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身体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身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697(2004)02-0034-03
在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当中，身体话语（也称“身体写作”、“躯体修辞学”等）是一个高频率出现的批评术语，同时也是一个运用得比较随意的批评术语，不同的学者或批评家对它的界定与论述多有不同，有的甚至大相径庭，难免让人感到有些驳杂乃至混乱。因此有必要对这个九十年代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术语进行梳理与综述，以便能更科学、更明晰、更准确地理解和使用它。
对于“躯体修辞学”这个文学批评术语，南帆在《躯体修辞学：肖像与性》（南帆著《文学的维度》第158-18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一文中，将其定义为“躯体社会形象的创造和解读在一系列代码的支配下进行，这些代码分割并且主宰了公共视域的空间。根据特定代码所表示的意义系统建构相应的人物躯体形象，这可以称为‘躯体修辞学’。”他通过对中国文学中的人物躯体形象进行纵向的梳理，认为传统躯体修辞学的代码表现出明显的男权中心立场。在男性执掌女性形象创造权的时候，女性无法自己表现自己。换言之，在男权话语霸权里，女性没有自己的躯体修辞学。直至到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时，女性写作的意义开始得到全面的阐发。显然，这种写作标志了女性的解放，解放不仅是精神的，同时还是躯体的。在《美杜莎的笑声》一文之中，埃莱娜·西苏用富有激情的语言宣布，女性的写作也就是返回她们自己的躯体，在解放曾被压制的身体的同时，也解放曾被压制的呼吸和言论。指出了躯体和言论的连带关系之后，西苏呼吁：“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在西苏理想的写作之中，女性的躯体粉碎了男性的话语的封锁圈。女性通过写作放纵自己的躯体生命，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充当写作所依遁的逻辑，解构掉传统躯体修辞学，并建构起一套属于女性自己的躯体话语，即在文学中重建女性躯体修辞学，让女性按照自己的愿望述说自己的形象。
同样主要源自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特别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的有关论述的启发，董之林的论文《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从90年代文学思潮中“躯体写作”谈起》（《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却侧重于挖掘埃莱娜·西苏所论的“躯体写作”中潜在的社会政治、历史以及文化等因素，有意无意中与以上南帆所阐释的“躯体修辞学”构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在此文中，他认为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提出“躯体写作”的本意在于强调“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嵌入世界和历史，以摆脱男性中心文化传统对女性的种种本质的界定。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一文中，从性别角度揭示女性写作的特殊涵义，并阐述了“躯体写作”的概念。西苏在这篇文章中对女作家说：“写吧！写作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你的，你的身体是属于你的，接受它吧。”接着，她通过揭示女性写作在男性中心社会和文化传统中遇到的阻力，进一步说明“妇女必须写妇女”的意义，倡导女作家写一种“真正的替妇女伸张正义的文章——富于女性特征的本文。”在这里，西苏明显感受到环境和传统对女性写作的欺压，因此她不可能把“女性躯体写作”排除在历史、特别是政治的历史之外，作纯粹个人化的女性表述，她的论说中有比较鲜明的社会政治立场。也就是说，在以西苏为代表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中，“躯体写作”真正的内涵决非是一种纯粹生理上的躯体感受，而是强调女性写作在历史中的无可替代性和其中潜在的错综复杂、被以往历史和文化遮蔽的那些历史和文化内涵。
在《“她们”的写作》（《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史论》第六章，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一文中，李洁非将“身体写作”视为女性主义作家的一种写作策略，一种女性主义的叙事方式，他这样论述道：女性主义作家对男权主义者内心的洞察远远超过了男权主义者对她们内心的洞察，所以对“她们”来说，身体的描写、性的描写与其说是带来了小说的“故事”，毋如说是带来了一种挑战性、抗拒性的叙事“形态”；男性逻辑愈是反感，“她们”便愈是坚决地把这些因素引入叙事，换言之，性已成为“她们”笔尖最锋利的那一微细的部分，和在零之上建构自己的话语的起点。这也就是埃莱娜·西苏所呼吁的：“写吧！写作属于你，你自己也是你的，你的躯体是你的，拿着吧。”当陈染在《私人生活》里写同性恋，当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里写女主人公的自慰，如果人们把这些描写只理解为医学书上所罗列的性行为在小说情节中的再现，无疑是不得要领的。事实上，它们是女性主义的叙事符号、“‘嬉戏诸神’的无往不胜的秘密武器”和挑战男权的语言修辞方式。
进一步讨论的话，如果说专注地凝视自己身体是女性主义寻找其叙事方式的初始点，那么，这种视线就不仅仅引出了有鲜明和果敢的性意识的反叛主题，也不能不引出一系相关的叙事艺术倾向。从抽象或哲学的意义上说，对自己身体的专注，这取向有一种“归家”的含意；实际上，这跟苏格拉底从普通人性角度提出的“认识你自己”属于同一角度。女性主义写作的目的，归根到底是在价值、心理和审美上自主地发现、确认其自身，要做到这一点，对“她们”来说恰恰不是向前进、往外走，反之必须一步一步地从被男性话语垄断和统治的外部世界后退，直至回到一个能使一切男性符号被搁置被解除的文化为零的空间（用埃莱娜·西苏的话说，则是“从‘文化’的潜层和彼岸回来”），这空间显然只能是女性的直接禀自天然的赤裸的躯体，所以女性主义作家说“她们”只有身体，“她们”的写作是“以血为墨”——在这里，“墨”是男性的文化的象征，女性主义作家拒绝用“墨”写作也就是拒绝男性话语写作，既然如此，“她们”就清楚地认识到，她们能够用来书写自身的只有自身，而“躯体”或“血”的说法不过是这种“从零开始”的叙事方式的比喻而已。
汪政和王岳川就身体（身体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分别撰文谈了自己的看法。汪政在《个人化写作及写作的意义》（《花城》1995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对生理或者“身体”的关注恰恰是现代审美的特征，它表明了人类对自己全部存在的全面关怀。在古代性社会，灵与肉是分割的，并且扬灵抑肉，而现代性社会通过肯定感性从而在价值论上与传统提出了相反的结论，经验、感性、暂时、物质等成了确立价值判断的基础，在古代性社会被超自然意义约束的身体被凸现出来（劳伦斯将这一现代事件称为“身体的复活”），身体感觉、身体的易逝恰恰证明了此在的真实，现在感受本性即“我们的身体”，这就是现代性社会审美中“现代感觉与身体的优先性。”当然，新生代对身体的重视还不仅仅是如上美学的意义，它还有更深广的文化上解释的可能。不管怎么说，对身体的这种有别千古代性社会伦理压抑下对官能感受变态的描绘的书写，确实是自然舒放的现代性社会中个人化写作的重要构成。也只有今天，对身体的真正的描绘才成为可能。
王岳川则在《全球化消费主义中的当代传媒问题》（《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一文中论及身体感与现代性的关系。他指出，在对“价值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中，“生命”变成了一个感性本体论的范畴。现代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的重大母题。在文化的现代中，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觉的“生命”。今天的现代或后现代艺术已经从“面容之美”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身体成为肉体性、享受性和存在性的证明，脸逐渐被肉体所取代。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上，荒林对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身体问题，尤其是女性身体写作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身体问题无论过去、现在都存在着。于我们的健康、人性等而言，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具体问题。当前的下半身写作，无遮掩地表演身体的肉体性和欲望本质，往往被斥责为色情表演。为什么这些年轻的诗人要一意表演下半身这一部分，因为这里有许多身体的问题需要解决。在他们之前，90年代的女性作家对身体的探索还太少了，还很不够。而贾平凹、苏童等当代男性作家在其作品中对待异性身体的态度存在不少问题，有些方面甚至比古代的不良习气都严重。张抗抗曾说过，个体的解放是与身体的解放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无法忽视身体这一问题。我们的身体表明了我们的位置、身份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到底走到了哪里。我们对待身体究竟怎么样的？身体在形而上是怎样的，在形而下又是怎样的？我们必须进一步追究这些问题，同时首先要审视自己的身体。
在《文学身体学》（白烨主编《2002中国年度文论选》第378-402页，漓江出版社，2003）一文中，谢有顺首先尖锐地指出，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压抑身体、蔑视身体的文学传统，及至现当代，执政者又以“革命”为借口对身体实行全面专政，改造身体、甚至消灭身体，高度政治化的中国现当代社会使中国文学再次陷入反身体的窠臼。长期以来无视身体的合法性的社会历史语境，使得文学远离了身体的支援，造成我们的文学史留下了许多没有身体的、大而虚的作品。基于此，他呼吁作家应当从身体中醒来，在写作中充满身体的感知和触觉，而不是照着观念和虚假的想象来写，要敢于直面肉体的自我，扎根于肉体的自我，将肉体、感官作为写作的起点，即如斯宾诺莎、杜拉斯等人所言，人的欲望、肉体、肉体的激情等身体性的事物，是生存的常识和基础，一切思想和写作活动由此展开。
可贵的是，谢有顺的思索并非停留于此，他进一步追问身体究竟是什么。面对今日的女性小说家和“下半身”写作的诗人们总是把身体理解为闺房细节或做爱、上床、妓女和手淫的情况，他认为这是对身体美学的巨大误解或粗暴的简化，以至于最后，身体被简化成了性和欲望的代名词，所谓的身体写作也成了性和欲望的宣泄渠道。文学传统中的蔑视身体固然是对身体的遗忘，但把身体简化成肉体，同样是对身体的践踏。因为肉体不是身体，性和欲望也不是身体，它不过是一个生理性的自我，与身体的尊严无关。而身体不仅是肉体（这不过是生理性的身体），它更是有灵魂、伦理和尊严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身体既有肉体性，也有伦理性（灵魂性），二者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生机体。显然，谢有顺的灵肉合一的身体说以及强调身体是灵魂的物质化这一点，针对的是身体的肉体性泛滥的当下语境，企图对当今身体写作中一味地否定外在意义的倾向进行纠偏。
有了以上的这一身体概念作为基石，谢有顺水到渠成地提出自己的文学身体学之说，认为写作中的身体绝不是纯粹物质意义上的肉体——肉体只有经过了诗学转换，走向了身体的伦理性，它才最终成为真正的文学身体。所谓的文学身体学，亦即写作中必须遵循的身体辩证法，换言之，谢氏的文学身体学所倡导的既不是灵魂的虚化，也不是肉体的崇拜，而是肉体紧紧拉住灵魂的衣角，在文学中自由地安居。
从前面的摘要中可以看出，南帆、董之林和李洁非三位学者主要借鉴和吸取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尤其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的有关论述。选择不同的角度对“身体写作”（“躯体写作、“躯体修辞学”）这个概念进行了界定或论述，并从性别视角对中国90年代女性作家不断涌现的“身体写作”现状发言。
汪政、王岳川的文章立着眼于文化研究，阐明了身体（身体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即现代性社会审美更注重感性肉身的展示，体现了一种身体的优先性原则，“生命”变成了一个感性本体论的范畴。
荒林的发言强调了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无法绕开身体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写作中的身体问题，进而努力去探身体的形而上以及形而下意义，并从审视自己的身体做起。
谢有顺的论文最值得重视的是鲜明有力地提出了“灵肉合一的身体说”与“文学身体学”，对当前文学创作是和理论界有关身体以及身体写作的种种误解进行了纠正，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去思考“身体”、“文学身体学”以及“身体”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
以上七位活跃于中国当今文坛的学者或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身体话语”（“身体写作”、“躯体写作”、“躯体修辞学”）这个术语作了自己的梳理与界定，一些论述已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但这是否意味着这些界定或论述已完备无缺了呢？也未必然。下面我特此补充德国的大脑理论研究专家珍妮·卢普馁和法国和符号学家高概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以便我们从更为宽广的知识背景认识身体、认清思维与感觉，建构起更为厚实有力的“身体话语”理论。
珍妮·卢普馁在《知识与感知——探究人类的大脑》（葛放译，百家出版社，2001，第43-44页）中谈到，以往的哲学家把人的理智和感觉截然分开是不正确的。现代脑科学揭示，我们的大脑皮质并非是逻辑的、合理的“机器”，必须每天不断重复地去驯服边缘系统奔腾不息涌出来的感觉。这两个部分更多的是不断进行着对话，形成理智和感觉的统一，接下来主要是将一些获得偏爱的想法抛了出来。当然，感觉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感觉与思维的差别主要在于当遭遇畏惧或产生爱意时身体所出现的反应：心脏跳跃激烈，嘴唇出现干燥，皮肤生成汗水。由于身体的反应，我们把感觉体验为一种精神状态。
高概的《话语符号学》（王东亮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取径于现象学，建构起自己的“话语符号学”文艺理论体系，并对杜拉斯的文本进行了话语符号学分析。他认为，话语的三个组成要素是：1、说话者、述体；2、时间；3、空间。其中述体即意义产生体，是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中移动的中心，可分为身述体（身体的）和人述体（人的）。而身体在我们所处的意义也界定居于首要地位，它是建立意义世界的具体要素和实体支撑，是认识的基础，就好像它的功能在于支撑整个的认识。首先是身体，是身体和感觉先于头脑和思想使我们获得与世界的交流与接触。头脑不能做而身体能做的，就是感受激动，感受激情。这就是身体这一非主体的作用。作为主体的头脑只做着一种抄写员的工作。他转述身体所做的事情，他试图转述身体所做而他自己不能做的事情。并且每个人的身体和身体感觉只属于他自己，别人不可能会走你的触觉、嗅觉、听觉、视觉等感觉因素。
珍妮·卢普馁作为一名自然科学理论家，她的有关论述即理智和感觉是统一的以及感觉引发身体反应，并由于身体反应，感觉被体验为一种精神状态，为我们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更确切地理解理智、感觉以及身体等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
高概将身体作为话语三个组成要素中的首要述体，并结合现象学的有关理论，建构起自己别具一格的“话语符号学”，身体在他的这一文艺理论体系获得了相当充分的形而上意义。
综合前面所有的中外学者或专家有关身体或身体话语的论述，大致可以将它们归结为以下这么几个问题。一、身体或身体话语是当今文学研究中关涉性别与男、女作家身份的一个核心问题，男、女作家或理论家在此领域展开激烈的话语权力之争。二、身体与感觉的优先性是社会与文化的现代性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三、对于身体或身体话语的进一步探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生命的奥秘，尤其是理解灵与肉、头脑与身体、思维与感觉、理性与非理性、主体与非主体等之间的关系以及生命体验（含思维、感觉、理性、非理性等等）与审美倾诉、语言表达等之间的内在的多重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