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学研究的路径转向——基于新文化史学的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新文化论文,视角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4)19－0013－04 新文化史学作为史学发展的一股新鲜势力，不仅影响到史学领域，而且也波及邻近学科。新文化史学的研究视角由自上而下转为自下而上，研究领域由视域窄限转为广域丰富，研究方法由历史文献法转为多学科采借，表达方式由生涩抽象变为生动活泼，史料来源由单一官方文献变为多元的史料搜集。近年来，我国的教育史研究面临着研究方法的单一性、研究视角的自守性、研究对象的高位性、研究范围的圈定性、史料建设的缓慢性等问题。教育史作为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兼具两类学科的双重性质，而其理论与方法亦受史学理论的影响与引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教育史学研究可采借新文化史学的研究理路，摆脱自身面临的多重困境。 一、新文化史学概述 新文化史学发端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为反对“新史学”尤其是反对追求科学的“计量史学”而产生的一种史学流派。其中，“文化”构建成为其核心内涵。新文化史学在发展同时，也陷入了“文化滥用”、“微观与宏观的勾连”等自身发展的窘境。 (一)新文化史学的肇兴 20世纪中期以来，“新史学”逐渐取代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研究的主流，其中年鉴学派的影响最大。20世纪70年代后期，史学研究的路径开始转向，发端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冲击了“新史学”，发展成为西方史学领域的一枝新秀。新文化史是应对“新史学”的反动而生发的一种史学流派，它反对计量史学的研究范式。社会历史学研究关注宏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忽略了主体的“人”，从而使其研究成果带有较强的枯燥性和抽象性。卡洛·金兹伯格指出：“年鉴学派由于过分地强调用‘长时段’的理论和计量化的方法去研究过去的社会，结果，下层民众虽然不再被历史学家所忽视，却被当作了‘无声无息’的人”[1]。在历史社会学遭到质疑与批判时，新文化史学应运而生。它起源于法国，之后进入英国、意大利，并延及欧洲其他国家。我国史学界也有很多学者注意到了新文化史学，并关注其研究动态，积极运用新文化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 (二)新文化史学强调文化建构 依据新文化史学家的观点，“文化”并不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它不是整个社会或者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不是脱离社会而独立发展的对象，它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是互动关系。新文化史学家认为，个人应该成为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历史的客体。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体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历史的发展。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发生了转变，新文化史学家不再持有“大历史”的研究追求，而是开始尝试书写“小历史”的价值抱负。换句话说，历史研究的角度从社会视角下的文化史转向了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史，从文化的角度介入历史研究，成为新文化史主要的研究理路。当代著名的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认为，“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2]。由以上新文化史学家的论断可以看出，文化是新文化史学的核心内涵，很多历史问题都可以归属于文化研究的领域之内，文化研究贯穿于整个历史研究的范畴。 (三)新文化史学的局限 新文化史学作为一种新的史学流派，有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很多国家的史学家都在尝试和运用新文化史学的理论开拓史学研究的广阔视域。然而，新文化史学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所带有的困境。这种困境正如彼得·伯克曾经指出，倘若文化被滥用，新文化史的研究意义也会随之而淡。因此，首先需要对“哪些不是文化”有明晰的判断与定位。由此而来，新文化史学面临矫枉过正、文化滥用、微观与宏观的勾连等现实窘况。受新文化史学流派影响的微观史学也面临着自身难以解决的多重矛盾。很多微观史研究者发现并意识到了微观史学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在进行“微观历史”研究与建构的同时，失去了与“宏观历史”的勾连，造成了微观与宏观的相互脱节。对于一些历史剧变和政治变动，微观史学很难给予准确而恰当的分析，仅仅是局限于一些小人物的历史活动。这就需要新文化史突破自身发展的弊端，不断顺应史学发展的潮流，这也是新文化史学发展所要破解的问题。 二、新文化史学的研究理路 新文化史学是对新史学的扬弃与发展，其研究方法并不是为了追求一种新潮流和风尚，而是针对原有的研究范式所采取的一种新的态度。在研究角度、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表达方式和资料来源方面，新文化史学都有着自身的研究理路。 (一)自下而上的研究角度 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视角是指研究对象不再集中于历史精英人物，而是转向被历史所遗忘的群体，即基层的普通民众。新文化史学派认为，政治精英人物不再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基层大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上演着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景幕。在新文化史学家的笔下，那些曾经被边缘、被遗忘的群体，开始走进大众的视野。新文化史关注的焦点不是上层精英，而是下层民众，尤其关注那些不引人注意或被历史学家遗忘的人群[3]。在新文化史研究中，一些被历史所忽略的群体，像妓女、乞丐、妇女、儿童、村民、磨坊主等成为研究对象。例如，英国的新文化史学家拉斐尔·萨缪尔，他的研究主题是人民的历史，在他的《乡村的生活与劳动》一书中，描写了19世纪英国一些乡村地区的劳动场景，通过对具体生动的乡民劳作行为的考察，描绘了农村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图况。这也是新文化史学家的追求目标，即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以水珠来求证海洋。 (二)广域丰富的研究内容 新文化史学的研究领域不再集中于传统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等领域，而是把研究视角延伸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彼得·伯克把新文化史学的研究内容概括为：“食物、服装等物质文化的研究；身体和性别的研究；语言和记忆等形式的社会历史研究；形象的历史以及政治文化史的研究，政治文化史的研究不再像过去一样，研究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而是研究非正式的规则，如此人们对政治所持的不同态度等。”[4]物质文化史和身体史成为新文化史学家的重要研究选题。如美国学者斯蒂尔的《紧身胸衣的文化史》，以紧身胸衣为研究对象，分析从胸衣中渗透出的修饰和塑造的文化观。托马斯·拉科尔的《制造性：从古希腊到弗洛伊德时期的身体和性别观念》、林恩·亨特的《18世纪的身体与人权的起源》都是西方研究身体史学的力作，他们旨在通过人们对身体认同观的嬗变，揭示启蒙运动对人性的思想解放。新文化史学也是伴随着西方语言学转向而产生的。他们把语言本身作为历史的研究对象。彼得·伯克在《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一书中，通过追溯欧洲国家的语言发展演变历程，证明语言对集体和民族认同的作用。由此可以发现，新文化史学的研究内容甚是广域、丰富。 (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指历史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科本身的研究，同时要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学科领域吸取重要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实现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多元结合，获得历史学科的不断发展。新文化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不是像传统史学那样借助于考古学、文献校勘学，而是要从社会学、人类学、文学批评理论、符号学、心理学、民俗学等学科中摄取有益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其中，人类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理论对新文化史学的影响最大[5]。而人类学的方法又是新文化史学家运用最多、最广泛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克利富德·格尔兹提出的“厚描述”方法，即深入到社区和人民群众内部去研究，对他们的行为和思想作出尽可能详尽的剖析与描述。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应当把社会事件放在完整的文化背景下加以考查，从而把研究从描述的层次上升到分析的层次。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一书，则是通过“厚描述”的方法解读和诠释文本，通过仪式和象征分析其中的隐含之意。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史学研究开创了全新的视野。 (四)历史叙述的表达方式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书写历史的主要方式是以科学“分析”为主，“讲故事”的历史叙述方式则备受忽略。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语言学影响的逐渐扩大，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历史叙述的表达方式。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被史学界公认为是历史研究“叙述转向”的重要标识。之后，文学修辞、想象、隐喻等开始在新文化史学中盛行，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逐渐渗透到新文化史学当中。劳伦斯·斯通在《历史叙述的复兴：对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省》中提出：历史家总是在说故事。“叙述是将历史材料以时间顺序组织起来，并将内容组成前后呼应的故事，当然也不妨有一些次要的情节点缀其间。”[6]根据劳伦斯·斯通的观点，这种叙述所关注的核心是“人物”而不是“环境”，其方式是以“叙述”展开而不是重视“语言”的分析。新文化史学的中坚人物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一书则是运用历史叙述的成功典作。她用叙述史的写作手法，对马丁·盖尔事件历史背景的勾勒、文化传统的揭示、事件过程的推进、事件高潮的安排、人物冲突的描述、人物之间复杂关系的纠葛，描述得有条不紊、生动形象，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画细致入微、惟妙惟肖，其历史景象清晰动人，使读者有切入史境之感。 (五)丰富的史料来源 史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根基。倘若没有坚实的史料作为基础，任何形式的历史书写都只是夸夸其谈、荒诞不经，其成果也是游离于历史真貌之外的，不具有坚实的历史说服力。新文化史学家也很注重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但史料不再局限于传统史学的官方文献、历史档案，而是发掘散落于民间的史料。这些资料一方面包括原来未引起关注的史料，如一些来往信件、当地的契约、历史记录等，另一方面包括通过口述所搜集的历史资料。新文化史学家对史料的解读方式不再是传统的仅仅注重官方文本的分析，而是重视发掘文本中所表露出的态度和一些修辞的微妙运用等内容。例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则是运用富尼埃主教的《宗教裁判记录簿》的法庭记录作为史料，勾勒出13世纪到14世纪法国蒙塔尤村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状况，是“通过一滴水研究整个海洋”的成功典例。拉斐尔·萨缪尔的《东端的黑社会》一书，则是运用六年的口述记忆资料著成，通过这些口述资料，呈现了伦敦东端人们的大众文化。 三、教育史研究的路径转向 教育史学科是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具有两种学科的双重性质。在史学危机的呼声日益高涨之后，教育史学的发展也随之面临内外部的危机。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一批教育史学研究者开始分析我国教育史研究所面临的严峻困境与未来发展的趋向。新文化史学打破了传统史学研究范式的窠臼，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方法，成为历史学坛的一枝新秀。教育史研究也需紧跟时代步伐，借鉴新文化史学的研究理路，开辟研究的新疆域、新方法、新视角。 (一)研究视野的下移 纵观以往的教育史研究，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其研究“高位化”，其内容主要囿于历史精英人物的思想和国家教育制度的嬗变，缺乏对底层民众受教育过程的揭示以及教育制度的详细制定与具体实施过程。目前，教育史学界很多学者都提出了教育史研究对象和研究视野的转变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指出，教育史研究视野需要下移，不再聚焦于精英人物的教育思想以及官方的教育制度，而应关注底层的普通民众和日常的一些教育问题，借此开辟教育史新的研究领地，呈现生动形象的教育史。这也与新文化史学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看历史”的研究视角相一致。这就需要教育史研究对象不能仅限于著名的教育思想家，也要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教育生活。换句话说，就是要把教育史研究中的“人”扩大其外延，将视角移向民间的、微观的、基层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描述出生动而丰富的教育史图景。部分学者已经尝试转化研究对象，如对民间私塾、书院教育的研究，抑或一个学制制定并实施的具体过程等，通过这些研究，展示底层民众的教育与受教育情况以及具化的教育历史场景。 (二)研究领域的开拓 目前的教育史研究主要聚焦于教育制度史与教育思想史两条路径研究，对其他研究领域少有触及。目前，有学者为了开拓教育史研究领域，展现原生态的教育史，提出并开展了教育活动史研究，得出了教育活动史是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的前提和基础的观点。教育活动史研究的明显特征则是定位于日常的、基层的、微观的教育活动过程。教育活动史展现了教育史研究的新视角、新线索、新领域，是不同于原有研究范式的新尝试。近些年来，随着教育变革的不断深化，教育观念不断转变，教育不再规约于正规的学校教育，而是包括了影响和增进人的知识、技能和思想品德的各个方面。西方学者指出：“教育史已不再是‘行为与事实’的堆砌了。因此，教育史研究不仅涉及学校、学院、大学等教育机构，还涉及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社会力量和过去那些教育理论教学和实践家所提出的教育思想。”[7]也就是说，教育史研究不应仅仅关注正规的学校教育，还应重视非正规的教育组织机构。既要观照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同时也要关注一些基层的、民间的、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新文化史学的研究内容甚为丰富，把物质文化史、语言史、身体史等作为其研究内容，大大拓展了史学研究的疆域。教育史研究亦可借鉴其研究内容及方法，开拓教育史的研究领域，如不同时期教具的种类、性别教育的启蒙与发展、教育语言的演变等内容。这些研究内容可以揭示出教育文化的历史演进脉络与内在发展过程。 (三)研究方法的跨学科走向 有学者在讨论教育史学科面临的内部危机时提出，“教育史的研究方法具有封闭性的特征，且对其他学科的方法论吸收缓慢，对西方引进的分析工具反应迟钝”[8]。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斌贤教授曾就外国教育史所面临的困境指出，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明显问题则是，固守于自己研究的领地，独占一隅，较少关注其他学科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很少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缺乏跨学科的研究视野，最终使得外国教育史研究封闭起来，其研究成果必然带有一定的保守性。要摆脱这一研究困境，教育史研究者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吸取有助于教育史研究的方法。新文化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运用人类学和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历史，并广泛运用符号学、心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对历史进行文化阐释与解读。因此，教育史研究也要顺应潮流，吸取新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以更广阔的理论视角解读教育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规律等。目前，我国已有教育史研究者开始尝试和运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如百优博士论文《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口述史学等多种方法分析了仁村真实的教育和学校生活，以及在不同时期不同政策引导下的教育变迁。胡志坚的博士论文《自我统摄下的心理与行为：蔡元培、黄炎培和陶行知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特点研究》运用心理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理论剖析了三位教育家的心理认知和行为方式，其分析具有很强的理论说服力。 (四)表达方式转向生动的叙事 反思以往教育史研究的成果，明显带有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很难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与热情，使读者进入到教育史境中去。因此，应改变以往的教育史研究表达方式，使教育史成果走向民间、走向大众，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通俗性读物。新文化史学倡导叙事史的复归，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使人们进入到历史现场，运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描述出历史的生活面貌，其成果日渐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教育史研究试图打破以分析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规限，尝试运用叙事的方式走进教育历史的现场。中外史学家对叙事的写作手法有着共通之处。教育史要突破“以分析为主”的枯燥性的藩篱，就要转变表达方式，实现理论分析与生动叙事相并举的理想目标。近几年来，在华东师范大学丁钢教授的带领下，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教育叙事的优秀成果。这些成果以形象鲜活、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引起了读者的心理共鸣。例如，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倡导的教育活动史研究，开辟了教育史研究的新疆域，其以教育叙事作为主要的撰写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五)史料来源的多元化 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没有史料就像工厂没有原料一样加工不出任何产品，俗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亦是其意的通俗性表达。同样，“不能全面掌握材料而轻下断语是很危险的，往往有因一条重要材料的遗漏而置人于尴尬之境的事情”[9]。教育是社会的重要领域，牵涉到大量的人和事，因而，对于教育的记载不限于专门的书刊而往往分散于各种载体之中。新文化史学在资料搜集方面，不仅关注官方文献，也注意对民间信件、契约、回忆录、碑文、童谣、可视图像等的发掘，拓展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过去的教育史研究在搜集资料方面，把视线更多地投向官方档案和文献，较少搜集散落于民间的珍贵资料，这也是教育史资料建设缓慢的原因之一。教育史研究者在资料搜集方面，要打破单一的史料来源，重视“地上、地下”多渠道搜集资料。除了收集官方的教育文件、报纸期刊、档案外，对回忆录、小说、日记、信札、笔记、传记、年谱、家谱、教育遗迹、教育实物也应重视。官方的文献记录只是历史资料的冰山一角，要逼近原生态的教育史研究，则需要通过研究底层资料去努力呈现。 总之，教育史研究要摆脱困境，在危机中突围，需要借鉴新文化史学研究理路，吸取它在研究视野的转向、研究方法的择取、研究领域的开新、表达方式的转变、史料搜集的选择等方面的方法。近年来，教育史研究视野不断下移，亦有与新文化史学研究相似的价值诉求。因此，教育史学的研究需要借取新文化史学的研究范式，注重研究对象的民间化、史料来源的多元化、研究领域的开疆化、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化以及语言表达的生动化，促进教育史学科的不断发展，呈现生动活泼的教育史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