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世界历史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界历史理论，并把这一理论运用于自己一生的研究中。无论是19世纪50年代，还是在晚年，始终以其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础，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分析、探讨东方社会的前途和命运，展示东方社会走向世界历史的发展图景。因此，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在世界加速“整体化”的今天，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此，邓小平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仅闪耀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光辉，而且为这一理论注入了时代的特点，填补了这一理论的一些空白，因而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这一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一，邓小平在深刻把握当代世界历史时代特性的基础上提出的对外开放的理论，指出了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凸现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世界历史”并不是各国历史的机械凑合，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经过发展、转变而在历史的一定阶段才产生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其涵义是， 从横向上看，就是建立在生产力巨大发展基础上的各民族间的普遍交往；从纵向上看，就是指在前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力、分工的基础上，历史只能被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不可能形成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依赖的格局，这时各国的历史不足以构成“世界历史”；只有当大工业开辟了世界市场，使商业、交通得到巨大发展，创造出打破限制民族交往的自然隔阂的生产力和生产手段时，“世界历史”才能形成。如马克思所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2]简言之， 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是指在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各民族、各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入相互依存状态，形成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它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基本特征是：（1）开放性，即各民族、 各国家全面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世界成为一个以物为中心的人与人全面依赖的世界。（2）流动性，这就是说，产生了规模宏大的世界市场、 国际联合体以及全球循环的物质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等。
世界历史的形成意味着世界生产力的形成以及人们可以利用这种世界生产力。所以，马克思说：“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3] 因此，在世界历史中，“各个单独的各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生产）发生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4]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上述观点表明：在世界历史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情况下高速地发展其民族经济，对“后发展”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所以，对外开放是经济落后的国家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蕴含的逻辑结论。
在当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高科技的开发和运用，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其层次不断地扩大。全面交往产生的结果是形成了规模更为宏大的世界市场、国际联合体以及信息、技术、资金、人才的跨国流动。这些，印证了马克思当年的预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的历史。另外，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同，当代世界历史中并存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形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平行的国际市场，当代世界历史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发展的历史。
在当代世界历史中，社会主义中国如何求生存图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邓小平认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5]“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 闭关自守都不可能。”[6]因此，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道路时，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在对当代世界历史时代性特点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提出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对外开放，自觉走进世界交往的行列，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7]。 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提出和实施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意义是极为重大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实现了“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但没有经历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因而生产力较为落后。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有用成果。只有对外开放，才能以人类的先进成果为自己的发展起点，以“跳跃”式的发展跨入现代化行列。相反，闭关自守势必使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和单独进行，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老路，导致的将是停滞、落后和愚昧。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告诫我们：“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8]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这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正确性，证明了对外开放确是社会主义中国从落后走向繁荣的正确道路。同时，中国的实践也表明，邓小平对外开放的理论对于当代世界历史中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
由上可见，邓小平对外开放的理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底蕴，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凸现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是这一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第二，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填补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留下的关于实现“跨越”的国家应根据什么经济体制去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一理论空白。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与提出虽然是在19世纪的中叶，但贯穿于他的思想发展之中。在晚年，马克思由于转向人类学以及前资本主义的现存社会结构的发展及其现代趋势的研究，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经济形态的改造问题有着极大的兴趣。俄国农村公社到底可以往什么方向发展呢？马克思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来把握和分析这一问题，认为俄国存在着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在于俄国公社和社会是处在“世界历史”广阔的背景中，不是脱离“世界历史”而存在的。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而且度过了这种社会制度没有被触动的时期”[9]。 它“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欧洲和美洲的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民族正力求打碎它的枷锁，以合作生产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10]，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11]。如何才能将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呢？马克思认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成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成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12]。“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3]
从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设想及其可能性和现实条件分析中可以看出，“跨越论”深刻贯穿着“世界历史”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实质上是“世界历史”理论的拓展。然而，对实现“跨越”的国家应根据什么经济体制去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论述，从而留下一大理论空白有待后人去探索和填补。
原苏联作为第一个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与在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并不完全相同，因而把马克思曾经为后者作出的某些设想当作教条，一味地排斥市场经济，认为只要按照计划经济原则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就能有计划按比例有序和谐地发展，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实践证明，按计划经济原则发展那种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成功的，仅靠计划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容易出现“左倾”政策和唯意志论的作法，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原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恰恰就在这点。
我国50年代到70年代走的曾经是与苏联同样的道路。苏联解体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垮，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及时实行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胆略和勇气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4]那么，改革的大方向是什么呢？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当今中国的改革是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15]所以，“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16]，“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7]。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戒律”。十四大以来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也充分说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中国来说，有利于与世界性的市场经济接轨，从而最充分地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吸收、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并由此增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逐步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获得“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正确地解决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应建立怎样的经济体制去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三，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从理论上深化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关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动力的思想，从实践上说，为实现“跨越”的社会主义国家指出了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马克思在阐述其世界历史理论时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18]“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9]而资本主义大工业则“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20]。众所周知，机器大工业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利用的产物，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所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
当今世界更是科技革命的时代。高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推动着生产力高速发展，使世界历史日益整合成为一部“地球村”的历史。中国由于属于“后发展”国家，科技和生产力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能否大力推进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利用，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决定着我国能否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而成为科技大国、经济大国。邓小平深刻领悟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是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这一思想，结合当代世界历史和中国的特点与实际，明确地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21]“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的现代化。”[22]为此，必须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而深刻的。在生产力的运动过程中，生产力中的某一要素的重大变革必须迅速波及、影响到其他要素，从而引起生产力的质变、飞跃，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近代生产力的变革以劳动资料为生长点，而现代，科学技术则决定了生产的方式、节奏和发展方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正是对科学技术在现代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正确概括，是对产业结构现代构成的正确理解。所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表明邓小平已站在当代世界历史的制高点上，深化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动力的思想。
第四，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历史中求生存图发展的前提问题，完善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有关思想。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一切国家、民族、阶级和个人必定从自己狭隘的地域性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趋势，但并不认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实现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说各个国家的民族性、阶级性完全丧失。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历史”的同时，也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所以，“世界历史”的形成“并不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23]。相反，“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样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4]。根据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必须向世界开放，另一方面又不能忘记自己崇高的历史使命，更不能在开放中丧失“自我”。那么，在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当代世界历史中，无产阶级的国家如何在不丧失“自我”的前提下，置身于世界历史，建设好社会主义，最终完成自己崇高的历史使命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邓小平以世界历史的眼光审视当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实行改革开放，不走向世界历史交往的行列，固然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又存在着矛盾、冲突与斗争的当代世界历史中，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样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甚至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死亡。为此，邓小平反复告诫国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5]联系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的曲折情况，我们深深地感到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它科学地解答了在世界历史中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发展、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和完成无产阶级崇高的历史使命的前提问题，发展完善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确实对于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正确认识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但对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较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导师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具体的论述。过去，我们也没有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民族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在世界历史中所处的地位来决定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具体道路和做法，往往执着于抽象的原则、本本和苏联样板，结果，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陷入了困境。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使我们重新回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上来，并引导我们重新面对两种不同制度所共有的社会发展基础、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过程、市场对经济运行的基础性作用、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必然性等诸多属于“世界历史”范畴的东西，思考并正确处理当今两种基本社会制度范畴和“世界历史”范畴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问题。这一理论所阐明的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技兴国等基本观点、基本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系统和科学地回答了中国这样较落后的国家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怎样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使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中国大放光彩。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 页。
[2][3][4][18][19][20][23][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第60～61页，第67～68页，第25页，第39～40页，第67页，第68页，第41页。
[5][6][7][8][15][16][17][25]《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64 页，第78页，第203页，第364 页，第373页，第379页。
[9][10][11][12][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2页，第443～444页，第451页，第441页，第326页。
[14][21][2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第150页，第150页，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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