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我国汇率浮动幅度的设想_汇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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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存在的隐患

我国从70年代末开始,人民币的汇率体制变化由外汇调剂市场(1979-1988年),发展到外汇调剂公开市场(1988-1993),直到建立全国统一的外汇市场(1994年至今);与此同步,人民币的汇率安排逐步由固定汇率开始浮动,并逐渐出现汇率高估现象(详见下述)。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我国政府承诺人民币汇率不贬值。这种承诺是否可置信?这要看该承诺是否负担成本。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我国的出口品与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品中替代性较强的商品显然是受到损失的,也就是我国政府的承诺是要负担相当成本的,是可置信的,所以我国政府的承诺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这种做法有相当份量是政治因素支撑着,因为稳定人民币汇率对中国树立敢于承担维持国际经济秩序的良好形象,提高亚洲各国对中国的信任程度,以及增强中国与美国、日本等的谈判筹码,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不过这种做法属于权宜性与过渡性的政策,人民币不宜长期偏离市场供求关系,必须回归到经济规律所决定的范畴内)。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资本项目未开放,使国际游资不得施其伎,实际上这一块置信成本(国际游资攻击我高估的汇率成功,使我汇率下挫,经济受损)是不需要我国承担的。所以若从经济层面上讲,并不能表明现行的汇率制度安排是合理的。

(一)外汇市场结构的封闭性与垄断性

目前中国外汇市场的基础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是一个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交易会员制。该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买方独断和卖方寡头并存的结构,主要是市场结构的封闭性与垄断性。封闭性是指两个管制措施:第一,对大部分国内企业仍实行经常项目强制结售汇;第二,能进行外汇交易的银行对超过上限的结售汇头寸不得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抛出。这种交易体制导致企业持有的外汇集中到外汇指定银行,而这些银行的交易能力受到限制。

目前,银行间外汇市场年交易额在600亿美元左右。垄断性是指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中资银行,名义上中国人民银行以普通交易者的身份入市交易,但实际上中国人民银行对各个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控制力,使得其垄断了外汇交易市场,表现在主要的买方——占买入金额的60%以上(其它主要买入银行还有中国工商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和中国投资银行)和垄断定价。在卖出方中,自营净卖出的中资银行只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种严重缺陷导致了现期汇率明显地偏离竞争性市场上的公平价格,而远期汇率则人为地排除了市场风险因素。

(二)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不能适应入世的需要

1、人民币存在高估现象。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在8.3人民币/1美元左右,本质上依然是固定汇率。目前的人民币汇率体制,在短期内虽然可以保持汇率的稳定,但这是以货币当局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为代价,而从中、长期肴却不能满足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要求。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情形导致了货币当局汇率政策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严重冲突,限制了货币当局实行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况且固定汇率与低通货膨胀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都只是货币当局决心控制通货膨胀或高度的政策公信度的结果。我们且不说现行的人民币汇率高估及其预期贬值已对直接投资和资本外逃的影响较大(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评级很高,收益较低,资本外逃近年来每年达到500亿美元以上。当然商人的唯利是图、政府官员的监管不力乃至腐败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根源还在于人民币汇率高估,使经过汇率预期调整后的国内外实际利率差异较大)。事实上,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广信事件发生后,伴随着资本市场的风险增大,也对人民币造成了巨大的贬值压力。随着入世后中国金融市场改革日程表的推进,3-5年后,最长不超过10年,则国际游资撼动我汇率谋取暴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我国面临着巨大的金融风暴的压力。

我国汇率高估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从商品市场来看,人民币存在着高估现象。一般来讲汇率是由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和商品市场决定的。首先资本市场的影响可以忽略,这是因为不仅我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开放,就是在发育不良的资本市场内部的分割也是相当明显的,如国债、股票市场及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极弱,各种资产之间的替代性不显著。其次看货币市场,由于人民币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不对人民币的汇率产生影响,可以忽略其影响。再次看外汇市场,由于我国的外汇市场没有开放,可以忽略外汇市场对汇率的影响。这样与人民币汇率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进出口,也就是商品市场,在商品市场上,人民币存在着高估现象,这已为实证分析所证明[1]。这几年,要求人民币贬值以改善外贸出口的要求很高,也表明人民币存在着高估的现象。

另外,有人认为经常账户的顺差,表明外汇的供给超过需求,人民币似乎面临着升值的压力,我们且不说这种贸易顺差的背后是政府通过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的方式对进口数额的严格管理的自然结果(入世后,这种对进口的限制效应将大为降低),我们只需注意一个事实,即由于近年来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巨额减少,也造成了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2)我国现行的实际上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也带来了人民币的高估问题。这可通过相关国家的例子来加以证明,如在1992年的欧洲货币(英国英镑、意大利里拉)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风暴及1997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前的各国货币,基本上都实行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汇率长期得不到调整,当美元对日元、对欧洲货币升值时,就带动了这些与美元挂钩国家货币的升值,使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大幅度下降,国际收支的平衡与稳定因而遭到破坏。

(3)人民币对主要国际货币的实际汇率已被高估。有关研究表明从1993年中期起到1998年,人民币对主要国际货币美元、日元、马克和英镑的实际汇率已经明显地高估达30%左右,而人民币对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与地区货币的综合实际汇率则被高估了45%以上[2]。

2、目前缺乏弹性的、僵硬的汇率制度将不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不可否认,央行对国内外汇市场的干预是有效的。事实上,我央行只对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加以干预,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控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这使得在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深化程度不够,不能向企业和银行提供有效的避险工具的条件下,能有效地降低企业与银行的经营风险;并且央行近2千亿的外汇储备对日交易量只有区区1亿左右的我国外汇市场也确实能进行十分有效的干预。

但是在开放经济环境下,汇率已不单纯是影响贸易收支的变量,它必将成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国际收支平衡、国内物价水平和就业的重要变量。另外,汇率制度的安排也将涉及到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可以说,合理的汇率制度是一国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器:外部均衡——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是汇率不变的基础;内部均衡——控制总需求以达到充分就业。而目前缺乏弹性的、僵硬的汇率制度如不改变,则已经或将继续使国内的经济稳定经常遭受来自国际收支方面的冲击。如加大了90年代中期到1997年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汇率的缺乏弹性又加剧了国内经济的疲软。入世后,经济的开放度将有很大程度的增加,僵化的汇率制度将会使国际收支的变化和动荡对国内的经济产生更为频繁和猛烈的冲击。在我国即将入世的时候,我国的实际经济能力与经济现状不仅不足以让人民币汇率长期违背市场规则,而且更不允许汇率目标超越国内经济目标。如不尽快改变目前僵硬的汇率制度,则造成的结果是在国内将对工业生产发展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提高国外产品在我国的价格优势;在国际上将大大削弱我国产品的竞争力,而当我国贸易顺差逆转时,国际收支的平衡只能依靠国际资本的流入来弥补,势必加大国际游资对我汇率实行攻击的概率。而通过国内公开市场的操作以中和国际游资的攻击,将导致本币利率的下降,我国将面临国内资本的流出、国际储备的下降和国内经济的过热困境。

3、金融危机受害国已广泛采用浮动汇率。从国际上来看,亚洲金融危机后,受害国在抵挡不住国际游资的攻击后,通过贬值来争夺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吸取了经验教训:开放资本市场与固定汇率结合,使汇率与利率紧密联系,货币当局无法实施货币政策解决国内经济目标。故受害国普遍改变浮动汇率制,如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东亚国家纷纷转向浮动汇率制度,其汇率形成过程中的市场决定作用非常明显(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已贬值60%-400%),这一制度使货币投机商的获利机会下降,而投机成本上升,除非政治局势发生大动荡,东亚国家货币受到大幅度投机冲击的可能性已大为降低。而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一枝独秀,果然为我们赢得了国际声誉,尤其在香港回归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时至今日,在我国即将入世之机,我们不能过分看重西方各国政府与舆论将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责任通过政治化与外交途径维系在人民币汇率不变之上的观点,更不能以我国并不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在亚洲独自撑起稳定经济的大旗,而置自己的经济基本面有相当的缺陷于不顾。退一万步讲,我们现在尚能维系实际上的固定汇率,但当入世3-5年后,尤其当资本市场开放后,在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国货币当局根本难以阻挡外部经济环境出现的对本国不利的变化,我国近2千亿羸弱的外汇储备根本不能抵挡2万多亿膘满肉肥的国际游资的攻击。故必须改革现行的汇率制度,使之既能适应入世后开放资本市场的需要,又能独立行使国内的货币政策,不用为了维持僵硬的固定汇率而势单力薄的与强悍的国际游资较量。

二、可管理的浮动汇率——适度目标区制度

1、浮动汇率是国际上的主要趋势,内部均衡是一国的首选目标。以维持固定汇率为己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诞生的牙买加体系,是在国际资金流动迅速发展、汇率安排多样化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此时,浮动汇率已成为主流(见表1),内部均衡不仅是政府所密切关注的政策目标,而且它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价格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这几个国内政策目标中,价格稳定又因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国所遇到的严重通货膨胀而居于突出地位。牙买加体系下的内外均衡实现机制又是怎样的呢?见表1。

表1 IMF的汇率制度安排分类

汇率制度安排

采用的国家数

没有独立法偿货币的汇率制

 37

货币局制度

8

传统的钉住汇率制

 39

钉住水平带的汇率制

11

爬行钉住

 6

爬行的带状汇率制

 9

没有事先宣布路径的管理浮动汇率27

独立的浮动

48

资料来源:IMF Annual Report on Exchang Arrangements,1999.

在政府通过政策搭配实现内外均衡的同时,经济自发调节机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时国际资金流动与汇率变动可以非常迅速地自发对内外均衡进行调整。以经常账户逆差为例,它可以由因引起本国货币贬值而通过货币价格机制而得到自动调整,也可能因吸引国外资金流入而得到融资。不可否认,这一自发调整机制须在政府的积极调控下才能合理发挥作用。

在内外均衡的关系上,内部均衡居于首要位置。由于各国基本上不存在维持某一特定汇率的义务,故可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内部均衡的实现上。在实现内外均衡的过程中,国际间政策协调的地位有所下降。IMF所担当的国际间政策的协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限于危机管理等较低层次,各国专注于实现内部均衡。

2、改革现行的汇率制度。要使人民币汇率更好地发挥作用,当然首先必须进行一些先行的配套改革,如外汇市场的培育和完善,包括允许能够为企业提供避险功能的各种金融产品(如远期交易)的存在和发展,即建立和完善远期外汇市场,以及与之配套的利率的逐渐自由化(远期汇率是国内、外利差的函数)。下面主要谈谈汇率制度的选择。

汇率制度的选择是指一国货币当局对本国汇率水平的确定、汇率变动方式等问题所作的一系列安排的规定。可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优点是可根据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汇率价格,是简单明了、代价相对较低(相对于调整外汇储备的数量、调整国内的经济活动)的政策调整方法。实施可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后,汇率政策目标的选择便成为货币当局管理汇率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对此,文献上有不同的政策建议,如贸易加权的实际汇率指数,该指标的根本缺陷是不能适应入世后我资本市场的开放。

而对汇率目标区的体制的选择也有不同的看法,如传统意义上的目标区体制通常在两个联系非常紧密的经济体之间达成,是一种双边汇率安排。在这种安排下,双方都有维持目标区的义务,根据汇率变动的实际情况协调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且货币当局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协调一致的方式进行干预。我国学者吴运迪提出的目标区体制是一种单边的目标区,在确定中心汇率时,钉住美元、欧元及日元等与我国国际收支密切相关的一系列货币,由这个货币篮子产生一个加权中心汇率。我们认为至少在现在和可以预见的将来,欧元和日元不宜充当一篮子货币中的货币。

3、现行的人民币汇率体制所应该满足的要求。短期内(3-5年,最长不超过10年)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主要是保证经常账户的平衡,以促进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10后走向完全的自由浮动。可以考虑采用有一定幅度的目标区浮动汇率制方案。在确定中心汇率时,不应该仅钉住一种硬通货,而应该是一篮子硬通货;而在一篮子硬通货中是钉住美元、马克、日元和欧元,还是钉住美元、马克、日元?我们倾向于这一篮子货币不应包括(至少在5年内)欧元和日元。原因如下:

第一,从分散风险的角度讲,鸡蛋不宜放在一个篮子里。其一,美国经济总量太大。占全球经济总量1/4的美国经济的情况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融入WTO的中国来说有相当大的影响。我国对外经济依存度已高达40%,不仅高于美国的12%,比英国、法国的20%的“依赖严重”的国家都高。美国经济的风吹草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经济,况且在2001年美国经济已经出现衰退的势头。其二,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大。美国经常项目日益亏损,在1998年已达2300亿美元;美国外债爆炸,从1997年底的1.26万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2万多亿美元。其三,美国凭借IMF在1978年4月第二次修正案通过的1975年8月IMF临时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可以脱离黄金基础肆意发行美元,使得国际经济秩序可能由于美国的巨额债务而引发金融危机。

第二,欧元疲软。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表明在不远的将来无论从国际贸易结算手段讲,还是从储备货币讲,欧元将成为美元强劲的竞争对手。但由于目前欧元一路走软,欧元成为硬通货尚需时日。

第三,日元非硬通货,且日本政府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不负责任态度。从90年代以后国际货币结构多元化来看,日元和马克是在世界贸易和金融活动中除美元以外使用最多的货币。截止1988年底的5年内,各国外汇储备总额增长48%,其中美元增长3成4,日元增长1.28倍,德国马克增长1.18倍。尽管美元、日元、马克3币的优化搭配组合战略在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的货币构成上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尽管国际银行贷款总额中美元占53%,日元占13%;尽管在印尼、马来西亚的外债中日元已占30%,泰国占40%,我们认为日元仍然不能在人民币的中心汇率的形成上扮演重要角色。这主要是因为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任凭日元贬值,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另据新华社东京2001年3月7日电:日本央行总裁考虑诱导日元贬值,刺激日本经济复苏。这些都说明了日本是不负责任的经济大国。我们不可能把自己的汇率与说贬就贬的货币维系在一起。

第四,马克是硬通货。目前,德国马克在欧洲货币体系的一篮子货币——欧洲货币单位分配比例中已占34.94%,马克在国际外汇市场交易和金融业务中的比重已超过30%,成为外汇市场上仅次于美元的重要货币。马克作为投资货币的规模也日趋扩大。

目标区波动的幅度——考虑到货币贬值所能承受的程度,及我国货币当局对市场的公信力,宜将波动幅度制定在上下10%-15%的幅度为宜,并设置公开与不公开的干预区间。这是因为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各国和地区货币贬值的幅度来看,印尼为56.28%,韩国为57.15%,泰国为44.29%,马来西亚为34.76%,菲律宾为34.58%,新加坡为16.44%,台湾为15.47%[3],当时各国和地区均出现人心恐慌、经济受到重创的情况,故可以认为一国或地区的货币贬值超过15%,就会对其总体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货币当局不得不正视。所以将上下15%的幅度区间设置为货币当局公开承诺进场干预区间,利用市场对政府的置信,达到事实上调动不属于当局的某些国际游资力量自动抑制其它国际游资力量攻击我汇率的势头;心理区间即不对外公示的汇率浮动区间可设置为上下10%,这是考虑到货币当局进场干预有个时滞性,且依一定的政策工具能较从容地实现其它(国内)的经济目标,如当进出口冲击导致的汇率波动不会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被放大,人民币的汇率基本上由外汇市场的市场力量所决定,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与汇率的紧密联系及变动也不会对我国货币政策造成大的冲击。

综之,鉴于分散风险及美国经济的波动,在确定中心汇率时,不再只是钉住美元,而是钉住包括美元、马克等与我国国际收支密切相关的硬通货的一篮子货币,中心汇率取加权平均;汇率区的波动幅度以我国的经济状况、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政府的外汇储备的干预力量等综合考虑,设置公开与不公开的干预区间,趋势是波动幅度随着我经济实力的增强而越来越窄。这样,改革后的汇率制度就能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汇率通过自发地升、贬值,以平衡经常项目或资本项目),即外部均衡,这种较为稳定的汇率,能消除或降低由人民币币值波动引起的不确定性和对金融体系的扰动,促进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使汇率政策能明确地配合并从属于国内货币政策,而不是相反;政府可专注于国内经济的平衡,即内部均衡,拥有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以便发挥利率杠杆对付国内的通货膨胀或经济衰退,能较好地避免货币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动荡,从而提高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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