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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最富于传奇色彩者莫过于那座遥远渺茫而又神秘诡异的昆仑山了。
千百年来，昆仑山位于哪里？它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一直是个悬而未解的谜。多少学者哲人，皓首穷经，苦苦考证；多少探险之士万里跋涉，四海寻觅，然而，都未能获得答案。
战国时代的屈原在诗篇《天问》中留下了“昆仑悬圃，其居安在”这一悲亢无解的发问；汉代司马迁在《大宛列传》文后失望地说：“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对于昆仑向往之情，也溢于字里行间。
那么，昆仑山真在人间无迹可寻吗？昆仑真是古人子虚乌有的杜撰吗？不！现代考古成果和历史文献向我们表明：昆仑山确曾在历史上存在过，只是它并非汉武帝命名的我国现境内的昆仑山，而是公元前矗立于遥远的两河流域宏伟庞大的新巴比仑城。
昆仑山的传说
关于昆仑山传说的记载，散见于我国古代典籍之中，较早者如《山海经》、《尚书》、《庄子》、《列子》、《天问》等书，其后复有《史记》、《淮南子》、《汉书》、《说文解字》、《尔雅》、《论衡》、《博物志》等记有其事。依诸书所称，昆仑山位于西极，孤高万仞，直入青云，上有琼楼玉宇，瑶台玄圃，奇花异木，怪兽璆琳，仙人神圣，出没其间。成书于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子·地形训》中称昆仑：
“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有四十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旋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横维其西北之隅。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倾宫、旋室、悬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疏辅之池，浸浸黄水，黄水三周复其原，是渭丹水，饮之不死……昆仑之邱，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海内十洲记》将昆仑渲染得更华丽辉煌：“金台玉楼，相鲜如流精之阙光；碧玉之堂，琼华之室，紫翠丹房，锦云烛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真官仙灵之所宗。上通璿玑元气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调阴阳，品物群生，希奇特出，皆在于此，天人济济，不可具记。此乃天地之根纽，万度之纲柄矣。”这些光怪陆离的传说，曾引起古人的极度憧憬，尤其沉湎于享乐长生的帝王更是不顾一切地追寻这样的仙境。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很有可能带着寻找昆仑的使命。他返回长安后，特地报告了此行的结果：“条支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司马迁称当时《禹本纪》、《山海经》等书都有昆仑山的记载，他说：“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汉武帝并未获得昆仑山的确凿情况，只看到张骞从于阗南山带回的几块玉石，于是乎，“天子案图书，名河所出之山曰昆仑云”。昆仑山的探寻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今新疆南部的于阗南山虽被汉武帝命名为昆仑，却并非传说中的昆仑。东西两汉以致魏晋，关于昆仑的种种神奇传说依然流传。真正的昆仑位于何方也依旧是一个未解之谜。
巴比仑城的历史与考古
巴比仑城是古代两河流域一座著名的都城。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约当我国春秋中期之时，巴比仑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不惜代价大兴土木，在旧城的基础上修筑起宏伟的都城，史称新巴比伦城。
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游历过新巴比仑城，他在所著《历史》一书中记叙了这座城市的面貌：巴比仑城位于一个大平原上，幼发拉底河穿过城区将城市分为两部分。这座城市以无与伦比的规模称雄于当世。城外有护城河环绕，城市为正方形，每边长120斯塔迪昂（每斯塔迪昂折185米左右），城墙高大宽厚，其上能驰骋四马战车。城市有二重城墙，城内还有两座城堡。城门皆为青铜制成，四面有一百多道城门。城内有高耸入云的八级圣塔，塔顶巨大的圣堂内有高大的上帝金像以及黄金的祭坛、桌子、宝座等。该书中还提到巴比仑女王尼托克里司在巴比仑城上整修河道，修筑人工巨湖，湖周长达420斯塔迪昂。女王利用湖中蓄水使河水水位下降，云机修整城区，河岸并修筑石桥联接两城。
希罗多德的记载是否可靠，曾引起历史上许多人的猜疑。19世纪以来，考古学者纷纷涌入两河流域展开调查。1899年至1817年德国考古学家罗伯特·科德威首先发掘研究新巴比仑城。经过学者们长期不懈的努力，使两河流域的古代文化面貌逐渐展现出来，考古中发现而且被破译的许多刻有文字的泥版使人们认识了当地远古鸿蒙史和一代帝国更替的轮廓。这些成果，证实希罗多德的描述基本合乎历史实况。从此，这座历史名城的规模和结构也渐为世人了解。
昆仑山即为新巴比仑城
如以中国古书所记载的昆仑山和新巴比仑城的历史记载与考古材料进行对照研究，我们不难看出，两者之间可以吻合之处几乎俯拾皆是，神秘的昆仑山，原来就是巴比仑王国的都城新巴比仑城。
新巴比仑城的方位、距离、自然环境与我国古书描述的昆仑山情况一致。
巴比仑城遗址经考古发掘，业已证实位于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岸边（见图一），其纬度约在北纬33°左右。而中国古长安城洛阳城均位于北纬35°附近，两地直线距离测得约10000多公里，《山海经·海内东经》曰：“昆仑山在西胡西。”《海内南经》曰：“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史记·大宛列传》详述了张骞对西域各国方位及道里远近的了解：“大宛……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西则大月氏，……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条支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安息即古波斯，条支即两河流域一带，西海为地中海。神话里的西王母即位在昆仑山。这里明显可证，古代中国人一致认为昆仑在中国西方。关于两地距离，《水经》云：“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水经注》则说：“晋去昆仑七万里”，均言有数万里之遥，若以古今里数折算，并加迂回之途，距离也大致接近。
《大荒西经》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这里昆仑丘的环境也与新巴比仑城相同。巴比仑北有里海与黑海，西南临大沙漠，东有底格里斯河，西临幼发拉底河，正位于两条河流之间。尤值得注意者为《西山经》所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杆”。表明昆仑一带两河东南流，两河西南或西流。今巴比仑所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较大河流恰有四条，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向东南流，卡伦河与卡尔黑河则向西南流，与《山海经》所述接近。我国所称昆仑山上生有种种树木植被，无一处涉及冰天雪地的描写，这也与两河流域炎热气候可相印证，而与新疆冰雪覆盖的今昆仑山大不相同。
图一 考古发掘出的巴比仑城
我国古籍中描述的昆仑不象一般的山岳，而更象是在描述一座城市。而这座城市的城垣结构描述，竟与巴比仑城相似。
古籍中已多处透露出昆仑是城市的信息。这首先是它不断被称为“丘”或“墟”。《淮南子·地形训》：“掘昆仑墟以下地”，“昆仑之丘”；《海内十洲记》：“昆仑号曰昆陵”；《庄子·天地》：“登乎昆仑之丘”；《海内东经》：“昆仑墟东南”，均称其为丘墟。《说文解字》也说：“墟，大丘也，昆仑丘谓之昆仑墟”，清人段玉裁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墟本谓大丘，大则空旷，故引伸为空虚，如鲁少皞之虚，卫颛顼之虚，陈太皞之虚，郑祝融之虚，皆本帝都，故谓之墟”，可证丘墟能作故都解。而《西山经》就指出：“昆仑之丘，是惟帝之下都”；《搜神记》卷十三曰：“昆仑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都指出昆仑是天帝在地上的都城。我们再来看这座都城的形状。
《山海经·海外南经》：“昆仑墟在其东，墟四方。一曰在舌东，为墟四方。”这表明昆仑城平面呈方形。昆仑的四周有许多城门，故《海内西经》称其：“面有九门”，《淮南子·地形训》更认为：“（昆仑）旁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尺”，所以《天问》说：“四方之门，其谁从焉”。《拾遗记》也认为昆仑“从下望之，如城阙之象”。如此，昆仑有众多门而且“如城阙之象”应当有城墙存在。昆仑四周又有弱水环绕，故《海内十洲记》说：“（昆仑）又有弱水，周回绕币。”《大荒西经》：“昆仑之丘……其下弱水之渊环之”。《搜神记》卷十三：“昆仑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绝绝以弱水之深。”这环昆仑的弱水当是城河。水经注引《淮南》：“……掘昆仑墟以为下地，”后云：“高诱曰：‘地或作池’”，此即环城弱水也（《水经注·河水》P23）。另外我国《尔雅·释丘》中称：“三成为昆仑丘”，三成即三层或三重之意。这三层即可以理解为平面上分布三层，也可以理解为垂直相叠三层。如按平面理解，我们可以认为，昆仑有三重城墙。
实际上，新巴比仑城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都有内外两重城墙，加上内部城堡之墙，正是三层。这种符合，怕不是偶然所致。而且，巴比仑城外有一周宽阔的护城河环绕，城上有一百道青铜城门，弱水与众多城门的记载可能是我国古籍对此状况的反映。
不仅如此，新巴比仑城还有更多的特征与我国古代的昆仑传说相对应。
《海内西经》说：“（昆仑）在……赤水之际”。而巴比仑城傍于幼发拉底河。
《淮南子·地形训》描写昆仑景物：“疏圃之池，浸浸黄水，黄水三周复其原，是谓丹水。”这里“黄水三周复其原”颇为难解，但我们一读希罗多德《历史》卷三便很易明白其义。书中记述了巴比仑女王尼托里克里司在巴比仑城上游幼发拉底河旁修一巨型水库，并且整修那里的河道：“使河道弯曲，以致这条河竟三次流过亚述的同一个村落。幼发拉底河所流经的这个村落的名字叫做阿尔伐利卡。直至今天……顺着幼发拉底河向下航行的时候，在三天当中每天都要达到同样的一个村落。”这里丹水可能即是赤水，疏圃之池就是那个人工水库。
《淮南子·地形训》云：“玉横维其西北之隅”。而巴比仑东城之西北有尼托克里司女王修建之长400英尺的石桥连接西城。
巴比仑城的正门叫伊什塔门(lshtar)，位于东城（主城）的北部偏西，城门高达20余公尺，门上有用璃琉制作的彩色龙与牡牛浮雕，门内为中央干道，两旁墙壁布满彩色琉璃狮子浮雕。《淮南子·地形训》说：“（昆仑）北门开，以纳不周之风。”屈原《天问》则曰：“西北辟启，何气通焉？”《海内西经》曰：“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这些很象是对巴比仑北门及其门周动物装饰的记载。古书中仅提到众门中的北门也反映出北门的不同。
巴比仑空中花园是号称世界七大奇迹的著名阶梯形建筑，位于巴比仑伊什塔门内西侧，高耸入云，其上层层种植奇花异木，并设有灌溉系统。中国古籍里盛传的“昆仑悬圃”就是指的空中花园。晋人王嘉《拾遗记》关于昆仑山的描述中说：“山有九层，每层相去万里，从下望之，如城阙之象……甘露濛濛似雾，着草木则滴沥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若丹，着木石赭然，如朱雪洒焉，以瑶器乘之如饴。昆仑山者……上有九层，第六层有五色玉树，荫翳五百里……第三层有禾燧，一株满车，有瓜如桂，有柰冬生如碧色……第五层有神龟，长一尺九寸，有四翼，万岁则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层山形渐小狭，下有芝田蕙圃，皆数百顷，群仙种耨焉。”前似述其灌溉状，后层层描写山上植物，尤可注意者其称第九层山形渐小狭，这正是层层缩小的阶梯状建筑的特点。《淮南子·地形训》称：“（昆仑）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有四十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施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海内西经》曰：“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史记·大宛列传》引《禹本纪》言：“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空中花园的奇观，在中国古书中成为神奇不可思议的悬圃，成为古代诗赋里经常引用的名词。《天问》：“昆仑悬圃，其居安在？”《离骚》：“朝发轨于苍梧兮夕余至于悬圃。”杨雄《甘泉赋》：“配帝居之玄圃兮”。
巴比仑城内另一声名远扬的建筑为马都克神庙，或称巴比仑塔，这也是层层缩小的阶梯式建筑。巴比仑城中最高建筑即是该塔，据称高达300英尺，四周砌有彩色琉璃砖，并有极长的坡道可以攀登。据希罗多德叙述，塔四周围有巨大的城墙，城上有青铜门，塔长宽各一期塔迪昂，共有八级，上为巨大的庙殿，殿内有高十二佩巨斯（一佩巨斯等于0.462米）的马都克金像，并有金桌、金座，及金祭坛，全部黄金重八百塔兰特。
马都克是巴仑人尊祭的上帝之名。我国古书往往将巴比仑城与巴比仑塔混称为昆仑山，所以常称昆仑山为上帝之下都”。《搜神记》卷十三云：“昆仑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山海经·西山经》：“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又以该建筑层层升高，故又称“增城”。《淮南子·地形训》：“增城九重”，《天问》：“增城九重，其高几里？”《水经注》引《昆仑说》曰：“昆仑之山三级，……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谓太帝之居”。《海内十洲记》云：“（昆仑）上有三角，方广万里，形似偃盆，下狭上广，（此处疑当为“上狭下广”因形似偃盆，故上部应小，况且下小上大的建筑也不易建成），故名曰昆仑。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辉，名曰阆风巅；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东，名曰昆仑宫。其一角有积金，为天庸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所”。这里提到昆仑山上有三角，即三个高峰，我认为即是指城中三座高大的建筑，其一即是昆仑宫，上有积金，又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所，大概是指的马都克神庙。另有汉东方朔撰的《神异经》中有〈西荒经〉中一段文字与此可资比较：“西方
之外，有山焉，其长十余里，广二三里，高百余丈，皆大黄之金，其色殊美。不杂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余，皆纯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丈有银，又有一丈有锡，又一丈有铅，又入一丈有丹阳铜……”，可能也是关于马都克神庙的传闻。其每低一层，即为一种金属，这种情形，在古代两河流域典型的阶梯式建筑上，也可找到先例：据希罗多德《历史》卷一记载，美地亚人的戴奥凯斯王为自己修建了一座王城，名叫“阿格巴塔拿”，共有七层，每层利用地形和人工使其高出外城一女墙，城上女墙自上向下分别涂成金色、银色、橙色、兰色、紫色、黑色和白色。这种色彩设计就和《神异经》中的建筑相似。
前已提及，昆仑山有三角，一角为阆风巅，一角为玄圃堂，一角为昆仑宫，这是三处高耸于巴比仑城的阶梯式建筑物，昆仑宫为天帝所在，是马都克神庙；玄圃即悬圃，为空中花园；阆风巅又为何物？《水经注》引《昆仑说》云：“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谓太帝之居”。注引《广雅》云：“昆仑墟有三山，阆风、板桐、玄圃。”而《淮南子·地形训》说：“昆仑之邱，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所说各异，我们认为：应以《海内十洲记》所说为是：即玄圃、昆仑宫、凉风巅（阆风）三处。因为《拾遗记》称昆仑山：“东有风云雨师闻，南有丹密云”，此语难通，疑“闻”为“阙”字所讹，当为“东有风云雨师阙，南有丹密云”方才能顺。《海内十洲记》称昆仑：“真官灵仙之所宗，上通璿玑，元气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调阴阳……皆在于此”，也透露出测天文辨气候之消息。两河流域流行修筑高大的观象台，凉风巅或风云雨师阙也许就是指此。只是目前手头巴比仑城资料不全，暂无法断定可与何建筑对应。
两河流域所有的阶梯式建筑都筑有长的坡道供人攀登，考古发掘已证实了这一点。汉代张衡在《西京赋》中就提到了阆风台的长坂，他写道：“珍台蹇产以极壮，蹬道逦倚以正东，似阆风之遐坂，横西洫而绝金墉”。
考古证明，两河流域是古代琉璃和玻璃出现最早和流行的地区，巴比仑城作为两河流域古代世界的中心，其玻璃和琉璃均有大量发现，城墙、城门、宫殿、神庙，都好以琉璃装饰。我国古籍也证明了这一点。《尔雅·释地》：“西方之差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即琉璃和玻璃。《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也都提到昆仑出琅玕。《海内十洲记》云：“金台玉楼，相鲜如流精之阙光”。《拾遗记》云：“有瑶台十二，名广千步，皆五色玉为台基，最下层有流精”，“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肠化成，此石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为脂。”不仅指出建筑的装饰琉璃，而且还点明琉璃玻璃原料加热可以溶化。
我国古书关于昆仑的许多数据显得非常荒诞。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注意到一处数字，即《拾遗记》提到昆仑山时，论述中提到“霄间直上四十丈”这样一句话，按汉尺一尺长0.23米计，四十丈合92米。巴比仑塔高300英尺，按英尺长0.3048米计，300英尺合91.44米，两个高度十分接近。东西万里，相距千年，发生吻合，亦是奇事。
我国直至唐代，还将西亚地区掠贩至中国的黑人奴隶称为“昆仑奴”。
昆仑山上有群巫，《海内西经》：“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我们知道，巴比仑王国的宗教势力一直很强，亚述统治者和新巴比仑尼布甲尼撒二世都对祭司们敬让三分，尼布甲尼撒二世之后的诸王衰微，祭司集团几乎左右了国家政事。昆仑群巫可以能就是指的这些祭司。
总之，我国古代对于昆仑山的记述，绝大多数可以与新巴比仑城的历史状况相对应。完全可以断定：我国古代盛传的昆仑山，就是指的两河流域的新巴比仑城。由于篇幅和其它原因，本文不准备在此详述所有烦杂证据。
战国时代中国人的地理视野
有资料证明，至战国时代，中国人的地理视野已穿越重重险阻，达到了中国之外极远的地域。估计当时已经北达北极圈内，南到南半球，西抵两河流域或地中海，东到朝鲜日本抑或更远。
通过战国时代诗人屈原《天问》中的诗句，我们可以推测出当时人们地理视野的广阔程度，他说：“昆仑县圃，其居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这是询问极西的情况；“日安不到，烛龙何照？”这则是问极北的情况；“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这是问极东的情况；“何所冬暖？何所夏寒？”这又是问极南的情况。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诗人对古代四方地理知识的详细探求。极西昆仑，前文已叙，姑且不论。极北的问题，鲜明同志曾经论及。北极地区在极圈之内，由于地轴倾斜于黄道，极地便产生了极昼极夜现象。《山海经·海外北经》有：“锺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古老的记述，透露出北极的极昼极夜现象。这里仅有冬夏两季，半年为昼，半年为夜。《山海经·大荒北经》中郭璞注引《诗含神雾》云：“天不足西北，无有阴阳消息，故有龙衔火精，以往照天门中也”，这大约是指极夜时发生的极光现象，古人将这些特殊的自然现象与神话中的烛阴（又名烛龙）联系在一起解释它的成因。“日安不到，烛龙何照”就是此现象在战国时代的反映。
与此相应，“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的正确解释则应是南半球所具有的现象，那里的气候正好与北半球相反。《秦始皇本纪》引秦刻石称秦地域已：“南至北向户”。北向户，《集解》引《吴都赋》曰：“开北户以向日”，刘逵曰：“日南之北户，犹日北之南户也”。《淮南子·地形训》则云：“南方曰都广，曰反户”。都是指赤道之南民居门窗向北开以采光之状。秦汉时代，已在南方设日下或日南郡了，《淮南子·天文训》：“南二万里则无景，是直日下也。”在有久远表测日影和掌握了司南（指南针）的战国时代的中国人，对断定日下日南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中国人在战国时代已认识了赤道之南的地域这一看法是可以成立的。近年来印度尼西亚出土不少汉代文物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中国人向东的足迹，周武王时已有箕子封于朝鲜的记载。战国时，有卫满王朝鲜之史实。近年来又有殷人到达美洲大陆的说法，还有关于太平洋中复活节岛上居民与中国血统有联系的报道。秦始皇时代不断派遣方士出海求仙，这也反映出对东方大海中仙岛的向往和追求。日本与朝鲜仅一水之隔，从朝鲜渡到日本也并非难事。从日本出土不少汉代文物的状况推测，战国时代大陆人应和日本已有了早期接触。日本不少学者认为：公元前二三世纪即已出现在日本的弥生文化，是受大陆文明影响而产生的。如果这一学说成立，则中国与日本在战国时代必然已有联系。
从上述情况分析，战国时代中国人的视野已向北向南向东越过地理险阻扩张到一个巨大的地理领域，他们会不会突破中国西部的障碍，认识了解人类另一处古文明发详地西亚和中亚地区呢？按理，这是毫无疑问的。
战国前后中国与中亚西亚东西两大文明区域交流的可能与线索
依照过去传统的看法，我国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开始和中亚西亚交往。据《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记述：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越过古称葱岭的帕米尔山到达大宛；其它副使也分别到达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及南亚的印度等地，了解到今锡尔河、阿姆河流域以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地理知识。许多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古代域外地理知识是从汉代才迅速发展起来的。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国远在汉代之前与中亚西亚间接交往的状况已在历史文献中露出端倪。随着我国考古学和国外考古学的发展，新的线索也不断出现。认真总结认识这些材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古代中西文明区域交流的历史。
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表明：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交往通道有二处最值得注意，一是长城沿线一带通过草原游牧民族作为中介与中亚西亚沟通；一是自陕西关中向西经由后代的丝绸之路辗转往来而获得并流。
长城沿线中西交通往来在历史上曾产生过不少较大影响，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改革，骑术、带钩、铠甲的传入。另外战国晚期燕国产生大量方士，方士们常鼓吹域外仙境和技艺欺世盗名。燕昭王是当时沉迷于方士的著名国君，公元前311年前后，昭王将燕都城自蓟迁至燕下都。燕下都的城市布局，与古巴比仑城有些相仿，城分为东西两城，中有河流间隔，王宫位于东城北部，并且遗存有许多高大的台基，其中最高大的武阳台和老姆台分别呈三级或四级阶梯状。这样的结构与当时中原各国都城有显著区别。虽不能直接证明燕文化受到西亚影响，但毕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陕西关中向西经河西走廊、新疆而达中亚西亚这一通道，从远古以来可能就是沟通中西的纽带，且不说彩陶文化的关联不可忽视，仅西域近年考古材料就可以表明，西域地区早在公元前若干世纪以来就已成为西亚、北亚、东方文明交流之处。西域（新疆地区）曾在公元前十至四世纪间大规模流行仿西亚的土坯建材，最早者甚至在公元前十三世纪。同时也大量出土人雕像和动物雕像。在关中秦人屈肢葬流行之前，新疆已大量出现屈肢葬。陈良伟在《试论西域文明的起源》一文中对此有详论。70年代，关中西部的周原曾出土两件高鼻深目的骨雕人头象，显然为西方白种人形象，雕刻技法也完全与我国商周传统技法不同，很可能为西方传来之物。这一点不禁使我们联想起与之同时代的《诗经·简兮》中“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人之兮”的记载。除此而外，关中西部宝鸡地区发掘的许多西周墓葬里出土不少古代玻璃制品，其时代在公元前11世纪与8世纪间。经专家研究，这些玻璃制品的外形与中亚一带相同，但其所含微量元素及土芯成份却表明为中国本地制造，这可能是西方玻璃技术传入中国的结果，玻璃中国古称琅玕，最早流行两河流域与埃及一带。同时，在西周时代的周原遗址，出现了我国早期的土坯。历史传说中周穆王西游的故事十分有名，称他渡过沙漠，万里长驱，达到昆仑与西王母相会。西方学者推测周穆王所会乃阿拉伯半岛古示巴塞女王。从时代上推测，与周穆王时代相近的巴比仑女王有谢半拉米司和尼托克里司，他们是不是西王母也很值得怀疑。
西周时期，西北方的戎人大举东侵南下，我国对此史不绝书，穆王伐戎，宣王伐戎，幽王死于戎；春秋早期，齐桓公伐戎，其后又有尊王攘夷之举。秦地处中国西境，开国之初与戎大战数世，秦穆公甚至重用戎人之臣由余为其谋划。战国时期北方的燕赵也都受到胡人的压迫。这种民族的迁移动荡，无异给各地区文化交流带来绝好时机。而位于中国西部的秦人在对外交往中无形中成为重要角色。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疆域人口大变动时期，中国人的地理知识也随之大大增进。西方此时也吸收不少我国先进的事物。西德考古学家在西德南部斯图加特发掘的公元前500年的古墓中，发现人骨上有中国丝绸碎片。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人克提西亚斯(Ctesias)在其著作中就提到塞勒斯（丝国）人。表明中国和中国丝绸很早就为西方所知。秦国当时已有不少西域胡人，郭璞在《山海经图赞》中称：“竖沙居繇，埻端玺
，沙漠之乡，绝地之馆，或羁于秦，或宾于汉”。学者们一般认为，记述域外地理知识的《山海经》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而且传说《山海经》为秦人祖先伯益所著。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革，一方面这种变化是由其本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与外来文化交往也是促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有几种现象很值得我们思考。
图二 巴比仑塔与秦庄襄王墓封土（示意图）比较
A.巴比仑塔外观 B.秦汉层台式墓葬封土
其一是石刻问题。我国目前最早的碑碣发现于陕西关中西部，即春秋时代刻成的石鼓。其后，中国渐渐开始流行碑刻。早期碑首多为尖首或圆首，尖首中国称为圭首，与西方古代尖方碑可资比较。流行的圆首碑碑首一般均刻以浮雕图案，碑身刻以文字，两河流域出土的古巴比仑汉漠拉比法典碑正巧也是这种形式。自汉以来中国墓前石刻群中的狮子、翼马等均似受到西亚波斯刻石的影响。
其二是陵墓形制问题。据孔子说：中国古代的坟墓，不封不树。殷墟王陵与春秋早期秦先公大墓均无封土。战国前后开始全国大兴陵墓封土之风，等级最高的封土呈覆斗状。有些帝王陵封土实际上由三阶组成，与西亚的阶台状建筑相似（图二）。其实，商周的一些大墓，墓圹也带有二层台以及腰坑，有单坡墓道、双墓道和四条墓道等几种型式，如果我们将这种墓圹覆转过来，也可以视为与西亚建筑相近的带坡道层台建筑。
其三是大型水利工程问题。我国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始于春秋之末，盛于战国。著名的有芍陂、都江堰、郑国渠以及鸿沟等。这些工程规模宏大，为前代所无。是否曾受到水利工程发达的西亚两河流域水利工程的启示，无法断定。
其四为天文理论问题：我国春秋战国时天文历法有了很大的发展，水金木火土五大行星知识，在战国时期大量出现，将黄赤道周围的天区划分为二十八宿。五星及二十八宿理论在古巴比仑也有论述，与中国内容比较接近。东西两大文明区域能不约而同产生相近理论，应当说其间是有着某种联系。我国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首先创造了这些理论。
图三 两河流域及其周围发现的人首兽身形象
其五为秦始皇中央集权措施与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集权措施的相似问题。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采取的统一度量衡，大修驰道等许多措施在比其时代稍早的波斯王朝也曾实行，两者十分相似。尤以秦始皇一反中国古帝王采用的帝号制度，改己为始皇，子为二世，并准备三世四世传之无穷，这些想法怕不是赢政自己所创。我们还应注意到，巴比仑王在公元前七世纪曾修筑过东西横亘的长城，罗马人曾在国内修筑过军用甬道，我们知道，秦始皇曾自咸阳筑甬道至甘泉宫，项羽在巨鹿之战中也曾筑甬道。亚述石刻浮雕攻城图从构图内容上都与我国战国时代水陆攻战鉴图内容相近。
此外，我国祭祀上帝不知始于何时，据司马迁《封禅书》称：祭上帝最早的畤始见于陕西关中西部，乃秦襄公所作，其后十六年秦文公复作鄜畤祠白帝，然而鄜畤未作之时，雍旁已有废畤数处。“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这种祭上帝之畤最先出现在关中西部亦值得探讨。除此而外，我国古代战车形制，印玺等许多事物，都可以与西亚相比较。我们目前尚不能断定孰先孰后发明，但其间有相同之处则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两个角度去考虑问题，一是古代中国人的中心地域概念。由于地理视野的局限和人类认识环境的出发点关系，中国古代的人们多数以中国为中心去认识周围的世界，由此产生了中国为天下之中的概念，比如中国、中原、东夷、西胡等名词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然而战国方士邹衍却能提出“大九州”之说，将中国置于世界之一隅。汉代桑钦《水经》中更称：昆仑为天下之中。《博物志》引《河图括地象》：“（昆仑）其山中应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这种不以中国为中心而以昆仑为天下中心的思想观念，应当是外来地域概念，非中国本土所能产生。二是昆仑山神话和传说流行的时间恰产生于新巴比仑城兴建之后。新巴比仑城建于公元前6、7世纪，正相当于我国秦秋中叶，而我国则在春秋末战国时期开始昆仑的记载，其传说盛行于秦汉魏晋。依事物发生与其传播的时间关系分析，称昆仑山为新巴比仑城也是不矛盾的。
综上所述，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应与中亚西亚已有间接往来。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广大，四周都有各种天然险阻屏障隔断对外交通，在海上交通开辟之前，经过四周探索，与文明程度较高的西方交往是最好的方向。与此同时，西方人也极力探索东方通道，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就提及希腊人于公元前七世纪时已探明天山阿尔泰山间的商路。战国时代，强大的波斯帝国疆域也接近今天新疆地区，这条东西通道一经后来官方开辟，遂成沟通东方文明与西亚文明的大道——丝绸之路。
昆仑山神话传说的几点启示
如果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剔出了远在西亚的巴比仑城的记述，我们就应当重新来审视一下这批古老的文字记载，认真地考虑古代神话传说的真正价值了。
《山海经》的一些内容历来被认为是荒诞不经之说，它们是否毫无依据？《山海经》学者们多认为其成书于战国。但战国时代人们了解巴比仑吗？如果我们说它还可能涉及亚述帝国都城和地中海，学者们是否能接受呢？昆仑山传说中建筑形式是否对我国建筑有影响？我国道教是否受到西亚文化影响？黄河流域文明秦汉以前是否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些实在值得研究，我们不妨在此将几个问题提出，以供对此感兴趣者共同探讨。
众所周知，西亚、埃及，以及希腊古代广泛出现了许多人首兽身的神象，如希腊神话中的人首马身怪物，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亚述都城发掘了的人首翼牛像等（图三）。如果对《山海经》各山经记录的山神形状进行分类统计，我们就可以发现：《南山经》山神多鸟龙之形，《北山经》多人蛇形，《东山经》多人身兽角或人龙之形，而《西山经》却全系人面兽身之形！《西山经》记载：“凡西次二经之首，自钤山到于莱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为飞兽之神”，“凡西次三经之首……二十三山，其神状皆羊身人面”。这种情况决非偶然，尤其是上述人面牛身之神：“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为飞兽之神”，与古代亚述帝国故都发掘出的“人首翼牛像”形状十分相象。人首翼牛像形体高大，五足双翅，多出的一足可能被《山海经》误为“臂”了。
《西山经》称：“又西三百二十里，日槐江之山，……其上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其阳多丹栗，其阴多采黄金、银，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南望昆仑。”这个位于昆仑之北的“帝之平圃”，也有琅玕、黄金，而且其神英招马身人面，虎文鸟翼，也恰与“人首翼牛像”相似（图四），我极疑心这是亚述的都城，因亚述都城正位于巴比仑城之北。自昆仑向西有西王母，少昊白帝及神蓐收所居之山和望日落处，古巴比仑人称地中海为“大日落海”，昆仑之西又有西海，这是否可以说：《山海经》已涉及亚述和地中海了？我国春秋时代西有犬戎；而《大荒北经》曰：“西北海外……有犬戎国，有神，人面兽身，名曰犬戎”。这些都很值得进一步探讨。
巴比仑寺庙，大多为阶梯式的塔形建筑，形似金字塔，以生砖建成，多为三层或七层。如著名的乌尔观象台、亚述萨尔贡王宫观象台以及新巴比仑时期的马都克神庙、空中花园等均为此种形式。而我国古代祭天或上帝之坛多为台阶状，据《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载：秦始皇封禅就开始“其礼颇采泰祝之祀雍上帝所用”，秦汉之际，“唯雍四畤上帝为尊”。这些畤的建筑形式目前尚不了解，但汉初文帝曾设五帝坛，武帝设泰一坛，后又修甘泉宫之泰一坛，这个坛之形状据载“坛三陔”，即三重坛，由此推想自雍畤至汉初之祭天坛怕有共同形式，都是阶梯状建筑。唐有“九成宫”即九层宫。今北京明清祭天之天坛及祈年殿均为三重阶，甚至天子朝殿太和殿也位于三重阶上。汉武帝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这是拜祀上帝与昆仑有关的重要记载。这些，是否可以用《尔雅·释丘》：“三成为昆仑丘”去解释？
图四 山海经中“英招”形象
“三成为昆仑丘”在古代墓葬封土上是否有影响？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一书：“唐代陵墓的各种形制”一节中指出：“在方形覆斗式的坟墓中，双层台阶式的又比单层台阶式的级别要高，”又指出：“唐代以多层台阶式方形陵台为贵的制度，后来为北宋的陵墓所沿用，北宋皇帝的陵台是正方形而三层台阶式的，皇后的陵台是正方形而双层台阶式的”。实际上，关中散布的秦汉时期帝王陵墓之封土，不少也作三阶，如汉安陵、汉康陵、秦庄襄王陵等均为三重。这些阶梯式建筑，是否与“三成为昆仑丘”有关？
我国汉魏范阳城之西北角，修有高大的“金墉城”，而魏邺城西北角修建了高大的铜雀三台。《论衡·道虚篇》：“如天之门在西北，升天之人，宜从昆仑上”，是否汉魏之际的建筑者也带有此种设想？
前已提及，方士是战国秦汉间比较活跃的人物，他们多以神仙异说、方外奇技眩世取宠，一些方士实质上是异域文化的传播者，如汉武帝时代著名方士东方朔在《海内十洲记》中称其曾随师西游，并且见到大禹访弱水昆仑归来在山岳顶上刻石记事之迹：“其字科斗书，非汉人所书……今书是臣朔所见”。我们知道，我国古文字实际没有一种字体象科斗形的，可是西亚的楔形文字倒是十足的科斗形，“非汉人所书”，也证明非汉字，东方朔之书虽有荒诞之处，此处却值得一思。他又提到五岳真形图亦为西王母处所获，五岳真形图今为中国道家所奉。这里便提出一个问题，中国道教是否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许多方士的方术后来可能为道家吸收，如道家推崇昆仑，讲九重天，设高坛，在山岳顶上修建金殿或金顶等。
图五 中国四川成都羊子山三级土台建筑
底台边长103.6米，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已建成（《考古学报》）1957年4期）
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东方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数千年来，东方世界创造出举世公认的璀灿文化，为世界的文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世界几支大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曾进行过不少程度不同的交流，正是这种相互的交流，促进了相互的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明区域，并非一个非常闭塞，自汉唐始对外交往的文化体系，昆仑山的一系列神话传说以及历史事物的产生，都证明在汉唐之前。春秋战国时代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高峰时期。中国被希腊人称为塞勒斯（丝国）和巴比仑被中国人称为昆仑，都是这次大交流遗存下来的历史证见。
昆仑山传说的中国文献可能有助于中亚西亚古史的探索。而随着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包括西亚考古发掘成果与大批古楔形文字的释读将会使东西方古代文明交流史展示出更多详细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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