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多样、多变时代的道德心理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变论文,心理学论文,道德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3010(2006)12—0008—03
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征是：人类社会跨越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界限，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等诸多领域实现全方位的沟通和交流。各国在发展中只有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补充，才可能实现合作共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就指出：全球化“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①。但是，正如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个别差异一样，全球化时代也面临着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经济利益和生活方式等多元、多样和多变的冲突。处在这样一个“三多”时代，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角度、立场去面对道德冲突？应当运用什么样的方式、态度去实施道德教育？道德心理学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负有怎样的使命？
一、全球化时代的道德冲突
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价值观体系的差异导致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交往中经常发生激烈矛盾和冲突。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是这种矛盾和冲突的极端表现。各种或长或短的局部战争，使世界格局变得更加动荡。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东政局的变化意味着冷战时代结束，西方世界曾为此欢呼雀跃，似乎西方的意识形态取得了胜利，世界各国的矛盾冲突可以迎刃而解。但是，不同宗教信仰体系之间的教派冲突又引发了中东和非洲地区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恐怖主义势力的影响越来越严重。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差异逐渐取代意识形态的冲突，或者像塞缪尔·亨廷顿所说，未来世界的冲突就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简单地把这些新的矛盾冲突归咎于全球化，从而扭转全球化发展的趋势，而回归传统文明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全球化确实引发了当代社会的很多矛盾冲突，但是，不能因为存在矛盾和冲突，就否认全球化的进步意义和价值，并因此中止时代前进的步伐。正如《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宣言》所指出的：“全球化，是增多的人口流动，改进的通讯设施，极大提高了的贸易和资本流动以及技术发展的结果。它为全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开辟了新的机会。全球化还使各国能分享经验及从彼此的成就和困难中相互学习，并促进着理想、文化价值和愿望的相互丰富。与此同时，日益加剧的贫穷、失业和社会解体却伴随着迅速变革和调整的过程。对人类幸福的各种威胁，如环境危险等，也已成为全球化现象。进而言之，世界经济的全球性转变正深刻地改变着所有国家的社会发展之特征。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驾驭这些进程和威胁，以便增强它们带给人民的利益而减少其消极影响。”[1]
价值观和信仰的多元、多样、多变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特征，不仅存在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甚至也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全国教育学会执行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到2000年，在美国每三位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位来自少数民族家庭。在加利福尼亚和其他许多州，少数民族的孩子将组成学生人口的大多数。”[2] 这就更加明确地预示了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进入多元价值观并存的全球化时代。
我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发展史的东方古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根深蒂固。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同样面临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多元、多变、多样的时代特征也日益凸显。这些都向我们的道德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
1.利益主体的多元导致价值主体的多元，道德教育面临失去价值依附的危险。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分化出许多新的经济利益主体，其中以个体经济利益主体的增长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最大。如果他人或社会的行为触及到“我”个人的利益，就会引起个体强烈的反应。
2.快速多变的社会发展引发剧烈的价值冲突，道德教育面临道德相对主义的挑战。虽然价值观的转变通常比较缓慢，尤其是对于价值观已经基本定型的成年人而言，但在当代中国社会，人们已经认识到各种不同价值观的存在，允许不同价值观的争论和共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问题随之产生：在道德相对主义冲击下，道德教育究竟应该以哪一种价值观为准则？
3.道德观念的内容和方式呈现出多样性的色彩，道德教育面临教育形态的艰难选择。全球化时代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使道德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也日益丰富多样：道德教育的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常规的课堂教学和非常规的课外活动，传统的以学校教育为主和当代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一体化，道德知识教学和道德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的知情行统一和回归生活的道德教育……多样的道德教育内容和形态，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教育评价和来自社会、家庭的教育要求，常常使不少教育工作者无所适从。究竟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这不能不说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难题。
二、“三多”时代的道德心理学思考
当今时代已经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学术观点的争论在体现多元化、多样性的同时，也越来越表现出快速多变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思想、道德和文化方面也日益表现出这种“三多”特征。如何看待“三多”现象？在这个“三多”时代，如何使道德心理学更好地发挥其学术价值和科学引领作用？如何运用心理学的观点来解决当前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应该成为每一位心理学工作者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1.正确认识“三多”现象的时代价值。从心理学角度看，“三多”现象符合人类心理活动规律。社会发展有一定的规律，随着人们对这些规律认识的深入，就必然会质疑不符合这些规律的错误认识。由于对事物认识程度和水平的差异，人们之间必然会产生对某些问题的争论。如同个体心理现象既存在普遍规律又存在个别差异一样，人类社会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等发展也表现出规律性和差异性。相应地，在对社会发展的宏观把握上，应该遵循社会心理发展的普遍规律，而在对一些具体社会问题的分析上，则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绝不能一味强调一致性、统一性。实际上，社会就是在普遍性与差异性的对立统一中不断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多”现象的存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差异性毕竟反映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准确性和深入程度的差异。在学术思想上，这些差异表现为不同的社会思潮、学术理论和观点的争论。如果是正确的社会思潮和学术观点占据主流，那就会推动社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反之，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如何准确把握和认识不同的社会思潮和理论观点，是道德心理学在这个时代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2.科学评价“多”与“一”、“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虽然存在思想、道德和文化的“三多”现象，存在不同观点的分歧，但历史地看，这些多元化的思想中又必然存在着植根于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某种比较一致的东西。就像一个成熟的成年人的人格心理一样，尽管它也会受到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它的核心人格特征却是基本定型的。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已经奠定了深刻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的根基，形成了自身固有的民族人格。面对“三多”时代的冲击，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个“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的“民族人格”？能否对这种“多”与“一”、“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进行科学评价？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有人也许会说，既然“三多”现象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就没有必要寻找这个“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的根基，就让这种现象存在吧。他们担心，如果过多地追寻“一”和“不变”，就可能或者陷入封建集权制，导致对民主和自由的压抑，或者陷入狭隘民族主义，导致对外来思想和文化的抵制。但我们认为，但我们寻找这个“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的规律，并不是要压抑不同观点的争论，而是要找到中华民族历来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的民族人格，在吸收和包容各种不同思想、道德和文化的过程中，形成更适合我们社会发展的民族精神。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心理特征一样，一个民族和它的文化也应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特征。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否定。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我们只有顺应这个潮流，在与多种思想、道德和文化的交流、对话、相互吸收、影响的过程中，保持民族的“人格特色”，才不致于被社会发展潮流吞没，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3.理性探讨主流道德价值建构的科学规律。当今社会，多元化、多样性的思想观点在相互影响中不断相互吸收和借鉴，快速多变的社会发展又不断衍生出一些新的思想观念。我们既要允许和肯定“三多”现象的时代价值，又要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的主流价值。黑格尔早就指出，一个具有现实性的民族的必要条件是要有其自己的伦理精神实体。在当代中国，如何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重新建构适合本民族发展的主流道德价值，是道德伦理研究的重要话题。
要重建社会的主流道德价值，首先要调查清楚“三多”时代究竟存在哪些主要的道德价值观念。当代我国社会已逐渐形成了一些为国人所普遍认可的道德价值观念，如：平等、民主、公正等。在生活方式上，人们也普遍要求能够独立自主，实现个性化的生活理想。对这些道德价值观念，我们要通过客观科学的调查研究，通过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以及教育学等多学科的分析，得出确切结论。
其次，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要求，具体分析这些不同观点对民族道德发展的价值以及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从中筛选出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且确实能促进整个社会道德发展和进步的价值观念。当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们受教育水平差异等，要想找到一个适合全体国民的共同的主流价值观确非易事。但这种寻找又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主流的核心道德价值，就会失去未来发展的道德动力和后劲。古今中外社会的发展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再次，主流道德价值要和其他道德价值并存，才能获得发展。真理总是在同各种观点的争论之中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些不同观点的争论，主流道德价值就难以证明其正确性。另外，由于人们之间存在道德发展水平的差异，有时仅靠主流道德价值观念很难适合整个社会和不同群体的道德发展，这就需要在主流道德价值之外，找到某些能起辅助作用的“副道德价值”。或许在某些地区、某些个体身上，“副道德价值”可能就是他们的主流道德价值。
最后，建构主流的道德价值要采用多种方法，使之恰当地适合于不同社会群体的道德接受水平。换句话说，即使找到了这个主流的核心道德价值，具体到每一个体的道德教育中，也不能采用“大一统”的教育方式。虽然权威主义的教育方法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环境中可以发挥其灌输的教育作用，也能产生一定的道德影响，但从根本上讲，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群体的社会，其道德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内在的自主性。建构主流道德价值，要在社会原有道德价值观念基础上，以略高于原有道德价值观念的内容进行教育(这就是所谓“最近发展区”概念)，使人和整个社会具有最大道德驱动力。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区、不同的城市和乡村，在道德价值观念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各地区要本着实际，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才能收到最佳教育效果。
总之，寻找社会的主流道德价值不易，建构主流道德价值更难。而且，当今时代又是一个快速多变的时代，主流价值观念也经常不断地受到新兴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因此，主流道德价值观念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更新和发展的过程。“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完善自己，社会的主流道德价值才能在发展中体现出自身价值。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