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左传》的虚拟成分与文类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传论文,国语论文,成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语》与《左传》是继《春秋》之后我国最早的两部史著。作者及成书年代至今多有歧见，难于定论。本文以为，《国语》虽属国别史，各国所占分量却极不均衡，且各篇体式不一，风格迥异，《齐语》又是《管子·小匡》的简化，可见不但非一人所撰，亦非一时之作，当是战国时期多人相续、缀合成书。《左传》作为《春秋》之传，体式、风格、文字是统一的，或成于一人之手。因其多次预言齐国终归陈氏（即田氏），成书年代最早也在公元前379年田齐取代姜齐为诸侯之后；作者左氏，并非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也非西汉的刘歆，因缺乏可靠资料，姑且存疑。
《国语》与《左传》虽是史书，却又都是早期叙事之文，具有很强的文学性。特别是《左传》，在塑造人物、铺叙场景、结构情节、讲求笔法诸多方面对后世叙事之文尤其是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叙事史作与早期小说的根本分别就在于内容的虚与实——是自觉虚拟，还是史迹实录。本文讨论的问题是：保存了大量史料的两部史著也程度不同地羼入虚拟的叙事，这些非史之文或为传说，或属今之所谓小说或小说成分。
一、从人物长话看虚拟
《国语》二十一卷，上自周穆王征犬戎，“下迄鲁悼、智伯之诛”①；《左传》则写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纷繁交往与斗争。其时，乃是史官手捧简策记录言论、事件的时代，使用的文字应是“六国古文”（字形可参看刘承干《希古楼金石萃编》卷八所载“魏正始三体石经”）。此种记录方式决定所记只能为简略数语，无法繁细而冗长。《春秋》以及《竹书记年》中某些实录性文字就是此等记事的明证。记事也有较为明细而完整者，《墨子》转述的几种“春秋”所记鬼神异事就是显例，但至多也只百多字，原文也应相差无几。记事尚可事后追记，比较从容。至于记言，由于记忆的局限，则无法记下絮絮长言，只能记录精要之语。《论语》一书应是孔门再传弟子在孔子卒后数十年汇集编纂而成，其中不乏七十二弟子的记录文字，故而可信性强。《汉志》谓“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当非虚语。而这位大半生以讲学为业的儒圣，被众多弟子记录、保存下来的言论竟然全是寥寥数语，较长的一段是《子路篇》“野哉，由也”一章，也只83字。最长者还有《季氏篇》“将伐颛臾”章，孔子分别说了三段话，合计205字。崔述疑其非《论语》原文，并将其言过长列为五个疑点之一：“《论语》所记孔子之言皆简而直，此章独繁而曲，其文不类一也。”②崔氏之疑即使不论，《论语》的简略也足以说明当时对于言语记录的真实状况和局限性，数百言甚或千言的长篇大论根本无法记入简策。今之所见先秦史书的此等长话，应是私人著述的个人发挥和虚拟产物。《国语》中偌多由人物长话构成的洋洋大观之文也应属于这种情况。
《国语》与《左传》一样，并非史官的记录文字，而属私人著述，是在事过数十年、百数十年乃至距周穆王数百年后利用某些资料编写的。它对周王、诸侯与公卿广称谥号，全然无视史官记录的称谓，不仅远离称谥严格的《春秋》（对未死或死而未谥者概不称谥），也比姓名与谥号混称的《左传》走得更远，全无顾忌。不仅如此，《国语》的许多人物在各种特定场合长篇大论，慷慨陈词，动则数百言，乃至千言，与当时记录状况极不相称，只能出自作者的生发与虚想。其中以《周语》、《齐语》、《郑语》、《楚语》最为突出。
《周语上》写宣王即位，“不籍千亩”（不行亲耕籍田之礼），虢文公一口气谏了五百多言，讲了自古以来行此春耕之礼的方方面面，实是一篇有关上古从天子到百官恭行此礼的周详解说，由此可见其时农业的重要地位。但不能将它看作实在的虢公之言，而是作者借进谏之口将其所了解的有关知识极尽铺陈、发挥的产物。末尾又将宣王不听虢公之谏与其于三十九年（前789）败于姜氏之戎牵合起来，更是荒唐，故遭柳宗元非之：“夫何怪而不属也。”③与此相似的是《周语中》写定王以“肴烝”宴请来聘的晋卿随会。随会问相礼者：“吾闻王室之礼无毁折（指用整个牲畜），今此何礼也？”定王得悉此问，就用四百余言讲解王室所用“全烝”、“房烝”（即半烝）、“肴烝”之礼的不同用途与细致分别。且不说定王未必会对客人如此解说三烝之礼，即便有此解说，记言的左史也无法如实录下。它也应是作者借定王之口大力生发、虚拟的产物。《周语下》写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谷、洛两水“将毁王宫”，灵王“欲壅之”，太子晋谏阻，谏语长至一千二百余言；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将铸大钱”，单襄公谏语达四百余言；二十三年又“将铸无射（大钟）”，单襄公之谏更长至九百余言。诸如此类，《周语》中多有，都是作者将历史上的某种话题大肆发挥做成的文章。崔述说：《国语》是“后人取古人之事拟之为文者”④，“其语亦非当日之语，乃后世之人取前史所载良臣哲士谏君料事之词以增衍之而成篇者”⑤。这是极为中肯的见解。
《郑语》只写郑桓公姬友于周幽王八年（前774）为周司徒时与史伯的一次交谈，议题是面对西周的岌岌可危，姬友怎样可以“逃死”。两人五问五答，史伯以一千六百多言联系古事与传说纵论时势，断言周王室必衰，而楚、秦、齐、晋将兴，建议姬友暂寄妻儿财富于虢、郐，以后找机会再灭此两国而得其土。姬友于是“东寄孥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最后如《史记》所记“虢、郐果献十邑”⑥，成就郑国。且死”及侵夺他国的言语，怎好留下书面文字？《郑语》何所据而作？史伯言中竟有“凡周存亡，不三稔矣”的预言，恰与西周亡年（前771）无差，可见是事后诸葛亮把戏的不打自招。
《楚语上》第四章，写蔡声子为救受冤出亡的椒举回楚，对楚令尹子木用四百余言列举王孙启、析公臣、雍子、申公巫臣四位不得已出逃而被晋利用的楚臣，以说服子木；第五章写楚灵王以所筑章华之台为美，伍举（即椒举）一气用六百多言讲论筑台害民危国；第八章写楚灵王阻止白公子张进谏，白公便用四百多言从殷武丁再三请傅说批评自己讲到齐桓、晋文纳谏称霸以讽谏灵王；《楚语下》第一章写楚昭王问观射父，《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之意，观射父以五百多言从上古时代沟通人神的觋巫讲到重氏“司天以属神”、黎氏“司地以属民”以及其后的历史演变；第三章写斗且由于令尹子常当廷问“蓄货聚马”，回到家里便对其弟用四百余言大肆论评令尹的贪婪误国，谓其“必亡”。凡此种种，都不可能是当时史官的如实记录，而是作者根据某些史事、某人言词所作的大力生发和虚拟，虽属韦昭之谓“嘉言善语”，却非历史人物之言，多是作者借人物之口虚拟之语。
至于《齐语》，与《管子·小匡》的文字大同小异，应由后者改写而成。管仲在《小匡》中与桓公那些长篇对答，不仅不可能被史官记下，许多也不可能同时说出。那是管仲多年治理齐国的办法和经验（如三国、三军、二十一乡、士农工商分别群处之类），被后人以管仲答桓公问的形式一并说出以为总结。《齐语》略作变化，仍是《小匡》模样，与管仲的真实言语天差地别，“可见本篇是后人总结管仲改革经验的追叙之词”⑦。
《左传》注重记事，人物长话远不及《国语》之多，而数百言一段的长话仍不下十段。七百言上下者就有三段。其中左文十三年（前614）“晋侯使吕相绝秦”，很可能是事先写好的绝交书，可置不论。另外两段则是随时答问之语，似皆变改或生发《国语》之文。其一，左文十八年，写鲁宣公即位不久，莒纪公所黜太子仆“因国人弑纪公，以其宝玉来奔，纳诸宣公”，宣公非但不惩戒，反而“命与之邑”；季文子则使司寇驱之出境。事后，公问其故，季文子却让太史克作答，答话除引《周礼》广发道德议论，还讲述远古“八恺”、“八元”之“十六族”和“四凶”的由来，以及舜助尧选相去凶等“大功”。与之对应的是《鲁语上》第十一章，写的同一件事，却差异甚大：宣公“使仆人以书命季文子”，书被太史里革（即克）变改，将“予之邑”改为“为我流之于夷”。宣公后来追究，太史克云：
“臣闻之曰：‘毁则者为贼，掩贼者为藏，用宄之财者为奸。’使君为藏奸者，不可不去也。臣违君命者以为不可不杀也。”公曰：“寡人实贪，非子之罪。”乃舍之。就情理而言，太史改易君主之书，似难理解，《左传》或因此改由季文子违命处置，较为合理。但仍让太史克作答又甚悖理，恐怕就是考虑到里革在《国语》中的重要作用。两者兼顾，以致如此。不过，《左传》最大的改变还在回答宣公的话，《国语》中只三十几字，言简意赅，句句精要。而《左传》竟用七百言引经据典，议论纵横，大谈远古传说之事，显非引述史官实录，而是展示作者的才智博识，故被乾隆撰文斥为“浮夸”：“逞其文藻”、“资其强识”⑧，有背史家纪实之风。其二，左襄二十六年（前547）追记楚国伍举被冤“奔郑，将遂奔晋”，得遇好友蔡声子，申说回楚愿望。后蔡通史于楚，向令尹子木陈说“楚才晋用”的种种情况，长至七百余言。前论《楚语上》第四章即写此事，亦是《左传》本文所本，蔡的说词四百余言已远非纪实，多为作者的发挥与虚造，至此又增二三百言，征引古训，议论刑罚，自然也是《左传》作者自己的见解，一并加于人物之口。大约《楚语》所举四例并不全为《左传》作者认同，后者作了较大变改：无王孙启，而加贲皇，各段用语与重心也多有改易。声子的这番话语，在两部史书写来，竟有如此的不同，足见不是依据史料，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者对相关事件的理解和认识随意增减与发挥。
左昭元年（前541）写晋平公有疾，郑伯使子产“如晋”探问，叔向告曰：卜人谓“实沉、台骀为祟……敢问此何神也？”子产便以四百数十言大讲高辛氏之子实沉衍为参神、金天氏苗裔台骀终成晋神的委曲过程，以及自己对平公之病的见解。左昭五年，写晋韩宣子“如楚送女，叔向为介”，楚灵公却说他想侮辱宣子和叔向以辱晋国，问臣“可乎”？楚大夫薳启强发了一通半认真半讥讽的言论，长四百言，灵公只好承认“不谷之过也”。左昭十三年，曾在晋的楚公子子干回楚，韩宣子问叔向：“子干其济乎？”意即能否夺得君位。叔向用四百言论述其有“五难”，而其弟弃疾（后为楚平王）则有五利，以及子干与当年齐桓、晋文的诸多不同，无法相比。这些长话或各有某些史料依据，但其大半须由作者用虚想、发挥加以填充。这虽是推测，却是必然。
两书，特别是《国语》，这类章节还有许多，有些留待下面再谈。上述章节均非史笔，多属虚拟或对历史人物言谈大肆生发之笔。就作意而言，系借题发挥，阐发作者的见解、宏论，但又有别于作者议论。由于赋予特定的历史人物和具体场景，构成对话局面，并与史事相结合，具有某种展示人物的作用，常能塑造智者的形象，虽不甚鲜明、活脱，总有小说人物的影子。从这个角度来看，或为教化小说的先声，或为史书中的小说成分。
二、从造作预言看虚拟
杨伯峻先生说：“《左传》作者喜欢预言，预言灵验的很可能是作者所亲见的。”⑨我们既可由此“窥探这书著作年代”，还可由此辨析《左传》的一种虚拟成分，因为将已知发生过的事件蓄意变成事发以前人物的先知，就是十足的造作和虚拟。如杨先生所举左庄二十二年（前672）懿氏与妻为嫁女给陈完所作的占卜，词曰：“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没有一种卜词能将人物及其子孙的前途说得这样清楚、具体，全然合于从妫姓陈完避难逃齐做工正，至五世陈无宇为齐上大夫，再至“八世之后”的十世陈和取代姜氏成为田齐君主而“莫之与京”的发迹历程⑩。此种卜词只能是田齐成为诸侯（前389）之后作者利用当时广泛存在的迷信占卜观念虚造出来的，故朱熹就已看出《左传》是“田氏篡齐以后之书”(11)。不过，这还不是此书预言时间最晚之事，据童书业先生考证：“最晚一事为僖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从鲁僖公三十一年（前629）下数三百年，为魏惠王后元六年（前329），“此时正有子南劲取卫之事”(12)。据此，则《左传》的成书应在战国中晚期。
《左传》中的占卜预言并不止此，而更能显示人物的预言则出自超智能的先见之明。左庄四年（前690）记云：
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将齐（斋），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已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
木之下……
这位邓夫人真是神奇，在兴师之际，王说“心荡”，她就能断言“禄尽”而当死，并说只要“师徒无亏”，王自薨于途（不死敌手），就是“国之福”。后果如其言。这自然是不可能有的妄诞预言，作为王的夫人对王如此不敬也是编造。倘非作者虚拟，便是采自传说。
左宣四年（前605），写令尹子越椒造反，楚庄王遂“灭若敖氏”。其前，追述司马子良生子越椒，良兄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不杀，必灭若敖氏矣。”最后果如子文之言。子文是若敖氏最早成为楚令尹者，也是楚的名臣。《左传》便用灵验的预言将他美化，让他从出生婴儿的形貌、音声就能辨出未来的祸患，主张“必杀”。当时相面术虽已流行(13)，似不至于如此极端，只能是后人的蓄意造作。与此相同的还有左昭二十八年（前514），写叔向之子伯石参与祁盈之乱，晋顷公杀之，等于灭了后继无人的羊舌氏。随即回述伯石始生，叔向之母探视，“及堂，闻其声而还，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遂不视。”两例何其相似乃尔？原来，后者抄自《晋语·平公》第三章，文字大同小异，作者或从《国语》是例受到启发，模仿叔向母之相伯石写了子文相子越椒，互相雷同自然不免。《左传》两则都是仿改《晋语》造成的小说成分。
左襄二十九年（前544），写吴公子季札聘于鲁，见到叔孙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季札是春秋后期极重礼让的名贤，怎么可能对叔孙豹如此无礼？故杜预注作“为昭四年竖牛作乱起本”，即谓季札之语是针对六年后竖牛得专穆子家政，使穆子病中不得饮食致死而言。穆子家事，季子全然不知，其死根本无法预测，只能是了解情况的作者为这位贤公子虚拟的预言。季子此行的预言远不止此，他在鲁“观”乐，听了郑歌，竟说：“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由一首歌的繁细就能看出该国的施政使民不堪，已过于玄虚，又进而预测其国“先亡”，就不仅不是贤者之风，也不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儒士之风。应是公元前375年韩灭郑之后作者才为季子造出这样的预言。下又接写季札“聘于齐”，告诫晏子：“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谓齐国“难未歇也”。于是，“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而据《左传》后文所记，栾（施）、高（疆）之难发生在鲁昭公十年（前532），上距鲁襄公二十九年有十二年之久，季札何得预测而告诫晏子？自然也是预言。又者，季札“告诫”之后，晏子还持续参政多年，《左传》都有明白的记述，说明晏子并未“纳邑与政”。更可怪者，左昭十年，写栾、高作乱攻景公所在的虎门，晏子“端委立于虎门之外”，亲历其险，可见“免于栾、高之难”云云，乃是虚笔。作者不只虚造了预言，同时又虚造了应验的结果。下面又写季札“适晋，说（悦）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其时，范氏、荀氏的势力都很强大，距晋“萃于”韩、赵、魏“三族”之时还很遥远，所以也是造作的预言。这位大贤在一段长文记述中，竟有偌多预言事迹，还特别喜欢指点名贤，既悖其人格，更谬于史笔。此文即便杂有某些纪实成分，也只能属于早期拟史小说。
再看左僖十六年（前644）一段文字：
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这里叔兴答话构成的三个预言后来都实现了：是年鲁公子友卒；明年齐侯小白卒，导致内乱；第三年正月宋襄公会同曹、卫、邾等诸侯伐齐，五月宋独与齐战而胜之，纳齐孝公，因为其他诸侯已经撤了，正所谓“得诸侯而不终”。其实，这三件事，都在这三年的《春秋》经上明白地写着或显示着。“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也是十六年经文的原句。为《春秋》作传的《左传》就是根据上列经书为周使虚造了这些预言。由此可以窥见左氏虚拟预言的一种方法和途径。有趣的是，让叔兴造此预言之后，又让他说陨石之类是“阴阳之事”，不关吉凶，他是“不敢逆君”才信口而言。这也许如童书业所说，反映了“春秋时人宗教观念的两面性”(14)，但此等预言和故作不信之笔当非“据旧史记述”，而是作者据经文而故意造作，从而使它成为一篇在今天看来很有意味的微型小说。
《国语》篇幅虽不及《左传》之半，预言却不比后者为少，而以《周语》为最多。《周语上》第十三章写周襄王遣内史过随召公过“赐晋惠公命”，晋大夫吕甥、郤芮“相晋侯”而“不敬”使者，“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告于王：“晋不亡，其君必无后，且吕、邵将不免。”王问其故，内史过就用五百长言阐述对王不敬必受其殃之理。“襄王三年立晋侯”，至十六年（前636）晋惠公卒，“而晋人杀怀公（惠公子），怀公无胄”而绝后；“秦人杀子金（吕甥）、子公（邰芮）”。如此皆如内史预言所咒。然国君受王赐而不敬，不谓殃其本人，而谓其“必无后”；二大夫不敬则谓其本人“将不免”。所以然者，是因为作者已知那结果，故为此预言。所发五百长言自然也多出虚造。末章又写襄王遣使“赐晋文公命”，文公一反惠公，处处恭敬，使者回去便对王说：“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自然也要议论道理，但都根于对王命“敬”。其时霸者或必敬王室，敬王室者却未必能霸。亡命多年的重耳，才立为晋君，就谓其“必霸”，其为虚造的预言无可置疑。
《周语中》第七章写定王六年（前601）遣单襄公出使，假道过陈，路难行，河无桥，处处反常，“及陈，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宾不见。单子归告王曰：‘陈侯不有大咎，国必亡！’”随后以六百余言大论“先王之教”，以证违背者必定遭殃。结果，“八年，陈侯杀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陈”。如此预言加大篇议论，成了《周语》上列多章的创作模式，也是作者表现杰出古人的模式。由于作者了解陈侯因与臣子共淫夏姬而被夏征舒所杀，故让单子至陈时适逢灵公与二臣“如夏氏”，这种巧合的小说笔法更能见出虚构性和预言性。下章写定王八年“使刘康公聘于鲁”，得见“季文子、孟献子皆俭，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皆侈”，回来就对王说：“季、孟其长处鲁乎！叔孙、东门其亡乎！”议论一通俭、侈之后又说：东门“不可以事二君”，叔孙“不可以事三君”，若不早逝，“登年而载其毒必亡（逃亡）”。结果，“鲁宣公卒，赴者未及，东门氏来告乱，子家奔齐。简王十一年，鲁叔孙宣伯亦奔齐。”前者只事一君（宣公），后者只事二君（宣公和成公），只有事后虚拟的预言才会如此合榫。其实，东门子家和叔孙宣伯之“亡”，都是鲁国卿大夫间权力之争激烈的产物，与侈俭并无直接关联。“《国语》的作者，往往把不相干的事牵扯在一起，说成是因果关系。”(15)至于二君、三君之说更是荒唐，“若二君而寿，三君而夭，则登年载毒之数如何而准？”(16)所论俭侈利害自是善言，与预言结合，具有显见的教化作用。作品也是早期教化小说。
《周语下》首章写简王十一年（前575），诸侯会盟，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晋郤锜“语犯”，邵犨“语迂”，郤至“语伐”，齐国佐“语尽”，便对鲁成公说：“晋将有乱，其君与三邵其当之乎？”“齐国子亦将与焉。”结果“十二年晋杀三邰，十三年晋侯弑”，“齐人杀国武子”，逐一应验。至于所讲的道理，无非“视远曰绝其义，足高曰弃其德”，“犯则凌人，迂则诬人，伐则掩人”，“尽”则“招人过”之类，或妄诞，或迂曲，并无致乱毙命之由，非玄虚的预言而何？末章写苌弘、魏献子之死，也是预言。此不赘述。
《周语》之外，《国语》中还有多章明显的预言。如《晋语·武公》第二章写晋献公卜伐骊戎，占曰：“胜而不吉。”又谓“遇兆，挟以衔骨，齿牙为猾”，说这象征互有胜负，“且惧有口”。献公不听，伐而胜之。后因所获骊姬乱国，终得“五立（奚齐、卓子、惠公、怀公、文公）而后平。”占卜之语成了此等后果精心杜撰的预言。
虚拟预言，在后世史书中还偶尔可见，但归根到底是迷信观念的产物，有悖历史的真实性，适应小说的虚构性。上述诸作多为作者有意虚拟，故属早期小说或小说成分。后世小说的发展使虚构预言成为重要的表现手段，在结构关目、展开故事、凸显人物诸多方面日益发挥其艺术功用。
三、从鬼神、怪梦看虚拟
《国语》中含有不少上古的妄诞传说，由于置于现实人物之口，并不违背现实的逻辑，反为其时的现实性内容。《左传》不然，它为纪实的《春秋》作传，却直写一些超现实的鬼神、怪梦，成为显眼的非纪实内容。据《墨子·明鬼下》载，周、燕、宋、齐的“春秋”都有鬼神施报的记录。我们无法见到那些“春秋”文本，但可辨其真实与否。直写冤鬼杜伯、庄子仪现身报仇，无论如何不会有，传说而已。左桓十八年（前694），写鲁桓公携夫人姜氏适齐，齐襄公与姜氏通，遣彭生害死桓公，而后又应鲁的要求杀了彭生。后至鲁庄八年（前686），齐襄公“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队（坠）于车，伤足丧屦”，回宫后即遭人弑。此种描述，似借襄公遭弑之机显示彭生鬼灵报怨。作者或仿杜伯、庄子仪之报周宣王、燕简公耶？若然，便是蓄意造作的小说成分。
左僖十年（前650），写晋侯夷吾改葬太子申生。是年秋，原给申生驾车的狐突忽遇已死数年的主人。申生告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矣。将以晋舁秦，秦将祀余。”狐突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申生答应“将复请”，并说七日后曲沃西边“将有巫者而见我焉”。狐突如期见巫，被告之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于韩。”五年之后，晋侯夷吾在韩原之战中被秦俘获。看来，白日见鬼故事的制作也考虑到夷吾被俘的现实遭际，故使鬼灵“复请”。这就未必出自民间，应为熟悉史事的作者之类士阶层的造作。
左宣十五年（前594），写秦晋战于辅氏，晋之魏颗打败秦军，获其“力人”杜回。随即追记：
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尔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这就是“结草衔环”成语前半的来源，是灵鬼报恩故事。春秋时代以人殉葬之事在大贵族中偶尔有见，秦穆公以三良为殉就是显例。但极不得人心，被“君子”谓为“死而弃民”，且有怨诗《黄鸟》传世。看来，武子魏
的爱妾被魏颗以父“治命”嫁之应实有其事，故深得人心，从而形成妾父结草报恩的传说。否则，作者无从造出这等曲折的动人故事。《晋语》写悼公即位，任命魏颗之子，言及当初“魏颗以其身却退秦军于辅氏，亲止杜回”。其只言“止”，而不言“获”，《左传》之“获”或是采取“结草”传说的产物。如果不错，用此传说不止增添了文学意味，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史书《左传》的纪实性。
左成十年（前581）为经文“晋侯獳卒”作传。景公獳梦见厉鬼，“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门而入。景公惊醒，召巫问之，“巫言如梦”，并谓公吃不到新麦。后公病重，求医于秦。秦医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药不至矣。”至六月，景公想吃新麦饭，膳夫送上。公召巫来，杀之，刚要食用，忽觉腹胀，如厕而死。小臣“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上述委曲过程包含三个怪梦，而三梦皆应。第一梦厉鬼为其孙索命，源自景公曾误听谗言，枉杀赵同、赵括，故注者谓厉鬼乃赵氏先祖。此梦实是重复灵鬼报仇的虚诞之笔，只是将它装进梦境的合理外壳（妄诞之梦亦属合理）。第二梦是“病入膏肓”成语的来源，最为离奇，类乎童话，既张显医者之神，又暗示神异之力。在史书中嵌入此等虚幻之笔，实属罕见。下接景公欲食新麦以破巫者之言，而杀了巫者仍不得食，死于将食未食之际。如此安排全是后世小说笔法。第三梦虽只一句，也是造作。此段传文，谓之怪诞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二百余字笔笔皆怪。
《春秋》昭公七年（前535）载：“卫侯恶卒。”《左传》是年写卫国立新侯事。原来，卫侯恶夫人无子，宠姬媚始生子孟絷，跛足；后又生子名元。孔成子和史朝两人同梦卫之祖先康叔对自己说：“立元”，他会使孔成子的曾孙圉与史朝之子史苟“相之”。卫侯恶卒后，孔成子为絷、元分别以《周易》占筮，以确定继位者，且曰：“余尚立絷。”而最后还是同意史朝以康叔托梦解释筮词，立元为侯，即卫灵公。梦中康叔谓谁为侯，由谁“相之”，已属怪诞。两人同作此梦，更不可能，必是人为虚造。虚造者的最大可能应为孔成子与史朝本人。作者将这场以虚造怪梦而废长立幼的滑稽戏写成严肃、实在的历史，未能张显其中之假，史笔遂成怪诞文字。作者或非有意为之，仍有浓重的小说意味。此乃迷信观念带给史书作者的局限所致。内中人物，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前者虽造梦在先，仍说希望“立絷”，并解《易》词“元亨”：“非长之谓乎？”后者则说康叔为元命名，他就是“长”，跛足的孟絷“非人也”，“不可谓长”。两者之言相反而实相成，相映成趣，栩栩如生。
四、从悖理、抵牾看虚拟
《鲁语下》第十八章写“吴伐越，隳会稽，获巨骨一节，专车焉”。吴王遣使至鲁，席间“执骨”问孔子：“骨何如为大？”孔子说：“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后至”，禹遂杀之，其骨专车而“为大”。使者又问：“谁守为神？”孔子谓“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守者为神”，而防风是“守封嵎山者”。移录此文的还有《孔子世家》、《说苑·辨物》和《孔子家语·辨物》。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此章偏让他大谈神怪，有悖情理，与《论语》抵牾。大约《家语》作者（实是抄者）注意到这种悖谬，遂改“群神”为“群臣”，致使下面“谁守为神”之问失去依傍，突兀而莫名。不仅如此，且如崔述所说：“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鲁适卫矣，而吴栖越以会稽乃在哀之元年——孔子在陈之时，然则，不但禹必无戮防风之事，即孔子亦初不得有答吴使之言也。此乃好谈神怪而不考其实者之所为。”(17)本章应是蓄意造作的小说类作品。
下章写“孔子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孔子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随即大讲周初肃慎氏向武王贡献楛矢并辗转分到陈国等事。肃慎系上古部族，“居于东北长白山北，东滨大海，北至黑龙江下游地区”(18)。鹰隼被“尺有咫”的箭镞射中，还能远飞数千里，岂非怪事？故本章亦托孔子语怪，“来也远矣”云云甚悖情理，是了解肃慎氏之士为宣扬孔子博学有意虚拟之作。然其不知孔子在陈时，惠公已死多年，时为湣公，《史记》录用时始为改正；而《家语》不知，照录《国语》，《说苑》改用“陈侯”。无论何者，都是源自《国语》的早期小说。
《晋语四》第二章写重耳出亡至齐，齐侯妻以姜氏，重耳安之。后齐桓公卒，诸侯叛齐，姜氏劝重耳同子犯远行，两番话四百余言，三次引《诗》，各作发挥，且引“西方之书”（指周典籍）和管仲治国之语以激励之。又谓：“吾闻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商之飨国三十一王。瞽史之记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今未半也。”且不说背地如此长言不会让人记录，也无法记录，即其旁征博引，又远涉史迹与天文，岂是当时妇人所言？又岂是日常交谈用语？悖理一望可知，与实际生活大相径庭。而《左传》的相应文字只有“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八字，虽较简括，却切合身份与声口，真实而亲切。《国语》此章系作者假姜氏之口大做文章，大吊书袋，虽不构成独立作品，也是在重耳出亡史中羼入的虚拟小说成分。
《楚语下》第六章写令尹子西在朝叹气，蓝尹亹问其故，子西谓“阖庐能败吾师”而“闻其嗣（夫差）又甚焉”。蓝氏要他放心理政，“无患吴矣”。随即说出阖庐许多长处，而夫差反是：“好罢民力，以成私好。纵过而翳谏。一夕之宿，台榭陂池必成，六畜完好必从。”结论是：“夫差先自败也已，焉能败人？”左哀元年（前494）也有极相似的记述，而角色不同：“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谓阖庐“败我于柏举，今闻其嗣又甚焉，将如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无患吴矣。”随即说出阖庐多项长处，“所以败我”；而“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完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显而易见，两者记述的是同一场景，而子西的言词、角色恰好相反。由于后者既有与前者相同的语句，又有明显的生发，应是后者采取前者变改而成。大约《左传》作者不以《国语》把被子西救下一命的蓝氏的论断放在子西之上为然(19)，故有此改。据《左传》，阖庐于定公十四年（前496）夏伐越，负伤而卒。夫差继位，“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尔）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即鲁哀公元年），乃报越。”(20)随即又报“先君（阖庐）”与陈之怨，秋八月即“侵陈”。此正子西或蓝氏议论之时，夫差尚处于为父报怨的发奋状态，哪里顾得大肆享乐？上述两文与左定十四年至左哀元年有关夫差的记述恰相抵牾，乃是作者将夫差中后期享乐取败以致亡国的行径移至前期，置于蓝氏或子西之口，自是蓄意造作之笔。《国语》独立成章，是小说作品。《左传》只是全文的一段，夹杂的乃是小说成分。
《吴语》末章写越灭吴经过。先写楚申包胥使越，问越王何以为战。越王说出他爱护臣民、体恤将士、结交外邦的种种举措，申氏均说“善则善矣”却“未可与战”，最后他出的主意竟是“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乃人人皆知的抽象原则，越王竟“诺”。如此悖理，当非实情，而出虚拟。下写越王召五大夫，广集众“智”，后庸谓“审赏”，苦成谓“审罚”，大夫种谓“审物（旗帜徽号）”，范蠡谓“审备”，皋如谓“审声（钲鼓进退）”。好像事先分配好的，每人一句，各言一面，如此机械，亦属悖理，显然是在作文章。后整顿军纪，每日“斩有罪者以徇”，四日四斩，各惩一种罪过。犯军纪者岂能日犯一种？如此诸多悖理造作，全文也就成了虚实参半的拟史小说。《吴越春秋》卷六《勾践伐吴外传》将上述内容或照搬，或变改，自然也是小说之笔。
《越语下》写范蠡为越王策谋伐吴，自勾践三年（前494）直至灭吴。三年，越王“欲伐吴”，范蠡以“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为由加以阻止，勾践不听，大败，“栖于会稽”，求和而事吴王。这实际正是左哀元年所记夫差为父报仇的夫椒之战。不是越伐吴，而是吴伐越。勾践是被动应战。哪里会有范蠡阻战，反对越王挑起战端之类的话？与《左传》所记大相抵牾，纯属子虚。下写勾践被吴放回后，四年之中每年都向范蠡问一次伐吴“可乎”，回答全是“未可也”，理由不是“上帝不考”，“天应未也”，就是“天地未形”，“人事未尽”。且不说其多诡妄之语，只每年一问就是十足的小说笔法，明显悖理。再后写范蠡同意兴师。越军出五湖与吴军对垒，范蠡阻止越军出战，并对勾践大讲用兵与天道、阴阳的关系，什么“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什么“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什么“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阴节不尽，柔而不可破”……诸如此类，当非春秋时期用兵之道，而像受了战国阴阳家思想影响的论战空谈，加于范蠡之口，甚违情理。最后写吴王派臣“请复会稽之和”，范蠡曰：“昔者上降祸于越，委制于吴，而吴不受；今将反此义，以报此祸，吾王敢无听天之命，而听君王之命乎？”与此相类的话在《越语上》中本是越王之言（《吴越春秋》后亦继之），此以范蠡言之，则两相抵牾。要之，本篇全力美化范蠡，将他写成指挥越军灭吴的超人，非只让他取代越王言谈而已。这也是后来小说突出主人公的常用之法。
五、从不可知处看虚拟
真实的叙事都是可知的，即有作者得而知之的可能性。如果人物的言行根本无法被人知晓，如心理活动、背人密谈之类，就不宜进入史书的叙事范畴，否则就有虚拟之嫌。而《国语》、《左传》中此等文字偶尔有见。
左僖二十四年（前636）载，介之推对老母发了一通八十余言有关晋君赏赐功臣的牢骚和议论，以为“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且与老母反复问答，随即携母隐入绵山而死。偌多话语，都是钱钟书先生之谓“生无旁证，死无对证者”(21)，作者何以得知而言之凿凿？左宣二年（前607）写晋灵公使力士
麑刺杀赵盾。麑“晨往”见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此与《晋语五》第五章文字大同而小异，当出自后者。内中鉏麑所见和叹言也是“生无旁证，死无对证”，而属原作者的虚想和“拟言”。虽然带有“合理想象”成分，却已超出纪实范畴而入于虚拟。至于对介之推的长言议论连“合理想象”也谈不上，纯为《左传》的虚拟成分。
《国语》中不可获知的话语比《左传》为多。《晋语一》写骊姬谋害太子申生多由背人密语构成。有骊姬对晋献公之言，也有献公对骊姬之言，还有与骊姬私通的优施教唆骊姬之言。第六章大牛为骊姬与优施的谋篡之语；第八章则写骊姬挑拨、离间献公与太子申生的关系，献公终于表示“吾将图之”，骊姬遂献使申生伐东山之计，均属他人不可知者。两章只能视为拟史小说。《晋语二》首章开头仍是骊姬撺掇献公之言，虽不关乎全章，也是羼入的小说成分。
《晋语五》第二章写阳处父适卫，回晋途中住在宁地嬴氏家，嬴对妻说：“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便跟了去，中途而返。妻问其故，嬴说此人让他“见其貌而欲之，闻其言而恶之”，大讲貌、言、情的内外关系；又谓其太“刚”，乃“怨之所聚”，“惧未获其利，而及其难”。一年后，阳处父就被人杀死。赢只是宁地“求君子”者，谓妻百数十言，他人何以得知？左文五年（前622）亦记其事，嬴氏只在“刚”上做文章，与《国语》中所言重合甚少，有的词语（如“华而不实”）还是从《晋语五》末章伯宗妻谈论阳处父的话中移过来的（见于下面引文），说明作者并不将《晋语》所记难得而知之言视为史实，而以自己的理解再作虚拟、移植与发挥，两者都是意想之词。又者，嬴氏既“求君子”已久，又深知貌只是“情之华”，怎么会一见阳处父之貌就谓为“君子”，并随之而去？如此自相矛盾，其人也就未必实有。《国语》此章或虚拟，或变改，并非史记，而是小说。《左传》之文也就成了仿改之作。再看与此相似《晋语五》末章：
伯宗朝，以喜归。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诸大夫皆谓我智似阳子（即阳处父）。”对曰：“阳子华而不实，主言而无谋，是以难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饮诸大夫酒，而与之语，尔试听之。”曰“诺。”既饮，其妻曰：“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难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整庇州犁（伯宗之子）焉。”及栾弗忌之难，诸大夫害伯宗，将谋而杀之，毕阳实送州犁于荆。
伯宗与妻之言皆背地语，且不便传与他人，何得而知？大约《左传》作者已察知此种疏漏，故在成公十五年（前576）记述伯宗被杀、州犁奔楚之后，追记伯宗妻只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难’”数语。《国语》之文应是一篇颇富戏剧性的微型小说。
结语
《国语》与《左传》的虚拟成分自然不止于此。单是虚拟的长话就还有多章。三百至四百言者，如《国语》首章祭公谋父谏阻周穆王伐犬戎、《鲁语下》第十二章文伯之母谈“劳”的重要、《吴语》第二章伍员谏阻夫差伐齐等，均未论及。两书的别种虚拟成分也还多有。此仅辨其大略而已。
周代的史官文化崇尚纪实，但上承殷代的巫祝文化还很有势力和市场，王侯士大夫的卜筮占梦等迷信活动相当盛行，史官自然也要记述，预言、梦兆之类也就不免进入各国“春秋”。至于战国，私人著书立说，而其时尚无“史记”之外的史书观念。《国语》应是缀集而成，不同篇卷并无统一的纪实要求，引入的史料或多或少，为凸显古人善言，羼入诸多虚造之语。《左传》为《春秋》作传，由于引入大量“史记”而被后人视为编年史书。但在先秦，为经文作“传”并无特定体式，引入瞽史、传说，发表个人议论，乃至主观想象、蓄意造作以增加内容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在作者看来均无不可。总之，两书的作者或编者不将编撰之书视为今世之谓史著，造成文体比较杂驳，从而产生某些后世之谓小说或小说成分，不足为怪。
与《左传》相较，《国语》多卷产生在前，虚拟成分的比重明显为多。它既非一人一时之作，不同篇卷与史著的距离也就不同。《郑语》与《越语下》大半虚拟，当非史著；《齐语》变改《管子》，即属子书；《周语》多有预言与虚论，其所录早期史料虽颇难得，而杂入太多虚拟成分难于区分，也难于取信，似为子史参杂之作；《楚语》、《吴语》半为纪实，半多虚拟，与史著也有不小的差异；唯《鲁语》、《晋语》及《越语上》似多据史料，明显的虚拟成分较少，占了全书的大半篇幅。《四库全书》将《国语》隶属《杂史》，不为贬损。其虚拟部分多由议论文字构成，可称早期教化小说。《左传》虽也羼入不算很小的虚拟成分，所占比例毕竟不大，由于保存了春秋时期的大量珍贵史料，今存的各类文献少可伦比，其为传解《春秋》的经典史书地位毋庸置疑；由于它对塑造人物、结构情节与运用文学笔法的重视与讲求，不独成为后世小说的重要借镜，某些虚拟又独立成章之作也是我国小说的滥觞。
注释：
①［三国吴］韦昭《国语解叙》，载《国语》卷首，商务印书馆，1935年。
②［清］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二，载《崔东璧遗书》，光绪五年(1879)定州王氏谦德堂刊本。
③［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页748。
④《洙泗考信余录》卷三。
⑤［清］崔述《丰镐考信录》卷六，民国13年(1924)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本。
⑥《史记》卷四二《郑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页2758。
⑦来可泓《国语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320。
⑧《御制读〈左传〉季文子出莒仆》，载《春秋左传注疏》卷首，《四库全书》本。
⑨杨伯峻《左传》序，载《左传》卷首，岳麓书社，1988年。
⑩《春秋左传注疏》庄公二十二年《疏》曰：“‘并于正卿’，位与卿并，得为上大夫也；‘莫之与京’，谓无与之比大，言其位最高也。”
(11)《朱子语类》卷三八，清康熙(1662-1722)石门吕氏天盖楼刊本。
(12)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352。
(13)《左传》文公元年记云：“春，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
(14)《春秋左传研究》，页348。
(15)《国语直解》，页123。
(16)《柳河东集》，页751。
(17)［清］崔述《夏考信录》卷一，民国13年(1924)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本。
(18)《国语直解》，页297。
(19)《左传》定公五年记曰：“王之奔随也，将涉于成臼，蓝尹亹涉其孥，不与王舟。及宁，王欲杀之。子西曰‘子常唯思旧怨以败，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复旧所，吾以志前恶。’”
(20)《左传》定公十四年，页387。
(21)《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页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