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低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就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条件下经济转型方向及其困难给出解释，核心是分析内生增长动力缺失所导致的低效率冲击，以及现有制度缺陷对于效率改进的阻碍。基本认识是：(1)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阶段的结构性加速自身，蕴含了经济减速的必然，主要体现为资本积累速度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和“干中学”技术进步效应消减所带来的“三重冲击”，以及“三重冲击”对于高增长势头的严格限制。(2)投资、劳动力投入、“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所驱动的高增长模式，也抑制了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使得中国经济缺乏内生增长动力。(3)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现阶段制度结构对于效率改进的阻碍和人力资本配置的扭曲，并导致后续增长得不到生产效率提高的补偿。因此，传统赶超模式中的“纵向”干预体制必须得到改革，让有利于创新和生产效率改进的“横向”市场竞争机制和激励因素发挥作用。这就要求针对赶超体制中的扭曲进行市场化改革，通过减速治理加快“清洁”体制沉疴，并通过改革“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保护知识产权等，形成优化资源配置和激励创新的经济环境，实现以存量调整推动经济从高速转向高效的目标。 首先，中国工业化阶段结构性加速向城市化阶段结构性减速转换的必然性，源于三重结构性因素变化的冲击：一是资本形成增速的倒U型趋势，即大规模工业化扩张放缓和城市化向成熟阶段演进过程中，出现的资本形成增速下降；二是伴随人口结构转型而发生的人口红利窗口的关闭；三是三十余年的经济赶超，中国技术水平与国际前沿趋近，干中学效率下降，但自主创新机制尚未形成。就增长曲线自身而言，资本(劳动)弹性参数也将随着城市化向成熟阶段演进，发生由高(低)到低(高)的逆转。
图1 经济增长阶段要素或因素的变化趋势 其次，面对三重结构性冲击，至少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尚没有建立起防范和缓冲经济过快减速的内生增长机制，主要体现在：资本驱动型增长的巨大惯性，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投资的持续高企和投资向非生产性部门的过度分流，导致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一路下滑；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也极大削弱了中国人力资本的增长潜力，并导致人力资本配置的严重扭曲和使用低效率；而“纵向”管理体制中的产业政策导向、财政补贴、选择性的金融配置等模式都在分割市场、抑制竞争、阻碍创新，无法通过经济的减速逼迫淘汰那些落后的“僵尸企业”，相反却可能驱逐了有竞争力的优质企业。①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上述问题，源自现有制度结构的缺陷——典型如政府扶持的垄断部门及事业单位的庞大规模、利益固化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这种扭曲尤其存在于非生产性的事业单位以及类似于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部门。可以说，这些制度存量的存在，是经济效率改进的主要阻碍。 面对投资、劳动投入增长的减速，以及“干中学”技术进步效应下降和不可避免的要素弹性参数逆转，中国经济转向高效增长的途径，不仅在于培育人力资本和激励人力资本向生产性部门的配置，而且在于改革现有“纵向”干预体制，转向“横向”市场竞争机制，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效率持续改进。由此，作为减速治理的重心，矫正制度性缺陷成为宏观管理的着力点。文章组织如下：第二部分为三重冲击及叠加效应导致经济减速，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转型过程中三重结构性冲击对于减速的压力；第三部分分析TFP下降与资源配置扭曲，给出了有关效率的数据分析；第四部分分析了低效率增长的制度根源；第五部分为制度变革与减速治理的对策。 二、三重冲击及叠加效应导致经济减速 大规模工业化时期中国经济的持续加速增长，源于三个结构性因素的推动：第一，有利的人口结构，即较高的劳动力增长速度和有效的劳动力产业再配置，人口红利因之得以生成；第二，有利于资本积累的产业结构，即较高的工业增长速度和工业主导的效率改善，投资潜力因之得以培育；第三，偏向于资本的分配结构，即有助于利用充裕劳动力资源的低价工业化模式，较高的资本份额(产出的资本弹性)因之维系并使得高速增长趋势得以强化。然而，中国工业化时期的结构性加速本身，蕴含了结构性减速的必然，这种趋势性由于人口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增长阶段演替而变得显著，而相应的三重“结构性冲击”以及四层“叠加效应”将影响到现阶段中国城市化时期的经济增长。基于我们的前期研究(课题组，2012，2013)，图1展示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演替过程中的因素动态趋势，四个倒U型曲线隐含了导致结构性减速的三重结构性冲击。 (一)冲击Ⅰ：资本增长的倒U型趋势 长期增长过程中，伴随着经济增长由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再向服务业主导的结构嬗变，投资率及投资增长发生从高速向低速的转变，这种规律既有理论基础也有历史经验的佐证。与农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不同的是，工业部门以其标准化和规模经济，最容易激发投资潜力，在有利的成本因素和市场环境下，工业化时期比农业经济和服务经济都有高投资的比较优势。这一点在短期内实现追赶的工业化大国——典型如日本——尤其明显，另一个例子就是中国了。因为把工业化浓缩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完成，其不同于农业经济和服务经济的投资驱动特色，也因此被戏剧性地表现出来。投资增长速度随着增长阶段演替呈现出从加速到减速的倒U型统计趋势，一般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第一，工业增加值份额沿着增长阶段演替出现了由高到低的变化。 第二，城市化过程本身往往表现出比工业化阶段较低的投资需求。 尽管上述两个现象可以看作增长阶段演替的同一问题，但是在统计上对资本动态做出这样的分解，可能更有利于分析。原因是：第一，当我们面对1970年代以后日本投资增速为何持续降低、且越来越呈现发达国家均衡特征这样的问题时，那么，答案从工业增加值份额下降、城市化发展这两个冲击里可以直观觉察到。第二，即使面对更为复杂的增长现象，如通过拉美国家“失去的十年”前后期增长绩效对比，我们也容易认识到，拉美国家的过早城市化抑制了投资和增长速度，但是1990年代以来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却也依赖于工业份额的回升。第三，这种分析有助于提醒我们，在观察长期增长时，经济模式的转变，如资本形成路径的变化、增长阶段变化，为趋势预测添加了更多的有现实意义的结构性分析因素。 就中国增长经验及趋势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内涵丰富的三个时期：第一期以高投资驱动和相应大规模工业化扩张为特征，发生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也是以结构调整促进效率提高的时期；第二期以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为发端，投资发生向服务业部门的分流，其间城市化的稳步发展促进了这种态势，以至于形成目前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占比高企的局面；第三期正在作为一种趋势发生：随着城市化步入成熟，投资继续发生分流；根据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经验，人力资本、研发、社会福利投资占比逐渐提高。前两个时期意味着，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Ⅰ行将结束，以房地产投资和基础建设投资抵消结构性减速也只是短期行为，中国城市化阶段的投资应更多关注人力资本，这是新时期制度变革的着力点。 (二)冲击Ⅱ：劳动力增长的倒U型趋势 劳动力增长的倒U型趋势，源于内在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增长阶段没有必然联系，相关的是人口红利的捕捉。就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经验而言，有利的人口结构实际上是快速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巧合的是，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都或多或少获得过人口红利。比如：拉美国家1950-1980年的增长黄金时期，正处于其人口转型的第一阶段，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在1970年代达到2.9%的峰值，1980年以后出现持续下降，近年约为1.5%。日本在1956-1973年的增长黄金时期，也捕捉到了快速增加的人口红利，1973年以后的经济减速，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的低增长，伴随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 相似的趋势正在中国发生。继续引用WDI数据库的相关序列，可以看到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在2009年以来出现了拐点。若把GDP增长分解为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两个部分，那么(由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表示的)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从1980年代的29%下降到1990年代的17%，2000-2008年间基本维持在17%，2009年以来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鉴于中国人口转型的内在趋势，人口红利贡献下降到10%以下甚至转为负值可能是一种长期趋势。 人力资源开发也呈现出比较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迄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经历了50年的正增长，其占总人口比重在最近10年里达到了70%的峰值。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工业化阶段Ⅰ(课题组，2012)，中国劳动力资源的使用属于典型的分割性开发，包括：(1)至少在1990年代初期之前，劳动力城乡分割态势依然明显，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2)1992年后，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向工业和传统服务业部门流动，逐渐形成低素质劳动力集聚的工业、传统服务业部门与相对高素质劳动力集聚的垄断性生产部门、非生产性事业和公共管理部门分割的局面，两个人力资源集聚领域之间的流动性缺乏。主要问题也随之出现，由于投资过度向物质资本的倾斜，导致了总体人力资本增长速度缓慢、分布偏倚等问题。由此也提出经济增长阶段Ⅱ以人力资本为核心、以普遍流动性为要求的人力资源开发的迫切性。 (三)冲击Ⅲ：干中学效应的逐步衰减 工业化大规模扩张及相应效率改进，来源于干中学效应。一方面，由于经济追赶阶段技术水平与国际技术前沿存在较大的差距，技术可获得性较大；另一方面，工业化规模扩张过程中的模仿和学习效应，也有利于持续的效率改进。但是，随着大规模工业化阶段，尤其是重化工业化阶段的结束，国外技术的可获得性越来越小，学习曲线也逐步向S型顶部迫近，导致投资减速及效率减速(张平、刘霞辉，2007)。 (四)其他加剧减速的叠加因素 就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趋势而言，除了上述三重冲击的作用外，还有其他加剧减速的叠加效应。第一，根据课题组(2012)的前期研究，要素弹性逆转，即资本弹性由高水平向低水平的变化或者劳动弹性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的变化，也是导致经济减速的关键变量。第二，经过三十余年的持续高速增长，越来越强的资源环境因素使得粗放型生产模式不能继续，如袁富华(2010)的研究表明，节能减排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冲击。第三，工业化规模扩张到达一定程度后，会面临来自需求面的约束，即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中服务品的增加，工业品市场和生产规模受到限制，这种需求性约束导致增长的减速。第四，国际市场也不允许无限制的工业化扩张。 在增长因素动态变化的三重冲击及四层叠加效应影响下，中国高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Ⅰ逐步失去提升效率的动力，以要素投入拉动增长阶段结束；相应地，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将开启经济低速增长阶段Ⅱ，以效率提升促进结构优化是本阶段的特征(课题组，2012)。效率改进能否在大规模工业化结束时继续存在，可以说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迅速而普遍发生在拉美、东亚诸国的制度改革，皆与经济转型时期效率改进路径的探索有关。可以说，当工业化阶段演替到服务经济阶段时，制度问题而非产业结构问题，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焦点。 三、TFP下降与资源配置低效率 下面，我们对增长阶段转换时期的低效率及人力资本错配问题提供必要的数据佐证，目的在于说明：第一，在增长阶段Ⅰ面临结束时，中国经济效率问题在偏倚的投资方式下被明晰呈现出来；第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Ⅰ忽视了人力资本累积，分割性的劳动力资源开发方式扭曲了人力资本资源配置，并成为减速治理的主要障碍。基本认识为：在经济减速主导城市化的态势下，在投资增长动力消失、劳动力增长动力消失和“干中学”效应递减的压力下，维持持续增长的核心途径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释放人力资本潜力。 (一)资本错配与TFP下降 从人均资本存量来看，中国目前仍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约相当于韩国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张平、陆明涛，2013)，而且存在较为突出的错配现象(鄢萍，2012)，这种资本错配不仅表现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也表现在不同行业中。接下来，我们主要就以下几类行业投资状况给出比较，包括：工业和其他行业、其他服务业、经济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行业。 首先给出经济、社会基础设施行业分类的一个说明。参照金戈(2012)的做法，我们对经济、社会基础设施行业给出如下设定：(1)采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6行业分类方法，1979-2002年间的经济基础设施行业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等三个行业；社会基础设施行业包括“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三个行业。(2)采用《中国统计年鉴》20行业分类方法，2003-2010年间的经济基础设施行业包括：“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四个行业；社会基础设施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四个行业。 同时，将除去水电燃气生产的工业部门，即采掘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加总，作为工业和其他部门；将房地产单列，并将房地产业和不包括在经济基础设施行业、社会基础设施行业之内的其他服务业加总，合并记为其他服务业。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工业和其他行业、其他服务业、经济基础设施行业和社会基础设施行业比重的变化趋势如图2。可以看出：(1)1979-2002年工业(和其他行业)投资比例呈现持续下降趋势；2003年之后，重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又促使这个比例不断上升，并导致其他服务业比例的下降。(2)2003-2012年，房地产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投资比例平均为24%，房地产业投资占服务业部门投资比例为50%。这一时期房地产业的特征是投资增长速度畸高，十余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发展的跃进；中国现阶段投资扭曲的根本问题，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这种投资的爆发式增长上。(3)相应地，经济基础设施投资有所下降，而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一直在低位徘徊。
图2 1979-2012年中国行业投资比例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 根据上文有关投资的分类，我们采用如下方式对中国总体资本存量增长趋势进行考察：(1)以1978年为基期，分别估算两大类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第一类是房地产、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第二类是除去上述三项投资之外的工业及其他行业投资。(2)第一类固定资产投资折旧率采取2%，第二类折旧采取7%。②(3)两大类行业初始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是：鉴于数据的可获性，我们用1978年GDP增长率分别加上两大类行业的折旧率，去除两大类行业1978年固定资产投资，得到第一大类行业初始资本存量为1451.3亿元、第二大类行业初始资本存量为3122.0亿元。对于名义固定资产投资的折实，这里采用本课题组(2013)的数据。(4)两大类行业1978-2012年资本存量序列，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进而加总得到全社会资本存量序列。 劳动投入序列和GDP序列，同样来自本课题组(2013)。TFP变化的估算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如下步骤：(1)资本弹性和劳动弹性采用各省劳动者报酬加总与各省GDP加总的比例，即对劳动报酬份额进行估算；(2)技术进步表示为GDP增长与要素弹性加权的资本存量增长、劳动投入增长的差值。 估计结果表明(图3和正文后附录1)：1993-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出现了持续的下降，这种下降与资本增长速度的持续提高密切相关；尤其是2008年以来，畸高的资本存量增长速度(18%左右)导致了TFP的负增长。这种TFP负增长状况与近年来投资分布偏向于房地产业的状况有着很大关联。 因此，以下问题在中国经济中越来越突出：首先，中国投资驱动的态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投资的扭曲，尤其是投资过度依赖房地产的状况蕴含了经济过快减速的风险，因为跃进式的房地产投资不可能维持持续的高速度；其次，中国劳动力增长速度持续下降态势也非常明显；再者，技术进步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也正是立足于这些问题，前述的三重结构性冲击是中国经济过快减速的重大隐患。
图3 增长因素变动趋势：1979-2012 原始数据来源：同图2。 (二)人力资本增速缓慢 一般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教育实现，并把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测度，Barro & Lee(2010)提供了世界各国人口教育水平的详细数据。把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及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而且与诸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存在不小差距；再者，从人均教育年限的增长幅度看，1970-2010年，拉美9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中国分别增长了1.1倍、1.7倍、1.5倍、0.8倍、2.2倍、2.9倍、1.1倍，中国人力资本增幅相对较低。 进一步，若把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GDP进行比较，可以得到更有意义的启示。从Barro & Lee(2010)和世界发展指数中，抽取各国2010年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GDP序列，制成散点图4，可以看出，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低于大多数人均GDP较高的国家，而且低于很多人均GDP较低的国家。 上述国际比较在于说明，中国工业化结构性加速时期资本驱动的增长方式，一方面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忽视了人力资本培育。换句话说，对于内生增长至关重要的这两个因素，在中国长期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是相对不显著的，这种局面如果不能予以调整，就很难抵消经济过快减速风险。
图4 中国与144个国家人均GDP与平均受教育年限对比散点图 注：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统计口径为15岁以上人口。 数据来源：Barro & Lee(2010)，2014年世界发展指数(World Bank，2014)。 (三)人力资本错配 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对于经济增长也至为重要。为了比较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在人力资本的配置上的差异，我们基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和国外社会调查数据进行比较。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GSS)提供了被调查者的详细行业信息，为了增强可比性，我们选取2012年GSS调查数据。由于GSS 2012的行业分类采用2007版北美行业分类系统(NAIGS 2007)的四位数编码，本文根据GB/T 4754—2011标准将其转换为与中国统计口径一致的20个行业分类。类似地，我们采用2012年第六轮欧洲社会调查(ESS Round 6)，并将其转换为20个行业分类，用于中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对比。 首先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各行业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图5表明，中国各行业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程度基本都低于俄罗斯、欧洲10国和美国，这与表1所指出的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相对较低的事实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把产业市场化程度和产业人力资本差异大小联系起来进行国际比较，一些微妙的事实值得重视。比如，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水利业、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中国与国外差距较小，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行业的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甚至略高于其他国家；而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和部门，人力资本水平一般都低于其他国家。 问题的核心是：在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中国行业人力资本存在严重的错配。为了得到可比较的指标，我们采用调查设计的人口权重，对GSS和ESS调查样本进行加权，据此计算出各行业大学本科以上劳动者的人数及总人数，进而估算出大学本科以上劳动者在各行业的分布比重，并用以对中国各行业人力资本错配程度给出比较说明。如图6，美国、欧洲10国和俄罗斯的大学本科及以上劳动者的行业分布比较类似，相对均匀地分布在制造业、批发零售、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等行业。相比而言，中国的分布曲线有着较大差异，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比例最高的几个行业依次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卫生和社会工作、金融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些行业在中国大都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政府管制行业，即便是金融业也是国有资本高度主导、政府干预较多的部门。同时，与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大学生较少配置到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而在其他国家，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吸引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劳动者就业的能力较强。 进一步，把行业人力资本分布和行业增加值分布联系起来，定义行业人力资本强度为：各行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劳动力比例除以该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人力资本强度越大，表明该行业的人力资本使用越密集。限于数据来源，我们只将中国与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进行比较。如表2：(1)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人力资本强度过低，这些部门实际上缺乏提高效率所必要的人力资本。(2)无论是相对于国内其他行业还是国外同类行业，中国事业型单位或行业，特别是行政管制行业(典型如文化体育娱乐行业等)，都有着极高的人力资本强度。上述比较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生产性、非生产性行业之间存在的人力资本错配现象。
图5 各行业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国际比较(2012年) 注：欧洲10国分别是比利时、瑞士、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瑞典。 数据来源：美国2012年综合社会调查(GSS 2012)；2012年欧洲社会调查(ESS，Round 6)；《中国统计年鉴》。
图6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劳动者行业分布的国际比较(2012年) 注：欧洲12国分别是比利时、瑞士、德国、丹麦、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和瑞典。 数据来源：同图5。
四、低效率增长的制度根源及作用机理 中国经济赶超时期形成的政府干预模式，主要体现在“纵向”或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预资源配置上，包括：(1)政府依据纵向一体化生产安排的生产组织体制，以职能部委为主导，纵向分割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比如，单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各个开发区的隶属关系：高科技开发区隶属科技部、商务区隶属商务部，诸如此类。横向的协作被切割，大量的政府审批服务于这种纵向体制分割，市场竞争和资源的横向流动被严重抑制。(2)政府运用各类宏观政策对规模企业进行扶植，主要是产业与贸易政策、财政补贴以及所谓“选择性融资”(Shinohara，1970)，通过人为设定制度门槛和政策补贴，扶持政府认定的主导产业和企业。(3)政府为了工业化发展，仅仅把服务业看作工业分工的简单结果，不惜通过补贴来降低公共服务设施使用成本，廉价甚至免费提供给某些工业部门(课题组，2014)。(4)经济赶超过程中的技术进步，仅靠引进设备来实现“干中学”，而不是依靠本土自主研发和通过“教育与科学”实现知识创新。科教文卫体、大量公共服务部门、行业协会等都属于事业单位，不纳入市场，不作为创新要素加入到生产体系中去。这样的“纵向”资源分割配置格局，是赶超期间政府干预型体制的典型制度特征。 在这种生产组织模式下，增长与效率被置于分割的制度结构下：第一类是市场竞争部门，主要以生产性的中小企业形式存在。第二类是政府支持的部门，即政府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支持易于产生规模的部门。第三类是政府管制和补贴的部门，这些部门往往有着自然垄断性质，以提供社会化的普遍服务为宗旨，并具有准事业单位的性质，如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普遍化的教育与医疗等。第四类是事业单位，作为非市场化的参与主体，主要表现为社会服务体系中的“科教文卫体”部门，其性质是纯粹财政拨款，且在财政拨款不足时可从市场部门获取收益。尽管作为事业单位存在，但这类部门却汇聚了国家创新的全部要素——科研、人力资本、文化等。 上述主体因其性质不同，目标函数也不相同。市场化部门的目标注重盈利，政策支持部门注重规模，准事业单位注重获取补贴，事业单位目标集中于成本最大化。正是由于非市场部门的广泛存在，导致了前文所述的内生增长动力缺失。原因是，政策支持和政府管制的国企、事业、准事业单位以其高收入高福利，成为人才集中地，但其低效率又导致人力资本的错配问题。 而且，四类部门在动态竞争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机制完全不同。政策支持的企业在经济减速过程中，可以不断提高负债率而不被市场“清洁”掉，很多“僵尸”企业由此产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小型企业、私营部门则随时面临破产风险。财政补贴部门可以通过涨价弥补财政补贴不足，从而提高了社会的总体成本；事业单位依靠国家提高税收的方式来维持，旱涝保收，从而提高了市场的总成本，这些补贴或税收从根本上削弱了市场部门的竞争力。因此，低效率的非市场部门在减速过程中仍然可以很好地生存，减速后果全由市场部门来消化，迫使人力资本进一步向无效率部门集中。这种制度结构不利于经济减速对非效率部门的淘汰，更无法刺激创新、优化人力资源。 如果把上述四类部门简化为两个部门——市场部门和政府支持部门(即政府通过选择性金融支持或财政支持的部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其内在运行机制。假定A是市场化企业，B是政府扶持型企业。市场化，意味着A企业按照完全竞争的方式进行要素组织和生产。政府扶持，意味着B企业可以获得准入特许权、市场垄断、财税减免、融资便利等——所有这些扶持可以由一个准财政补贴率z(0＜z≤1)来涵盖，它直接影响到资本成本。假定r为资本成本或利率，w为工资率，这两者构成了企业的成本。A企业人均实物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为R，而B企业为kR(0＜k＜1)，由于R＞kR，市场化企业A的生产力要高于政府补贴型企业B。因此在相同成本(r+w)的情况下，A企业由于更高的净利润率(R-r-w)而更具有竞争力。 但现在由于B企业获得一个准财政补贴z，使得B企业所需支付的资本成本zr要小于A企业。由此，B企业提高了政府扶持下的竞争力，从而能够生存下来。由于面对的经营环境不同，B企业具有资本成本优势，即zr＜r，所以B企业会更倾向于使用资本偏向型技术，通过投入更多的资本而使自己获得增长；而A企业由于不具有资本成本优势，为了与获得准财政补贴的B企业竞争，就会倾向于使用劳动偏向型技术，为加大劳动要素的投入而最大程度地压低工资率，使之变为mw，且mw＜w(0＜m＜1)，以使自己获得新的比较优势。 在非同质的劳动力市场上，不同素质劳动力的流向是由工资率的差异决定的。所以上述结构和技术偏向带来的后果是，由于工资率的差异，劳动力在总体意义上出现分流，政府补贴型企业B的总体劳动力素质要大于市场化企业A，但A企业却是吸纳中低端就业的主体。 问题不止于此。在同质的资本市场上，A企业具有的资本成本优势(zr＜r)，也同时意味着在分割的A、B两部门之间存在着利差(1-z)r。在资本流动和扩大生产的情况下，只要B企业将利差(1-z)r以一个A企业可接受的协议利率s转借给A企业(为简化起见，假定s≤r)，则A、B两企业都可获益。其后果是，B企业获得了利息(1-z)sr，其利润变为[kR-w-rz+(1-z)sr]。B一方面会倾向于通过游说、讨价还价甚至是要挟等方式，向政府部门“索要”其准财政补贴，从而保证补贴率z的持续实现甚至提高。另一方面如果B企业新的利润[kR-w-rz+(1-z)sr]大于A企业新的利润[R-mw-z-(1-z)sr]，B企业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来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系数k，以缩小与市场化前沿的差距。这就出现了越补贴，B企业越落后的坏情况；而A企业随着利润率下降，在没有创新支撑以提高R的情况下，很可能就会出现在竞争中落败的后果。 近年的经济减速过程中，中国正经历这样的事实。一些发达地区的主导产业从高度聚集开始进入了迁出阶段，如钢铁和重化工、造船和汽车制造等高关联产业因环保、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等因素要转移，政府的选择性融资支持也失去对象，工业化中的资源集中变得没有方向了，生产率趋于下降，PPI连续通缩，融资等各类成本却居高不下，不少处于市场竞争前沿的企业陷入了经营困境。而大批垄断型企业、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却依靠政府补贴安然无恙。工业化推动的纵向分割，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歧视性政策和结构双重性，如大企业与小企业政策及生产率的差异、产业间差异、区域间差异、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异，以及相应工资差异等，这种问题在现阶段已经非常严重了。不难理解，城市中企业空间聚集和创新活动赖以发展的“横向联系聚集-创新模式”，即所谓的“面对面交流”、“劳动力流动”、“企业家创业聚集”和“大学知识外溢”等的创新机制，与原有的工业化推动的“纵向一体化”聚集有着巨大的差异。只要能翻越制度分割篱笆，就能获得创新的利润，不论是政府干预的资源配置模式，还是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企业、互联网公司、职业培训机构、开发区甚至是医院等各类经济主体，都迫切需要体制变革打破分割，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创新发展。 五、制度变革与减速治理 根据前文分析，在经济面临三重冲击和四层叠加效应时，为抵消过快减速风险，TFP和人力资本要素为增长可持续所必须。然而问题在于，传统赶超的“纵向”干预体制，导致了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通道受阻，要素驱动型或外延增长模式本身蕴含的减速趋势不能得到效率补偿，由此引出减速治理的迫切性：制度变革是减速治理的核心，减速治理的关键又在于清洁机制，在于“破坏性创造”。要通过体制改革逐步消除抑制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障碍，同时矫正微观主体的行为，形成基于“横向”市场竞争与激励的减速治理机制，通过加快存量调整，释放经济活力，缓冲经济减速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大潮中提高中国生产率和创新水平，平稳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阶段。 (一)从“纵向”政府干预体制转向“横向”市场竞争机制 纵向分割的政府干预和资源配置体制，是工业化赶超的产物，也是困扰中国经济改革的顽疾。转变的关键在于，一是政府要改革自身，转变职能，切实简政放权，彻底政企分开。二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促进我国统一市场的尽快形成。重点解决更高层次的开放即要素市场的开放问题，解决在资本市场、人员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割裂问题。“条块分割”的现状既影响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也保护了落后，使得区域间贸易量减少或者萎缩。而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既可以使得社会流通更有效率，生产者和消费者双双受益，也可以在当前经济增速减缓、调结构转方式加快步伐的背景下，激发内需潜力。三是强化法治，完善一系列标准体系和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政府自身要守法。 从根本上说，市场化的重中之重和实质更在于政府改革，在于打破条条块块行政分割体制，简政放权，还利于民。其衡量指标有二：一是财政供应人员占GDP比重，二是宏观赋税。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应人口数，约为10人，相当于日本的10倍，是美国和德国的5倍多。简政放权不仅要削减审批事项，更要削减背后的人。不减人，肯定会重走因人设事的老路。三十多年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七轮机构改革，试图把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精减下来，但每一次努力都遭遇了强力反弹，机构越改越大，官员越改越多，权力越改越大。即使精减了政府机构，但裁减的公务员最终落脚事业单位，党团工青妇之外的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越来越膨胀，最后财政供应总人数并没有减少。从中国的宏观赋税看，目前已经达到了35%—40%，似乎仍看不到减税的迹象，这说明政府对市场放权是不足的。在中国经济放缓阶段，通过存量改革来重新理顺各类关系，由“纵向”政府干预体制转向“横向”市场竞争机制已经非常迫切了。只有权力后退了，市场才能真正跟进。 (二)借鉴国际经验，推进存量改革 存量改革在国际上有大量经验可以借鉴。典型如韩国。韩国最初采用经济赶超战略并发展出配套的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以充分利用当时的人口红利。随着20世纪80年代工业化完成，经济开始面临丧失增长动力的危险，被迫进行增长方式转变。究其原因，一方面，外国公司越来越不愿向韩国转让核心技术，致使其技术引进成本飙升；另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后，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韩国在廉价技能劳动力方面也丧失了比较优势，亟须发展自身的技术能力。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给韩国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转变提供了契机。在危机的压力下，韩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全面实现资本市场、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成为一个近乎完全开放的经济体，从而保证企业面临更加稳定和透明的商业环境，重塑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不仅可以增加劳动力市场弹性，降低创新的劳动力成本，而且能够激励包括新建中小企业在内的不同规模企业参与技术进步，从而为创新外溢效应发挥创造了有利条件。Kim & Oh(2012)运用韩国1985-2007年216家企业1985-2007年微观数据，证实在此期间，由研发支出水平和专利数量提高衡量的知识增长已经对韩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效应。经过危机后的市场化改革，韩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一定成效，并平稳地过渡为一个发达经济体。 中国改革的深化，必须对中国已有的利益结构作调整，对存量进行改革。当前工作的一方面是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要打破资源和权力垄断，改变对公共品提供的优先次序，构建开放竞争的公平秩序和环境，提高供给能力和服务效率，激活市场需求和消费潜力。另一方面，要盘活存量资产。当前中国存量资产并不少，但期限错配、结构错配和方向错配已经导致了巨量不良资产、闲置资产和沉没资产，特别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出现放缓以来，为了保增长，政府、企业和个人都一直在加杠杆，这是当前经济增长低效率、金融低效率，而财政金融高风险的重要原因。只有“盘活存量”，加快去杠杆，清理债务和不良存量资产，把流向虚拟经济领域以及沉淀于不良资产及产能过剩领域的存量资产盘活起来，中国经济才能轻装前行。 (三)消除资本配置的结构性障碍 从物质资本来看，中国过多的资本进入政府主导的原料和重工业部门、房地产及物质基础设施部门，造成突出的资本无效配置现象。在全社会人均资本存量仍远低于韩国上世纪80年代水平的同时，在许多行业已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在政府主导的投融资体系中，融资渠道限制和资本管制使得国有部门吸入大量资本，而私人生产部门面临严峻的融资约束，从而造成资本市场低回报率和私人部门高融资成本并存的现象(Song et al.，2011)。因此，必须通过消除资本配置的结构性障碍，实现资本在各生产部门间的自由流动，才能有助于资本对工业制造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升，为中国未来结构变迁提供必要的资本积累。 (四)人力资本的再配置和有效使用 人力资本的错配阻碍了人力资本的有效使用。大学以上学历劳动者大量进入并沉积在服务业部门，主要分布在科教文卫等非市场化的事业单位和高度管制的电信、金融、交通业及公共服务部门，而事业单位体制和管制制约了人力资本生产效率的发挥，出现了全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和部分行业教育过度并存的现象。生产性部门人力资本配置相对较低，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同时人力资本在非市场化部门的沉积，压低了人力资本的报酬水平，从而降低了居民投资人力资本的积极性，不利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结构变迁的推进。因此，必须通过事业单位改革、电信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规制改革和公共服务部门管制改革，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优化人力资本的配置，提高人力资本定价的市场化程度，才能优化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的动力机制。 (五)通过体制变革打开服务业发展空间 受经济增长阶段和市场因素的限制，工业化规模扩张已经不可持续，经济服务化逐渐成为中国经济趋势。主要问题是：一般性生产服务业，如仓储物流，低层次的生活服务业如餐馆均是市场部门，竞争相当过度，利润不断下滑，已经不是服务业未来发展的方向，但现阶段由于人力资源只能向这个方向配置，并诱导出“辍学”进城打工的过度市场需求的现象，不利于中国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收入分享，更不利于创新和持续的效率改进。而新的服务业增长空间又是作为传统赶超体制下财政补贴或全额拨款部门而存在，创新与效率改进都迫切地需要进行体制变革，打开受制度压抑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空间，使得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服务，在国际赛局中获得新的竞争优势。
参加讨论的人员有裴长洪、张连城、陈昌兵、张自然、郭路、黄志刚、吴延兵、赵志君、仲继垠、张磊、张晓晶、常欣、田新民、汪红驹、汤铎铎、李成、王佳、张鹏、张小溪、王钰。 文责自负。 ①关于“纵向”分割形成的机理及其影响，我们在前期研究中已有详细论述，参见课题组(2014)。另外，关于纵向和横向政策的有趣分析，请参见阿吉翁(2014)。 ②我们还估算了第一类折旧采取3%，第二类折旧采取5%的资本存量序列，这个序列的增长速度与2%、7%折旧率产生的资本存量序列的增长速度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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