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相对论“合理内核”与和谐世界理念的互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对论论文,内核论文,理念论文,和谐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0)04-0042-05
文化相对论作为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流派，既有重要的理论地位，也引起了多方争议。长期以来，学界普遍存在“放大式”误读其缺陷而忽视其“合理内核”的倾向。和谐世界理念是具有全球意义的科学民主的世界发展观，理论内涵十分丰富。文化相对论的“合理内核”与“和谐世界”理念分别从文化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角度强调了“尊重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性，实现了理论的相互印证和互释。
一、文化相对论的产生及其主要观点
文化人类学作为一种新的学科门类，一百多年来产生了许多理论流派，其中最早出现的是两类观点相左的门派：古典进化论和传播论。
古典进化论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和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逐渐地发展的。具体而言，即所有的民族文化都要经历从“野蛮时代”到“蒙昧时代”再到“文明时代”的发展历程。早期的文化进化论者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沿着单一的线路进行的，而不考虑文化中的生态环境和人文地理因素。
文化传播论则反对文化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文化的类似性可以用文化传播的概念来解释，即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一地点一次产生的，一旦产生后便开始向各个地方传播。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自己创造的，而是从世界上传播着的各种文化现象中“借用”了某些东西。
古典进化论和文化传播论的观点虽然迥异，但具有同样的缺陷，即容易绝对化地区分并人为造成不平等看待各种民族文化的现象。在古典进化论看来，由于各民族文化的进化历程不一样，必然会产生所谓的“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之分，与之相对应的是“先进（文明）民族”和“落后（野蛮或蒙昧）民族”。在文化传播论看来，由于文化是从某一地区传入另一地区的，因而必然会产生所谓“中心区”和“外围区”。因此，这两派的观点走向极端，很容易导致“民族中心主义”、“民族沙文主义”乃至“文化帝国主义”。古典进化论和文化传播论的理论缺陷，必然呼唤新的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出现。
一般认为，文化相对论是韦斯特马克(E.A.Wester-marck)在《道德观念的起源与发展》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后来，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文化人类学大师博厄斯(F.Boas)对古典进化论和文化传播论进行了扬弃，创建了著名的历史特殊论学派。博厄斯的理论洋溢着典型的种族平等的思想和文化价值观，作为一个宣称种族平等的科学家，他还因此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对象。[1](P74)博厄斯的思想最后由赫斯科维茨(M.Herskovits)继承和完善，形成了著名的文化相对论学说，系统阐述于1949年出版的《人类及其创造》一书中。博厄斯及其弟子赫斯科维茨和本尼迪克特均体现了较明显的文化相对论思想。本尼迪克特(R.Benedict)所著的《文化模式》一书，也被认为是文化相对论的典范之作。她在该书中宣称：“现代社会思考的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充分思考文化的相对性。……对文化相对性的承认，有其自身的价值，这些价值未必就是那些绝对主义者哲学理论所宣称的价值。”[2](P215)
文化相对论认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并与其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文化价值没有共同的等价物，不能用欧美的道德观念作为评价其他民族文化的尺度，人类学应该维护每个民族独立发展的权利。”[3](P74)为此，赫斯科维茨特别强调，“文化相对论是一种哲学，它承认由各个社会为引导人们的生活而产生的价值，虽然它们彼此之间有区别，但应理解他们对于靠他们生存的人所具有的价值”[4](P364)，“文化相对论是有关文化价值性质的哲学。”[4](P365)他还指出，文化相对论的最核心之处是认为社会的稳定与和睦来自对不同特点的尊重，来自互相尊重，强调多个而不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价值，是对每个文化价值的肯定。应以寻求了解和协调为目的，而不是毁坏与我们不相吻合的东西。[5](P207)
二、批判的“批判”：避免对文化相对论“合理内核”的“放大式”误读
总体而言，学界对文化相对论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肯定其积极性。黄淑娉、龚佩华认为，“文化相对论的文化价值观有进步的内核，有进步的一面。它主张抛弃欧美中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价值，尊重每个民族的文化，反对用暴力干涉落后民族及其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5](P207)李亦园以亚马逊河流域土著中“产翁”习俗为例，说明了文化相对性的意义在于“文化的高低、好坏，风俗习惯的鄙陋与否，应该从民族的内在文化去评量而不能用其他民族的标准好恶去判断，因为一种风俗的存在必有此存在的道理，……应该对异民族的文化特别谨慎，应该深入理解其内部道理……”。[6](P100)正如F·冯多伦(F.Von Dohlen)认为“文化相对论者无疑能够帮助西方人对非西方文化持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7](P24)一样，文化相对论通过对文化宽容精神的倡导及对文化多元化的必要性的强调，“鼓励了西方人，包括社会科学家、商人、政治家和基督教传教士去批判一种幼稚的想当然的观点，即西方文化在任何方面都要高于非西方文化（有时被称为‘原始的’、有时被称为‘经济不发达的’文化）。”[8](P33)在实践中，西方一些国家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所采取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即与文化相对论的主张相吻合。上述国家采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来处理民族关系，与过去所采取的同化政策相比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使用“多元”这个术语可避免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5](P207)
另一方面，文化相对论也受到不少显性或隐性的批判，认为其容易导致无条件的宽容和形成文化保守主义。陈国强主编的《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之“文化相对论”一栏中认为，“（文化相对论有）夸大各种文化的相对性，否认文化发展的规律性和统一性，进而否认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主张帮助落后民族提高文化等弊病。”[9](P86)F·冯多伦在给文化相对论下定义时也指出，“（文化相对论）判断价值观本身是好是坏，就做不到了。”[8](P19)最为常见的是，学界往往通过说明文化相对论无法解释如何看待“法西斯文化”以及某些“落后或不人道的风俗”的例子来对其进行批判。
关于对文化相对论的批判，笔者并不力图加以全面否认，但就对待异文化的看法方面，认为有些“批判”存在“放大式”误读之嫌。
林大津认为，在理解文化相对论对待异文化的看法方面，有几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澄清：“首先，文化相对论并没有主张任何行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被接受和认可，而只是反对以一己观点衡量他人所为。其次，文化相对论者仅是主张充分理解异族文化的存在缘由，而理解并不等于赞同，他们只是倾向于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异族的风俗和信念，不愿对异族文化作任何指责式的批评。”[10]同时，林大津还认为有必要将“文化”与“文化现象”、“文化要素”、“文化特征”等概念区分开来。对于上述分析，笔者颇为赞同。除此之外，本文认为还有两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从相关背景来看，文化相对论者的初衷仅仅在于“反民族中心主义”和“对异族文化的尊重”。文化相对论的几位著名论者所处的时代正是“反种族主义”和“反民族中心主义”的时代，他们虽都身居学术高位，或曾任过公职，但实难否认主张文化相对论的初衷仅仅在于“反民族中心主义”和“对异族文化的尊重”。因此，如果仅就他们所提倡的“对异族文化的尊重”就推断出文化相对论的下一个逻辑就是“宽容和尊重所有文化实践，包括‘法西斯文化’和某些‘落后风俗’”，这不免有“放大式”误读之嫌。
其二，从哲学层面来看，相对论并不等同于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述，“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11](P454)我们对待理论的正确态度绝非是教条主义式的误读。文化相对论的提出已有百年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缺陷和受到置疑是难免的。因此，在审视文化相对论时应在避免对其“放大式”误读的同时，采用二分法以吸取其“合理内核”之精华，而非“把小孩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只有这样，才不会重演文革期间某些人因不懂“相对论”的精髓而“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闹剧。[12]
“合理内核”本是一个人们所熟知的哲学概念，本文借用其来指代文化相对论中合理而正确的精华部分。简单地说，文化相对论的“合理内核”即是“尊重文明多样性”。因此，如果对文化相对论进行扬弃，对有关对其的批判进行“批判的‘批判’”，就不难理解文化相对论者的最主要初衷即在于“尊重文明多样性”这一“合理内核”。
三、和谐世界理念是尊重多样和科学民主的世界发展观
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郑重提出，“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13]和谐世界理念是尊重多样和科学民主的世界发展观，是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理论体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新中国和平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和”，左“禾”右“口”，就是每个人都有饭吃；“谐”，左“言”右“皆”，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具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二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价值观；三是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和“兼相爱”的仁爱精神；四是和为贵的处世哲学。[14]和谐世界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精神，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和谐世界理念还体现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主线，简言之即是一个“和”字。上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同缅甸和印度领导人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已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和各国普遍遵循的国际法准则。改革开放后，中国更是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同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友好相处。和谐世界理念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与升华。它融合了近年来中国外交积极倡导的公正、合理的新秩序观，以平等互利为核心的新发展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以尊重多样性为特点的新文明观。和谐世界的提出，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的积极宣示和承诺。
其次，它是对历史反思和现实反应的有机统一。
和谐世界正式提出于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的联合国讲坛，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寓意。它一方面是对人类苦难和国际关系演变的深刻反思，另一方面又是对世界远未和谐这一现实的有力揭示。人类历史可谓充满了苦难，现实世界仍然不太平。全球化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不断显现，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依然存在，“文明的冲突”此起彼伏，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趋凸显，非传统安全威胁更加突出，南北差距不断拉大，这些都说明和平相处、和睦相待、和谐共存已经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普遍期望。可见，和谐世界理念是对历史反思和现实反应的有机统一，具有契合时代主题的全球视野。
再次，和谐世界理念是一个兼容并蓄的理论体系。
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对和谐世界理念进行了阐释，映射出了和谐世界理念是一个兼容并蓄的理念体系。从总体上看，和谐世界的理论体系包含以下几部分：(1)理论内涵。有学者认为和谐世界的内涵包括秩序和谐、力量和谐、价值和谐，只有塑造世界整体观、人类共赢观、国际共生观等三维和谐观，世界才能是稳定的、安全的、和平的。[15]也有学者认为，和谐世界具有深刻的和合内涵：核心是和合思想，即世界和平的思想；精髓是贵和思想，即多元文明共存共生的思想；基础是共赢思想，即互利互惠的思想。[16](2)理论渊源。如前文所述，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历史反思和现实反应是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来源。(3)基本特征。和谐世界理念具有求同存异、多样包容、合作共赢等基本特征。(4)实施路径。和谐世界的实施路径需要世界各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5)理论意义。和谐世界理念的意义是多层次、多领域和多维度的。可见，“和谐世界”理念是一个兼容并蓄的理论体系，吸纳了多种理论学科的理论支撑。
四、文化相对论“合理内核”与和谐世界理念实现了理论互释
不难发现，文化相对论的“合理内核”与“和谐世界”理念无形之中存在着一种相互印证的关系，可谓实现了不同学科体系的交叉印证和理论互释。
首先，二者提出的时代背景有相似之处。
文化相对论是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和发展的。博厄斯初到美国，国内“文化理论研究完全受到斯宾塞和摩尔根两种理论的混合体的控制”，[1](P71)“欧洲中心论”、“白人种族优越论”等种族主义思想充斥整个社会。颇有影响的人类学家D·布林顿竟宣称：“黑色人种、棕色人种和红色人种在解剖学上和白色人种有极大差别，特别是在内脏的构造上更不相同，即使具有同样的思考能力，即使付出与白种人同样的努力，他们也不会得出同样的结果。”[1](P72)同样，在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问世的30年代，一方面殖民主义对土著文化的歧视登峰造极，另一方面，种族主义正将人类推向世界大战的深渊。而赫斯科维茨对文化相对论的完善正处于二战刚刚结束的年代，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反殖民主义浪潮方兴未艾，民族中心主义特别是欧洲中心论受到空前冲击。
“和谐世界”理念同样是在复杂的背景下提出的。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所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和谐世界理念是对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严峻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形势、频发的民族和宗教冲突等客观现实的深刻反思和积极反应，显然与文化相对论提出的时代背景有相似之处。
其次，二者存在共同的人文精神基础，即人人、种族和民族平等的平等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我们越是深入地追溯历史，同出一源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之点，也就越来越消失。”[17](P470)“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18](P46)“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19](P62)“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20](P436)以上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的基本观点，不仅揭示了人类同源的历史，而且是认识民族大千世界形成、发展、演变过程的基础，也是建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生物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基础。
和谐世界理念是科学民主的世界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它代表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向世界发出的正义主张，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基础上提出的符合全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和普遍诉求的优方良策。
文化相对论虽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但同样体现了人人平等、种族平等和民族平等的人文精神。“‘人权’、‘人道’、‘人性’，成为了所有人，哪怕是这个星球上最专制、最黑暗的统治者都难以拒绝的‘绝对命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的旗帜是飘扬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最为鲜艳的一面旗帜。’”[21](P10)可见，文化相对论的“合理内核”与和谐世界理念从不同角度实现了人文精神的辉映，并共同聚集于人人平等的基点之上。
再次，二者均体现了认识世界和处理世界问题的新思路。
费孝通先生在《费孝通九十新语》一书中曾写道：“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怎样才能携起手来创造一个共同的新世界，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一个属于新世纪所面临的新问题。用传统的观念和方法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恐怕要有一个新的方法和新的思维才行”。[22](P144)可见，复杂的国际背景之下往往更需要具有创新价值的理论思路的出现。
文化相对论是对先前文化人类学理论的扬弃，极大地冲击了“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其进步意义显而易见。和谐世界理念更是为当前“‘文明的冲突’此起彼伏、单边主义四处树敌”的世界提供了清新的理论气息，有利于人类的相互理解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可见，文化相对论与和谐世界理念均为顺应各自时代潮流的创新理论，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处理世界问题的新思路。
最后，也是最关键之处，在于二者的理论基点均为“尊重文明多样性”，并共同诠释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尊重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多极化”的有机统一。
多样性(diversity)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日趋重视的议题，《生物多样性国际公约》和《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的相继通过，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多样性保护的努力和共识。显然，文化相对论的“合理内核”即“尊重文明多样性”完全符合国际社会保护多样性的基本精神。中国同样十分重视世界多样性问题，其领导人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世界多样性的重要性，并努力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和谐世界理念明确提出“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体现的正是“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基本精神。文化多样性已同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一起成为当今世界的三大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相对论的“合理内核”与和谐世界理念不仅共同诠释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尊重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多极化”的有机统一，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不同学科体系的交叉印证和理论互释。2010年上海世博会，一方面使人们形象地感受到世界文明多样性及建立和谐世界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本文的主旨。
［收稿日期］2010-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