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安全困境及其战略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亚论文,困境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中期迄今，东北亚一直是中日美俄等大国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也自然成为诸大国竞争的焦点。冷战时期东北亚是两大阵营对峙的前沿阵地，冷战后亦是冷战遗产犹存、热点频发的不稳定地带和最有可能出现大国冲突的地区。这样的情势决定了东北亚相关各国以安全诉求为核心，其安全压力远远大于世界其他地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形成也困难重重，与日益走向缓和的国际大环境相比，东北亚安全情势尤其复杂，并影响到地区经济合作、能源合作乃至国家间正常关系。由此看来，东北亚的安全困境是无解之局。另一方面，由于涉及中日美俄诸大国利益，东北亚的战略重要性不断上升。东北亚既有安全困境（尤以朝核危机为爆发点）触动了所有相关国家的神经，打破既有安全困境关乎相关各国的共同利益，已经成为包括蒙古在内的地区诸国的共同愿望。概言之，相关诸国均在思考应对东北亚安全困境之道。
安全困境的传统战略应对措施往往是建立霸权、军事结盟和寻求均势，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教训则使集体安全思想成为全球范围内寻求安全的路径。20世纪80年代迄今，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种因素跨越国界，国家安全的传统边界已经被打破，当代解决地区安全困境的两种模式也引起了各国浓厚的兴趣：共同体模式与合作安全。在这两种模式中，前者寻求高制度化的超国家架构，后者则寻求低制度化的协商一致。西欧模式是大国主导的共同体模式，法德构成整合发动机；东盟模式则是小国合作的共同体模式，寻求协商一致。合作安全将安全困境从结构性概念发展到进程性概念(Processing Concept)，并成为一种待检验的应对之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付诸实践。当前，反思霸权、同盟、均势、集体安全的成败优劣，从共同体建构中获得启示，寻求合作安全，集中体现了各国应对安全困境的战略路径，也为东北亚安全困境的解决提供了思路。
东北亚安全困境及其溢出效应
东北亚安全困境随地区内外大国的入侵而产生，对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控制权的争夺尤其构成了东北亚安全史的基本内容。18世纪之前，东北亚的重要国家仅中国而已。19世纪中后期，日俄交替侵华，其中沙俄割占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使得中国丧失了东北的安全屏障；日本在20世纪初吞并朝鲜，入侵中国东北，操纵成立“伪满洲国”，并妄图依此构建“大东亚共荣圈”。二战之后，美国驻军朝鲜半岛和日本，视之为遏制苏联和中国的桥头堡，并直接导致中国台海两岸的分治、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钳制东北亚安全的美日中俄四角应运而生。东北亚形成了以中俄朝（以双边友好条约形式）为一方、以美日韩（以双边军事同盟和美国驻军为形式）为另一方的对峙体制。东北亚是世界上惟一处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美日俄四大国包围之中的地区。四国在地缘上聚焦于东北亚，历史上因相互矛盾而多次兵戎相见，其地区影响力无法忽视。
作为冷战体制的遗留地，东北亚集中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与封闭国家等各种政治类型国家，这里既有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冷战遗留下来的热点问题，如领土、边界问题，也有冷战后大国兴衰带来的新热点，如大国利益分配的变化等，国家统一、领土纠纷、能源资源、生态保护、核武器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而且东北亚各国战略互信程度极低，缺少有效的安全制度约束，从而使得安全困境普遍存在。东北亚各国奉行不同的安全政策，更使众多安全困境之间相互影响乃至相辅相成，地区热点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失控的可能性依旧存在，尤其是朝鲜半岛局势发展成为区内外强国显示实力和影响力的焦点。
安全困境不仅是一个结构性概念，也是一个进程性概念，其存在也必然溢出到其他问题领域，因而还是一个功能性概念。基于此，下文将从结构性困境、进程性困境和功能性困境等三方面来分析东北亚安全困境。
结构性安全困境多与传统安全相关。就单个国家而言，东北亚是世界主要力量中心的汇聚点。东北亚有世界三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世界经济最发达的美日和崛起的中俄，还有韩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和朝鲜这样的封闭国家。军事上中美俄是核大国，日本是常规力量大国，而朝鲜核武器开发举世瞩目。东北亚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战略目标对冲，历史和现实矛盾分外复杂。勘为表征的是，历史积怨和现实制约导致朝美、朝日关系未实现正常化；且朝鲜半岛重兵对峙，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面积22万平方公里的朝鲜半岛是世界上军事力量最为密集的地区，有朝韩正规军近190万人，美国驻军3.7万人。加上其他东北亚国家的军事集结，可以说东北亚集结了数百万大军，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庞大的军事集结是战略互信缺失的结果，又反过来加剧了各方战略互信的缺失，构成了安全困境上的恶性循环。
从双边角度讲，东北亚素来缺乏多边主义传统，军事同盟和双边主义最为流行。东北亚安全架构的主要组成因素是美日联盟、美韩同盟、中朝传统双边友好关系，以及中俄朝等的单边力量结构，而较为完整的安全框架就是美国建立的双边军事同盟。但排他性的军事同盟在战略上导致相互猜疑，在地域上覆盖不全，在成效上则易引致对抗性思维和制衡性行动，从而阻碍了东北亚安全合作的达成。历史遗留问题制约了其他双边关系，如台海问题关乎中国最核心的战略利益，也对中日、中美关系构成了重大牵制，固有的双边领土、领海纠纷（如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韩日独岛／竹岛之争、俄日北方四岛争端等）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极大地制约了有关各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和战略互信。尤其是位于千岛群岛南端的北方四岛是俄罗斯重要的军事基地和对日军事行动的前沿阵地，即使日本把对俄援助、签订和约与领土问题挂钩，俄做出让步的可能性也不大。可以说，领土、领海本身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各国都不会轻易放弃，而这方面的争端不仅会激化国家间矛盾，带来地区安全隐患，也会影响地区经济合作，使各国利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从多边角度看，东北亚缺乏可资利用的制度性资源，东北亚历史上从未真正形成过地区协作机制，缺乏有效的多边政治组织和广泛意义上的地区论坛及军事联盟。涉及东北亚安全的多边、超地区的对话机制主要有三个；始于1994年的东盟地区论坛(ARF)，它是一个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泛地区性论坛；1993年成立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其下设的“北太平洋工作组”目标就是推动东北亚安全对话机制和朝鲜半岛稳定框架的建设；始于1993年、由中美日俄朝韩六方官员和学者共同参加的东北亚合作对话会(NEACD)，它致力于建立信任措施，尤其在海事、核不扩散、危机预防、透明化等方面卓有成效。但总体而言，东北亚安全合作主要还停留在条约和协议层面，地区性多边安全机制的缺失引发了各国间的猜疑、畏惧与敌意，也导致对地区争端或潜在争端缺乏有效的制约、管理和仲裁。
东北亚进程性安全困境主要体现在各国战略调整的结果上，尽管其中不乏积极成效（如中国崛起对地区稳定的贡献），但消极影响更为突出。首先，美国推行导弹防御计划、强化双边同盟的做法加剧了地区安全困境。美国在东北亚的目标依旧是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挑战其核心地位，或成为其势均力敌的竞争者。美国对中国实施软遏制的战略目标没有变，美日同盟的加强使中国深感不安，售台武器被美国视为制约中国的重要筹码，从而增加了地区安全的脆弱性和敏感性。美国没有放弃对朝敌对思维，美韩同盟的强化也使朝鲜感到了强烈的安全危机，并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朝鲜发展核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导致半岛局势恶化。
其次，东北亚正在经历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划时代转型，尤其是中国全面崛起、日本政治崛起和朝鲜打破孤立的努力使得东北亚安全情势更为复杂，增加了稳定各国战略预期的困难。中国在东北亚采取均衡政策，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力不断增长，成为稳定东北亚越来越重要的力量。但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威胁到了美日对亚洲领导地位的追求，两国均不会放弃对华接触加牵制的“对冲”战略，并会将东北亚安全和两岸关系视为制约中国的最有效因素。日本长期致力于东北亚主导权的争夺，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力图恢复政治大国地位，尤其是2002年经济走向复兴以来，日本更是在东北亚特别是朝核问题上摆出了咄咄逼人的姿态，视朝鲜为战略遏制对象，争取收回失去的领土，试图建立以美日同盟为主导的地区多边安全体制，并与美国共同主导东北亚安全事务。朝鲜通过宣扬“拥核”的极端方式彰显其存在，以谋求生存和发展空间。朝核危机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交汇，美国更是把核扩散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进程将复杂而漫长。韩国采取与朝鲜积极协调的措施，致力于推进民族和解与半岛统一，对韩国而言，美韩同盟的双刃剑性质彰显，①未来对其战略调整的制约作用将更大。
另外，冷战遗留问题未能在进程中得到解决，并钝化为结构性困局。尤其是随着东北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动和战略调整的加强，主要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均有所强化，并与历史认识矛盾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国家对安全困境的敏感。
东北亚的功能性安全困境源于地区权力结构，又受到进程性因素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并主要体现在非传统安全、经贸合作、资源（能源）合作和社会文化等诸方面。从非传统安全角度看，非传统安全领域多是功能性领域，但源于传统安全考虑在东北亚诸国国家安全上的重要性，东北亚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纠缠不清，非传统安全合作展开有限，且无法取代传统安全议程，导致东北亚安全合作以稳定热点、缓解冲突等消极目标为重心。
从经贸合作角度看，东北亚国家之间不仅没有自由贸易区这样的正式协定，甚至连讨论经济合作的协商机制也不存在。尽管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比重增加等实质性经济联系在加强，但经济合作水平远低于世界其他主要地区。中日韩三国早就形成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三国政府对加强地区合作也抱有积极态度，但历史因素、战略考虑、经济发展不平衡、安全形势复杂、政治互信缺失等制约了三国经济合作的深度，经济相互依赖反而导致战略层面的更大疑虑。概言之，东北亚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并没有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也没有为缓冲地区政治紧张关系提供强有力保障，甚至未能实质性提高各方政治互信。反过来，经济合作无法取得进展又加剧了相互不信任。②
从资源合作角度看，东北亚面积广阔、资源丰富，是世界少有的未得到充分开发的资源宝库。尤其是东北亚能源匮乏国和丰沛国之间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建立东北亚油气联盟、铺设油气管道是可行的合作目标；而且，保障稳定的外部石油供应对中日韩三国都具有特殊意义。但是，东北亚各国缺少足够的信任和多边合作经验，特别是中日韩之间难以协调，中日提交的能源管道方案存在竞争性，使俄罗斯得以与中日讨价还价，导致石油供应的难以稳定成为东北亚安全困境的新延伸。
从社会文化角度看，东北亚进入近代以来历经思想文化的多元化，西方文明强行介入，文化出现多元化的拼装，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价值观冲突愈显，民族主义强烈。
综而观之，东北亚安全困境的实质是大国关系的困境，是大国兴衰以及与之相关的战略调整的困境；是传统国家间关系关注相对收益的困境，制约着各国的发展利益和战略利益；是制度缺失的困境，导致国家行为的不可预期性和低互信度；是观念滞后于世界发展趋势的困境，零和博弈依旧为诸多国家所遵循。
东北亚安全困境的战略应对
东北亚是安全困境各种应对路径的实验场，曾经或正在检验霸权、同盟、均势、合作安全乃至集体安全的效用。东北亚已经排除了一国独霸的可能性，军事同盟、均势和大国协调并存，通过和平合作缓解东北亚安全压力成为各国共识，合作安全正在进行之中，未来确立以集体安全为特征的多边安全机制受到参与各方的密切关注。
东北亚各国在解决安全困境中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在结构性安全领域，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加强，美国也在直接或间接寻求双边同盟向盟国多边协调的方向发展。但美国不是东北亚霸主，它与东北亚其他大国形成均势格局，将均势视为东北亚和平的主要标杆，并寻求与东北亚诸国关系的重新定位。美国东北亚战略调整中的最重大调整莫过于对中美关系的调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战略一直在遏制与接触之间摇摆。经过十数年的犹豫，美国终于以较为平衡客观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崛起，“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预期在一定意义上锁定了美国对华奉行接触政策的战略趋向。中美通过双边制度化渠道稳定了双边关系，为战略互动和多边领域的对话奠定了基础。总体而言，东北亚政治关系有所进展，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走向稳固，美俄、中美关系大有改观，日俄关系得到改善，美国对朝政策正在改变，韩朝关系有了较大发展，近两年来中日领导人互访并致力于构建战略互惠关系，这些进展为东北亚安全与稳定注入了活力，使得协调、合作安全成为各国共识。可以说，东北亚权力分配动态稳定，朝鲜问题、台湾问题都处于可管理的范畴内，大国间发生严重冲突的机会微乎其微。③在领土问题上，零和博弈正在打破，尤其是中俄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和中日在东海争端上致力于“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创建具有示范意义。不过，尽管东北亚各国综合国力有所升降，但传统同盟关系犹存，均势追求未变，各国不同的战略诉求依旧是钳制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建设的核心要素，也使得东北亚安全困境难以根本改观。
东北亚相关各国在进程性安全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主要体现在朝核危机的应对上。东北亚寻求合作安全因朝核危机而起，朝核问题的解决使得东北亚真正进入了后冷战时代，朝鲜半岛成为各国政策调整和变革的试验场。④冷战结束后，朝鲜力图摆脱美国的孤立和封锁。1994年10月，朝美达成核框架协议，两国以履行框架协议为突破口开始改善双边关系。1997年12月，致力于解决“在朝鲜半岛建立和平机制及有关缓和半岛紧张局势的诸问题”的四方会谈正式开始。此后，谈判因朝鲜导弹开发而陷入僵局，六轮四方会谈成效寥寥。小布什上台后即强调对朝政策的检讨，并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和核打击对象。2002年10月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布什政府强调朝核问题不是双边问题，而是地区性问题，这明显有助于2003年8月中美日俄朝韩“六方会谈”的启动。朝鲜核武器使得美国不可选择军事打击的方案，也成为朝鲜面对美国强大压力而不退缩的最有保证的实力资本。2006年10月朝鲜第一次核试验之后，美国开始采取务实政策，而朝鲜也下决心走出孤立困局，进行战略大调整。⑤2007年2月，第五轮六方会谈通过《共同文件》，确定了朝核“去功能化”路线图，尤其是组建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工作小组间接表明了今后东北亚秩序重组的方向，“其意义并非止于单纯地解决朝核问题，而是从战略上把韩半岛的永久和平与建立东北亚多方安全合作机制有机地联系起来”⑥。根据同年10月通过的《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共同文件》，朝鲜同意2007年底对其宁边三个核设施实现“去功能化”，在12月31日完成对其全部核计划完整、准确的申报，并重申其不转移核材料、核计划或核相关知识的承诺。
到目前为止，六方会谈的成果尚不足以确保朝鲜无核化进程的不可逆转。首先，各方达成的协议中，朝鲜承诺申报的核计划内容未涉及朝鲜已经拥有的核武器；其次，目前确定的朝鲜核设施去功能化方案只涉及宁边的5兆瓦反应堆，尚未涉及1994年朝鲜向国际机构申报的四个核反应堆的另外3个，即处于运转中的宁边IRT-2000型反应堆，1994年冻结的宁边50兆瓦反应堆和泰川200兆瓦反应堆；第三，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核设施的核查范围尚未包括丰溪里核试验场，无此则难以实现朝鲜可验证的弃核目标；第四，要解决核问题，半岛无核化至少需要彻底解决朝鲜的核设施、核计划、核材料、核装置等四个方面问题，去功能化只是最终废弃宁边5兆瓦反应堆及其后处理设施的第一步。朝鲜采取“切香肠”战略，将其核设施、核计划一小块一小块地拿出来交换，其最终目的不是弃核，而是尽可能获得利益满足。此外，朝鲜对驻韩美军核问题等的疑虑难以消除，朝核问题的解决还与朝鲜孤立困境的打破相关，其进程必将是漫长的。实际上，只要朝鲜无法在未来去功能化进程中向国际社会真实展现其弃核的决心，六方会谈就不能自然而然地成长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⑦六方会谈遵循合作安全的逻辑，缺乏强制机制，是一个非正式的、灵活的进程，只能局限于建立信任措施和危机预防措施，不能有效应对危机事件。未来的不确定性也限制了东北亚各国在那些长期看来有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领域采取务实性合作措施。⑧当然，作为国际防扩散领域的一个创新模式，六方会谈的成就不容否定，这一多边安全对话通过地区所有国家在安全事务上的协调与合作，约束了各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有助于缓解各国疑虑和安全困境的加深，将为建构东北亚长期和平与繁荣创造出新的制度化条件。
在功能性领域，东北亚合作也有一定进展。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东北亚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相关合作正在铺展。例如，在环保方面，中国治理大气污染、酸雨和风沙等努力既是在维护自身利益，客观上也在维护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利益。其中，每年春季席卷中国北方的沙尘暴主要来自蒙古高原，并威胁到韩国与日本，三国如何携手帮助蒙古从根本上控制沙尘暴的源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这无疑将促进各国间的合作。⑨在经济领域，中日、中韩、中俄等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但东北亚至今没有形成制度化的经济合作机制，推动东北亚经济合作的主要是地方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国家层面的推进力度不大，中日韩三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尚未产生实质效应。当然，在次地区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上，东北亚经济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例如，联合国呼吁联合开发图们江，中国的珲春、防川、敬信，朝鲜的罗津和先锋，俄罗斯的波谢特等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NEAR)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⑩
总体而言，当前东北亚相关诸国应对安全困境的战略路径以解决进程性困境为着眼点，在功能性领域着力不够，尚未从根本上触动结构性困境。
从未来发展看，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将六方会谈发展成为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平台，逐渐成为东北亚国家解决安全困境的基本战略趋向。鉴于中美日俄四大国战略动向的稳定性，东北亚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军事同盟、均势与合作安全的并存，拆散既有军事同盟的可能性不存在，但美日、美韩双边军事同盟有可能向三边军事协调演化，而其他双边关系也会增强其战略性，东北亚安全的动态战略平衡从而将继续得以维系，均势正逐步固化为东北亚解决安全困境的基本点。与此同时，东北亚各国将会进一步加强安全对话和战略协调，以信任缺失为切入点，以国家利益为落脚点，寻求利益共同点，通过合作逐步构建信任机制，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创造有利条件。以上安全条件和战略趋向表明，共同体模式难以成为东北亚的选择，东北亚最理想的安全模式就是具有强制性、制度性特点的集体安全。
集体安全得以成为现实必须满足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客观上，参与集体安全的国家要具有普遍性，特别是主要大国必须参与；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较高，经济制裁的后果足以威慑某些侵略意图；而且，国际社会明确禁止侵略，有组织地确保基本原则得到尊重以及各国团结抗击侵略。主观上，国家必须认可个体安全可以通过集体方式得到保护，安全可以通过国际合作达成；必须认可集体安全机制的公正(Impartiality)；必须信任其夙敌，为维护集体安全而“不惜与本国最直接的对手携手合作或者开罪于一个可靠的盟友”(11)。换言之，集体安全意味着：第一，国际现状可以改变，但国家不能通过发动战争来实现改变目标，而必须同意和平解决争端，通过谈判改变现状，有的国家有不接受该规范的可能，这样采用集体武力维持机制则成为必要；第二，反对国家只考虑自我利益的倾向，集体互助体系要求国家先虑及集体利益维护的必要；(12)第三，国家之间必须相互信任；第四，国际制度演进为强制性角色，既拥有充分授权，又具有执行力量。基于此，战略信任是构建集体安全的前提条件，国际制度建设是集体安全达成的基本战略路径。
当前东北亚安全困境的症结就在于战略信任缺失和国际制度建设滞后。前者要求观念变革，后者要求制度创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东盟和西欧解决安全困境的共同体模式依旧有启示意义，虽然通过观念建构和制度合作实现地区一体化的战略路径难以复制，但足堪借鉴。世事沧桑，始自观念之变。东北亚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必须强调观念先行的战略价值，秉持平等基础、渐进方式、共同利益追求、制度化路径等理念，逐步锻造出地区认同，为地区安全合作奠定认识基础。东北亚国家要加强相互间的地区认同，倡导在地区范围内综合解决国际矛盾、分歧与利益安排，不断增进信任，促进合作。所有涉及东北亚各国利益的问题，由所有东北亚国家参与协商解决，在地区范围内综合解决各种经济、政治、安全问题，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东北亚各国尤其要进一步推进相互间经贸、投资、能源、运输合作，逐步形成经济上的命运共同体，为增进信任、建立更高层次的安全合作机制创造条件。
在地区国际制度建设上，欧盟的超国家性制度建设方式和东盟避免承诺的低制度化方式都难以适用于东北亚，东北亚需要大国担当乃至其政治决断，但不能超越诸强国的国家战略利益诉求。因此，最现实的路径莫过于从合作安全开始，将六方会谈与未来的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挂钩，通过六方会谈的制度化建设促进各国的对话、协调，以制度化地推进行动议程。为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朝鲜半岛的和平体制，加强六方会谈的制度化建设已是当务之急。当然，东北亚安全制度的建设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逻辑，坚持六方会谈的主渠道，逐步建立包括双边与多边、一轨与二轨、官方与民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机制并存的安全对话，逐步将之融合为稳定的东北亚集体安全制度。
中国的东北亚安全战略谋划
东北亚是中国安全环境的重大缺口，台湾统一事关中国安全的核心，朝鲜半岛历来是中国战略安全的缓冲地带。东北亚安全困境制约着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环境，而地区经济合作滞后制约着中国在东亚的整体战略布局。可以说，中国安全隐患集中于东北亚地区，稳定北疆、发展两岸关系直至和平统一集中代表着中国近年来在改善地区安全环境上的努力。中国在东北亚的基本战略目标是，推进东北亚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促成东北亚安全与合作的制度框架，确保东北亚的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
中国是东北亚地区安全的重要塑造者。在台海问题上，中国采取积极和富有战略性的姿态与行动，两岸关系正在走向稳定与好转，这有利于东北亚的整体稳定。中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高度重视发展与东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益巩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取得突破，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稳固发展，中朝传统友谊不断深化。在地区安全上，中国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尤其是主导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创立和制度化建设，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创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示范效应。在六方会谈中，中国也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中国努力提醒美国人通过和平方式使朝鲜非核化是惟一可行之路，符合各方利益；同时耐心而坚定地劝说朝鲜理解核武器的威胁性、多方会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使六方会谈向稳定地区安全的方向发展。将六方会谈发展成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尤其是，中国提出和逐步落实新安全观，为东北亚安全提供了重要的观念基础。新安全观以合作安全为出发点，以建立信任措施为主要内容，以共同利益的汇聚和制度化为路径，以共同发展、共同安全为目标，为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提供了路线图。
中国和平发展是东亚整体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东北亚的繁荣提供了重要贡献和经济保证，中国与东北亚各国均形成了复合相互依赖关系。近年来，中国秉持开放包容、循序渐进的态度，积极推动东北亚经济、贸易、非传统安全的合作。以中国为核心的双边经贸合作发展较快，且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还很大；在多边层面，中国积极促动中日韩三边合作，着力推动三边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国还积极支持并参与图们江开发以及环渤海、环黄海、环日本海等次区域合作，鼓励发展边境地区经济合作。
展望未来，中国将在东北亚和平与繁荣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鉴于东北亚安全与中国的未来密切相关，明确进行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调整、与地区诸国达成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建设性合作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逐步通过合作安全确立具有集体安全特征的多边安全机制、促进东北亚次地区安全秩序的形成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目标。中国的东北亚战略可具体描述为：增强国力但不谋求霸权，重视合作但不放弃寻求主导地位，强调制度约束但不放弃扩大战略空间，以制度性力量促进符合中国战略利益和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基本框架。具体地讲，在政治层面，加深与东北亚诸大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协调与合作，尤其是开展与主要大国的常设性双边安全、经济战略对话，确立和加强相互间良性互动关系，以巩固中国塑造东北亚情势的整体优势；在安全层面，继续遵循结伴而不结盟的战略路径，继续主导六方会谈并促使其进一步制度化，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奠定组织基础，并适时推动中俄朝、中日韩、中美日安全协调；在经济层面，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突破口，其顺序可依次为中澳、中俄、中蒙、中朝、中韩、中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力促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从中锤炼中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能力；在能源层面，加强与日韩等能源进口国的合作，争取共同开发周边国家乃至中东的油气资源，共同建设输油管道和战略通道，减少共同的经济、政治风险，最终促成东亚能源安全共同体；在社会层面，进一步密切中外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通过人员交流、文化交流、学术交流促进东北亚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促成东北亚认同的逐步形成，为东北亚全面合作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展望未来，中国将担当主导推动东北亚合作的大义，为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筹划，以其战略创新和地区相关各国的制度性合作，积极构筑东北亚地区新秩序。
注释：
①Joe S.Wit,"North Korea:The Leader of the Pack,"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4,No.1,Winter,2001,pp.77-92.
②李向阳：“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非传统收益”，《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9-10期，第26-30页。
③Thomas Berger,"Set for Stability? Prospects for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6,2000,pp.405-428.
④Kurt Campbell and Mitchell Reiss,"Korean Changes,Asian Challenges and U.S.Role," Survival,Vol.43,No.1,Spring 2001,pp.53-69; Joe S.Wit,"North Korea:The Leader of the Pack,"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 24,No.1,Winter,2001,pp.77-92.
⑤孙向丽：“朝核问题与东北亚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9期，第11-12页。
⑥赵成烈：“韩半岛和平机制的构筑与东北亚安全合作”，《当代韩国》，2007年夏季号，第11-16页。
⑦朱锋：《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5-392页。
⑧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New Dimensions of China-Japan-U.S.Relations,Tokyo and New York: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1999,p.17.
⑨李向阳：“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非传统收益”，《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9-10期，第26-30页。
⑩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是由中日韩四国29个地方政府于1996年9月发起成立的国际组织，旨在通过会员地方政府间的非政治性交流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维护和平。该联合会成员已扩大到中日韩俄蒙朝六国67个省级地方政府，推动着地区合作的进程。
(11)Arnold 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Bltimore:The John Hopkins Press,1962,pp.182-183.
(12)John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Winter 1994/1995,pp.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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