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经济思想——跨世纪的指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世纪论文,思想论文,指南论文,经济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发展阶段及其历史意义
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当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单纯的理论发展的产物，而且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产物。在它的创始人邓小平同志生前，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邓小平经济思想在反对康生、江青、张春桥的极“左”思想中产生。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邓小平针对那些“平均社会主义”、“穷社会主义”、“愚社会主义”、“闭关锁国社会主义”等一类思潮，阐述了重视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重视发展国民经济、重视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倡导对外开放的理论，为人们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理论武器。第二阶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在拨乱反正基础上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如何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成为20世纪整个80年代的基本实践。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在经济观念上取得两次重大突破。第一，突破关于计划经济必须为主，而市场调节只能作为辅助手段的认识，确认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商品经济，而不是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品经济。这就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停留在仅仅对企业“让利放权”，而要使企业真正成为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次突破发生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后。第二，突破把商品经济发展必然出现的事物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认识，肯定了发展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发行股票也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肯定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这就为企业成为市场中的竞争性企业创造一个社会经济环境提供了理论指南。这次突破发生于党的十三大前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把邓小平经济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阶段。第三阶段，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中国出现“返回传统社会主义”的回潮。邓小平高瞻远瞩，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巡讲话”，为我国改革开放摆脱彷徨、社会主义事业走出低谷指出前进方向。在理论上突破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观点，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历史意义可从三方面来看：
邓小平经济思想首先是对历史的总结。我国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曾经初步指明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也对一五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了创新性总结。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条正确路线未能得到贯彻。从1957年起，我国在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出现过严重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党的指导思想上纠正了“左”的错误。邓小平经济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提供了理论指南。必须指出，在党的领导层纠正“左”的错误认识，还不等于在全社会解决一切思想问题。由于我国小生产者思想的社会历史基础特别深厚，因而轻视知识、轻视人才、漠视利益、忽视规则、否定竞争的风气特别盛行。不少人头脑里渗透了“一大二公”、“越穷越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等信条，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轻视生产力发展、归大堆、大锅饭加小特权、命令经济、长官意志、害怕科学、愚民政策等的混合物，把与之相左的事物统统污蔑为“资本主义”。磨利邓小平思想这个理论武器，才能有力地防止错误思潮卷土重来。
邓小平经济思想还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进行反思的结果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这一历史事件包含着双重含义：它一方面说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缺少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说明东欧与苏联已经开始的经济改革失败。片面地从前者来看问题，就会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失败；片面地从后者来看问题，就会认为改革开放搞乱社会主义，还是坚持传统模式为好。只有深刻地看问题，才能看到社会主义依靠新的探索与发展，就能重振其事业。
邓小平经济思想更是对社会主义未来发展方向的正确把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着“左”的和右的干扰。右的干扰在于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取消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全面的“私有化”。“左”的干扰在于否定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把市场经济视为当前一切丑恶现象的根源，重新祭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法宝”。两种干扰的恶性发作，都有可能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般来说，右的干扰在社会的上层比较容易发作，完全搞垮公有制的危险是存在的；“左”的干扰比较容易在民间发作，引起新型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也不能无视。为了使社会主义事业不致于功败垂成，必须明辨是非，目标清楚，排除万难，把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社会主义新体制建立起来。掌握和发展邓小平经济思想，我们就得以紧握锐利的思想武器，在前进道路上披荆斩棘。
二、捍卫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要观点
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介绍文章论著已是汗牛充栋，在此没有必要再来系统的简单列举。鉴于现在社会上出现对邓小平理论的误解与攻击，笔者从捍卫邓小平经济思想的角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阐述如下观点。
（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
一种制度的本质，就是统管该制度其他特征或属性的最根本的特征或属性。长期以来，人们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归结为公有制。的确，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公有制概念，是界定为全社会所有、劳动者获得解放的公有制，它与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是历史的新生事物，不等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形形色色的公有制。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在实践中推行“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碰壁之后，认识到公有制本身不能作为判断社会本质的标准。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无法确定自身对社会掌握生产资料的程度与劳动得到解放的程度。邓小平在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深入观察当今世界出现的新变化，并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是这样论述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我们应当把上述表述作为统一的不可割裂的论断来理解。笔者认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实现社会主义使命的中心环节，也是共产党人多年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这要建立在相应的前提上，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人类社会产生剥削现象，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生产力发展不足所必然产生的现象。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可以直接通过建立公有制来达到，但是公有制本身采取什么形式，在社会经济中处于什么地位和占什么比重，对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能否在社会物质财富大量涌流而不是在贫穷的基础上实现消灭剥削，归根结底要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决定。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偏离这个目标，就根本体现不出社会主义本质。实现共同富裕，绝不能一蹴而就，而是要根据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来选择适当的生产关系形式，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不断取得进步的结果。
有人认为邓小平这个表述排除了公有制，是“唯生产力论”的观点，这是误解。这种人没有看到在邓小平这个表述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消除剥削和两极分化的中心——共同富裕的最终结果，完全是统一的，公有制是应有之义，这根本不是“唯生产力论”。之所以没有在字面上说出“公有制”，笔者的理解是为了避免人们可能用“公有制标准”来替代社会主义本质的统一完整的含义，而决不是排除公有制。邓小平在其他场合，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不能搞私有化。但是，这些原则属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并不是在论述社会主义本质中构成概念的要件。
要理解这一点，离不开对历史的回顾。我国曾经坚定地奉行公有制原则，但并未能很好地奔向共同富裕，反而一定程度上被拖入共同贫穷，“文革”中搞的“穷过渡”就是典型例子。邓小平在1978年9月对此做过深刻的反思，他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2]（p128）
上述反思说明，公有制本身不能作为判断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政策措施优越与否的标准，标准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明确地提出，离开了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生活，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针对1989年后有人以“批判庸俗生产力标准”为名，抨击各种改革措施，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作为生产力标准的进一步扩展，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邓小平理论需要发展，今天，我们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了更深刻广泛的理解：第一，生产力并非单纯的物质条件的概念，它必须注重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源。因此，劳动者素质与精神状态的提高是生产力标准中的基础内容，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包含在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当中。第二，生产力不应片面强调人对自然界的征服能力，还要讲人与自然界的协调能力，因此，我们追求的生产力发展包含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二）关于计划和市场
从社会主义认识的发展历程看，社会主义经济学界对于商品与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地位，是越来越肯定的，到邓小平经济思想中达到更高的认识水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对这一问题已经讲得很透彻了。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p373）这一论断，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1.正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制度的本质属性，这无论对于东方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经济原理上的重大变革。因为，东西方的经济学界都从不同的价值判断立场上，共同肯定计划与市场分别是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性相连的。2.正确概括了两种社会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共同点，就是都需要交叉运用计划与市场，以调节社会经济。这对人们认识社会化经济的客观运行规律提供了理论武器。3.在实践上，维护了我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在1989年之后的几年当中，我国政坛上出现一种否定市场取向的改革，把主张市场经济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倾向。邓小平的上述论断是当时理论战线的又一次拨乱反正。
我们应当高度评价邓小平上述论断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学术价值，以致于有学者称之为“邓小平定理”。
“南巡讲话”为我们党在十四大上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体制，其难度是超乎人们想象的。但只要我们牢牢把握“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完成这项伟大的社会工程。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错误认识，都是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左”的认识仍然将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划等号。由于当前一些资本主义丑恶现象的发生与泛滥（如部分私营老板不顾工人死活赚黑心钱，一些地方政府对劳动者利益极端忽视，贫富分化现象趋向严重等等），有人就把罪过归结到市场经济上。在理论上他们断定，非得回归计划经济才能解决这些现象，不相信民主与法制的作用。这些人不懂得，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固然没有劳资关系问题，但却有官僚主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离开民主和法制，同样无法解决种种丑恶现象。至于从经济运行来看，计划经济体制有其优点，也有过历史作用，但它的僵化、低效率、缺乏创新、造成短缺等种种弊病，早已为多年的历史所证实。社会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无可回避地要转换体制、激发活力。右的认识是绝对肯定市场的作用，完全否定计划的作用，宣称市场在资源配置上是万能的。这种思潮在我国经济学界影响极大，且有其国际背景。当代世界，出现西方政治家们有意识将经济理论意识形态化的动向，他们别有用心地抬高西方经济学中一派的地位，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我国一些在西方留学的经济学者陷入其意识形态化的泥潭里，背离学者的科学态度。在他们的头脑中尽是市场浪漫的教条，根本无法理解邓小平定理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来自实践的科学认识。靠他们的理论指导我国的经济运行，只能放弃计划、放弃调节、难以对经济发展有所作为。
根据邓小平定理的精神，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正确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坚持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二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体系，科学地运用计划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在理论上，当前主要是批判对新自由主义崇拜倾向。我们必须主要学习西方国家发展经济、调节经济的成功实践，而不是去迷信西方愚弄别人、自己却不打算去实行的意识形态教条；我们必须认真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各个学派（包括发展经济学、制度学派、计划学派、管理学派、行为学派）的有价值的内容，而不是冷落百家、独尊那个新自由主义。
（三）关于共同富裕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对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其实现过程要建立在科学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不是传统理解的“齐步前进”。在发展的道路上，人们的富裕程度与速度是不相同的。对此，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2]（p152）
邓小平这段话包含着不同地区与不同社会成员的富裕差别性两个问题。由于不同地区富裕差别性问题与社会主义本质离得远些，因此需要专门讨论的是不同社会成员的富裕差别性问题。有人攻击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的政策是导致两极分化的理论根源，其理由是建立在一个站不住的立脚点上，就是否认社会财富可以在共同增大的情况下社会成员能够共享。这种人的逻辑是把剥削制度通行的“不杀穷人不成富人”规则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
本来，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按劳分配的原理已经指出，由于劳动者能力的差别，家庭负担的差别，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不可能一样，富裕程度也不一样。为什么邓小平有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政策会受到非议呢？这里有背景的不同，这就是“先富起来”的现象已经不完全能够按照传统的按劳分配来解释了。我们所提倡的“先富”社会背景已经是正在临近的知识经济与正在完成的市场经济。前一个背景对社会成员劳动复杂程度与创造的知识成果价值会造成很大的差距，后一个背景会由于市场竞争使不同社会成员在抓机遇、抢占竞争制高点等方面的优劣造成很大的差距，而市场经济又会对知识经济的内在差距给予放大的外在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是劳动这项因素，而且一切有利于财富增长的生产要素乃至机遇都会参与分配，社会成员之间的富裕程度差距就远远超过过去那种“按劳分配”形成的差距。
如何看待这样形成的差距呢？只要坚持客观的立场，不带偏见，就不难发现，这样的差距是有利于社会财富的整体增长的。强行抑制这样形成的差距只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具体来说就是阻碍社会发挥对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激励机制，阻碍利用市场机制来发挥生产经营的优胜劣汰机制与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结果自然是妨碍共同富裕最终目标的实现。
不可否认，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项经济政策，要能够发挥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作用，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不能允许社会不公的分配机制；二是政府履行收入调节的职能，发挥“调富助贫”功能。从现实上看，我们今天这两个前提都极不充分。尤其是社会分配不公的机制，在腐败的支撑下极为严重，造成损公肥私者先富，辛勤劳动者贫穷。一些“先富者”是靠国有资产流失与利用权力获取资本与发展机会。这样的“先富”不仅不能增大社会财富，而且还是靠破坏大量财富来获得个人相对少的非法利益。但这种现象只能归罪于社会监督机制尚未健全。如果归结为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政策，在逻辑上是张冠李戴，在效果上是一方面打击发展生产力，一方面放过真正的犯罪根源。
从社会学意义上看，社会出现某种“仇富”情绪是有原因的，这是对“坑穷”思维的惩罚。一些政府官员根本没有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社会良知，更没有共产党人与劳动者血肉相连的观念，屁股完全坐在“财大气粗”者一方，实施“劫贫济富”。这一来就使邓小平关于“先富起来起示范作用、带动作用”的初衷丧失殆尽，也给攻击这项政策的人造成口实。因此，捍卫邓小平这项理论观点，除了要在理论上阐明知识经济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分配机制外，更重要的是营造社会公平的分配机制，剿除腐败，在政府机构中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否则，就难免有人挥舞“平均社会主义”的旗帜来反对科学社会主义。
三、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经济思想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而是带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理论发展的里程碑。这个思想的形成时期，标志着中国从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束缚下挣脱出来，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这个思想的深化时期，则标志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历一场严重挫折之后，中国如何坚持走正确的发展道路。为了从经济领域回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的问题，就要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上有新的科学进步。在此，我们可以将邓小平经济思想与他之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部分有特色的经济思想作简略的对比。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集中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这里系统地阐述了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概念，指出它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并论证这样的分配方式中由等量劳动相交换所体现的原则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这里的权利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不过，“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p12）列宁实际进行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有一个重大转折，就是从利用垄断到利用市场。原来，列宁想到的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垄断形式，他多次认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向前迈进的第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因而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4]（p163）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转向利用资本主义的市场形式。他指出：“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因为新经济政策容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进行经济竞赛。”[5]（p155）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最初的体制模式——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与之相应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理论，其内容就是从理论上阐明一种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非市场经济体制。在其理论中，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认为这是一种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他还认为价值规律并不是社会生产的调节者，但价值规律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可以促使企业的经济工作者合理安排生产，降低成本，争取盈利。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他在1975年深刻地看出新旧社会在经济运行上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他说，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但对于这样的客观存在，毛泽东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他认为这些制度现象中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因素，主张在思想上加以批判并在实际上加以限制。邓小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了总设计，指出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为前提，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通过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科教兴国战略、走共同富裕道路等来建设社会主义。前述的“邓小平定理”，与前几位导师的经济思想相比，更加接近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对回答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供了更加实际的答案，由此开拓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新天地。
我们科学地肯定邓小平经济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推向新阶段的历史地位，肯定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指导作用。同时又遗憾地指出，在邓小平经济思想所覆盖的领域内还有一系列理论问题尚未得到论述。比如，体现公有利益的公有制企业与强调经济人利益的市场经济运行如何兼容；带有两极分化固有本性的市场竞争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如何协调；各种市场经济范畴（商品、价值、资本、剩余价值、租金、利息、利润、产权、雇佣关系、市场体系）如何根据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的性质来分析；工人阶级及其政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什么作用，等等。这些理论问题不讲清，“左”的右的思潮就会趁虚而入，以它们错误的解说来搅乱人们的思想，人民群众也可能在其错误影响下产生迷惑。
无庸讳言，邓小平经济思想正遭受来自两方面的挑战。来自右的方面挑战是一种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他们采取的手段主要是“排挤”，将包括邓小平经济思想在内的一切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都排挤出学术论坛，同时不遗余力地鼓吹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这一挑战的危险不仅来自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袭，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不够有关。来自“左”的方面挑战采取的手段，是将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各种丑恶现象强行与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挂钩，以此否定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正确性。比如，将社会上道德滑坡、信念失落与生产力标准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挂钩；将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挂钩；将拜金主义、造假制假与市场经济挂钩；将国有资产流失、职工下岗与对外开放挂钩，等等。这一挑战的危险不仅来自“左”的鼓吹者不惜鱼目混珠，捡起当年的“张春桥谬论”冒充毛泽东思想，还与理论界恪守“敏感问题不争论”，不主动站出来坚决地捍卫邓小平理论有关。改革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证明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正确，但是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一个正确的理论，总要经历长期的考验，才能持续发挥它的作用。可以判定，今后我国的改革开放能否沿着正确的航向乘风破浪前进，与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生命力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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