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司文化的发掘与利用
——以土家族过“赶年”为例
郗玉松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贵州遵义563006）
摘 要： 土家族有提前一天过春节的习俗，有人称之为过“土家年”，还有人称之为过“赶年”。土家族过“赶年”习俗的来源有多种说法，现普遍流行“抗倭说”，即明代土家族土司奉旨抗倭，为按时赶赴抗倭前线，土家族土司与土兵提前一天过春节，之后逐渐形成过“赶年”的民俗。经考证，土家族过“赶年”不是来源于抗倭，而是与土司、土兵戍守卫所和边墙相关。但土家族民众却把过“赶年”的习俗同伟大的抗倭战争联系起来，显示了土家族长期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这种爱国主义传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来源。土家族将过“赶年”的习俗与旅游结合起来，过“赶年”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是有灵魂的旅游资源。
关键词： 过“赶年”；土司抗倭；爱国主义；民俗旅游
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在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丰富的土司文化。土司文化中有反映土司残暴、专制的消极方面，如广西忻城等地的“封眼”习俗，是土民反抗土司强占其新娘初夜权的斗争；土司文化中也有反映土司保家卫国等积极方面，如土家族过“赶年”的习俗。
对土司文化利用与开发，首先要清楚土司文化的内涵。过“赶年”是土家族特有的民族习俗，是土家族民族的关键符号。过“赶年”与摆手舞、撒尔嗬、西兰卡普、打镏子等一样，成为土家族民族认同的象征。利用和开发土司文化，必须明确土司文化的核心价值。过“赶年”习俗的形成，并非与土司抗倭战争相关，而与土司带领土兵戍守卫所、边墙相关，但土家族的民众更愿意将过“赶年”的习俗与伟大的抗倭战争联系起来，显示了土家族爱国主义情怀，这种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重要作用。过“赶年”习俗的形成，说明了土司制度推行后土司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土家族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过“赶年”的民族习俗还增强了土家族民族内部认同，土家族都认可提前一天过春节，这种习俗成为土家族族内认同的关键符号。目前还有争议的是，有人认为土家族提前一天过春节，可以称为过“赶年”；还有人认为，土家族提前一天过春节，并非过“赶年”，而是过“土家年”。这两种说法不同，但都认同土家族民俗中提前一天过春节的事实。
当前，武陵山区的土家族将过“赶年”的民俗同旅游结合起来，过“赶年”成为武陵山区土家族旅游开发的重要旅游资源。将过“赶年”民俗的历史梳理清楚，对推动土家族地区的民族旅游，保护好土家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有更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土家族过“赶年”的文献记载
1.史料记载
关于土家族过“赶年”的历史资料，出现在清代土家族地区地方志的风俗志中。清代雍正时期，武陵山区的土家族土司已全部完成改土归流。之后，土家族地区的府州县官员多主持编纂地方的府州县志，这些府州县志的风俗志，有些就记载了土家族过“赶年”的习俗。如道光《鹤峰州志》、同治《龙山县志》、同治《长乐县志》中均有记载。其中，同治《长乐县志》明确记载了土家族过“赶年”民俗与抗倭有关。
同治《龙山县志》卷十一《风俗》载：“土人度岁，月大以二十九日为岁，月小则以二十八日。相传前土司出军值除日，令民间先期度岁，后遂以为常。是日，土民供土司某神位于堂上，陈以酒醴鱼肉，而置己祖先木主于门后。祭时将牛马鸡犬诸物藏洞中，老幼男妇各屏息以待，谓某神在堂，不敢惊也。”① （清）符为霖修：《龙山县志》，同治九年修，光绪四年重刊本。 同治《龙山县志》对土家族提前一天过年的习俗记载清楚，并且说与土司出兵有关，这里所说的土司出兵，并没有说明是土司抗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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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鹤峰州志》卷六《风俗》载：“土户田覃二姓，土司时于除日前一日祀神过年，今多仍之。”③ （清）吉钟颖修：《鹤峰州志》，道光二年刻本。 道光《鹤峰州志》中记载土家族提前一天过年，但并未说明原因。
2.当代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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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兹卡为什么要提前一天过年》云：“明朝嘉靖年间，朝廷征调永、保土兵抗倭。为不影响行程，按期到达沿海地区，土家人提前一天过年。第二天土兵启程出发，按期到达苏松，重创倭寇，获‘东南第一功’。为了不忘这一军功，以后土家人就在这一天过年，形成了比汉人早一天过年的习俗。”
定薪主体客观是薪酬市场化的必然趋势。我国的公务员定薪酬体系中，政府既充当“运动员”角色，同时也是“裁判员”角色，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以“经纪人假设”为前提，认为每个个体都是“经济人”，都是自私的，都有自己的偏好、动机和内在的利益需求，而政府是有这些“经济人”组成，从而决定了政府的自利性，忘却了自己作为公共服务的信托者——“公共人”的角色，定薪主体不中立也就必然导致薪酬体系的不公平。
《毕兹卡为么子要提前过年》亦云：“传说后晋天福年间，在溪州之战中土家人提前一天过年，第二天一早乘客军忙于过年之际冲出营房，杀入敌阵，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土家人为了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从此以后，就选择在腊月二十九日（月小是二十八日）这天过年。”
《土家为何提前一天过年》称：“相传明朝廷‘征剿’土家族，土家人因武器差，退到龙山、永顺、保靖，快过年了也不能与家人团聚，思乡思亲心切，决定提前一天过年后，与明军决一死战，战死了也做个饱死鬼。于是各人准备一根长刺的皂角树棒、一个柳树皮号角。第二天，明军准备过年，放松了警惕。突然号角齐鸣，明军猝不及防，乱了阵脚，被土家人一阵皂角树棒打败。土家人在腊月三十这天赶回家乡与亲人团聚。”
这三种说法都与战争有关，其中以第一种说法即“抗倭说”最为典型，鄂西土家族中也流传这种“抗倭说”：“明朝嘉靖年间，土家将士奉命出征讨伐倭寇，机智的土家人为粉碎倭寇企图趁过年进行偷袭的阴谋，便提前一天吃团年饭，在年三十那天突然向敌人发动进攻，大败倭寇，为纪念抗倭的胜利，从此，土家人就将提前一天过年以纪念抗倭的胜利，逐渐形成节俗沿袭下来。”[2]P135
二、过“赶年”与土司抗倭的关系
当前，在土家族地区调研，土家族认为过“赶年”起源于土司时期的抗倭战争。
有两种东西让人迷失：一是谎言，二是欲望；有两种东西让人沉醉：一是酒精，二是名声；有两种东西把人束缚：一是物质，二是爱情；有两种东西让人觉醒：一是真理，二是苦痛；有两种东西把人埋葬：一是坟墓，二是金钱；有两种东西让人改变：一是时间，二是苦难；有两种东西让人释怀：一是智慧，二是心态。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的指导思想为“因俗而治”，中央王朝任用少数民族地区首领管理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必须承认中央王朝的正统地位，在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下开展对地方社会的治理。在土司制度下，土司有义务带领土兵为王朝服务，除维护地方社会稳定、参加平叛战争外，保家卫国，抗击倭寇的外来侵略，更值得载入史册。
1.土司抗倭的史料
关于土司抗倭，明代的史料中多有记录，如《明史》载：“（嘉靖）三十三年冬，调永顺土兵协剿倭贼于苏、松。明年，永顺宣慰彭翼南统兵三千，致仕宣慰彭明辅统兵二千，俱会于松江。时保靖兵败贼于石塘湾。永顺兵邀击，贼奔王江泾，大溃。保靖兵最，永顺次之，帝降敕奖励，各赐银币，翼南赐三品服。……及王江泾之战，保靖犄之，永顺角之，斩获一千九百余级，倭为夺气，盖东南战功第一云。”[3]P7993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永顺宣慰彭翼南、彭明辅等带领土兵抗倭，出征时间为“明年”，应是嘉靖三十四年初。《永顺宣慰司历代稽勋录》记载了两次土司抗倭，永顺土司第一次带兵抗倭的时间是嘉靖三十四年初。嘉靖三十五年初，永顺兵第二次参加抗倭战争：“（嘉靖）乙卯三十四年春正月，南倭寇乱。先是，湖川贵冯督臣檄公祖孙率兵三千名，又选家丁二千，督统进浙扣砂地名平望驿、王江泾、羞墓亭、胥口、陆泾坝、塘栖等处，俘获贼级……丙辰三十五年春二月，南倭复寇，时抚臣檄公兵士一万，赴浙直隶剿贼，会部院题请圣旨，加公进阶昭勇将军。”① 彭肇植：《永顺宣慰司历代稽勋录·忠贵公翼南》，嘉庆12年。 从《明史》和《永顺宣慰司历代稽勋录》所记载的史料来看，永顺等土司两次抗倭出征的时间分别为嘉靖三十四年初和嘉靖三十五年初。
要切实提升对纪检监察工作的认识。从工作实践来看，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纪委的监督阻碍了工作效率的提升，片面地把监督与发展对立起来，因而存在应付监督、不愿监督的现象，甚至表现为一定形式或程度的抵触情绪，不利于监督工作的正常化、规范化、常态化；另一种是把纪委的监督当“挡箭牌”，有的部门自己不履行检查与监督职能，而是把纪委推到一线，甚至事事都要有纪检部门人员参加，并为其决策“签字背书”，这种“越位”“错位”现象把纪检部门推向了“监督不是、不监督也不是”的两难境地。
2.过“赶年”习俗形成
四是推动旅游文化的开发。过“赶年”习俗的开发，与之相关的许多民族习俗都应开发出来，以体现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过“赶年”习俗并非孤立的，土家族还有许多民族习俗与过“赶年”相关，如土家族地区的“摔碗酒”“咂酒”等习俗，与土司带兵抗倭出征相关。每次土司带兵出征，城门口摆上大瓮，装满“土王酒”，土民则排队轮流咂酒，为出征壮行。或者是城门口摆上土碗，装满烈酒，土司带兵出征，土兵则每人喝一碗土酒，当场摔碗，以示出征“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
此外，土司之间经常发动战争，他们会利用天时，趁敌不备，利用除夕作战，如卯峝土司向明良，因“念祖宗披荆斩棘，得享尺寸之土，不幸遭向蒿所辱，先人含恨九原”。于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祭祀祖先，除夕“潜师夜行，大获全胜”“明日，四十二年正月朔班师还，特备牲牢告成功于先灵。”② （清）李勖：同治《来凤县志》卷27《土司志》。 可见，土司时期，土兵或者戍守卫所、或者突袭敌军。突袭敌军选择于除夕出征，利用天时，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策略。
关于土家族过“赶年”习俗的旅游开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土家族认为提前一天过春节的习俗起源于土司抗倭。过“赶年”习俗成为土家族关键的民族符号，不但增强了土家族的族内认同，还体现了土家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民族习俗是民族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土家族过“赶年”习俗，并非与抗倭战争相关，而与土司带兵戍守卫所、边墙相关。
从国家层面来讲，他的下意识或许是“还是不了解社工是干什么的，但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交给社工来做就可以，他有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说，国家这个层面是不会过于重视这些有效性的知识和方法背后所持有的价值理念，也就同时并没有意识到当这种信仰和国家信仰冲突的时候社工的立场。但是社工需要深刻意识和理解这点。社会大众要么直接接触社工了解这一职业群体，要么间接接触社工服务的人群了解社工，或者通过媒体了解社工。除了媒体报道外，社工也要有意识地懂得包装，这个包装更多是如何宣传社工行业，社工在呈现很多活动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活动背后理念的强调和坚持。
三、过“赶年”习俗与民族旅游开发
一是急需梳理清楚土家族过“赶年”的历史形成过程。根据历史资料，深入开展田野调研，还原土家族过“赶年”习俗的本来面貌，将土家族过“赶年”的习俗纳入到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脉络中去考量，重新认知土家族过“赶年”的历史成因与文化积淀。
土家族过“赶年”或过“土家年”的习俗与土司制度有关，土司制度下，土司有义务带兵保卫疆土，不管是土司带兵抗倭还是戍守卫所，都是土司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土司最基本的义务。土司制度的推行，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整体性和疆域的完整性，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土司制度是古代中国的管理智慧，是长期以来国家管理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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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南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土司地区不可能保留常备军，土司则因地制宜，根据当时的情况，采用了亦兵亦农、兵农合一的做法。跟随土司为朝廷作战的土兵，实则土家族地区的土民，他们是土家族地区的子弟兵，平时从事农业生产，王朝征调则跟随土司出征。跟随土司出征，无论是参加抗倭战争还是戍守卫所，都存在很大的风险，受伤甚至牺牲在所难免，土司出征，土民为自己的子弟兵送行，提前过年，将好酒好肉款待土兵，为他们壮行，这是土家族过“赶年”的由来。
土家族过“赶年”或者过“土家年”，成为土家族关键民族符号，也是土家族族内认同的重要标志之一，体现了土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同时，这也是土家族历史上形成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高度体现。当前，土家族地区开发旅游，过“赶年”无疑是非常好的文化旅游资源，这样的土司文化应成为民族旅游的核心文化和灵魂。
民族习俗是长期形成的，明代，土兵每年要轮流戍守卫所，这成为土家族过“赶年”民族习俗的最主要来源。现在土家族更愿意把过“赶年”的习俗同土司抗倭联系起来，认为过“赶年”来自于土司抗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认知，在于民众对民族文化的选择性记忆。相比于戍守卫所、边墙，相比于土司之间的战争，土司带领土兵参加抗倭战争的影响显然更大。土司带领土兵抗倭，平定了倭寇，被朝廷誉为“东南第一功”。明清以来，土家族都以参加抗倭战争而自豪，抗倭战争是保家卫国的战争，是针对外来侵略的勇敢反击。土家族将过“赶年”的民族习俗同伟大的抗倭战争联系起来，是土家族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
土司文化产生于土司制度推行时期，民族文化与土司制度发生关联，产生了土司文化。关于土司文化的内涵，李世愉先生认为“土司制度存续期间在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引起的变化、影响及反映的总和，它涵盖了该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有物质形态的，也有非物质形态的。”[5]土家族过“赶年”是土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土家族卷》[1]P269一书中，关于土家族提前一天过春节，有三种说法。
二是深入挖掘土家族历史上形成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过“赶年”无疑是土家族历史上形成的优良爱国主义传统，为保家卫国，抗击倭寇、戍守卫所，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和土兵，认同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积极保卫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甚至献出生命。“东南第一功”是中央王朝对土司和土兵的认同，这种认同带有双向的特征。土司认同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国家是一个整体；中央则认同土司在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中央任命土司管理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双向认同是一种间接治理，与直接治理一样，都是王朝管理地方的统治方式。
三是让游客参加到过“赶年”的习俗展演中去。开展深层次的旅游，由过去的参观式旅游发展为参与式、体验式旅游，简单来说，就是让游客在参与土家族过“赶年”的旅游展演中，不仅仅是作为观众，更重要的是成为这种仪式的参与者，通过角色转换，体验土家族历史上形成的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同时感悟作为一名土家族民众的民族自豪感。
同治《长乐县志》卷十二《风俗志》载：“十二月二十四日，谓‘过小年’。土著则于二十三日夜‘祀灶神’，客户则在二十四日夜，谓送司命上天。‘除夕’，具盛馔阖家相聚饮食，谓之吃团年饭，而容美土司则在除夕前一日，盖其先人随胡宗宪征倭，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大犒将士。除夕，倭不备，遂大捷。后人沿之，遂成家风。”② （清）李焕春原本，龙兆霖等增补：《长乐县志》，咸丰二年刻，同治九年增刻本。 同治《长乐县志》的记载则非常明确，并且指出，土家族提前一天过年的习俗起源于容美土司抗倭战争。但这里的记载与当前土家族地区的说法并不一致，相传土家族过“赶年”是因为接到圣旨去抗倭，君命不能违，必须提前一天出发。而同治《长乐县志》中的记载却在抗倭前线，土司官兵提前一天过年，除夕之夜乘倭寇不备，大胜而归，为纪念这次战争，最终形成了提前一天过年的习俗。
据罗维庆先生研究，土家族过“赶年”的习俗并非起源于土司抗倭。土家族过“赶年”的习俗真正来源为土兵戍守卫所。明初，朝廷在土家族聚居的武陵山区广置卫所，土兵要轮流值守，这是土家族过“赶年”习俗的来源，“常规的征调是与卫所军队一样，每年的轮番戍边，即明代班军制度中所谓的‘边班’。土家族土兵当时轮班戍守的是为防范苗民起义的湘黔边境的‘边墙’，即今天所谓的南长城。戍守为一年一轮换，轮换时间为每年初始第一天。”[4]关于过“赶年”习俗形成的原因，相对于土司抗倭来说，土司带兵戍守卫所，显然更符合常理。同治《长乐县志》记载过“赶年”习俗起源于土司抗倭，提前一天过春节并非为了赶赴抗倭前线，而是在除夕夜乘敌不备，大败倭寇。
很多父母强烈希望自己的孩子像某些文化标签下的“好孩子”，但事实上，一味盲从榜样的方法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榨菜是世界三大酱腌菜之一，与德国的酸甜甘蓝和欧洲的酸黄瓜齐名。榨菜作为中国的一种传统食物，已在重庆涪陵地区大规模生产超过100年。在传统的加工工艺中，需采用自然风干将茎瘤芥水分降低至85%（湿基，w.b.），而这一过程需要25 d[1]。即使采用优化的盐渗透脱水技术仍需超过20 d时间才能将茎瘤芥含水量降低至生产要求。此外，盐脱水由于大量废水的排放，盐渗透脱水也会引起环境问题。因此，迫切需要一种茎瘤芥脱水的替代策略。
五是关注旅游产品的开发。将与土家族过“赶年”相关的旅游产品开发出来，如土家族过“赶年”的相关视频，土司抗倭的视频等，加大宣传力度，让外界了解过“赶年”的习俗，让游客参与、体验过“赶年”的民族习俗。再如，旅游商品要精心设计，如将“土司王酒”“土司贡茶”“土司腊肉”等产品开发出来，并且以文化的方式解读这些商品，增加旅游商品的文化内涵，等等。
此外，还可以将土家族过“赶年”习俗与年节民族活动结合起来，如与土家族的摆手舞结合起来，让游客齐跳摆手舞，共同感受土家族的节日文化。清代，土家族地区的贡生彭施铎曾做竹枝词，“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点人千迭，一片缠绵摆手歌。”[6]P11游客齐跳摆手舞，可以共同感受土家族的民族文化。
当前，土家族地区开发民族旅游，将民族的关键符号过“赶年”作为文化旅游展演的重要内容，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从近几年举办过的相关活动来看，普遍存在浅层开发的误区，旅游产品不能有机植入民族文化要素，旅游产品存在同质化等问题。今后，各级文化部门深入推进过“赶年”等民族习俗的开发，须将土家族过“赶年”的习俗与土家族历史上形成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结合起来，与中国土司制度的推行结合起来，与中国历史上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结合起来。同时，还要关注游客的需求，将观光式旅游逐渐推向参与式、体验式、感悟式旅游。唯此，土家族地区过“赶年”的民族习俗才能在旅游市场化中焕发生机和活力。
四、结语
土家族过“赶年”的习俗产生于土司时期，在土司制度下，土司有义务带领土兵参加中央王朝的对外战争，也有义务带领土兵维护地方社会稳定，戍守卫所等，土家族过“赶年”民族习俗的形成，与土兵每年除夕戍守卫所等军事活动相关，但在土家族的记忆中，土家族过“赶年”的民族习俗起源于土司抗倭。将过“赶年”的民族习俗与伟大的抗倭战争联系起来，是集体选择性记忆的结果，这种民族记忆，是土家族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体现。
土家族过“赶年”的民族习俗是土司制度推行的产物，是土司制度在西南地区推行的重要见证。土家族过“赶年”的民族习俗，是历史上长时段形成的民族习俗，这种民族习俗代代相传，体现了土家族高度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同时，这种民族习俗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来源。在中央王朝的统一领导下，各民族高度认同中央王朝的统一治理，“各民族共创中华”，土家族过“赶年”是土家族的节日，但却反映了少数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其意义和价值不容低估。
土家族过“赶年”的民族习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好、利用好、开发好土家族过“赶年”的民族习俗，保护好土家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时间较早，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现过年已过春节，只有居住在一些边远偏僻山区的土家族人还保留有‘过赶年’的传统习俗。”[7]P289借助于旅游文化市场，将土家族过“赶年”的习俗开发利用好，也是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一种有益尝试。
这件事后，甲洛洛对跟踪嘎绒更有兴致了。如果说曾经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现在却有一种窃喜，那是一种深埋在骨子里的，探知别人隐私的快感，他现在不再那么渴望能早点抓到小偷了。
总之，土家族过“赶年”民俗是土家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土家族过“赶年”这一民族习俗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充分挖掘土家族过“赶年”民俗的精神内涵，将土家族过“赶年”的民俗作为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发展好、传承好。目前，各级文化部门开展的过“赶年”民俗展演和一系列文化活动，是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有利于这项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土家族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2]田发刚，谭笑.鄂西土家族传统文化概观[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
[3]（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罗维庆.明代卫所设置对土家族土司社会构建的影响[J].青海民族研究，2013（1）：142.
[5]李世愉.试论“土司文化”的定义与内涵[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6（2）：18.
[6]彭勃.历代土家族文人诗选[M].长沙：岳麓书社，1991.
[7]贵州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传统节日进入旅游市场的文化条件分析[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9.
On the Exca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usi Culture——A Case Study of the People of Tujia Minority "Catching up the year"
XI Yu-song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Zunyi Normal University,Zunyi,563006,China）
Abstract: The people of Tujia minority had the custom of spending the Spring Festival one day ahead of schedule.Some people called it the"Tujia Year",and some people called it"catching up the year."There are plenty of statements of the origins of the Tujia minority’s custom of“catching up the year”,and the most popular reason now is resist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which is that the tusi and soldiers of Tujia minority had to spend the Spring Festival on day ahead of schedule because they were dedicated to the fighting against the Japanese aggressor and had to rush to the front line of battlefield.According to research,“catching up the year”is related to the tusi,the local soldiers,and the side walls,instead of the resistance of invasion.However,the people of Tujia minority have linked the custom of“catching up the year”with the great war of resistance,showing their long-term patriotic tradition,which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hesion.The Tujia minority has combined the custom of“catching up the year”with tourism,which makes it become important tourism resources with souls.
Key words: catching up the year;Tusi’s resisting Japanese invaders;patriotism;ethnic tourism
中图分类号： G24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583（2019）-0018-05
收稿日期： 2019-07-13
基金项目： 贵州省哲社规划课题“改土归流与清代贵州社会变迁研究”（17GZYB60）
作者简介： 郗玉松，男，山东东营人，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南方少数民族史。
（责任编辑：魏登云）
标签：过“赶年”论文; 土司抗倭论文; 爱国主义论文; 民俗旅游论文;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