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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著录的国际标准ZSO214—1979(E)的规定，文摘是“一份文献内容的缩短的精确表达而无须补充解释或评论”。我国文献著录的国家标准GB3793—83规定：“文摘是对文献内容作实质性描述的文献条目”。由此可见，对原始文献内容客观地加以浓缩，是文摘的一个重要特征。
1 我国文摘起源于专著式
考察我国文摘发展史，有关文摘的起源，图书情报界曾有过四种不同见解：
一种说法认为，文摘作为对原始文献的加工形式，可以追溯到春秋末期孔子整理六经，为《诗》、《书》作序。整理六经，可以看作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修订定稿工作，不是对原始文献的客观浓缩。为《诗》、《书》作序，是书前的说明，与《诗》、《书》内容本身不同，当然也就不属于文摘。所以，这种观点，现已被多数学者否定。
第二种说法认为，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从事的书籍内容提要工作，编著的《别录》和《七略》可以看作是文摘的端倪。在目录学史上，学者们一致认为，刘氏父子所做的是图书目录的编制和题录工作，虽说书目的提要能起到指导人们阅读原始文献的作用，但它还不是对原始文献进行客观浓缩的文摘。
第三种说法认为，我国文摘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它按239个纪事专题，把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有关内容移植过来，由原来的294卷压缩到42卷，变编年体史书为纪事本末体史书，文字上删除了239个专题以外的部分。就其对原作文字的筛选看，作者的确作了对原始文献进行浓缩的工作，且二书的客观史实基本一致，因此，《通鉴纪事本末》理应列入文摘之中。但如果说我国的文摘由此而始，那就把我国文摘产生的时间大大拉后了。
第四种说法，认为我国古代文摘有两种类型，其中主题型辑录性文摘的最早著作是三国魏朝的类书《皇览》，其特点是“不以某一书籍为加工对象，而以词语、概念、典故为单元，把多种古籍中有关的解释、界定、事物的性质作用及演变、有关的传说、故事、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中的有关记载和描写，都节录下来，集中在一起，根据所引原著成书先后和体裁顺序排列成为一个条目。”
笔者认为，我国最早的文摘当属西汉司马迁《史记》中的“十表”、“八书”。“十表”是采用表格形式，简列世系、人物和史实，用以理清脉络，其中包括世表、月表和年表。这种表格，是对《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所记史实的客观浓缩，《史记》的“大义微旨”皆渗透其中。“十表”可以看成《史记》全书按时间线索所做的最精炼的概括。故明末清初学者万斯同曾说：“读史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唐代刘知几也曾赞扬《史记》“十表”之功为“使读者举目可详”。“八书”是八个方面典章制度及其沿革的简编。司马迁任太史令，有机会接触皇家收藏的各种文献典籍，他从众多的典籍中摘选精萃，简编成礼、乐、兵、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八个方面的典章制度，是对先秦至汉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官制等各个方面文献内容的浓缩，客观地反映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初期维护等级制度、规范人们行为的典章制度的概貌。所以，我们说《史记》中的“十表”、“八书”是我国最早的文摘。
《史记》中的“十表”、“八书”除对原始文献内容的浓缩摘编外，还有以下特点：首先，它是围绕某一重要主题对所涉及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摘录、归纳和整理，所摘录的内容有相对的稳定性。其次，这种文摘经过整理和编纂，形成一定的体系，有长期保存价值，也便于查检。第三，这种文摘本身又是一部专著，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代替它所概括的原始文献，所以我们不妨把它称为专著式文摘。
从以上几种有关文摘起源的不同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人们对文摘起源于何时，以哪一部文献为代表说法不一，但却不约而同地认为，我国的文摘起源于专著式。这种专著式文摘可以说是中国早期文摘的主要形式，它在我国文摘编纂史上曾起到过重要作用，并且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2 专著式文摘的发展
专著式文摘是我国文摘的早期形式，是早期文摘的主要形式，但在文摘发展史上，却没有人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现在，学术界较普遍的观点是：按编纂目的和职能，可大体把文摘分为普及性文摘和情报性文摘。前者即散见于各种报刊上的文摘，它以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为目的，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的特点。后者则是对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各类文献经过浓缩后，按其内在规律，或按一定的检索体系加以编排，向研究者提供的浓缩信息，一般以期刊的形式加以报道和传播。笔者通过对文摘起源问题的探讨，认为在现有公认的文摘形式以外，应明确提出专著式文摘这一概念，并且对其产生、发展及其在目前信息社会中对文献信息服务的作用加以研究，以使文摘发挥更大的信息服务效应。
概括地说，历史上这种专著式文摘的编纂，可分四大系统：(1)纪传体史书系统。二十四史中，大部分都包含这种专著式文摘。如《汉书》在“八书”内容之外，又创立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等，其中《刑法志》系统地记载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这就是对当时西汉一代法律条文的浓缩。(2)会要系统。会要，是中国历代所修的各项经济、政治制度的汇编。其中所记的典章制度，远比史书志为详，其资料虽不出旧史范围，但经分门别类的排列整理，更便查检。自宋人王溥编写了《唐会要》之后，人们陆续补充编成了自秦汉至明代的各代会要。这些会要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典章制度专史。(3)纪事本末体史书系统。是对纪传体史书的摘编，如《通鉴纪事本末》之与《资治通鉴》，它不离原始文献，又有原始文献所不具备的简炼、集中、自成体系、方便阅读和研究的特点，所以，吸引了众多学者为编辑这种专著式文摘，除《通鉴纪事本末》外，还有宋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明陈邦瞻等撰写的《宋史纪事本末》和清李有棠等撰写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4)“十通”系统。指的是十部典章制度专史，即唐杜佑的《通典》、宋郑樵的《通志》、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它们的续书，即清代官修的《续通典》、《清朝通典》、《续通志》、《清朝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和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这十部书，各成系统，时间上各自连续，内容往往互相重复，都是专记典章制度的专史。元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除因袭唐杜佑的《通典》外，兼采从上古到南宋的经史、会要、传记、奏疏、论议等文献一一加以摘录和编排，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土贡、职官、帝系、舆地、四裔等二十四考，成为一部古代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
到了当代，专著式文摘的编纂势头仍然不减。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促使专著式文摘又有了新的发展。1991年由于成主编，辽大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著作主题集成》，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著作主要观点的摘录，同时又按毛泽东思想体系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加以编排，不仅能帮助读者了解某篇著作的基本观点，而且有助于明了领袖们的思想体系。类似的专著式文摘还有孙维本主编，改革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宝库》等。更加可喜的是在信息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专著式文摘已从社会科学领域扩大到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在编纂方法上，不仅摘编学术观点，而且以手册、大全、表格、数字等多种方式浓缩原始文献的内容。如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化学品毒性、法规、环境数据手册》、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微机常用数据库手册》。这些专著式文摘将一学科、一类别的文献系统摘编，既便于读者搜集、综合所需信息，又便于保存和传播，在实践中很受文献收藏者和使用者的欢迎。
3 专著式文摘的优势
专著式文摘与期刊式、单篇式文摘相比有如下优势：
1.专著式文摘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虽然期刊式文摘和单篇式文摘都是通过对原始文献的浓缩而达到简明、迅速地传播信息的目的，但它们毕竟比较分散，摘编者的随意性很大，且摘编的水平、角度、标准不一。专著式文摘则不然。一般一部专著式文摘的作者比较固定，水平较整齐。这些作者将某一专业、某一主题的大量文献进行筛选，选择那些比较成熟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知识加以浓缩后，分门别类，按其内在规律编排成书，再配有相应的检索途径，让读者一书在手，即可总览某一专业、某一主题的文献概貌。它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经过认真选择的、专深、系统而又完整的信息。
2.专著式文摘具有高密度的专业信息含量。专著式文摘归类于工具书，但它又不同于一般工具书。一般工具书以向读者传播知识为目的，如字词典向读者解释字词的含义，其知识含量是相当宽泛的。即便是有关于某一专业的专科辞典，其知识要点也较分散。而专著式文摘以摘编原始文献为手段，以推荐、传播、保存原始文献基本观点为目的，集中向读者提供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信息。可以说，一般工具书是知识要点的汇集，而专著式文摘是原始文献基本观点的集合。
3.专著式文摘便于文献的传播、检索和保存。专著式文摘将有一定内在联系的众多原始文献的基本观点，整理浓缩于一书出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完整性、系统性，这就为人们搜集和检索这些文献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对需要这些信息的读者来说，可以大大节省分散搜集、查检的时间。由于专著式文摘保存原始文献的基本观点比较全面，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代替原始文献，所以，历史上许多宝贵的图书文献，历经水、火、虫、兵等灾难，原著已荡然无存，但仍可以在专著式文摘中窥见其概貌。可见，这些专著式文摘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作用。
综上所述，专著式文摘可以为科研工作者提供完备而系统的资料，从而给科研工作以强有力的支持，所以，编纂和出版有质量的专著式文摘理应是图书情报服务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