的定义由两个明确程序组成：首先，俄罗斯把北方四 岛归还给日本，然后，两国缔结和平条约。由于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作出妥协的余地很 小，如果日本不改变“日俄关系正常化”的定义，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日关 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很小。
发展指的是在正常化的基础上，两国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国际合作。从逻辑上说， 没有“正常化”，就不可能有“发展”。但作为现实，今后俄日关系最大的可能性恰恰 是“在没有正常化的情况下，两国会进一步发展关系”。这一判断的根据是：俄日关系 中非对抗性成份上升，如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利益以及军事领域的非对抗性因 素都在增加；俄日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合作会给双方都带来巨大利益。目前俄 日经济合作程度偏低的状况迟早会有转机，俄日在国际政治方面相互合作的课题增多， 双方都需要加强合作，全球化、一体化、地区性以及次区域性合作、反恐、环保等重大 时代课题都要求相邻的俄日两大国在各个层次加强对话与合作。问题是，俄日在没有实 现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下发展两国关系，其速度会是快还是慢?会顺利发展还是在摩擦中 发展?由于两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北方领土虽不致使俄日关系走向对抗，但却 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日本与俄合作的热情。因此，今后俄日关系很可能是在慢性摩擦中 渐进发展。
总之，俄日关系中的领土问题具有长期化、甚至停滞化的趋势，如果俄日双方均不改 变对待领土问题的态度，和平条约的缔结将有可能长期难以完成。但在经贸交流、特别 是在能源合作开发方面，两国会在乎等互利的基础下逐渐扩大合作。因此俄日关系基本 会是“叶利钦方案”的兑现：搁置领土争议，全面发展两国关系。但日本国民难以摆脱 “北方领土情结”，北方四岛不收回，日本人就无法宽容对待俄罗斯，这种情结会时常 演变为反俄舆论，阻碍日本政府对俄经济、政治合作。据此可以判断，今后俄日关系虽 仍将向前发展，但不会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