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文化裂变孕育的畸形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畸形儿论文,金瓶梅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六世纪的明代中叶是文化发生分化与裂变的时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体系中，开始外化出某些新的文化因素。这些新的文化因素与旧有的文化体系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对旧有的文化体系给予了一定的冲击。但是，一方面由于旧有文化体系的强大，另一方面由于新文化因素只发生在个别的领域，因此，新旧文化力量的对比仍然是悬殊的。在旧有文化体系的挤压下，新的文化因素便呈现出了扭曲、变形的情景。产生于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金瓶梅》从内容到表现手法都受到文化分化与裂变的深刻影响而表现出畸形状态：它所刻画的主要人物西门庆、潘金莲等是畸形的，它所描绘的社会环境是畸形的，它所运用的描写手法同样也是畸形的。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出造成这些畸形现象的文化原因。
一
关于《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张竹坡有一段尖锐的评论：“西门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经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惠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儿是个顶缺之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皆是没良心之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也。”（《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虽然这些评论基本上仍出于旧的道德伦理观念，却也从某种程度上把握住了这些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尽管其中某些人带有新的文化因素，却仍然是一群具有畸形特征的人。造成他们性格畸形的原因不在于某一个人，而是因为文化的分化与裂变。
明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贾阶层的势力有所增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大为提高，金钱的作用日益显示着巨大的威力。本是“破落户地主”出身的西门庆，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便竭尽全力攫取钱财。如果西门庆依靠行商坐贾和深谙经营之道而发家致富，那么他便成为一位纯粹的资产者前驱的典型。然而，小说向我们展示的是完全相反的情况。
从一开始，西门庆就没有打算把全部精力和本领投入到经营活动之中。他“发迹有钱”之后，“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第2回），他和知县相公过从甚密， 并且又与东京杨提督结了亲家（分别见第3回、第7回）。由于这门亲事，西门庆得以结交当朝权贵蔡京、蔡攸、李邦彦、蔡一泉、宋御史等人。他对这些达官显宦全力展开金钱攻势：多次给蔡京送厚礼，以金银珠宝美女同蔡京的大管家翟谦结亲，花巨资为宋御史置酒宴迎黄太尉。当巡盐御史蔡一泉与宋御史路经西门庆家时，西门庆一次酒席就用掉白银一千两，另外还有酒、羊、丝、缎及金银酒具盘筷之类的馈赠。此举“哄动了东平府，抬起了清河县”（第49回），使蔡御史也感激涕零地说道：“贤公盛情盛德，此心悬悬。……倘我后日有一步寸进，断不敢有辜盛德。”
西门庆的这些银钱并没有白费，他很快得到了回报。大学士蔡京为西门庆封官加爵，并收其为义子；右相李邦彦使西门庆从党案罪罚中得以解脱；蔡御史提前批给西门庆盐引三万引；宋御史放掉杀人犯苗青，开脱了西门庆贪赃枉法之罪；临清钞官钱老爷为西门庆偷税漏税大开方便之门……这一切使西门庆更加认清了经商对权势的依赖性，使他认清了政治地位对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促使他走上了亦官亦商的道路，凭借政治权势获取更多的利润。一旦成为官商，便只能与封建政治联姻，不仅不能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促使商品经济更加繁荣，反而会扼制商品经济的正常进行，使真正的商贾阶层失去竞争力，处于软弱无力、孤立无援的地位之上。
除西门庆之外，《金瓶梅》还写了其他几位大大小小的官商：如西门庆的亲家乔大户，“买官让官”的“揽头”李三、黄四，凭借济南兵马制置的势力“开大店”的陈经济，接替西门庆官位、为朝廷经营古器的张二官等。他们因为有了官府的支持，买卖越做越大，金钱越挣越多。相反，那些与官府无甚交往的商贾却总是受到欺侮敲诈。开药铺的蒋竹山由于西门庆的暗算而被提刑院“痛责三十大板”，人财两空。开酒楼的杨家兄弟由于提刑院长官何千户、张二官对陈经济的徇私袒护而“家产尽绝”。事实证明，商品经济仍处于封建政治的控驭之下，商贾的地位及其利益仍得不到法律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畸形的商贾如西门庆之辈便应运而生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分化与裂变的不平衡。虽然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商贾阶层并未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未提出自己独立的政治要求。这与欧洲十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有很大不同，他们在与封建势力进行激烈的斗争中，有着自己的政治目标。他们发起宗教改革运动，首先摧毁了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教会；他们发起文艺复兴运动，形成了人文主义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而十六世纪的中国商贾阶层面对封建政治的强大势力，却只能委屈求全，甚至于象西门庆那样，与封建政治势力结为一体。中国商贾阶层的先天不足既与其成份的复杂有关，也与几千年“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有关。不要说其他阶层的人，就是商贾本人也总感到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并不那么光彩。更何况商贾队伍的成员极其复杂，既有小商小贩，又有官僚贵族，难以形成一股统一的强劲有力的政治力量。
西门庆的畸形特征不仅表现在攫取财富的手段方式上，还表现在攫取财富的目的上。尽管他也用一部分金钱作为扩大经营的资本，但是大量的金钱被他用于个人的享乐和官场上的贿赂。他不惜花费巨资扩建自己的豪华住宅，他经常举办大小宴会吃喝玩乐，他的一妻五妾穿金戴银富比公侯家眷，他出入娼妓之家赏赐有加。在官场上他更是肆意挥霍，动辄千金相赠，从不含糊。西门庆的这种消费观点表明，象西门庆这样的商贾从来就不相信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能够夺得本阶层的政治权利。西门庆可以富埒王侯，但内心深处仍然以自己为商贾而感到羞愧不安。他希望儿子长大之后“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第57回）；他对蔡状元、安进士等科举出身的官员极尽讨好奉承之能事，都表明传统观念对他的深重影响。
明代中叶以王学左派为主的异端思潮有力地冲击了宋明理学，反对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成为强劲有力的时代思潮。与此同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并没有消除殆尽。妇女地位由于经济、政治、法律等条件的限制，也并没有真正得到提高。这一文化裂变造成了西门庆在婚姻和妇女问题上的畸型特征。西门庆不仅不受禁欲主义的束缚，而且走上了纵淫无度的极端。一妻五妾之外，还有仆妇宋惠莲、贲四嫂、王六儿，丫环春梅、迎春、绣春、兰香，奶子如意儿，妓女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贵妇林太太等，供他泄欲。他可以不计较孟玉楼是寡妇，潘金莲、李瓶儿是有夫之妇，而统统娶回家中为妾。然而，他与这么多的女人发生性关系，并不是出自爱情，或者说主要不是出自爱情，而是把对方当作泄欲的工具。就连他最喜爱的潘金莲、李瓶儿，也难幸免。西门庆不但没有象《牡丹亭》中的柳梦梅、“三言”中的卖油郎那样，在反禁欲主义思潮中获得美满的爱情婚姻，反而落了个纵欲而亡的可悲下场，这就是文化裂变造成了他这个畸形儿的结果。
二
潘金莲这个在《金瓶梅》中地位仅次于西门庆的女人，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争议的人物。尽管作者从道德观念出发，有意把她写成一个歹毒的荡妇，但在无意中又时时流露出同情甚至欣赏。今天的人们在评论潘金莲时，也往往陷入两难的处境之中。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潘金莲本身便是一个具有畸形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
应当承认，在要求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方面，潘金莲是得风气之先的。她被张大户不怀好意地配嫁给武大之后，心中十分不满，常常报怨。然而当时虽然有个性解放的异端思潮，却没有相应的婚姻制度保证个性的解放，“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仍然是女子必须遵奉的戒律。于是，潘金莲只能以一种畸形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满与抗争。她“每日打发武大出门，只在帘子下嗑瓜子儿，一径把那一对小金莲故露出来，勾引浮浪子弟”。当她“看了武松身材凛凛，相貌堂堂”，便生了爱慕之心，千方百计挑逗武松。遭到武松严词拒绝之后，她那被压抑的不满情绪更加激烈起来。一旦“嘲风弄月的班头，拾翠寻香的元帅”西门庆出现在她的面前，她便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了西门庆的怀抱之中。当时的婚姻制度不可能允许女子首先向丈夫提出离婚的要求，潘金莲只能暗地里与西门庆幽会偷欢。奸情被发觉之后，她的畸形性格也发展到了极端，竟然亲手药死了武大，跌入了罪恶的渊薮之中。
同样，个性解放的异端思潮、尊重妇女的先进思想并未能动摇男子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和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潘金莲在作了西门庆的第四个小妾之后，被遗弃或遭失宠的危险接踵而来。她虽然对自己的才貌颇具信心，但残酷的现实却不断向她证明，这种危险时时存在。于是，她的性格向着更加畸形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为了取得西门庆的欢心，她心甘情愿成为西门庆的玩物，成为西门庆泄欲的工具。尽管有时她也表示反感，但更多的时候她欣然接受。她在获得自己性欲满足的同时，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另一方面，为了得到西门庆的专宠，她不惜折磨他人，甚至谋害无辜者的生命，李瓶儿、官哥、宋惠莲便先后成为她谋害的对象。她不想也不可能同西门庆进行正面的顶撞冒犯，因为西门庆是一家之主，是绝对的权威。但是她可以暗地里向西门庆进行报复。当西门庆在外眠妓宿娼、数日不归时，当西门庆私通仆妇、冷落自己时，潘金莲便也以畸形的方式进行了报复。她与小厮琴童暗中私通，用她的话说：“左右皮靴儿没番正，你要奴才老婆，奴才暗地里偷你的小娘子，彼此换着做。”（第25回）西门庆贪欲丧命不久，潘金莲便与陈经济勾搭成奸，很快又在王婆之子王潮儿身上寻求满足。人性觉醒的社会思潮与僵死落后的规范文化极不合谐，从而造成了潘金莲的畸形性格。
《金瓶梅》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李瓶儿，在没有成为西门庆的第五个小妾之前，与潘金莲有着大体相似的婚变经历。潘金莲因家中贫穷被卖给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后又转卖给张大户家，成为张大户的暗妾。李瓶儿虽然名为大名府梁中书的内妾，但因梁中书正室性甚嫉妬，所以只能在外边书房内住，与暗妾也相差无几。潘金莲对“一味老实，人物猥琐”、“三寸丁，谷树皮”的丈夫武大不满；李瓶儿对“成日放着正事儿不理，在外边眠花卧柳”的丈夫花子虚同样不满。为了嫁给西门庆，潘金莲狠心毒死了武大，李瓶儿虽未如此狠毒，却也故意让花子虚受气，很快便使花子虚染病在身，一命呜呼。李瓶儿与潘金莲一样，都是文化裂变造成的畸形女人。
然而在成为西门庆的第五个小妾之后，李瓶儿的畸形特征与潘金莲有了不同的表现。她不是象潘金莲那样，争风吃醋，恶语伤人；更不象潘金莲那样，私通仆人，勾搭女婿。她在经历了几次不满意的婚姻之后，对西门庆产生了无法抑制的好感。与西门庆的几次幽会，使她真正领略到了男女风情的滋味，她再也不能失去西门庆这个男人了。尽管西门庆故意冷落她，进门后三天三夜不理睬她，初次见面便是马鞭伺候，但李瓶儿毫无怨恨之心，只是悔恨自己不该招赘蒋竹山。她对西门庆的其他妻妾俯首低眉，谦恭礼让。她把自己的贵重首饰通通毁掉，按众妻妾穿戴的样式重新打造，并将一部分首饰送给众妻妾。面对潘金莲的忌恨凌辱，她忍气吞声，委屈求全。甚至自己的儿子受到了摧残，她也只是背着人流泪，不肯向西门庆哭诉一个字。如果说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潘金莲使自己的性格不断向恶的方向发展，那么，李瓶儿则更多地使自己的性格向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回归。李瓶儿性格的畸形更多地来源于传统道德观念的挤压，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陷入了有罪的自我谴责状态之中。对西门庆本人，她更是百依百顺，她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钱物交给了西门庆，她随时准备满足西门庆的性欲要求，她把自己全部托付给了西门庆。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婚姻，反而丧失了自己生存的权利，李瓶儿的畸形性格显然也是文化裂变所造成。
《金瓶梅》以三个女人的名字命名，除潘金莲、李瓶儿之外，这第三个女人便是庞春梅。春梅在西门庆家中的地位虽低，不过是众多丫环婢女中的一个，但她的心性却并不低，在某些方面，甚至超出金莲、瓶儿。她在西门庆和众妻妾面前，不卑不亢，经常使个小性儿。第七十六回通过金莲口写出了春梅的强烈自尊心：“你还问春梅哩，她饿的只有一口游气儿，那屋里躺着不是？带今日三四日没吃点汤水儿了，一心只要寻死在那里。说她大娘，对着人骂了她奴才，气生气死，整哭了三四日了。”西门庆听了后，不但没有斥责春梅之意，反而“慌过这边屋里，……叫着她，只不作声，推睡。被西门庆双关抱将起来。那春梅从酩子里伸腰，一个鲤鱼打挺，险些儿没把西门庆扫了一交”。西门庆温语相劝，她毫无顾忌地将吴月娘埋怨了一场。她对“奴才”这一身份极为不满，处处显示出作人的尊严。教弹唱的李铭借着酒意把她的手“略按重了些”，便“被她千忘八、万忘八，骂的李铭拿着衣服往外走不迭”（第22回）。又对金莲、瓶儿、孟玉楼、宋惠莲等人告状道：“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货，教你这忘八在我手里弄鬼，我把忘八脸打绿了！”李铭是李娇儿的兄弟，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但春梅并不考虑这些，为维护自己的人格不惜开罪于他人。第七十五回春梅要请申二姐唱《挂真儿》，申二姐正在上房陪伴着大妗子吴氏、西门大姐等人，不肯动身，言语中又颇有蔑视春梅之意。传到春梅耳中之后，她“三尸神暴跳，五脏气冲天，一点红从耳畔起，须臾紫遍了腮，众人拦阻不住，一阵风走到上房里，指着申二姐一顿大骂”，“把申二姐骂的睁睁的，敢怒而不敢言”。西门庆死后，吴月娘要将春梅卖掉，而且不许带一件衣服儿。春梅“听见打发她，一点眼泪也没有”，也不去拜辞月娘众人，“头也不回，扬长决裂，出门去了”（第85回）。
春梅贱为奴婢，而有上述不同凡响的表现，显然是因为受到了异端思潮中的民主意识、平等观念的影响。然而，传统的主仆尊卑等级观念并未从她心中真正消除，她尊重直接的主人潘金莲，心甘情愿为潘金莲做任何事情。第八十二回潘金莲与陈经济幽会，被她撞见，她恐怕“羞了她，连忙倒退回身子”。金莲向春梅说情，让她千万休对人说，春梅回答道：“好娘，说那里话。奴伏侍娘这几年，岂不知娘心腹，肯对人说！”金莲犹不放心，让她当即与陈经济“睡一睡”。尽管春梅“把脸羞的一红一白”，但还是依允了金莲。潘金莲被吴月娘赶出家门，在王婆家待聘。春梅听知这一消息，再三恳求周守备要将金莲娶来。金莲被武松杀死，她“整哭了两三日，茶饭都不吃”，不断派人打听凶犯的形踪，又命人将金莲尸首装殓入葬，请和尚早晚替金莲念些经忏。为了替金莲报仇，她又让周守备将孙雪娥买回，故意让雪娥遭受凌辱。她贵为守备夫人之后，重游旧家池馆，也不忘与潘金莲往昔之情。对自己和金莲的共同情人陈经济，她更是时刻不能忘怀，又为陈经济娶妻，又为陈经济谋职。甚至她纵欲好淫也是潘金莲教唆所至。春梅既有不甘于做奴才的心气，却又处处表现为忠心不二的奴婢，她的畸形性格特征乃是新旧文化碰撞的结果。
三
作为中国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的主要社会环境便是西门庆的家庭。这个家庭既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旧有的规范，然而新的家庭规范又没有健全，因此这是一个畸形的家庭。其畸形的原因乃在于财色之欲向孝悌信义的挑战，而等级尊卑观念依然顽强存在。几种力量相互作用，遂造成了一个畸形的家庭环境。
传统的中国家庭非常重视血缘纽带关系，内有父母兄弟，外有远近亲戚，甚至于数世同堂，数支合居。然而西门庆父母早亡，且无兄弟，与他最相亲密的所谓十兄弟也都非同宗同族之人。因此对西门庆来说，就不存在什么孝悌问题。西门庆的正室之妻是吴月娘，但是西门庆真正宠爱的是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因为在他看来，名分不过是虚名而已，财色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潘金莲虽无钱财但姿色超群，又会迎欢买俏，最受西门庆喜爱。他将金莲偷娶到家后，在极幽僻的花园内收拾三间楼房让她居住。“用十六两银子，买了一张黑漆欢门描金床，大红罗圈金帐幔，宝象花拣妆，桌椅锦杌，摆设齐整。”他把大娘子吴月娘房里的丫头春梅叫到金莲房内伏侍金莲。“却用五两银子另买一个小丫头，名唤小玉，伏侍月娘。又替金莲六两银子买了一个上灶丫头，名唤秋菊”（第9回）。西门庆刚娶回金莲，“就在妇人房中宿歇，如鱼似水，美爱无加”。因此潘金莲“恃宠生娇，颠寒作热，镇日夜不得个宁静”（第11回）。后来潘金莲还曾“当家管理银钱”（第77回）。李瓶儿不仅有姿色，而且还为西门庆带来一大批钱财，所以更为西门庆所宠爱，这特别表现在李瓶儿淹留之际。当李瓶儿向西门庆交待后事时，西门庆发自内心地说道：“我西门庆那世里绝缘短幸，今世里与你做夫妻不到头。疼杀我也，天杀我也！”瓶儿死后，西门庆“在房里离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声号哭”，“磕伏在她身上，挝脸儿那等哭”。连吴月娘也有些不耐烦了，数落了他几句。西门庆对李瓶儿的感情态度，超过了对正室夫人的情感。
吴月娘虽贵为正室夫人，但她却缺少应有的权威。按照传统的道德规范，“妾之事女君与妇之事舅姑等”（《仪礼·丧服》）。然而西门庆的五个妾对吴月娘并未表现出应有的敬重，将家中闹得个“家反宅乱”，吴月娘也束手无策，空自嗟叹而已。第三十二回潘金莲故意将李瓶儿之子官哥儿举得高高的，吴月娘明知是諕着了，但当西门庆问起此事时，她“一字也没对西门庆说”，显然有惧怕金莲之意。第三十五回金莲与玉楼说笑，吴月娘问她们笑什么，她二人“嘻嘻哈哈，只顾笑成一块”，根本不把月娘放在眼中。第四十三回当着吴月娘的面，金莲向西门庆“假做乔妆”，又哭又闹，吴月娘只能在旁陪笑相劝，还让金莲匀匀脸去，以防别人看见。就连地位最低下的孙雪娥与仆妇宋惠莲打骂，吴月娘也只能骂上两句：“你每都没些规矩儿，不管家里有人没人，都这等家反宅乱。等你主子回来，我对你主子说不说。”似乎她本人还算不上主子，没有管教妾婢的权力。
吴月娘之所以树立不起应有的权威，原因仍在于西门庆以财色为取舍标准。在西门庆看来，月娘虽是名分上的正妻，但她一是姿色稍逊，二是不善风月，还经常正儿八经地劝西门庆不要做贪财好色的事体。因此西门庆对她并无多少情感与尊重。对月娘的规劝他认为不过是“醋话儿”，当着妾婢众人，骂月娘是“不贤良的淫妇”，一年四季，西门庆更极少到月娘房中歇宿。金莲、玉楼等人自然不把月娘放在眼中了。
西门庆家有近二十个用人，与西门庆都无宗族关系，完全建立在金钱买卖与雇佣关系之上。丫环、小厮、奶子或是买来，或是别人赠送。主管傅铭、乐工李铭、西宾温秀才等按月支付雇用银两。韩道国、甘出身、崔本经营各类铺面，西门庆与他们订了按股分利的合同。维系主仆之间关系的是金钱利益而非忠义观念。西门庆在世之日，这些仆人、伙计便不断干些欺主背恩之事，一旦西门庆死去，或“拐财远遁”，或欺侮主人。第八十一回韩道国听说西门庆已死，也不去西门庆家，直接回到自己家中，与老婆王六儿商议。王六儿道：“如今他已是死了，这里无人，咱和他有甚瓜葛？……倒不如一狠二狠，把他这一千两，咱雇了头口，拐了上东京，投奔咱孩儿那里。”韩道国还思前顾后：“争奈我受大官人好处，怎好变心的，没天理了？”王六儿回答得十分干脆：“自古有天理倒没饭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这几两银子不差甚么。”两口子商议妥当，连夜拐财而逃。另一仆人来保“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暗暗船上搬了“八百两货物，卸在店家房内”，然后“把事情都推在韩道国身上”。他公然不把月娘放在眼中，“嘲话调戏，两番三次”。月娘“心里也气得没入脚处，只得交他两口子搬离了家门”，来保便“大刺刺和他舅子开起个布铺来”。至于西门庆结交的那群酒肉朋友，更无信义可谈。西门庆刚刚死去，应伯爵等便投靠了张二官，“无日不在他那边趋奉，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尽告诉与他”，甚至怂恿张二官娶回潘金莲。
尽管西门庆的家庭在财色的驱使之下，呈现出了许多特异之处，但是西门庆一家之主的绝对权威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对丫环仆人动辄打骂，第三十五回西门庆为给男宠报仇，将仆人平安儿“打的皮开肉绽，满腿血淋”；将小厮画童儿“拶的杀猪儿似怪叫”。甚至对妻妾他也是任意凌辱，随意打骂。第十一回西门庆在金莲的挑唆下，“走到后边厨房里，不由分说，向雪娥踢了几脚”，大骂一通，“打的雪娥疼痛难忍”。雪娥气愤不过，向月娘哭诉，被金莲听到后又告了一状。西门庆“一阵风走到后边，采过雪娥头发来，尽力拿短棍打了几下”。金莲私通琴童，西门庆不仅把琴童打了三十大棍，而且要严惩金莲。金莲虽只挨了一个耳刮子，却也“吓的战战兢兢，浑身无了脉息”，受尽了羞辱。在这个家中，以强凌弱，恃宠压人，成了普遍现象。这个家庭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伦理观念，然而又绝无民主平等可言。西门庆的家庭的确是一个不伦不类的畸型家庭。
四
《金瓶梅》曾被视为诲淫之书而屡遭禁毁，原因就在于它毫无顾忌地、细致具体地将“性”公开裸露在了世人面前。在谈“性”色变的封建社会中，它之所以敢于作如此大胆的性描写，还是因为受到了新的文化因素的影响。
这种新的文化因素首先表现在社会时尚方面，鲁迅先生对此曾有一段中肯的论述：
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倖于世宗， 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藉“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也。（《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
其次，这种新的文化因素还表现在异端思潮方面。李贽从人的自然天性出发，把人的自然需要当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据。他认为：“不必矫情，不必违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是为真佛。”（《焚书》卷二《失言三首》）所谓“直心而动”，就是让人们破除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大胆追求个人的幸福。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是有违封建礼教之举，而李贽却称赞说：“使其当时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计事，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果自决择，忍小耻以就大计。”（《藏书》卷三七《司马相如》）李贽还认为，至高无上的道就在“百姓日用”之“迩言”中，“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焚书》卷一《答邓明府》）。他把好货、好色与勤学、进取都看作是人的自然要求，所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同上）。这些言论立足于人的自然属性，反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具有解放人性的意义。
李贽所生活的年代（1527-1602）与小说《金瓶梅》创作的年代基本一致，李贽的思想观点反映了那一时代的社会思潮。《金瓶梅》在这种社会时尚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才有可能如此大胆地裸露人欲。然而《金瓶梅》的作者又并非从主观上肯定赞美这种人欲。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这‘财色’二字，从来只没有看得破的。”（第1 回）但他还是希望通过这部小说让人们认识到“财色”二者的利害，所以开卷伊始，又是诗箴，又是典故，先交代一番。小说的几位主人公皆因纵欲而亡，更加证明了色欲的可怕和危害。在具体描写中，只是注重纯粹客观机械的性行为描写，极少揭示人物精神的感受。更为严重的是某些性变态、性虐待的描写，作者也不加选择地统统展示于世人面前。这些描写所造成的效果，只能让人们感到人性的丑恶与龌龊，与肯定人欲的社会思潮又背道而驰了。
造成这种性描写畸形的原因还在于文化的裂变。社会时尚和社会思潮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封建伦理观念，尤其是节欲适度、纵欲恶报、万恶淫为首等观念根深蒂固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顾一切地去寻欢作乐，聚敛财富。但是，在内心深处又不愿承认这种追求的合理性。《金瓶梅》的作者把握住了人欲横流的时代特点，是其敏感之处；但是他又企图用传统的伦理观念批判否定这一时代特点，是其迂腐之处。正是这种两难的处境，使小说的性描写呈现出畸形的情况。
《金瓶梅》的创作实践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当文化发生分化与裂变的时期，往往会产生一些畸形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是畸形儿，却给文学领域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当然，如何使畸形儿发育正常完美，更是我们所必须要解决的课题。从文化整体上去寻求解决的方法，应当是一个正确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