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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中央研究院是在原马列学院的基础上改组而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是我党直接领导下最早的社会科学高级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的图书资料工作，也正是适应这种专门研究性质机构的需要来开展的。研究院既设有为全院服务的图书馆，各个研究室又有独立的资料室和专门的报刊资料管理人员，而大部分研究人员，也都要从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资料工作与研究工作，在这里是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为便于叙述， 现将中央研究院图书馆的工作与各研究室的资料工作分别予以介绍：
1 中央研究院图书馆
中央研究院图书馆，是在原来的马列学院图书馆的基础上建立的，馆舍、藏书及部分工作人员都是原马列学院图书馆的。馆址仍在王家坪中央研究院后山靠北头的一块小土坪上。开始只有两孔窑洞，约三万余册图书。因办马列学院时一些马列著作要供各班学员集体借用，所以复本量很大，有些书的复本在100册以上。这些书大体上包括四个部分，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有俄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不同文字的版本，其中以苏联出版的俄文精装本最多，也有不少是由马列学院编译室翻译、解放社出版的经典著作的中译本；其次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图书，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以及范文澜、艾思奇等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大众哲学》等一类的专业理论书籍；三是抗战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出的反动书刊；四是由范文澜从大后方带到延安的四五十箱线装书，都是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的书籍，如宋元明清的短篇话本和笔记小说等。
为了适应各研究室的工作需要，中共中央宣传部规定凡延安出版的各种理论书籍都要送中央研究院，同时每隔一定时间还给他们分去一些从大后方采购回来的新书。中央研究院图书馆自己也通过延安新华书店和中共中央驻重庆办事处，购买所需要的图书，并订阅了大批的报纸、期刊，使藏书的品种与规模都不断扩大。藏书由两个窑洞增加到三个窑洞。工作人员也有所增加。
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对图书和报刊资料实行分库管理。图书在后山的窑洞中，报刊资料在山前的两间大平房里，其中一间作库房，一间作阅览室。新到的报刊先在阅览室里陈列。不仅有《解放日报》、《群众报》、《参考消息》、《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群众周刊》、《共产党人》、《中国青年》等革命报刊，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中央日报》、《大公报》、《扫荡报》、《新民晚报》、《进步日报》、《国闻周报》、《宇宙风》、《抗战文艺》等几十种报刊。阅览室有专人管理，工作时间一直开放。休息时间和假日，只要研究人员需要用报刊资料，管理人员也总是为他们提供方便。对于报刊上的重要文章，工作人员还根据各研究室研究敌我友三方面情况的需要，分别作了索引。
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原来采用王云五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发现，旧分类法并不完全适用，于是从本馆的实际出发，对旧分类法进行研究改进。在突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地位的同时，根据院内9个研究室的情况，扩大了社会科学书目的编号。经过改进以后的分类法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他们的做法在延安图书馆界有一定的影响。
图书的编目也很及时。每次新书到馆后，马上进行盖章、登记，分类编号，贴上书签，制好目录卡片，一两天内新书就可以上架投入流通。对于外文图书的分类编目，开始时图书馆的几位工作人员都感到很困难。他们中除个别人上过高中外，多数是初中文化程度，只略懂一点英语或俄语。后来，图书馆请国际问题研究室的同志抽空来帮助翻译书名，并按内容分类编号、制好卡片。有读者来借外文书时，只要借书人自己查到卡片，写出书号，工作人员就可以按书号找到要借的书。
在流通工作中，为了解决书刊不足的矛盾，提高图书的周转率，图书馆想了许多有效的办法。第一是规定借书的期限与册数。一般是每人每次借书不得超过五册(这在延安的图书馆中是最多的，主要是为了适应研究工作的需要)，五天为一期，到期不还就要口头或写条子催还。第二是在借书手续上尽量做到简便、准确、快捷。他们采用按书设卡的办法，将借出的图书卡片留下，填上借书人的姓名、单位和借书日期，分别插入分类的布袋中，以便急用时可从卡片中查出提前收回。第三是和延安地区的其它图书馆建立馆际协作关系。由于研究院的九个研究室涉及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图书馆可供专门研究的参考书籍不可能完全满足需要，尤其是教育和新闻两个研究室需要的图书最为缺乏，所以当研究人员急需用某方面的图书无法满足时，图书馆的同志就帮助到中山图书馆、鲁艺图书馆、解放日报资料室去借。其它单位的同志需要用书，也可以到中央研究院图书馆来借。通过以上措施，图书馆有效地提高了图书的利用率和周转率，较好地解决了图书供不应求的困难。在及时报道新书动态和加快图书流通方面也做了许多改进工作。
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派人到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借过书。1943年春天，毛主席让通讯员拿了条子到中央研究院来借书，并让他问清楚一次能借多少本，规定多长时间归还等。工作人员听说是毛主席要借书，回答说：主席工作那么忙，只要主席需要用，一次借多少本，不管借多长时间都可以变通。通讯员说不行，主席是很注意遵守制度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请来了历史研究室的一位研究员，按照主席条子上写明的要求，帮助选了一些书，主要是宋元明清的短篇话本、笔记小说之类的线装书。每种书的外面都装的函套，每函约8至12册。毛主席每次借四、五函或五、六函，摞起来有一尺多高。通讯员用绑腿将书扎得整整齐齐地背回去。每隔十来天左右，主席看完了这批书，还是派通讯员送来归还，然后再继续借其它的书。这样一共借过四、五次。毛主席借走的书还回来后，图书馆的同志曾专门留意检查主席是否在书上写有批语、批注或划些杠杠之类的笔迹，结果没有发现。他完全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借书，严格遵守图书馆的制度，不搞任何特殊。毛泽东同志的做法使图书馆工作人员深受感动，也为中央研究院的全体同志作出了爱护图书、遵守制度的好榜样。
学院的领导和研究人员们对图书馆的图书也都十分爱惜。绝大部分研究人员都能自觉遵守图书馆的规定，珍惜使用，按期归还。他们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我们的劳动工具，我们自然要和你们一样爱护”。范文澜副院长常到图书馆来找书，抽空也了解、检查图书馆的工作情况。有一次他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位负责同志早先借了马列学院图书馆的几本文学、音乐方面的书籍还没有归还，已经调到晋西北去了。范老为此非常生气。他严肃地批评工作人员：“你们为什么不催不追?”工作人员解释说鲁艺离中央研究院有20多里地，工作太忙，实在顾不过来。范老语重心长地说：“图书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追回来。”为此，他还特意嘱咐总务处，批准图书馆的同志今后到远处催书可以骑马去。当时延安机关的马匹很少，除极少数领导同志外，就是处长、特别研究员也没有马骑。范文澜院长的严肃批评和真心爱护，使图书馆工作人员受到了深刻教育。
毛泽东同志和院领导对图书资料如此爱惜，如此重视，使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更强了。他们忘我地工作，想方设法不使图书受到损失。新书买回来后，总是先用旧报纸包一层书皮。图书使用一个时期后，取下书皮，还和新书一样。窑洞里有耗子，书刊会被耗子咬破。大家一面想办法灭鼠，一面随时将被咬破的书刊修补好。作书库的土窑洞通风不好，里面空气湿度大，图书容易起霉。夏天的晴日，工作人员就将大量的图书一摞一摞地抱出窑洞外晾晒，在烈日下蹲在地上用旧布或废纸擦试书上的霉菌。有时正在晒书，忽然天空乌云密布，暴雨来临。搬书来不及了，同志们就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衣服，用来保护图书免遭雨淋。
在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工作过的7位同志，都是共产党员。为了提高业务水平，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都选修了一门课程，参加到学员的班级中听课，有的还利用晚上时间补习俄语。
2 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的资料建设
中央研究院的各个研究室十分重视图书资料建设。每个研究室都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搜集了有关的图书、报刊资料和各种实际材料，成立了专业资料室。有的指定一两名资料员专门管理，有的由秘书兼管。当时的每个研究人员实际上都要兼做资料工作，都有搜集、整理资料的任务。1942年初，各研究室相继制定了三年工作规划或半年至一年的具体工作计划。计划中对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都提出了明确的任务、要求、分工以及检查落实的制度。
由艾思奇同志领导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在他们的三年计划中提出，“根据本室的任务，以及中央文委也需要通过本室来搜集一些当前的材料，因此，最初的工作应着重搜集材料，以后再进行研究材料”。每个研究人员对于搜集材料和研究的情况，“要每月总结报告一次”。他们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抗战以来各派哲学思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也有蒋介石、陈立夫、阎锡山等人以及日本法西斯的反动哲学思想言论，还有“五四”以来我国各派哲学思想的资料，一共有几十万字。他们还计划以三年时间，系统地搜集与编辑中国文化思想史料。1942年2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布置，要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关于思想方法的论述都摘录出来，系统地编一本革命导师的《思想方法论》。这一项工作由艾思奇主持。他组织本研究室的十几个同志，以及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张仲实、曾彦修、陈伯达等，把当时延安出版的和能找到的所有马、恩、列、斯的著作全部搜集齐全，把其中关于思想方法的论述一一摘录出来。艾思奇同志对从每本书摘录的论述都作了认真仔细的核对，推敲看有哪些选得不够恰当，哪些该选的没有选，并亲自加以校订。经过大家一个多月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终于胜利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也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提供了好材料。
中国经济研究室工作计划中，对各组的具体分工作了如下规定：“甲，大后方经济研究组：1.搜集与研究大后方战时经济材料；2.编制卡片。乙，经济思想批判组：1.搜集、研究与批判马寅初、梁漱溟、阎锡山、孙中山等等的经济思想材料；2.编制卡片。丙，边区经济组：1.搜集与研究边区经济材料；2.编制卡片。”计划中最后一条强调提出：“注重搜集材料，研究材料，熟悉材料，不急于著述。”可见他们把资料工作当作研究工作的基础，要求人人动手做资料工作。
中国历史研究室的三年工作计划中，对每个人每年搜集资料的任务作了具体的布置，同时还专门规定：“指定一二个同志经常搜集杂志报纸上之各种有关历史之文字，提供研究，暂定由孙孝实担任。”他们计划编一本《苏维埃运动史稿》。这一题目是没有现成的书籍可供参考的。但刚好当时各解放区负责人集中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分头访问，搜集采访资料，并找到《红色中华》、《向导》等我党的早期报刊材料相互印证，很快完成了初稿。
中国教育研究室1941年9月成立后，当月就订了半年工作计划和三年规划，确定了资料调查的范围和具体分工，每个同志根据分工，搜集延安已有的报纸、杂志和有关书籍，进行资料的整理，编写了《马恩列斯论教育》、《新民主主义的乡村教育》、《陶行知教育论文选集》，以及国民党的教育理论与实际、近代各种教育法介绍等一批教育参考资料。
中国新闻研究室的图书资料比较缺乏。他们在1942年1月15日制订的工作计划草案中，除确定要“从中国新闻之现状、历史及理论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包括对敌、友、我三方报纸及杂志的现状与历史进行调查与搜集资料外，还明确提出：“秘书兼图书材料保管员，报纸每时事研究小组二份，剪报二份。”
国际问题研究室的工作计划对资料工作的规定最为细致。除确定“由某人负责搜集关于某一问题的材料”的具体任务，还提出“不只要耐心搜集尽可能丰富的具体材料，正确地选择材料，系统地整理材料，而且要给这些具体的材料抽象得出法则来。”该室在资料的整理加工方面，对二次文献工作做了具体的部署，提出：“1.编制报纸杂志中关于国际问题论文材料的索引。2.编制世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地图。3.编制国际每天大事日记及世界大事年表……”在时间安排上，计划明确要求：“1.每月编制索引工作须在下个月五号以前编制完毕交出。2.每月国际大事日记须在下个月五号以前编制完毕交出。3.世界大事年表须在每次历史研究讨论会后一星期内交出”。由这些规定可以看出，该室对资料工作抓得十分扎实。
中国文艺研究室在图书资料建设方面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极大支持。1941年冬文艺研究室刚成立不久，毛泽东同志了解到他们缺少文艺理论方面的参考书，就把自己收藏的全部文艺书籍，包括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图书，都赠给了文艺研究室。这批书是毛泽东同志长征到达延安后的几年时间中陆续搜集起来的，总共有好几百册。书上都盖有“毛泽东”的行草签名章，有的书上还有作者赠送时请毛泽东指教的文字和署名。有些书有好几册复本，如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美学十二讲》各有二至三册。这些书由文艺研究室的同志从杨家岭毛泽东住处搬回来后，不但给大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而且使研究室的全体成员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中央研究院于1943年5月改为中共中央党校第三部。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和各研究室的图书资料，一部分交给了当时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图书馆，一部分交给了中央党校图书馆。尽管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但中央研究院的图书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为社会科学研究机关服务的专门图书馆，和各研究室的资料室一起，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理论研究工作服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他们无论是在图书馆的业务建设，如图书的分类编目、流通管理、读者服务，以及图书馆队伍的思想与作风建设等方面，还是在资料工作建设，如资料工作的方向、资料工作的计划与制度、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二次文献的编制、资料人员与研究人员的通力协作等方面，都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图书资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对为研究部门服务的图书资料机构来说，他们的这些经验，今天仍值得学习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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