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平解放台湾”到“一国两制”——中共关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政策的起源和历史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海峡两岸论文,起源论文,一国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一直为之探索和努力追求的目标。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如何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统一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设想和主张，到80年代最终确立了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战略构想，从而对第三次国共合作和祖国统一进程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一、两岸和平统一政策的起源——50年代中期中共关于“和平解放台湾”主张的提出
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对建国以来的对台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把单纯用武力方式解放台湾的政策改变为在坚持武力统一的同时，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从而第一次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争取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是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一系列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
第一，朝鲜停战后远东国际局势的变化，为中共“和平解放台湾”主张的提出创造了外部条件。
1953年7月，朝鲜谈判达成协议后，远东的国际局势开始出现缓和。美国从朝鲜战场的失败中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刚上台不久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急欲从亚洲的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在1954年4至6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新中国与美国这两个敌对的大国之间实现了战后国际舞台上的首次接触。日内瓦会议就印支停火问题达成了协议，从而证明了任何国际争端都是可以通过各国认真、充分的协商讨论而加以解决的，即使同当时与中国极端对立的美国，我们也认为在很多问题上可以进行协商、谈判。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分歧和对立的焦点，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所推行的“援蒋反共”的对台政策成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障碍。因此，中共和中国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和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方面，不能不考虑到美国的因素。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台计划因朝鲜战争而被迫中断，以武力解放台湾一时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中共和中国政府真心希望中美双方能够坐下来，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而要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其首要条件就是必须撤走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武装力量，美国必须停止对台湾事务的干涉。但是，从美国的切身利益及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来看，它的对台政策在短期内又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也将是长期的。而当时从中美两国的态度来讲，双方都力图避免因台湾问题而重新导致两国间的战争。中共虽然在朝鲜停战后再次强调了解放台湾的问题，但攻台计划再未付诸实施。显然，中共在对台政策上除坚持武力统一外，还必须根据当时远东及台湾海峡地区的局势，探索以非武力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第二，美蒋之间围绕沿海岛屿问题的矛盾与冲突，是中共提出“和平解放台湾”主张的主要动因。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台政策由“弃蒋脱身”变为“援蒋反共”，并以此为契机开始推行分离中国的政策。杜鲁门在"6·27"声明中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为搞“两个中国”制造理论根据。随后美国又利用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有意悬置日本放弃台湾后台湾的主权归属，企图使其对台湾的占领合法化。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在远东加紧构筑所谓“太平洋集体安全体系”，实行对新中国全面“围堵”政策的同时，在行动上则加快了制造“两个中国”的步伐。从1953年下半年到1954年底，经过一年多的策划，美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确立了美台之间的“互助同盟”关系。然而，关于条约的适用范围，却成了美台双方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条约第六条规定：“所有‘领土’等辞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①这就把金门、马祖等大陆沿海地区的蒋占岛屿排除于防御范围之外，这显然与国民党当局的意愿不符。因为大陆沿海岛屿一直被国民党看成是“反攻大陆”的跳板和对大陆进行“合法统治”的象征，舍弃沿海岛屿是国民党当局在心理上所难以接受的。因此，《共同防御条约》在确定美台盟友关系的同时，也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埋下了美蒋纷争的种子。虽然美台双方最后以换文的方式就条约的适用范围达成妥协，并且由艾森豪威尔于1955年3月明确宣布美国决心“协防”金门、马祖。但以后的事实证明，美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并未遵守它的承诺。因为美国决策者不愿因“协防”沿海岛屿而被拖入中国内战的泥潭，从长远来看，保留沿海岛屿也不符合美国推行的“两个中国”的政策。美蒋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发尖锐。
1955年1月，为回击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一江山岛，随后又准备解放大陈。岛美国害怕因大陆沿海地区的军事冲突导致中美间的战争，于是要求国民党从大陈等岛屿撤军，并策动新西兰向安理会提出所谓“停火”建议，以实现其“划峡而治”的阴谋。蒋介石虽然在美国的压力下从大陈岛撤军，但对金门、马祖两个岛屿群的态度转向强硬。2月7日，蒋介石在台北讲述国际形势时强调：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不容割裂，“联合国要求大陆政权停火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②。从而公开表明了台湾当局反对“两个中国”的态度。随后，蒋介石再次拒绝了美国关于减少金、马防务的要求。
上述事实说明：从50年初开始，美国以分离中国的政策为基点，实行“援蒋反共”的方针，不仅加紧了对台湾的控制，也引发了美蒋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实质是坚持“一个中国”还是搞“两个中国”，其最直接、最集中的表现是双方在大陆沿海岛屿问题上的分歧；美国通过《共同防御条约》承担了防守台湾的义务，但又无意为防守金门、马祖等大陆沿海地区的蒋占岛屿而卷入与中国的战争。国民党当局则拒绝放弃金门、马祖，在国际舆论面前孤立了美国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共继续坚持以单纯的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不仅因美国的插手而难以达到目的，而且有可能使蒋介石因不堪大陆的军事压力而完全倒向美国一边，那样反而中了美国分离中国的愿望。基于上述考虑，中共和中国政府采取了区分内政问题和国际事务不同性质的原则，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侵占台湾，造成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是中美间的国际问题，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在具体作法上，中共和中国政府则采取了不同层次的方针，首先，寻求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进行谈判，以解决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周恩来总理1955年4月在亚非国家万隆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③其次，利用国共双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共识，寻求以和平、缓解的方式解决两岸统一问题，表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④因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是建立在对台湾海峡局势进行透彻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是中共提出“和平解放台湾”主张的内在依据。
1956年，我国已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已基本解决，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为此，中共“八大”正式宣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工作重点已不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随着这种变化，国内各民主党派将逐渐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适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从国共关系的角度来讲，共产党与台湾国民党的关系这时虽仍属敌对性质，但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如何解决台湾国民党当局这股政治势力，显然要服从于国内主要矛盾的需要。由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由此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和对台湾国民党方针可能发生的变化，即由以前的武装解放台湾，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转变为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下，对台湾国民党进行和平争取工作，争取用和平的、非战争的方式结束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用社会主义制度统一台湾。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在确定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同时，在对台政策上明确肯定了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方针。朱德在“八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进一步阐明：“我们将争取用和平谈判的方式，尽可能地争取不用战争的方式解放台湾，因为这对于中国人民（包括台湾省的人民）和台湾的军政人员，都将是有利的。我们希望台湾的军政人员勇敢地站到爱国主义的立场上来，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只要这样，他们的前途就是光明的。”⑤如上可见，“和平解放台湾”主张的提出是以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为依据的，它顺应了我国由社会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内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总之，50年代中期中共关于“和平解放台湾”主张的提出，是由当时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变化所决定的。以后的事实证明，这种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为依据的对台方针是正确的。在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严重对峙时期，“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不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真诚愿望，也使我们在台湾问题上争得了主动，并孤立和抑制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为以后继续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条件。
二、中共在“解放台湾”的模式下对两岸和平统一的探索及一系列具体政策的形成
“和平解放台湾”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寻求以非武力的方式解决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关系问题而提出的主张。为争取实现这一主张，中国共产党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对两岸和平统一的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时，代表党和政府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他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⑥随后，中共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和设想。首先，建议海峡两岸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条件下举行谈判，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关于谈判的形式，周恩来总理1955年7月30日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特地作了说明，指出“是中央政府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商，所谓‘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⑦其次，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在1956年初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凡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的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处理，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⑧这次会议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和海外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针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疑虑，毛泽东于1956年4月又明确表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和为贵，以诚相见，来去自由。进一步明确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
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又进一步提出了“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建议，并就和平实现两岸统一提出了具体的方案。1957年4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见苏联客人时公开宣布：“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⑨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公开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同月，中共方面在与蒋介石私人代表宋宜山会谈时，就两岸统一问题提出了以下方案：第一，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第二，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管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第三，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先生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美国的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干涉中国内政。上述方案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途径、两岸统一后台湾的社会地位以及台湾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等，都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设计和估价。虽然因台湾当局的拒绝，这一方案没能得以实现，但它无疑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思路。
1957年下半年以后，中共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虽然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但由于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仍在曲折中有所发展。1958年10月，为阻止美国企图借海峡两岸金门炮战之机压服国民党搞“划峡而治”，毛泽东在亲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告台湾同胞书》中，重申实现国家统一的原则立场，同时向台湾当局提出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的办法，“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1960年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又进一步制订了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针，并通过各种渠道传达给台湾当局。其基本内容是：在台湾与大陆实现统一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人民政府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都由台湾当局自理；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由中央政府拨给；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待条件成熟并尊重台湾当局的意见，协商解决；双方加强团结，不做破坏对方之举。这表明，中共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比以前又进一步放宽，在政策上更加着眼于台湾的实际。
当然，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中国共产党在五、六十年代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统一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在“解放台湾”的模式下提出的。这些政策总的来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这些政策是在美国陈兵台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使武力解放台湾一时难以实现的情况下提出的，是与中国当时反对美国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相适应的。其政策的重心是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维护中国主权，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第二，这些政策是与武力统一同时并举的。在台湾当局念念不忘反攻“复国”，海峡两岸处于严重军事对峙的时期，中共不可能完全寄希望于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武力统一仍是这一时期中共对台政策的主导方面。第三，这些政策从基本上来讲，都是把改变台湾的社会制度、变革台湾的生产关系做为实现统一的必要条件，其最终目标是在两岸统一后对台湾进行民主改革，把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推向台湾，实行“一国一制”。因此，在“解放台湾”的模式下，中共没有也不可能设想出一种能为双方接受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途径和方法，更不可能提出象“一国两制”这样的科学构想并付诸实践。但是，中共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关于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对新时期“和平统一”对台政策的确立和“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具有历史的连续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的对台政策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文化大革命”被看成是“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又被“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所代替。实际上，在全国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已无法致力于解决台湾问题，对台的和平争取工作也陷入了停顿状态，“解放台湾”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台湾在大陆“文革”期间不仅相继完成了第四、第五两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使经济得到快速增长，同时在政治上也完成了从蒋介石到蒋经国统治的平稳过渡。因此，“文革”动乱不仅打断了中共探索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也使祖国统一面临新的复杂因素。
三、从“和平解放”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历史飞跃
70年代末，国际国内形势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为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从国际上看，继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驱蒋，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新中国的国际活动空间日趋广阔，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从70年代初开始已逐渐由敌对走向缓和，至1978年12月，双方终于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原则下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美建交使美国在法律上已不再视台湾是一个“国家”，而是承认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为消除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障碍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从国内看，继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后，中国共产党又于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在客观上要求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具体提出了结束两岸分裂状态，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设想和主张，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湾回归祖国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告台湾同胞书》中没有再使用“解放台湾”的提法，而是强调指出；“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⑩1979年1月30日，邓小平访问美国在向美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时又强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1)由此可见，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由“和平解放”到“和平统一”，绝不仅仅是提法上的改变，而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在考虑到台湾现状和台湾人民切身利益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这一转变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及其在中华民族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有了新的认识和估计，并以此为基点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对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关于“和平统一”大政方针的提出，是探索和平统一祖国道路上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在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自80年代开始又进一步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一国两制”构想是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它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从1981年9月叶剑英代表党和政府宣布的九条对台方针，到1983年6月邓小平会见杨力宇时所提出的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六条方案，都明确体现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思想。香港、澳门问题的成功解决，证明了“一国两制”构想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也使这一构想在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国两制”为实现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开辟了全新的理论思路。这一构想与以往的对台政策相比，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新时期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出发制订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战略方针。它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完全打破了以往的“解放台湾”的模式，不再把变革台湾的生产关系，改变台湾的社会制度做为实现两岸统一的先决条件，而是允许保留台湾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促进其生产力的发展，保存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使其与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互相补充、和平竞赛、共同发展。这就是说，在“一国两制”下，中共已不再把解决台湾问题看成是民主革命的未竞之业，而是把它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一国两制”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既考虑和照顾了国共两党的党派利益和阶级利益，又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党派、阶级利益之上。它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把如何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和海峡两岸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做为国共谈判的主题，以海峡两岸的共同发展和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做为国家统一的最终目的。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力争把原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关系调整为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关系，不仅把台湾国民党看成是团结、争取的对象，而且把它看成是振兴中华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这就是说，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一国两制”在对台湾政策上实现了由消除国民党政权到联合国民党政权，由以社会主义制度统一台湾到主张海峡两岸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战略转变。
第三，“一国两制”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政策主张，而且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其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它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过程中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从而成为既有理论概括、又被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的科学构想。历史终将证明，按“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的构想和实践.是闪耀着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举。
纵观中国共产党关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政策的起源和演进历程，我们可从中得到这样几点启示：一是以和平的、非流血的方式实现国共和解与两岸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基本立场。从50年代中期“和平解放台湾”主张的提出，到80年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政策的最终确立，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这对于促进国共两党关系和祖国统一大业的进展，避免中华民族在统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动荡和损失，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新形势下坚定不移地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为实现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而竭诚努力。二是，能否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取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因此，要创造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内外环境，必须做好这样几项工作：首先，必须加强外交工作，尤其是加强对美国的工作。美国对华的“双轨”政策，至今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障碍。对此，我们要通过外交努力，解决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减少阻力，消除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爆发点。其次，在国内，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以增强对台湾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同时，必须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保证“一国两制”方针的深入贯彻实施。我们还要根据国民党新一代领导人的特点，加强对台湾国民党的宣传教育和统一战线工作，对台湾当局有利祖国和平统一的言行给予充分肯定，对其有碍祖国统一的做法必须进行斗争。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以增进海峡两岸在和平统一问题上的共识，消除双方之间一切有可能导致激烈冲突的潜在因素。三是，坚持以和平方式实现两岸统一，避免使用武力，是我们的真诚愿望，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和途径，但坚持和平统一也并非排斥在非常情况下使用武力的可能。由于美国至今仍不肯放弃分离中国的政策，加之近年来台湾岛内“台独”势力膨胀，国民党内分离意识抬头，我们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决不能轻易做出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内政，事关民族尊严，我们不能允许外国指手划脚，也决不能对某些分裂势力的猖獗活动听之任之。因此，在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完成。
注释：
①《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053页。
②张山克：《台湾问题大事记》，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7页。
③《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250-2251页。
④《周恩来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页。
⑤《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1页。
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266页。
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287页。
⑧《人民日报》，1956年1月31日。
⑨《新华月刊》，1957年第10号。
⑩《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第一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11)《人民日报》1979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