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豪族论文,游侠论文,时期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839(2003)02-0027-06
游侠是一个在特殊时代产生与活动的特殊社会阶层，产生于战国这一社会大动荡时期，崛起于反秦风暴之中，兴盛于西汉，衰败于东汉。有学者如此概括游侠的消亡：“严格意义上的游侠阶层，在东汉时代基本上已不再存在。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游侠在历史上已消失了。”[1]笔者基本同意以上结论。然而，综观历史发展，我们发现，东汉之后，游侠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虽然消失了，但游侠却依然存在，影响仍然很大，其形形色色的变种仍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尤其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距离两汉很近、社会剧烈动荡、民不聊生、封建制度尚未完善的时代，游侠又有了适宜生长的土壤，其影响更是显而易见，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不可低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侠分类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无游侠？答案是肯定的。这一时期不但有游侠，而且游侠的活动还相当活跃。若分类记载，可有以下几种：
一是轻侠放浪少年。《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称刘备年轻时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2]这些年少就是游侠。最著名的我们可以举曹操与袁绍的例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云曹操“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2]说的就是游侠行为。《世说新语·假谲》记载曹操、袁绍同为游侠的一段故事：“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同篇注引孙盛《杂语》云：“武王少好侠，放荡不修行业。尝私入常侍张让宅中，让乃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有绝人力，故莫之能害也。”[3]曹操与袁绍少时的行为是典型的游侠劣行。曹操出身于阉宦之家，袁绍则出于四世三公的门阀大族，二人少时同为游侠，是好朋友，后来都成了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由此也可以看出，游侠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尤其在不良青少年中较为流行。
二是为非作歹危害一方的流氓下作之徒。《晋书·戴若思传》：“少好游侠，不拘操行，遇陆机赴洛，船装甚盛，遂与其徒掠之。”[4]《魏书·毕众敬传》：“少好弓马射猎，交结轻果，常于疆境盗掠为业。”[5]《北齐书·毕义云传》：“少粗侠，家在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北齐书·高乾传附弟昂传》：高昂“与兄乾数为劫掠，州县莫能穷治”[6]。同样的例子还能举出一些。此为侠徒中的败类，实为社会一害。其特点为脱离生产，结徒为党，不务正业，劫掠为生，为害一方。此等游侠为官府所不容，为百姓所痛恨，虽然在动乱时期能兴风作浪，但成不了大气候。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浪子回头，痛改前非，改邪归正；二是被其他豪杰所收容利用，成为豪杰武装的一分子，借此功成名就，终成正果。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三为有重大影响的游侠侠魁。《晋书·王衍传》：“幽州刺史李阳，京师大侠也。”[4]就连借贾后中宫之势，刚愎贪戾，聚敛无厌，好干预人事，泼悍如王衍之妻的郭氏亦“素惮之”。《北齐书·高乾传》：“父翼，豪侠有风神，为州里所宗敬。”[6]高乾与弟高昂亦为著名侠魁，史称高昂“初以豪侠立名”，“招聚剑客，家资倾尽，乡闾畏之，无敢违忤也”。《后汉书·马援传》：“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7]《周书·韦祐传》：“少好游侠”，“所与交游，皆轻猾亡命。人有急难投之者，多保存之”[8]。《晋书·济南惠王遂传》：西晋时据陇东的张琚以勇侠知名。此类侠魁以侠立身扬名，影响大，拥有众多的追随者，其势力影响小者在于乡闾，大者及于州郡、京师，无论平时还是战乱时期，都是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有的侠魁自身还是豪族，本文将其称之为游侠豪族。
四是以侠为名的豪杰。如刘备“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2]（《蜀书·先主传》）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2]（《魏书·武帝纪》）鲁肃“见（袁）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周）瑜”。[2]（《吴书·鲁肃传》）袁绍为“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7]（《许劭传》）董卓“以健侠知名”。[7]（《董卓传》）祖逖“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4]（《祖逖传》）这些豪杰是豪强中的佼佼者，他们以侠扬名，雄怀大志，不少人成就了伟业。
据史书的不完全记载，与游侠有关的称谓有：游侠、轻侠、大侠、豪侠、粗侠、奸侠、任侠、健侠、勇侠等。从称谓就可大致分别出其行为与身份地位。
第三、第四类游侠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游侠。战国与西汉游侠的基本特点，一是丧失了土地和社会地位，沦为游侠。二是“保留着原先奴隶制井田制下宗族、村社成员中的某些社会风俗习惯，如成员中相对的平等互助，施财好义，以宗族关系组成某种有联系的社会集团，有很强的凝聚力”。[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侠与战国秦汉时的游侠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中很多人是有土地，有身份，有地位的豪强，换句话说，他们是一些带有侠气的豪强，或转化为豪强的游侠。如鲁肃就是家乡的富豪，他为了在乱世中成就一番事业，主动离开土地和故乡，率领父老和轻侠少年投奔周瑜。由于具备以上特点，就决定了他们身份的变化性，不确定性。此一时期凡被史籍列传的游侠，大都有一段由游侠到功成名就的经历。不少豪族及其子弟，都有浓烈的游侠印记。
这些豪强，由于具备游侠的第二个特点，施财好义，对属下保持相对的平等互助，所以成为动乱时期人们所依赖的核心与领袖人物，这也是一些豪杰在乱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游侠与豪族武装
游侠是古代社会里比较特殊的人群，他们不爱劳动，不事产业，没有生活来源。他们身体强健，崇尚武力，希冀以武功安身立命。他们讲义气，重守诺，易冲动，不惜性命。不但普通的游侠具有以上特征，就连那些富有的侠魁也如此。如以豪侠立名的高昂，“幼稚时，便有壮气。长而俶傥，胆力过人，龙眉豹颈，姿体雄异。其父为求严师，令加捶挞。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6]（《高乾传附弟昂传》）由于游侠具备以上特征，所以他们出于特性和自身的需求，极易形成团伙，靠集体的力量生存乃至发展壮大。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长期的战乱中，这些游侠团伙或发展成为一支武装，或依托豪强，成为豪强武装的一部分，在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色。
游侠豪族的武装有隐性与公开之分。所谓隐性，指的是侠魁在平时并没有一支队伍，而到了某个时刻，只要侠魁振臂一呼，那些平时争附于他的轻猾少年、好事之徒，就会蜂拥而至，立刻就会拉起一支武装来。如大侠李元忠，政府清河西戍的500人，归经南赵郡，路梗，得到他的一句话，便可通行无阻，群盗舍避。[6]（《李元忠传》）有如此威望，其势力可称得上隐若一敌国了。那些有思想，有志向的侠魁往往有意识地笼络人心，为建立一支比较正规的武装做准备。祖逖后居丹徒之京口，“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时扬土大饥，此辈多为盗窃，攻剽富室”，“或为吏所绳，逖则拥护救解之。谈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4]（《祖逖传》）李元忠宗人李愍，“少有大志，年四十，犹不仕州郡，唯招致奸侠，以为徒侣”。[6]（《李元忠传附族人愍传》）高乾在乡里，“招纳骁勇，以射猎自娱”。[6]（《高乾传》）祖逖笼络的宾客义徒，李愍招致的奸侠徒侣，高乾招纳的骁勇，就是他们拥有的隐性武装，一旦需要，这支隐性武装就变成了公开武装。东晋王朝接受祖逖北伐的建议后，只“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祖逖“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4]（《祖逖传》），开始了北伐大业，成就了一世英名。史称李愍，“洛京倾覆，愍率所部西保石门山，潜与刘灵助及高昂兄弟、安州刺史卢曹等同契义举。助败，愍遂入石门。高祖（高欢）建义，以书招愍，愍奉书，拥众数千人以赴高祖”。[6l（《李元忠传附族人愍传》）著名的大侠高翼高乾父子、李元忠等也在战乱中举兵，成为当时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些游侠豪族的武装，多以宗人乡党与侠徒为骨干。毛鸿宾曾“领乡中壮武二千人”追随尔朱天光自关中还洛。[9]（《毛遐传附弟鸿宾传》）高乾“解官归，与昂俱在乡里，阴养壮士”。高昂魏庄帝时官至直閤将军，“以寇难尚繁，非一夫所济，乃请还本乡，招集部曲”。“所在义勇，竞来投赴”。高昂的主要部属有不少自身就是游侠，他们或为高昂之羽翼，或在当地招集部众，随其举义。东方老，“少粗犷无赖，结轻险之徒共为贼盗，乡里患之。魏末兵起，遂与昂为部曲”，随其征战，多立战功。像东方老这样，还有呼延族、刘贵珍、刘长狄、刘士荣、成五、韩愿生、刘桃棒等人。另聚众随其举义者，刘海滨，“少轻侠，然为州里所爱。昂之起义也，海滨率乡闾袭沧州以应昂”。刘孟和，“少好弓马，率性豪侠。幽州刺史刘灵助之起兵也，孟和亦聚众附昂兄弟，昂遥应之。及灵助败，昂乃据冀州，孟和为其致力”。[6]（《高乾传》）这支由宗人乡党和侠徒组成的队伍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高欢讨尔朱兆，“昂自领乡人部曲王桃汤、东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欢认为高昂“纯将汉儿，恐不济事”，建议“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高昂答：“敖曹（高昂字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减鲜卑，今若杂之，情不相合，胜则争功，退则推罪，愿自领汉军，不烦更配。”[6]（《高乾传附弟昂传》）
像这样拥有数千人武装的侠魁豪族，退可自保，进可建功立业，因而成为各路豪杰争相拉拢的对象。
游侠中不少人有雄心大志，战乱中利用在宗族乡党中的威望和掌握的侠徒武装，有组织，有准备，成就了一番事业。虽然他们的事业不能与刘备等相比，但也可算是游侠中的佼佼者了。如高翼二子高乾、高昂，年少时就因轻侠而闻名乡里，高昂以豪侠立名。“父翼常谓人曰：‘此儿不灭吾族，当大吾门，不直为州豪也。’”[6]（《高乾传附弟昂传》）高昂兄弟的追求确实绝不仅限于州豪。高乾“晓达时机，闲习世事”，与北魏权贵领军元叉关系密切。孝庄帝居藩时，“乾潜相托付”。后又率众投向高欢，因功官至司空。[6]（《高乾传》）在战乱之际任侠驰骋是自取功名富贵的重要途径。游侠豪族依靠豪侠之名聚拢民众及侠徒，组建起武装，观察形势，投靠能够左右政局的各路豪杰，而他们的筹码就是手中掌握的武装。
靠武装力量在战乱中称霸一方，建功立业的游侠豪族史籍多有记载。一些势力强大的游侠豪族，以武力和声望称雄一方，政府只好顺水推舟，任命他们为当地的行政长官。如李元忠，“永安初，就拜南赵郡太守”。[6]（《李元忠传》）又高乾之家是一个典型的游侠豪右，其父高翼以豪侠“为州里所宗敬”。而高乾少时轻侠，高昂以豪侠立名，兄弟劫掠乡里，政府对他们也是无可奈何。“孝昌末，葛荣作乱于燕、赵，朝廷以翼山东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至郡未几，贼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居河、济之间。魏因置东冀州，以翼为刺史”。[6]（《高乾传》）北魏正光中，毛遐“与弟鸿宾聚乡曲豪杰，遂东西略地，氐、羌多赴之，共推鸿宾为盟主”。[9]（《毛遐传》）“明帝以鸿宾兄弟所定处多，乃改北地郡为北雍州，鸿宾为刺史。诏曰：‘此以昼锦荣卿也。’改三原县为建中郡，以旌其兄弟”。[9]（《毛遐传附弟鸿宾传》）至于那些拉起武装，依附豪杰的游侠豪族，不少人飞黄腾达，加官晋爵。如李元忠，官至侍中。高昂，官至司徒公，为之羽翼者及随其建义者，“并仕宦显达”。[6]（《高乾传》）
游侠与豪杰
前举以侠立名的豪杰人物有曹操、刘备、袁绍、祖逖、董卓、鲁肃等，这些人虽然出身不同，经历不同，结局不同，但都可称为乱世英雄。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侠的气质、风格是乱世英雄的气质风格之一，侠气使他们具有号召民众、招聚勇士的力量。
少好游侠的袁绍，东汉末天下大乱，其门生宾客霸据汝南郡各县，修造壁垒，“拥兵据守”，众达数万。[2]（《魏书·满宠传》）袁绍势力强盛固然与他门阀大族的身分有关，但与其“公族豪侠”的美誉及行为也不无关系。那些霸据各县，修造壁垒，拥兵据守的门生宾客，有不少当是游侠之流。
刘备是三国成功豪杰中最具侠气的人物，年轻时就好交结豪侠，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传奇最好地诠释了任侠在刘备创业活动中的地位。刘备的一生，可以说是成也任侠，败也任侠。刘备在坎坷的奋斗生涯中，之所以能挠而不折，几落几起，他身上所具有的侠气是他很快集聚力量东山再起的原因之一。他善待宾客和部属，力播信义，故士卒感恩，愿为驱使，而他打着为关羽报仇的旗号发动伐吴战争，在夷陵之战中大败于陆逊，只落得气绝身亡，白帝城托孤的悲惨下场。对刘备为何要发动这次导致蜀国大伤元气的伐吴战争，学术界从政治、军事诸方面做过大量分析，自然都有道理。笔者认为，还应从刘备的性格，从他身上的侠气上寻找这场悲剧的根源。刘备身上的侠气，主要是仁、信和义的紧密结合。建安十三年，曹操大兵压境，刘琮投降，荆州民众多追随刘备撤退，至当阳时，已有从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行军速度迟缓，在此危机关头，左右劝他弃众而走江陵，他却毅然拒绝：“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2]（《蜀书·先主传》）这样的话，这样的事，只有刘备这样侠气很重的人才说得出，做得到。虽然刘备在当阳一战中大败，却为他赢得了重义爱民的好名声，而这一好名声可以说是金不换的，是他最终成就大业的基础之一。
曹操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奸诈的，他年轻时好游侠，不治行业，也就是行为放荡，不顾及名声。在讲求义、信方面，与刘备相比，他身上的侠气少了很多。然而在对待关羽这件事上，他所具有的任侠风格却明白无误地表露出来。建安五年，曹操击败刘备，“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乃派张辽试探关羽，关羽答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关羽杀颜良，为曹操解白马之围后，“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2]（《蜀书·关羽传》）曹操为何如此善待关羽？除了他自身所具有的侠气外，还因为他深知在乱世中要招聚人材，成就大业，必须弘扬忠君不贰的忠义精神，所以当张辽告诉曹操关羽定会离开的消息后，曹操并未大怒，反而“义之”，这个“义之”的含义，就是曹操所说的：“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2]（《蜀书·关羽传》注引《傅子》）为《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赞道：“臣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是核心，而侠是靠义、信立足于世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义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与游侠、豪族、豪杰的侠举是分不开的。
侠与豪族共同体
日本著名学者谷川道雄和川胜义雄在解释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结构时，使用了“豪族共同体”这一概念。所谓“豪族共同体”指的是在社会大动荡时期，一些豪族，主要是名望家中的佼佼者挺身而出，担当了民众领袖，他们有的成为流民领袖，率领宗族乡民迁移他乡。有的组织自救，引领宗族及宾客以武力保卫家园，并进行农业生产。人们为了生存，自愿团结在他们周围，在他们的领导下渡过难关。而豪族们也需要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以便在战乱中保持自身的存在和延续。两方面的需要使得他们的利益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一个以豪族为核心结成的相互共存的共同体就诞生了。
谷川道雄、川胜义雄二位先生在豪族共同体的理论中，使用了名望家这一概念来指代豪族，这与我们平常所理解的豪族地主与门阀士族的概念有所不同。据笔者理解，所谓的名望家不是单指那些控制了乡论、世代做官的门阀士族，而是指在地方上拥有一定的势力，在民众中有相当的号召力，在危难中能带领人们精诚团结，渡过难关的人，他们可以是豪族地主，也可以是门阀士族。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些豪族身上所具有的美德，他们行侠仗义，身体力行，轻财重义，乐善好施，体恤民情，赈恤贫民，调停纷争，并对宗族、乡党进行农业指导、医疗救护，在共同体中营造了一种和睦温馨的氛围。他们对共同体投入的财力和精神力量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赞扬，而乡里的舆论又是他们社会威望形成的基础。
有关豪族轻财重义的事例是很多的。王朗，“收恤亲旧，分多割少，行义甚著”。[2]（《魏书·王朗传》）及京师大乱，祖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农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4]（《祖逖传》）祖逖与亲党在避难途中，就形成了一种共同体关系，祖逖以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又如《四民月令》里详细记载着不同的季节里，大族如何对贫民进行帮助。
在南方，虽没有像北方那样的以豪族为首的坞堡组织，但大族对贫民、流寓宾客的自发救助依然体现了共同体精神。刘繇居曲阿，“值中国丧乱，士友多南奔，繇携接收养，与同优剧，甚得名称”。[7]（《刘宠传附繇传》）全琮，父全柔让其“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还”。报柔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悬之患，故便振赡”。“是时中州士人避难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济，与共有无，遂显名远近”。[2]（《吴书·全琮传》）骆统，“时饥荒，乡里及远方客多有困乏，统为之饮食衰少”，姐数问其故，统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独饱！”其姐“乃自以私粟与统，又以告母，母亦贤之，遂使分施，由是显名”。[2]（《吴书·骆统传》）
从豪族收恤亲旧、宾客的行动及在共同体的表现，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侠的影子。“轻财好侠”的祖逖“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賙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4]（《祖逖传》）鲁肃“家富于财，性好施与。尔时天下已乱，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摽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2]（《吴书·鲁肃传》）大侠李元忠“家素富实，其家人在乡，多有举贷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责”。他还是一位医生，乡人有病，不管贫富，“皆为救疗”。[5]（《李元忠传》）以任侠而知名的毛遐“世为豪右，赀产巨亿，士流贫乏者，多被赈赡。故中书郎檀翥、尚书郎公孙范等，常依托之。至于自供衣食，粗弊而已。”[9]（《毛遐传》）其弟鸿宾，“尤轻财好施。遐虽云早立，而名出其下”。尔朱天光自关中还洛，“鸿宾亦领乡中壮武二千人以从。洛中素闻其名，衣冠贫冗者，竞与之交。寻拜西兖州刺史。羁寓倦游之辈，四座常满，鸿宾资给衣食，与己悉同，私物不足，颇有公费”。[9]（《毛遐传附弟鸿宾传》）高乾“少时轻侠，数犯公法。长而修改，轻财重义，多所交结”。[6]（《高乾传》）裴庆孙“任侠有气，乡曲壮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抚养咸有恩纪。在郡之日，值岁饥凶，四方游客常有百余，庆孙自以家粮赡之”。[5]（《裴延
传附庆孙传》）冯元兴“家素贫约，食客恒数十人，同其饥饱，曾无吝色”。[5]（《冯元兴传》）韦祐“正光末，四方云扰，王公避难者或依之，多得全济”。[8]（《韦祐传》）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有时很难把在共同体中起领导作用的豪族与游侠分得清清楚楚。如著名的大侠李元忠，在北魏末年葛荣起兵时，“率宗党作垒以自保”。[8]（《李灵传附曾孙元忠传》）“魏孝明时，盗贼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还经南赵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绢千余匹，唯受一匹，杀五羊以食之。遣奴为导，曰：‘若逢贼，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贼皆舍避”。[5]（《李元忠传》）有此影响者，非侠魁莫属。但观李元忠所为，战乱时率宗党结垒自保，利用集体的力量和自身在江湖上的名气及威望保护宗党，又有“焚契免责”的义举，我们也可以把他归为宗族共同体的豪族，只是这个共同体中的豪族，身上的游侠气息太重了点。祖逖在故乡轻财好侠，其行为称得上豪侠，带领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又属豪族共同体的行为。
游侠侠魁与共同体的豪族有共同之处，也有区分之点。
先看轻财重义。二者都有轻财重义的好名声，前举很多事例都能说明这一点。轻财重义是任侠的重要标志，也是其笼络人心，扩大影响的重要手段。共同体中的豪族也需要轻财重义，以树立自己的形象和威望，只有这样才能在战乱中，团结宗族乡党，形成自己的领袖地位。二者的不同之处是，侠魁轻财重义的名声更大，传播地域更广。像毛遐、毛鸿宾、李元忠，都闻名遐迩。而共同体的豪族，其名声一般局限在共同体内和宗族乡党中，在地域影响上与侠魁不可同日而语。另外，二者在施与对象上也有区别。侠的施与对象相对比较广泛，上至王公，下至贫民，既有乡党宗族，也有外乡人士，既有衣冠士流，也有轻猾之辈。而共同体的豪族，基本上是施与宗族乡党及流寓到当地的宾客，基本上是在共同体的圈子之内。
平等互助是游侠的基本特点之一，同时也是共同体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游侠平等互助的例子很多，试举一典型例子。薛安都“少骁勇，善骑射，颇结轻侠。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资，兄许之，居于别厩。远近交游者争有送遗，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5]（《薛安都传》）这种平等互利是建立在义气基础之上的，表现为某种程度的随意性。共同体的平等互利是建立在互救，相互约束，以及被推举为坞主的豪族以身作则的基础上的，有一定的规范性、约束性。如西晋末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共保禹山，庾衮集诸群士而谋曰：“二三君子相与处于险，将以安保亲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将若之何？”众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谁！”庾衮被坞众推为坞主后，与坞众誓曰：“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庾衮与坞众“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而身率之”。[4]（《孝友·庾衮传》）
拥有武装是侠魁与共同体豪族的共同之处。共同体的武装主要由从事农业生产的坞众组成，不像侠魁所率武装主要由不事产业的侠徒和脱离生产的部曲组成。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农忙生产，农闲操练，《四民月令》记载的东汉北方豪族地主的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参考。每年三月，“农事尚闲”，“缮修门户，警设守备，以御春饥草窃之寇”；九月，“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寒冰穷厄之寇”。庾衮在禹山坞也有武装，“贼至，衮乃勒部曲，整行伍”应敌。[4]（《孝友·庾衮传》）这种以豪族为首的共同体武装，主要是用来自卫、自保，不像侠徒那样聚众劫掠，为害乡里，也不似游侠豪族拉起队伍以博取功名利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侠魁与共同体的豪族都是在社会上有身分、有地位的人。如西晋京师大侠李阳身为幽州刺史。北齐李元忠出自赵郡大姓，曾祖李灵，北魏定州刺史、钜鹿公，祖李恢，镇西将军，父李显甫，安州刺史。元忠袭爵平棘子，初为南赵郡太守，后官至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高乾、高昂兄弟也官至高位。毛遐，“北地三原人也。世为酋帅。曾祖天爱，太武时，至定州刺史、始昌子。传至遐，四世不绝”。[9]（《毛遐传》）他们的身分是侠、豪族、官僚三位一体。共同体的豪族为坞堡的坞主，他们的坞主身分是由坞众推举出来的，坞众之所以推举他们，是由于他们是当地的名望之族，他们的名望来自于他们的财力，他们的轻财重义，他们对公众事业的热心，他们的胆魄，他们的率先垂范。如庾衮在禹山坞与坞众“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而身率之”。[4]（《孝友·庾衮传》）
游侠及游侠气息极浓的豪族能活跃在政治舞台并建功立业，豪族共同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能够存在，自有其存在的社会背景。
由于战乱和少数民族的南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阶级结构也复杂化了。奴隶制残余回潮，宗族村社的传统依然在当时社会的基层组织中盛行，坞堡就是具有浓厚宗族村社遗留的组织形式。而这些，正是游侠和豪族、宗族共同体存在的社会基础。
乡论闾议褒扬行侠仗义、轻财重义、团结互助，是游侠和共同体存在的舆论基础，为他们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行侠仗义、轻财重义是任侠的思想和道德准则、行为准则。共同体的豪族继承和发扬了侠的这一传统，并身体力行，因而博得了人们的尊重，赢得了声望和威望，成为了民众领袖。当然，这一切只有在战乱和国家权力衰微之时才能行得通，这是游侠和豪族共同体存在的重要前提。太平盛世，国家政权强盛，豪强不需要依靠民众的力量以自保，他们也不需要率先垂范，发扬轻财重义、相互帮助这些美德来树立自己的名望和地位。他们依靠的是国家权力的庇护，从国家给予的特权中，获得种种利益。当然，国家也决不允许豪强超越国家权力的限制，私自建立势力范围，游侠和豪族共同体也就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收稿日期：2003-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