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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世界性的运动”正在一百多个国家开展。这就是社区发展的全球战略。
广袤的大社会是由无数个小社区组成的；不论是多么小的社区都是一个不小的社会。由于推进社区发展的大量事务要在社区中运作和落实。而社会发展状况是评价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生活质量的尺度。因此社区发展是社会化发育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化组织的基本形态之一。十年来，中国的社区建设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呈现出新的走势。
第一，社会结构：走向社区
一、社区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而提出来的，是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日益兴旺起来的。
我国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为中国的经济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据测算城市人口每增加1%，经济就自然增长2%。但是，有城市必有“城市病”。如精神危机便是各国在城市化过程中都感到棘手的一种城市病。拿城市同农村相比，职业上的异质性扩大了，文化上的异质性扩大了，包括经济收入上的差距也比以前大大拉开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尽管有差异是正常的，是好事情，问题是：“异质”一旦“化”起来，负面效应必然陡增。异质化容易带来疏离化、匿名化、孤独化、冷漠化等。异质化、疏离化、孤独化、冷漠化带来的是“一‘墙’之隔，老死不相往来”，这些城市病是与人性相悖的。人是社会化的“动物”，是富有感情的“动物”。异质呼唤同质，疏离呼唤接近，匿名呼唤“常相知”，孤独、冷漠呼唤共同体。一百多年前，就有社会学者提出：为了“减少城市刺激”，实行“工作与生活分离”。以研究社区为主要成果和主要特色的芝加哥学派，便是应大城市芝加哥的呼唤而于20世纪初叶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也开始痛感要在社区中“恢复人性”“重建人性”。社会化的功能是让自然人成为社会人；社会化的功能又会把异化了的“社会人”重新铸成大写的“社会人”。现在，中国城市的异质化在加重，并出现了新的阶层分化倾向。阶层分化会产生多元活动，问题是：要学会从各阶层之间的不同利益中，找到共同利益；把各阶层之间不同的价值趋向，编织成有美丽图案的“社会关系网络”。而社区正是把“红、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阶层融合成了“利益共同体”。
居住在同一地域内的人类有着共同的生存需要，有着共同的生活服务设施，共同的文化，共同的风俗，共同的利益，共同关心的问题。这六个“共同”，自然会频频发生互动，或直接互动，或间接互动。互动的结果便形成了地域性的“社会共同体”——社区。社区建设得好，便会把这六个“共同”进一步升华为三个共同体：道德共同体、信念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由于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一方面是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中的货币行为激发了人们的货币意识，而货币意识超过了“度”，便有了腐蚀性。因此促成道德、信念、情感三个共同体的出现，便是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共同体的巩固。
二、中国的现代社区是改革深化的产物。
1.纵向与横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结构是自上而下的、单一的垂直系统，而社会运作方式也是垂直的。各种社会组织、企事业的领导体系无不是纵向的。然而在一个社区内人们彼此却很少往来，既无渠道往来，也没有机会往来。由于“条”强“块”弱，人们只说自己是什么单位里的人，不说自己是哪个社区里的人。改革后，经济上的纵向作用相对弱化，横向的合作、交往、联系日益盛行和发展，这就必然波及到社会。而横向的对应和良性的互动、联系，总是由近及远，半径最短的，不用说，是社区。于是条条渐渐少起来，块块渐渐多起来。“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而这“块”首当其冲的是社区这一块。
2.放权与收权：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放权。权力层层下放，最终放到哪里？自然是放到了社区。各类组织下放的管理功能，在城市大多转移到街道，包括一些新增加的功能也要在社区中运作，推进社会发展的大量事务要在社区中落实。实行政社分开，政府又腾出一块地方给社区。过去政、企、教都办社会，现在不再办了，而是由社区办社会。生活重心向社会转移，已经是势不可挡。
3.流动与流向：过去职业的选择余地很小，改革后实行双向选择。职业的流动性淡化了人们对单位的依赖性，相应的是强化了对住地的认同感。谁都知道，人口有个老化问题。试问：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向何处去？不消说是流向社区。谁都知道，失业人口增多。失业以后向何处去？不消说是流向社区。还有，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将超过一亿。这一亿多人流向何方？可以肯定地说，相当一部分人会流向社区，尤其是城市社区。
4.功能与结构：在由行政性授权组织向功能分化了的社会化组织转换过程中，社会功能分化超前于结构分化。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了社区共建的活动空间。单在政治领域中活动，其空间显然是很有限的，必然会向社会拓展，向社区渗透。
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在中国的大地上形成和发展出一大批把人口、区域、环境、经济、文化等五大要素合而为一的“多元一体”的社区。
第二，社区建设：走向有序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社区建设同一百多个有社区发展计划的国家一样，从以社区服务为主，发展到以文明小区建设为主，并已进入社区组织体制建设阶段；从社区共建的发展过程看，已从联谊形态，发展到物质支援形态，并已进入全面互助形态；从共建组织的情况看，已由双向进入到网络；从共建领域看，已由单一进入到全面，其内涵由浅到深，其形式由活动到机制。居民在参与社区交往、沟通、互助、共济中增进了社会感情。大家说：“关门是小家，开门是大家。”“我向社区献爱心，我在社区获温馨。”
目前中国的社区种类繁多。按功能分，有工业社区、文化社区、居民社区。按区位分，有中心社区、城郊结合部社区、农村社区；按形态分，有高级商品房住宅区、一般住宅区。
十多年来，中国的社区在提高市民素质、美化居住环境、丰富精神生活、改善人际关系、增进邻里团结、养成文明风尚、维护社会安定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的社区还存在功能不全、水准不高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有序地推进中国的社区建设事业，把我国的社区建设成为“生活丰富、环境整洁、秩序安定、风尚良好、文化进步、教育全面、设施先进、服务完善、管理配套、组织健全、共建普及的地域社区，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好做。
一、要有序化，就是坚持目标与现实的统一，一切从现实出发。
社区建设以人为本。马克思视人为目的。他在阐述人类时，称人类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7页。）因此，围绕这一目的， 社区建设的目标通常认为是“三优化”：人的素质优化、生活质量优化、环境优化。所谓生活优化，是说要生活得舒心、方便、安全。所谓环境优化，是说除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物象文化与心意文化的协调以外，还包括人际关系的和谐。而要提高人的素质还包括：a.思想道德素质。b.科学文化素质。c.身体素质。
这些都是社区建设的目标。是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每个人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14页。）提高自己的素养。然而，发展需要条件。“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页。）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全社会，并首先是社区。
二、要有序化，就是坚持硬件与软件并举，重在软件。
有些人在社区建设中，抓硬件，即抓物质建设的积极性还是有的。因为硬件是软件（即精神建设）的载体。软件要依附于硬件来体现。没有硬件的软件建设，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然而，硬件上去了，决不等于软件也不去了。这些年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有些地方硬件上去了，软件反而下来了，并且下滑得还相当严重。其中的原因自然不会是单一的，可能与一些人不懂得软件，不具备抓软件的技能，有直接关系。
社区建设中的软件，即价值观，是指法理精神、契约精神、功利观念的汇合，是指社会公益精神、慈善精神、互助精神、奉献精神的交融。人不但要改造客观世界，而且还要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人不但要驾驭自然、控制社会，而且在精神境界上也要不断进步。精神是生活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的核心支柱和依托。不要因为精神是看不见、抓不住的，是难以评估的，便放松精神建设。其实精神也是可以测定的。认为不可捉摸是对精神缺乏深刻理解的，是对软件的无知。近年来，知识界已经对软件制定了一系列指标。
三、要有序化，就要坚持社会指标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逐步全面量化。
为了把社区建设好总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总不能一味地含糊其词说“好”，而又说不出好在哪里。这就要求对一些社会现象、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的质量和数量特征进行具体的计量和测定，以便于评价、监测、预测，于是乎社会指标应运而生。指标有定性、定量两大类。定性是指方向、性质、意义；定量是指目标高低、程度。
为了做到定性与定量统一，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相统一，描述指标与评价性指标相统一，肯定指标、否定指标和中性指标相统一。在制定社区指标框架时，必须坚持四个原则。第一是系统性原则：从空间这一维度来看，小区、社区、城区、城市要成系列；从时间这一维度来看，长期、中期、近期要成系列。社区指标最忌自相矛盾。第二是实用性原则，即可操作性原则。粗细、简繁、深浅都要适度。第三是可比较原则。指标不是供孤芳自赏用的，要能够横向参照。第四是国际性原则。把比较范围扩大到世界，就是可以同各国相比，同先进指标相比。
在社区建设中，既要克服“无指标”建设的“无头苍蝇”状态，更要避免“高指标”建设的“空中楼阁”状态。我们的社区无不是建在地上的。地上的万物是共生的，“共生”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共生总是从无序走向有序。社区指标要系统而又实用；系统而不繁琐；实用而不浅薄。
上海一些社区，如卢湾区经过多年的经验，初步摸索出了一套社区建设指标。指标体系共分十大类，即一级指标：1.社区环境；2.社区服务；3.社区秩序；4.社区教育；5.社区组织；6.社区风尚；7.社区文化；8.生活质量；9.社区共建；10.社区人口。在每一大类， 即一级指标下又分二级指标42项。在每个二级指标下又分出176项三级指标。 指标体系为每个三级指标都分别确定了分值、标准、实测方法和指标类型。（其模式见表1，但内容被省略）
上海还有些区，如普陀区也制定了一个社区指标体系的框架。一级子系统，即一级指标，分三大类。二级子系统，即二级指标，共分十二类。操作指标即三级指标，共分42类。每项三级指标下都分别确定了量值，即标准（内容见表2）。
两种指标体系大体一致，仅有粗细之别。想管得细一些，可取前者；想管得粗一些，可采取后者。
表1
一级二级三级分值标准实测指标
指标指标指标方法类型
表2
一级子系统 二级子系统操作指标量值
A社区经济发展 1.社区经济实力 (1)地方财政收入 20%
(2)地方人均GDP
(3)GDP增长率
2.社区经济结构 (4)第三产业GDP构成
(5)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构成
3.社区建设投入 (6)年物质文明建设投入
(7)年精神文明建设投入
(8)年环保资金投入
B社区生态环境 4.社区环境绿化 (9)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7平方米
(10)绿化覆盖率
30%
5.社区环境整洁 (11)垃圾袋装化率 50%
(12)噪声治理达标率
50%
(13)社区污水处理率
50%
(14)废气处理达标率
50%
C社区社会发展 6.社区人口状况 (15)人口自然增长率
0.3%
(16)计划生育率
99.5%
(17)人口平均期望寿命 70岁
7.社区生活水平 (18)人均生活费收入
(19)人居住面积
>=10平方米
(20)煤气、液化气使用率
100%
(21)人均用电量
8.社区公共秩序 (22)民事纠纷调解率
95%
(23)刑事案发数
总人口1%以内
(24)火灾隐患整治率
95%
9.社区文化教育 (25)社区文化设施面积 每十万人40平方米
(26)图书馆藏书量 人均0.3-0.5册
(27)有线电视覆盖率
60%
(28)中、小学入学率
99%
10.社区社会保障 (29)传染病控制率 每十万人人口250例以下
(30)家庭病床 每万人50张
11.社区社会福利 (31)家庭参加各类保险的投保率
98%
(32)职工医疗、养老保险参加率
100%
(33)待业救济金发放率
100%
(34)老年人福利设施床位拥有率
每百位老人一张
(35)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率
97%
12.社区公众参与 (36)残病儿童入托率 80%
(37)优抚对象接受服务率 100%
(38)志愿服务参与率 25%
(39)社区工作机构协调数 5个以上
(40)社区共建活动参与面 80%
第三，社区组织：走向社会化
在任何一个社区里，都会有一些团体和机构。他们是社区内（有时也包括社区）各种资源的组织者和发动者。社区组织介入社会生活的程度是衡量社区建设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三大组织以谁为主体？社区内有三类法人：行政、企事业、社团。社区管理是由政、企、社三种组织共同运作的。政，是指社区行政领导系统，如街道办事处、城镇管委会。行政性组织是主导，以条为主。政府转变职能，实行政社分开，但不等于撒手不管。社区需要借助行政力量培育自治意识、自治能力。企，是指社区内的企事业单位。企也要功能分流，实行企社分开，但是分开不等于脱离社区。企与社分而不离，分开以后还要参与社区共建。开拓社区基金的来源：居委会拨一块、物业补一块、单位捐一块、居民集一块、政府贴一块。社，是指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社团是社区行政的支持系统。政、企分别把原有的职能下放或移交给社区，并不是要把社区变成全能的大政府。如今有的小社区办成了大政府，“准政府”变成了强政府、超级政府，这是与我们建设社区的初衷背道而驰的。有的社区可能与行政区划相耦合，大量的社区不应当与行政区划完全耦合。社区的“地界”似有似无。社区的划分主要依社区服务的辐射力所及、凝聚力所及、亲和力所及。通俗地说，只要服务体系腿伸得到、手拉得到、话听得到就行了，就是同一社区了。服务辐射力不到，即使同为一行政区，亦不应视为同一社区。同政府不是万能的一样，社区自然也不能包打天下。社区内的政、企、社要功能定位，合理分工，各司其职，避免职能交叉重复，改变过去那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混乱局面。在社区管理中，要逐步变行政主体为社会主体。
二、非正式组织是正式组织不可缺少的帮手。非正式组织主要指社区中，同正式组织相比，结构较为松散、科层化程度较低，并且主要是在业余时间活动的社团。正式组织是刚性的，非正式组织是柔性的。社区组织也只有刚柔结合，才能做到虚往实归。正式组织是实体，非正式组织是虚体。社会组织也必须有虚有实，方能运筹决胜。社区中，作为非正式组织的社团主要有：服务、慈善、福利、志趣、娱乐等若干方面。社团的功能主要是：满足成员、谋求发展、维护利益、交流情感、寻觅同道。社团组织的纽带不是权力，不用资本，而是靠共同特质来维系。社会化群众组织体现自治为本，是社区的基础。群众组织常常能解决正式组织解决不了的问题。化解矛盾要靠行政，更要靠社团。社团是行政与居民之间的缓冲带；社团是在社会变革中，通向社会稳定的安全通道。有些人忽视社团的作用，“恐社”、“轻社”，激化了不少旧矛盾，制造了许多新矛盾。注重发挥社团的作用，就是走群众路线，就是让群众自己救自己。依法建立起来的社团，能充分发挥作用，就不致于让矛盾成堆，不至于积重难返。——这还是从消极的角度讲。从积极的角度讲，学会参与国家事务，首先要从参与社区工作开始。有人把社区这种“守望相助、首尾相济”的民主建设称为“草根政治”。“草根”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生长点。社区建设与民主建设相得益彰。政治体制改革应从城乡社区抓起，从壮大中介组织，提高居民的自治意识，增强社团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发展的能力抓起。社团建设要面对现实。中国的社区管理应“从政府管理为主——到半行政半自治——再逐步走向自治”。从本质上、发展上看，走向自治是方向。一时做不到的也要朝这个方向去走，并把社区自治看作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三、社区党建属地化问题。不论是正式组织还是非正式组织，都要置于执政党这一正式组织领导之下。因此党建是社区建设的核心问题。西方社区以教堂为中心。我们要以执政党为核心，政府不可能覆盖全部社区，市场也不能覆盖全部社区，法虽可以覆盖社区。但是，也不能影响到社区的全部行为。比如道德问题，便不能用法来处理。而能全面覆盖社区的，只有党组织。党员要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社区的方方面面。
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单位化党建与社会化党建的关系。现在有些党员干部不参加社区活动，这是一个极端。另一极端是：有社区要单位党员来过组织生活。这也不合章法。过去讲：“支部建在连上”。现在，支部应该是建在居委会上，把选区同社区进一步一致起来。因此，这里产生了一个重新规范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有个党组织属地化问题。过去讲，企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现在看，企业怎么坚持？是在所有制上坚持，还是从销路上坚持？是卖给公有企业为社会主义方向，还是卖给私营企业为社会主义方向，似乎都有困难。社会主义方向要在社区中坚持。
问题之二是：市场经济对执政党提出挑战。现在有些人重金钱，轻政治。这就要求我们要转变执政方式。现在阶层发生了很大分化。党在新形势下代表哪些公共利益？我们知道，只有代表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方能重新形成凝聚力，形成核心力量。
问题之三是：过去在单位里，在正式组织中实行的是科层制，党在最高层。如今的社区，管理体系呈网状结构，如何立于最高层？这就要求党员深入到社区社团中去努力发挥作用。在道德上，要寓政治于道德之中，进而达到政治目的，站在政治制高点。
第四，社区文化：走向大众
在社区建设的丰富内容中，社区文化是属于深层次的建设，高层次的建设，也是高难度的建设。我们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其实这只说对一半。除此以外，还应该有一个“无文不高”。在文化上很穷，再富也可以被视为：穷得只有那麽几叠票子。马克思说，为了造就新型劳动者，应当“在一切个人的自由时间内，对他们进行艺术教育和科学教育。”（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第21 页。）在这里马克思所指的就是文化。
社区文化是社区文明的内核。社区文化有助于丰富精神生活、陶冶居民情操、开发居民潜能、增进居民交往、提高居民素质、促进经济繁荣，这正是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一阵子大讲“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其实这里有忽视文化功能的成份。经济为什么不可以为文化搭台，让文化唱戏？许多社区文化建设的目标是：积极健康、丰富多彩、服务人民。为了提高社区文化的参与率和持久度，根据一些地区的经验和认识，需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社区文化与企业文化：市场经济愈是发展，愈是突出文化。市场经济的一个负作用是带来一部分人的异化：把人变成“非人”。物业公司在抓企业文化的同时，参与抓社区文化，既可以还“非人”以本来面目，也可以提高企业知名度，弘扬企业精神，提高管理水平。本文在上面批评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片面性，不仅如此，还应该同时看到文化确有经济功能，经济、文化是互动的，文化能使得经济如虎添翼。因此我们说社区文化与企业文化也是“优势互补、服务互为、利益互与、资源共享”。
二、社区文化与社区教育：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学校多在社区。社区都有中小学，有的还有大学。教育有教育的功能优势、组织优势、情感优势、传统优势。教育界投入社区教育，会为社区增色。社区文化应把社区内的教育纳入进去、纳入计划，纳入工作范畴。
三、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社区中总会有移民。发达的社区还有远距离移民。如果说市井文化是主流文化，那么，移民文化便是亚文化。亚文化既有丰富主流文化的一面，又有文化冲撞的一面。这就要求社区善于整合，化冲撞为融合，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市井文化有利于安居乐业，人口稳定，而移民文化是新鲜血液。二者可以相得益彰。
四、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应该把社区文化的层次尽量往高里提。现在对高雅文化不敢问津的局面一定要改变。但是，曲高和寡也不行。当务之急是文化的大众化问题，是农民市民化问题。要把文化还原于大众。要常常举办一些书画、民乐、歌舞、读书会、马路运动会、长跑、腰鼓队，要办科普墙、双休日学校、文艺别墅、咨询台等居民喜闻乐见的活动。社区文化要同家庭文化相结合，把家庭文化推荐给社区。社区文化要同广场文化相结合，社区也不妨办点节日文化，从而多视角地满足居民求知、求乐、求新、求健、求友、求助的需要。不同的社区应有不同的文化特色，千万不可千篇一律，不可把改头换面的东西说成“别具一格”。有了各个社区的特色，便有了区域文化、民族文化的绚丽多彩。
马克思说：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马克思又说：“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5页。）社会是每个人的第一层社会关系。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信：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社区建设，将对提高“剧中人”的素质和提升“剧作者”的价值做出应有的贡献。而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的形象，中国人的家庭形象、楼组形象、社区形象、环境形象、国家形象都将更灿烂，更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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