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延续与断裂的双重构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史涉及到文学与历史两大领域，学界对该学科的定位有分歧。焦点在于，“‘文学’‘史’究竟是文学作品一种集结展现的方式，亦或是史学论述的一项分支？”〔1〕表面看来， 这只是言说者之间立场的差异，而实质上，这是文学史学科本身蕴含的矛盾二重性的一种反映。
作为文学，文学史所列对象都涉及到审美问题，它是一种共时序列；作为历史，文学史又是一种有着编年性质的历时序列。其文学的一面，强调文学审美活动在各时代、各社会间的相互碰撞，其作用的机制是断裂的，即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文学目标，文学史不是人们审美活动的线性进化的历程。其历史的一面，又不能不强调文学发展的承继性和在承继基础上进行的新创造。由于文学史研究涉及到这样矛盾的两个方面，所以，文学史的学科构架就蕴含了延续与断裂的双重构造。
一、断裂中的延续
文学史叙述的是文学的形成、发展、演化过程的历史。法国文论家色诺波（Xénopl）曾指出，自然科学研讨“重复的事实”， 即在对个别事物的研究中探讨出可以概括到同类许多事物的普遍属性，某甲上适用的规律，到了某乙、某丙后也仍能适用。所以， 一个科学公式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反之，人文科学研讨“延续的事实”，前一事件、前一事物中体现出的性质和意义，到了后一事物就不一定也有同样的性质和意义。文学史所说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个延续的事实。这种延续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事件发生发展的前后相继的过程，其二则是与“重复的事实”相对的意思，即它的讲述对象，后来者并不是前驱者的简单重复。每一事实中都可能蕴含了新因素，都可能体现出新意义。
文学史所述的事件本身是前后相继的，而且这种相继很大程度上还体现了前代对于后代的影响，有着很强的因果关系。但是，后代在接受了前代的文学的影响的同时，也会有着对于前代文学的反拨和创新。在一些极端的状况下，文学发展体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中世纪文学的挑战，19世纪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批评，以及中国“五四”后的新文学对古典文学传统的抨击，等等。这样，就有一个文学史叙述框架的立足点问题。在长时段的发展背景上，文学史当然应该跟踪、追寻发展的轨迹，但同时它又会以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来讲述这些变化。这样，就会存在一个悖论：文学史讲述的是文学活动的延续过程，它包含古代作品在后来的新作用和意义，包括后来的文学活动比早先的文学活动有了什么新变化等，同时，由于不同时代的文学观念会有变化，如在同一视点观看发展过程，就会显示出不同时代的文学、美学观念的断裂。
对于这个矛盾，韦勒克采取一种非历史的立场，他认为：“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它必须研究的不是文献，而是具有永久价值的文学作品。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在目击或叙述的基础上再现过去很久的事件，而文学研究者却与之不同，他直接触及他的对象：艺术作品。”〔2〕在这一理论观点看来，文学史中不同时代的作品虽然创作于不同年代，但它们作为文学作品却是同一的，文学史研究应该把握它们的文学性的一面。在这里，历史本身退隐到了一个背景的地位。文学史在这时只是将历史作为各个时期的文学归档的尺度。
与此相反，美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杰姆逊在其重要著作《政治无意识——叙事作为社会象征行为》中提出了一个策略：“不断历史化！”他要求我们在面对文学时，要将作品本身与读者的理解都看作历史的过程，它既要受过去文化传统的影响，也要把当下的行为看作发展链条中的一环，看到它的可能影响和趋势。杰姆逊所理解的文学史是将文学历史化了的，历史成为内在于所列文学的一种基质。他认为，文学史的研究“不是直接面对本文作为事物本身，而是将之看待为不断被阅读的过程，我们通过前人积累下来的阐释去理解它。”〔3〕在杰姆逊的主张中，文学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得到理解。
还有一种体现折衷调和的观点，它认为撰史者是站在今天看待过去的文学，这种时间上的间隔可以使后人看到当初人们没有看到的东西。如屈原诗作的“香草美人”的修辞方法，与屈原同时代的人就可能不知道它对中国文学史中曲笔、影射传统的重要性。同时，后代人看前代文学，也同样会由于历史间距而未能认识到当时文学的实际状况，而了解这些状况对于理解该作品中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依据。因此，我们今天阅读古代文学，也需要重现那些文学在当时所处的文化氛围。
关于重现文化氛围的重要性，我们从一则古典文学中的描写可以见出。如《孔雀东南飞》诗在开头两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起兴之后，就是一段诗中女主人公刘兰芝的身世描写，写出了刘兰芝的勤劳能干，这在今人看来，也许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但在古代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妇道文化下，要为一个女性的生活悲剧写出艺术悲剧来，这就必须在认可妇道文化的前提下才行，而该诗的这一描写就是凸现出刘兰芝谨守妇道却得不到守此妇道的公平待遇，因此，上述描写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实际上是为刘兰芝悲剧作了一个同情笔调的铺垫，不至于对当时的妇女文化提出颠覆性的挑战，因而能够被当时的主流话语所承纳。如果今天的读者未能明了文本在当时的文化处境，也就会使文本的这些魅力受到掩盖。
总之，文学史是展示文学活动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延续，问题在于这种延续并不象植物生长那样代代相续，每一代都承传了前代的基因，它是一种合成音响效果，其中存在着音程的断裂。
二、延续中的断裂
如果说文学史是力图在文学各种潮流的变迁中呈现出延续画面的话，那么在文学史的材料中，则明显地体现出延续中的种种断裂。
1.观念的断裂
文学创作并不只是作家在书斋里的手工操作，它还包含着一种文学的、美学的观念表达，还包含着由此涉及到的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多种观念的表达。同一时代的文学作品还存在着不同作家间的观念差异，放到不同代的作家间进行对比，这种差异就更明显了。
观念的断裂使得不同时代都作为文学艺术的事件，对它们的理解和解释可能有很大差异。蔡元培在论述以美育代宗教的道理时认为，美育问题涉及到人对自然的纯粹观赏的态度，它是超乎功利的，所以大多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能够起到沟通人心灵的作用。但他同时指出了一个事实：“周以前之鼎彝，皆用于祭祀。汉唐之吉金，宋元以来之名瓷，则专供把玩。野蛮时代的跳舞，专以娱神，而今则以之自娱。 ”〔4〕这就是说，不同时代的人在对文学进行阐释时，可能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我们今天将古代的创世神话视为文学，但古人可能将它当成历史；古人写的应制诗、宫廷诗等是作为文学的，但今天的文学史已不太记叙它们了。
文学定义的空洞化在文学史理论上表露得最突出，因为如果从严格的内涵出发，各时代的文学有时无法统辖在同一个文学系列中，这样就不能作文学史上的研讨了。
2.形式—技巧的断裂
对文学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描述，有人认为它是对世界的描摹，有人认为它是对人心灵的表现，还有的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述，等等。在各种见解差异的背后，却有一种共同的见解认为，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涉及到形式—技巧的，同一表述对象在不同的形式—技巧的处理下，可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具有完全不同的美学价值。如果说，文学观念的差异是在文学的抽象层次的话，那么形式—技巧的差异则完全体现在具象的层面上。
《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义”中，赋、比、兴三者都涉及到如何传达的技巧上的问题，尤其是比、兴二者，是中国古诗最基本的修辞方式。比是比喻的意思，它在今人的诗作中也大量运用，而“兴”，按朱熹的权威性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5〕这在《诗经》中是大量存在的。如《关睢》：“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种“兴”的手法在今天也已较少运用，在今人看来跳跃性太强。反之，今人用的一些修辞又是过去所不曾意识到的，如在“比”中，分出了隐喻和转喻，二者各有其功能。又如在叙事作品中，叙事人可以在人物、叙事者和作者之间摇曳、转换等。
3.文类和传媒的断裂
远古时期人们的文学，以押韵的诗和民间故事或神话为主要文类，它的传播全部是靠口口相授；而近代以来的文学，诗的形式已经可以不那么讲求押韵了，它的传播也更多地是由文字记载的方式来进行的。这样的差异只是一个外部差异，但内在性质因此也就迥然不同。在只能口口相授的传媒条件下，文学作品的流传必然要求通俗易懂，这才有人愿听、愿讲。讲和听的人数多寡对于作品的流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文字记载后，口授流传的地位就大为降低了。印刷术发明后，使得文学记载能够更加普及化，诗可以不严格押韵也照样流传。同时，长篇小说的文体也应运而生，这在口诵文学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在没有印刷术的时代，由人手抄也会使得它的出现难以形成气候。在这一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断裂面前，文学史所描述的延续的文学，其实是在断裂的状况下实现的。
4.文学接受的断裂
文学活动的整个行程包括两大阶段，即作家的创作阶段和读者的阅读阶段。创作使得文学作品得以问世，阅读则使作品现实化，使之真正成为作品。从接受的环节来看，不同时期的读者之间也会有接受的断裂状况。古代社会的读者，由于文体盛行的是诗、剧等体裁，他们会对其作出更高的审美注意与评价。而对小说则视为价值较低一级的消遣读物。再从具体的文本阅读来讲，同一古代作品，古代读者同当代读者之间，也会由于文化氛围、阅读环境和自身修养等方面的不同，呈现出接受上的断裂的状况。“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目的塑造‘不同的’荷马与莎士比亚，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出便于褒贬的成分，尽管不一定是同一些成分。”〔6〕所以， 不同时期对同一作品的评价也就可能有很大反差。
以上这些断裂方式，在文学史的撰述中一般是难以直接见出的。较为常见的状况是，撰史者在指出了文学史上的延续性一面外，又批判前代创作中的一些在他看来是不好的倾向，并在前代作品的已有评述外，再加上自己新的评述。其实，从我们上文指出的“延续中的断裂”来看，这恰好表明了文学史不得不体现出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断裂状况。它的延续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撰史者自己去构拟、发掘，从前代找出自己的需要的成分作为延续的线索和框架。
三、延续与断裂的“合奏”
文学史所撰述的内容是断裂的，但反过来看它也是延续的。文学史在述史中除了有着编年史的构架保证内容的延续外，同时也确实发掘出了后代文学在前代文学影响下进行运作的特性，这就保证了文学史的记述并不是各个时期文学的罗列，而是有着一种线性发展脉络的。这里，延续和断裂的交织产生了一种合奏的复调效果。
文学史中断裂与延续的“合奏”有两种意思，下面可作一梳理。
一重意思是说，在各个不同时代及其文学氛围下，文学有着不同的追求和实绩，后一时代力图反叛前代的影响。但是在这种反叛中，后代也不会只是以一己执着的信念作为思想武器，它在反叛传统的斗争中，为了取得反叛行为的成功，往往会祭起另一种传统来作为自己的依恃。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反叛中世纪教会的思想束缚时，标榜“回到希腊去！”，以更为古老的古希腊传统来对抗中世纪教会的传统。当然，文艺复兴运动其实也不是真正地要向古希腊作出回归。唐代改革文坛创作风气的韩愈，他所倡导的诗文革新叫作：“古文运动”。五四新文学在反对旧的文学传统时，一方面是拿出从西方新移入的文艺传统的思想武器，只是异域文明给人的新颖感使人没有感到它的传统性罢了；另一方面，新文学运动所反对的主要是书斋传统，至于切实地反映出实际生活中的民俗、民风这一点倒并没有提出异议。它只是反对传统中的某些方面，对于传统中的另一些方面则是认可其保留价值的。
“合奏”效应的另一重意思是指，后来的文学潮流在反拨前代文学传统后，它可以逐渐取代前代文学的主潮地位，但是被取代了的文学潮流并不会被完全取消，它只是处于蛰伏状态，成为一种背景材料，在日后新的时机，又有可能以新的方式、面貌重新出现。旧体诗词从五四到30年代，它的地位与对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评价都较低。但到了30年代，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党派各阶层不能从现时的意识形态中寻求到那种抵御外侮的共同精神支柱，便转而以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民族文化作为共同的价值基础。在这种状况下，象岳飞《满江红》一类作品就被万口传诵，甚至成为一些部队里的军歌、学校里的校歌等。但这种延续不同于岳飞作为臣子对国君的忠忱，引导人们抗战情愫的主要是一种民族感情。其中可以见出在延续中又隐含了实质上的断裂。
四、双重构造体现的理论问题
文学史中存在着延续与断裂的双重性，这一矛盾构成了文学线索的基本链环，认识这一矛盾的存在对于文学研究有三方面意义。
首先，延续与断裂的双重性，体现出人们治史过程中史识汇流的眼光，既涉及记录的“史”，也关乎发掘、评价它的“识”。文学史作为历史的一个分支，它应该符合普通历史学的规定，要写出历史对象本身的继承关系。如果没有这一点，历史学研究就不能梳理出每一时代的来龙去脉。但历史的延续并不是单由前代作出规定的。实际上，前代只能拿出自己的东西供后代选择，后代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前代所提供的材料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由于历史在实际的演进中有有着多种行为主体“共谋”才能达成的状况，所以，每一认识角度都可以提出自己所见的有启发价值的东西，但都不能提供文学史的全面景观。在这里，有着各人见识的深广等方面的差异。
其二，文学史中延续与断裂的双重构造，给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如以小说史来说，中国小说的源流可以上溯到《山海经》、《庄子》那些怪诞的神话，下推则可以见到魏晋轶事、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体白话小说，一直延续到五四后鲁迅《狂人日记》那种现代意义的小说。在这里，它们作为叙事文学来讲体现了一种延续性，但从各自内在的基质上讲，则彼此间有着很大的断裂。其中《山海经》的故事是写神，魏晋轶事写半神，唐代传奇是写人，等等。另外，小说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小说的描写技巧等也都有着很大差异。那么，从延续的一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从断裂一面又可看到另外的东西。它们都可分别为某种理论的系统提供思考的材料。所以，在“五四”以后，郁达夫认为，“中国现代的小说，实际上是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的。”〔7〕而周作人却持相反意见，他指出，“我已屡次地说过， 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8〕这里关键的并不是他们意见的相左，而是在于他们的这一认识都可以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提供一个思维的空间。了解文学史本身的双重构造，则可以为这类理论思考提供一个自觉开拓的领域。
其三，对延续和断裂的复杂性的揭橥，有助于突出文学的特性。在文学中，有些文类，有些文学流派中延续的一面，可能恰恰是另一些文类、另一些流派中显出有较大断裂性的。反过来，在前者有较大断裂性的，在后者又可能有较多延续性。文学活动基本上是一种无序的现象。最为循规蹈矩的欧洲新古典主义，中国明清复古主义的文学有作品被文学界奉为佳作，而最具有反叛性的如西方现代派诗作，中国明清的倡言性灵的文学也有作品成为典范。文学不是一个一统的国度。在人们对文学进行理论思考时，文学体裁的多样性始终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总之，文学史中延续与断裂的二重构造，既体现了文学史的治史难度，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治史框架的契机，可以说，这是为杰出的文学史论著提出的挑战。如何回应这一挑战将是衡量文学史家水平的一个尺度。
注释：
〔1〕王德威《现代文学史理论的文、 史之争——以近代中国政治小说的研究为例》载评论集《从刘鹗到王桢和——中国现AI写作实小说散论》，台北时代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6年版。
〔2〕见《“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第509页。
〔3〕F.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cious ——Narrative asa Socia MMLLy Symbolic Act,Routledge,1980,P12.
〔4〕《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9页。
〔5〕《朱子语类》。
〔6〕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年版，第11—12页。
〔7〕郁达夫《小说论》第一章，上海光华书局1926年版。
〔8〕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 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