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工作论文,切实论文,提高经济效益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高速度、低效益”。它象一把双刃剑，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推动和阻碍的双重效应。为了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实现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宏伟战略目标，我们必须进一步端正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走效益兴国之路。
一、亟待澄清的两个认识误区
长期以来，不少同志在观念上存在着两个误区，妨碍了对于提高经济效益重要性的正确认识，有必要加以澄清。
其一，经济增长与提高经济效益“一致论”。在此，经济增长是指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效益通常是指劳动占用、劳动耗费同所取得的有用劳动成果之间的比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从产出角度体现经济效益的有用劳动成果，不仅应该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而且还必须是生产和消费的统一，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要。
毫无疑问，经济增长与提高经济效益有一致的方面。然而，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经济增长体现的是产量、产值等经济指标的纵向比较，经济效益则体现劳动占用、劳动耗费与有用劳动成果的对比关系或劳动时间的节约程度。从我国的实践来看，经济增长与提高经济效益的矛盾至少有以下四种表现：
（1）产量、产值增加，但单位产品或产值的资金占用、资金耗费和物质耗费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经济效益虽然有所提高，但反映全社会经济活动投入产出关系的社会净产值率（国民收入与社会总产值之比）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92年比1978年降低11.21%。我国工业物耗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64.9%、1985年的67.4%增加到1989年的71.7%。显然，在单位产品或产值的要素投入增加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提高经济效益是背道而驰的。这种经济增长，可称之为“浪费型”经济增长。
（2）产量、产值增加，但资金盈利率降低。我国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1980年为25.2%，1987年为19.95%，1994年跌至10.21%。我国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1980年为25.6元，1994年降至14.4元。这种状况意味着资金使用效益的下降和剩余产品价值的相对减少，不利于扩大企业积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可称之为“弱盈余型”经济增长。
（3）产量、产值增加，但产品质量下降。近几年来，我国的产品质量持续滑坡。经国家有关部门监督抽查的产品综合合格率，1991年为80%，1993年为70.4%，1994年则为69.8%。据估计，我国目前工业企业生产的不良产品（包括废品、次品、返修品）约占工业总产值的10%，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000亿元。产品质量下降，等于变相地减少产品数量和产值。如果产品质量下降的幅度与产品数量和产值增长的幅度相同，那在事实上等于经济零增长；如果产品质量下降的幅度大于产品数量和产值增长的幅度，那在事实上等于经济负增长。因此，在产品质量降低情况下的经济增长，可称之为“虚假型”经济增长。
（4）产量、产值增长的速度大大高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较长时期中，重生产、轻生活、重积累、轻消费，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很不相称。这种严重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人民生活带来多少实惠，可称之为“低消费型”的经济增长。
可见，在经济效益降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是“浪费型”、“弱盈余型”、“虚假型”和“低消费型”的经济增长，而在经济效益不变或经济效益提高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才是实实在在的或高系数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提高经济效益二者并不完全等同。
其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等同论”。
国际上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单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发展则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提高。其中，经济结构的优化主要是指技术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以及人口结构的优化；经济质量的提高则主要是指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稳定程度的增加，居民卫生健康状况、自然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尽管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是，经济发展的内涵远比经济增长宽泛得多。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曾作过恰当的比喻：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犹如人的增长和发展，增长只包括身高和体重等指标的增加，而发展则还包括体质协调能力的增加，个人对环境适应能力的增强，以及个人学习能力的提高等。因此，经济增长并不构成经济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有的国家在某个时期也可以出现经济上“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的状况。
二、提高经济效益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
十余年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和强调在各项经济活动中都必须讲求经济效益。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再次强调，要“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笔者认为，只有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才能实现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1.提高经济效益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今后15年，我国要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大体上包括五方面的内容：（1）从只注重增加投资、铺新摊子、上新项目，转到着重利用现有基础、充分挖掘潜力上来。（2）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3）从主要依靠大量消耗资源，增加产品数量，转到主要依靠提高管理水平、降低各类消耗和生产成本，着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上来。（4）从投资项目低水平、低效益的重复建设，转到按照高效益的经济规模和合理布局的要求，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上来。（5）从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和速度，转到注重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上来。这些内容归结起来，就是要从相对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相对的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其核心内容和根本途径是提高经济效益。
2.提高经济效益是实现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我国虽已提前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但是，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特别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任务仍相当艰巨。我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源约束型国家。尽管资源相对稀缺，但浪费却相当严重。如果我国不实施资源节约型发展战略，大幅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将难以为继。我国是一个资金严重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固然可以缓解资金不足的困难，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巨额资金仍需主要依靠本国的内部积累。我国的工业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不仅要依靠自身发展积累建设资金，而且还要反哺农业，为发展和繁荣农村经济提供资金支持。这就要求工业生产必须大幅度地降低成本，增加盈利，提高经济效益。我国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正在向小康迈进，但是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较低。要在下世纪中叶使我国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潜力相当有限，根本出路在于大幅度地提高经济效益。
3.提高经济效益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建国四十余年来，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虽然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相差悬殊。1990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为1，美国为36.5，日本为40.8。要想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大幅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因为，提高经济效益则意味着单位产品中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减少，意味着劳动时间的节约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近几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令人担忧。1986—1993年，国有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年均下降1.1%。1994年，国有工业企业的某些经济效益指标（资金利税率、百元销售收入实现利润率等）均低于全国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国有工业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高达482.59亿元。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是要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如果不走出低谷，步入辉煌，则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当然，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并不否认经济高速增长的极端重要性。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从来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1926—1940年，苏联工业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7.8%，创造了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奇迹。1980—1993年，我国则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2%的速度，雄居世界各国之首。然而，只有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适当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才能逐步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
三、我国提高经济效益的基本途径
在今后的较长时期中，我国提高经济效益主要靠深化改革，强化管理，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1.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提高经济效益的基本保证。首先，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使提高经济效益成为企业一切经济活动的中心。其次，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以间接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要建立责权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实现政企分开；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投资风险约束机制；要进一步完善财税制度改革，公平税负，严格征管，适当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要加快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再次，要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进一步理顺价格关系，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此同时，还要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2.加强和完善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这是我国提高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基础。改善国民经济管理应主要抓好四项工作。一是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正确实施“抓大放小”的方针。二是要进一步纠正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速度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合理调控经济增长速度，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为此，似应逐步建立和健全从事经济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升降与其所在地区、部门和单位的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状况适当挂钩的机制。三是要调整投资重点，优化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要大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目前，我国在适合于大规模生产的产业中，企业“小”、“散”、“多”的状况相当突出。应将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发展规模经济，实现规模效益。在农村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推进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要积极扶持名优产品、深加工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和畅销产品的生产，不断改善产品结构。四是要适度开放国内市场，合理调整引进外资的规模、结构和流向，对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遇待，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强化企业管理大有文章可做。有关调查表明，企业管理不善是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如果国有企业在质量、成本和资金管理等方面分别跃上一个小台阶（即质量合格率提高5%，成本下降5%，资金周转加快5%等），国有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就将增长20—30%。为了搞好国有企业的管理，关键在于选用能够治厂兴企的厂长，配好领导班子，同时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工人阶级的主人翁作用，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治理结构和规章制度。
3.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是我国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和动力源泉。首先，要通过逐步理顺个人收入分配关系和长期深入的宣传教育，提高科技人员和教师的待遇和地位，构建崇尚科技、尊师重教的社会环境，使一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人乐于和专心从事科技和教育工作。其次，要大幅度地增加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近几年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出现了对科技和教育投入相对减少的反常现象。我国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92年为0.7%，1993年为0.62%，1994年为0.5%左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我国国有经济中技改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竟由80年代末期的30%以上降至1994年的25%。我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91年为3%，1993年为2.54%，1994年为2.68%，明显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1991—1992年为5.1%）。1993—1994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19%和2.18%，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规定的本世纪末达到4%的指标还有较大的差距。应该指出，我国目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8%，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60—80%），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30%以上），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也与我国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国家应加大对科技和教育投入的力度，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应尽快提高到1.5%左右，国有经济中技改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应尽快提高到35—40%，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应尽快达到4%。此外，要继续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要逐步建立科研、开发、生产、市场紧密结合的机制，大幅度地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要在扩大教育规模、优化教育结构的同时，着力于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