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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6）02—0016—08
变化与危机
庶民研究者的作品提供了关于变化的理论。印度被卷入殖民主义通常被定义为从半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征服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生产方式的宏大叙事中被理论化，而且以不明显的暗示，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的叙事中被理论化了。这个变化被看成是殖民地被政治化的开始。殖民的主体被认为是从天生的精英分子中产生的，他们被泛泛地描写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这些庶民研究者似乎要以下面两点来修改这个定义和它的理论化：首先，变化的时刻应该以复数表现，而且应该被描述为冲突而不是过渡（这样就和统治和剥削的历史相联系而不是被纳入生产方式的宏大叙事中）。其次，这些变化被符号系统的一个功能性的变化所表示或标记。最重要的变化是从宗教到军事的变化。然而在这些集子中也有许多其他符号系统中的功能变化：从犯罪到叛乱，从奴隶到工人等等。
这个视角变化的最重要的结果是变化的动因在叛乱分子或者是“庶民”。
符号系统的一个功能变化是一件暴力的事件。 即使它被认为是“渐进的”（gradual），“不成功的”，或者是“颠倒自身的”（reversing itself），变化本身也只能是由危机产生的力量驱使的。然而，如果符号系统先前的功能没有蕴涵变化的空间的话，那么危机也不能使变化发生。功能含义的变化就补充了先前的功能。“意义的运动就增加了一些东西……以此来弥补指意的缺陷。”[1](P289) 庶民研究集体谨慎地评论了这种双重的运动。
他们一般认为他们的任务是建立意识或文化的理论而不是特别地关于变化的理论。正由于此，我想，他们的作品里才没有系统地强调危机的力量，尽管危机的力量并没有远离他们的论点。有时候他们一不小心就把危机的力量暗指为“冲击”（impingement），“联合”（combination），“为了统一而陷入的情景”（circumstances for unification），“变化的原因”（reasons for change），“含混”（ambiguity），“不安”（unease），“过渡”（transit），“引起关注”（bringing into focus）；甚至描写为“转换”（switch）， “着火”（catchingfire），或者被普遍地描述为“制造混乱”（turning upside down）——所有这些批判的意指力量的概念隐喻[2](P30)。在我看来，他们这样做似乎损害了自己，作为自认的辩证家，他们使自己陷入了自发性和意识、或者结构和历史的已有的论争中。事实上，他们的实践质疑了这些对立，而我认为这更接近解构主义。变化的理论作为符号系统间功能置换的场所——这是他们在文章中迫使我读到的——是一种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阅读的理论。作为过去和将来的积极互动的阅读就是符号功能的置换场所。如果这样看来，庶民研究小组一再想让我们掌握“社会文本”的概念隐喻并不是把真实的生活缩减为一页书而已。我的理论的介入是想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
可以推断他们的工作假定至少他们研究的对象是尼采所称之为的一个“连续的符号链”。行动的可能性就在于对象的瓦解，即链的断裂和再连接。这种论点的思路并没有把意识置于和整个团体相对立的地位，但认为它自身构成并处于语意链上，因此它是进入研究对象本质的一种工具。要了解意识就要把历史学家放在一个完全妥协的地位上。我认为就是因为这种双重绑定才有可能揭开尼采格言式的评语，他的评语就是遵循了关于这种双重绑定的符号链的意象：“整个理解过程中的所有概念都退出了定义；只有那些没有历史的才可以被定义。”[3](PP.70,80) 不管怎么样，这些假定严格来说，和寻找一种肯定和纯粹状态的意识的欲望并不一致。我的论文也将展开来谈这个差异。
不可纠正的认知失败
所有研究者关于散漫置换（“discursivedisplacements”——为了表述的简洁，用它代指“系统的功能变化”）的说明都是关于失败的说明。对于庶民的置换，他们给出的理由最多的是殖民权威有着更大的范围、组织和力量。就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运动来说，可以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带有成见地拒绝承认农民政治化的重要性，也拒绝与政治化的农民结盟，这是导致农民政治化运动失败的原因。然而也有早期进化论的原因，这种进化论尽量避免庸俗马克思主义给农民添加光环，它批评农民意识的现有水平，认为农民的稳固性和力量不够强也不够持续。这和研究小组总的政治观相矛盾，他们把精英对意识的霸占看作是可以解释的建构。
要检验这个矛盾，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以上的置换不管是有意地还是无意地实施，都是失败的。恰克拉巴尔提、达斯和钱德拉（Chakrabarty,Das,Chandra）都描述了工会社会主义，机能主义的企业主义以及土地共产主义把半封建置换进现代话语的失败。查特吉阐述了甘地原创的和印度教的宗教想象的互动是如何不得不被曲解以便他的抵抗的道德规范能置换进资产阶级政治的符号系统。我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置换失败和部分成功不一定就和一个阶级的意识水平有关。
接下来，我们注意到研究小组认为，看起来似乎成功的所谓的精英的历史编撰，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民族主义还是殖民主义的，本身就显示出是通过认知失败来组建的。确实，如果作为散漫领域置换场所的变化的理论是他们最重要的观点，那么认知失败就是其第二重要的观点。哈递曼（Hardiman）指出，许多当代的编史用复杂的词汇遮蔽了认知失败，而这种被鼓励的忽视和殖民统治分不开。
在对这种认知失败的追踪中，最有趣的是对消除历史真实的基石——“证据”产生的检验，和对“他者”——即叛乱者和叛乱——建构机制的详细调查。就工程中的这部分任务而言，古哈（Guha）似乎通过苏联和巴尔涉思（Barthesian）的符号分析的结合使印度的殖民编史激进化。这种所谓的没有偏见的（因其成功遮蔽而“真实”的）历史编撰的散漫性（认知失败）就被揭发了。
隐含的进化论者或革新论者的系列假定以意识水平衡量失败或成功对集体的实践来讲太简单化。看看他们论述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庶民的，叛乱的，民族主义者的，殖民主义者的，历史编撰的，我们看到的是失败的总的领域。事实上这个集体的工作是要使成功和失败的区别变得模糊——因为他们揭露了最成功的历史记录是和认知失败交织在一起的。现在完全能够说，以一般标准意义上的连贯性和他们自己的方法论来看，失败的可能性不能从成功的标准里得来，除非后者只是一个理论的虚构。这个研究群体所用的“异化”这个词就是指“自我认知的失败”。
庶民研究和欧洲对人文主义的批评
近来欧洲的阐释理论似乎给这个集体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他们研究置换的时候，就像我上面提到的，就扩展了“阅读”和“文本”的语意范围，很巧，这两个词在他们的词汇里并不突出。这是一个大胆的处理，可以和美国的一些历史学家所做的一些类似的尝试进行比较。
我在阅读庶民研究的几册书中发现，这种导致危机的重要力量可以在质疑西欧的后结构主义部分中找到。这些后结构主义者通过暴露人文主义的英雄——作为作者的至高无上的主体、权威，合法化和权力的主体，来质疑它。在帝国主义主体和人文主义的主体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反人文主义的危机——就像所有的危机一样——并不能完全打动我们的集体。这种狂喜自身也只是一种重复。他们把退守意识作为行动者的观念，总体性的观念和对人文主义批评的不连续的文化主义。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各种西方合作者的历史政治的起源。维果特斯基（Vygotsky），洛特曼（Lotman），维克托·特纳（Victor Turner）， 列维·斯特劳斯就像福科和巴特一样，也能为他们点燃同样的火焰。既然我们不能指责这个小组的超市顾客般的折衷主义，我们就必须看到他们实践中对殖民困境的重复和狂喜：相互冲突的大城市中各种资源的互动性质经常躲避开了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视线。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认知失败”是不可纠正的。正如我对庶民研究作品中的“意识”地位的评价，我也不想为正确的认知步骤开出公式。
庶民意识问题
调查、发现和建立一种庶民或农民意识起初像是一项实证主义的工程——一种假设如果恰当实行可以为揭发某件事找到坚实的基础的工程。这对恢复一种意识特别有意义，因为这个集体作为干涉主义的历史学家参与了后启蒙的传统，而在这样的传统中，意识是使所有揭发可能的基础。
确实，研究小组对这种解释是持怀疑态度的。即使“意识”被认为是不能分割的自我准确的指意，依然有一种力在起作用，它与这样的形而上学相矛盾。因为这里的意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而是历史的政治的种属，也即庶民的意识。由于历史特异性对狭义的意识的赠与，即使它隐含地作为形而上学方法论的一般意义的假定，在小组的作品里也总有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庶民意识屈从于精英阶层的精神，它永远不能完全恢复，它总是偏离它所接受到的能指。确实如此，即使揭露它，它也被抹掉了，它必然是无法复归的。举例来说，在理论性更强的文章中，它主要是一种“否定意识”。考虑到这个观点不可避免地要被历史化，尽管“否定意识”被设想为庶民的独特的历史舞台，也没有逻辑原因表明，为什么是这种“否定”而不是意识的肯定应该被归纳为小组的方法论上的假定。比如，一种“否定意识”的观点，不是把意识看作庶民的存在，而是看作压迫者的存在。这里，黑格尔的描述，隐约地是反人文主义和反实证主义的立场，认为总是对他者的力量的欲望产生了自我的意象。如果这种观点被扩展开，就像在我阅读“认知失败”论点的过程中一样，是庶民提供了一个总的意识理论的模型。然而，既然如果不是和“精英”联系在一起，“庶民”就无法出现，这种归纳在定义上就是不完整的——哲学上即“非原创的”（non-original）。这种“建构的起源的踪迹”（instituted trace at the origin）是解构主义对简单起源批评的代表。在这些文本中对意识的形而上学的反向的解构是由以下被重申的事实来提供的：只有反叛乱的文本或精英的文本才给了我们有关庶民意识的信息。“农民关于战争的观点很可能永远不能被恢复，现阶段我们关于它所说的任何话语都一定是暂时性的。”“只要记载朱特面粉厂工人的意识有困难，他们抗拒和质疑雇主权威的意识就只能在掌权者的危机感中读到。”[2](P15) 如果我们用较深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术语来说的话，那便是这里的意识（这里指遭压抑的意识）对我来说是十分中性的，文本中的空白部分，是未来不同时代必要而不确定的标志。
反对庶民意识可获取性的又一观点是把它放到有差异的背景而不是同一性的背景中去，术语“人”和“庶民阶级”在所有的注释中是同义的。这种分类中的各种社会团体和社会因素代表了所有的印度人口和我们描述为“精英”分子的那些人的人口统计学上的区别。
我逐渐倾向于把被压迫意识的恢复视为后结构主义语言里所称的庶民主体效应的描绘，主体效应可以概述如下：某一主体的运动，可能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巨大的而不连续的网络（广义上称为文本）的一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可被称为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历史、性别及语言等等（每一部分又由许多相互交织的部分组成）。这些组成部分不同的联结点与排列，由依赖于多方面条件的异质规定性所界定，从而产生运动主体的效应。然而，连续论和同一论者的深思熟虑的意识系统化地要求这种效应有一个连续同一的原因，这样就安置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决定的主体。这样，反叛乱文本就在下面的描述中放置了一个“意志”（will）作为至高无上的原因，其实它不过是庶民的主体效应的效应。
阅读庶民研究小组的作品，文本中的要素使阅读成为恢复庶民意识来解除厚重的历史编撰转喻和使庶民主体效应情景化的尝试。我会把它阅读为为了谨慎地可见的政治利益而对实证主义的实在论所进行的一种策略的使用。这个策略在“意识”被用于狭义即作为自我意识时最有用。当意识那样用的时候，马克思的非异化实践的概念或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的接合”（ideologically coherent），“群众的自发哲学”（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the multitude）都是有力的和值得赞许的。因为阶级意识并不涉及意识的底层——一般意义的意识。“阶级”毕竟不是人类现实不可分割的描写。在描述层面的阶级意识本身就是策略性的人工集合的意识。在剥削和统治的社会领域，阶级或集体的“意识”的任务因此必然是自我疏远。
对于注意到庶民研究小组和人文主义批评者如巴特和福科观点的联系的读者，就容易由于“意识”这个词的使用而感到困惑，而对于那些作者来说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后现象学和后心理分析的问题。虽然我通过分析揭示了庶民研究小组完全不是在这个构造中接受“意识”，但我并不是以此来清除这个困惑。我认为，尽管小组并没有自觉地涉及到后结构主义对“意识”的理解，但如果把他们看作策略性地坚持意识的实在论的观点的话，我们自己对他们互动式的阅读就被加强了，而在历史编撰的实践内又会深受反人文主义批评之害，历史编撰的实践正是从这样的批评中吸取了大量的力量。
作为策略的编史
策略可以是不知情的吗？当然并非完全如此。一个理论如果允许任何策略的结构中有局部的不合适，它就不能认为它自己可以不受本系统的影响。它自己也必定处于困境的可能性之中。如果认为在把话语理论和人文主义批评转回到实在论的编史的时候，庶民问题研究的历史学家就认同了庶民自己的行为方式，这只是革新论者的观点，此观点认为庶民必然是下等的，认为这样的认同没有干涉主义的价值。确实，就是因为研究小组坚持庶民作为历史主体，他们才做了那样的转义，一种似乎无意的干涉主义的策略。如果它被接受为一种策略，那么对至高无上、对一致性和反抗意识的逻辑的强调都可被看作“肯定性的解构”：知道这样的强调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历史学家就为了被谨慎描绘成的“政治利益”而打破他的理论。如果，从另一方面来讲，对庶民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的恢复被历史学家看作事物的不可分割的最终的真理的话，那么任何对至高无上、一致性、逻辑的强调都会像我前面所提到的一样，不可避免地使庶民客观化而陷入知识权力的游戏中。正是看到此点，我才格格不入地阅读了庶民研究，并建议在为庶民呼吁肯定的主体地位时，它自己的庶民性可能被再记录为我们时代的策略。
这样的再记录有什么好处呢？它承认了庶民坚持进入霸权的舞台必须总是保持和学科性的历史学家的努力不同。历史学家必定努力保持这种意识，即认为庶民必然是绝对局限在历史被叙述为逻辑的地方。
路易斯·阿尔都塞以下列方式谈到了学科理论成果生产的局限：“哲学的新的实践会改变哲学，而且能以哲学的方式帮助改变世界。”[4](P68) E·P·汤普森在对阿尔都塞的评论中，认为英国的历史教育的方式要比法国的哲学教育方式更具优势。不管在古代那场历史与哲学的争辩中我们站在哪一方，我们都有责任认识到学科必须与庶民的社会实践有差异。承认这一点并不等同于承认机能主义的弃权。福科学术生涯有一个奇特的事情，在他最有影响力的后期的某个阶段，他就是扮演了一种类似放弃的行为，他拒绝给受压迫的臣民特权，似乎他们自己能替自己说话。庶民研究小组，那些再现的有系统的追踪者，不能够追寻那样的线路。巴特在采取符号学的立场后，他在很大程度上转向自传和对碎片的肯定。在这一点上庶民文化研究者们也不赞同巴特，这不仅因为他们对符号学的热忱，还因为他们力图把那些积极生活着但却被其他地方的有意的片段的记录所遮蔽的个人的历史传记收集起来。他们有责任把庶民作为他们自己历史的主人。采取这样的策略，他们就揭示了产生于西方的人文主义批评的局限。
我们发现西方的激进知识分子故意选择庶民问题，要么给予受压迫者巨大的具有表现力的主体性，要么就是完全忽视他们。这种情形的逻辑是由后现代话语产生的，在这样的话语中群众只能是群众，因为他们的社会能量已经凝固。就像一个冷的储藏室，只能吸收和综合热量。这样的否定导致主体位置的空缺。虽然没有到无人再说“我”的地步，但也到了说不说“我”都不重要的地步。尽管这些西方知识分子中有些人真的关注他们自己国家中的当代新殖民主义，但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历史并不了解，对于认知暴力也无所知，而正是认知暴力构建抹去了主体，使得主体被迫集中注意力于帝国主义者自己构建、自己巩固的他者的空间。
我的观点是，如果庶民研究者把恢复主体的工作看作他们的关键策略的话，他们就不会错过当代西方反人文主义中的这种症状的空缺。在他论权力方式的开创性的文章中，查特吉引用了福科对18世纪的研究。他写道：福科在他对精神病、临床、监狱、性和人文科学兴起的历史研究中试图展示这种新的统治权力的复杂性。当我们审视当今世界所谓落后国家的统治权力的时候，具有现代特征的权力行使方式的统治似乎是有限的，旧有方式的滞后使之合法化。而且由于它们以特别的状态和方式组合在一起，又似乎在这同时为统治阶级行使他们的统治打开了一系列的全新的可能性。
我先前已经提到危机的力量在研究小组的作品中并没有被系统地加以强调。比如，福科的例子可以被看作在欧洲意识以内制造危机。在我读查特吉的论文几个月前，我就对福科的这段话写下了几句评语，其态度竟惊人地相似。当然我是在从事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生产的工作空间里著述的，尽管受到了诸如福科等思想家的影响。我所谓的欧洲的意识危机在我的文段里被更强地加以标记，这并不能表明我特别敏锐。我下面的论点是要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反人文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的关系并不只是一个“扩大可能性的范围的问题”。
尽管福科在权力分布方面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对帝国主义地理学上的再书写的意识并没有激活他的假定。他被由西方再书写产生的严格的版本所欺骗，因此为巩固它的效应帮了忙。17、18世纪的新的权力机制（马克思的描述是剩余价值的提取不需要额外的经济压迫）是由领土帝国主义来确保的——地球和它的产品——“另一个地方”。主权的代表在这样的区域是至关重要的：“在17、18世纪，一个重要现象是，一种新的权力机制的出现或者说发明拥有高度具体的程序的技术……这我也认为是和主权关系绝对矛盾的……我建议要获得西方的独立自足的版本就要忽视帝国主义的系统工程。有时候，福科对欧洲帝国主义几百年来的分析非常卓越，它产生了异样现象的一个微型版本；空间的管理——通过医生，行政管理的发展即管理精神病人、囚犯和儿童。诊所、精神病院、监狱、大学似乎是一幕幕排除了帝国主义宏大叙事的寓言。”[5]
流言
流言最广泛地在《殖民印度的农民叛乱的基本状况》里被讨论。在整个小组的研究中，就庶民的交际方式如流言在叛乱动员中的性质和作用有一套隐晦的假设，古哈（Guha）的文章把这套假设说清楚了。它也强调了他们总的实践中固有的矛盾，这种倾向与后结构主义和他们对早期符号学的巴特、列维·斯特劳斯、格雷马斯和分类学的苏联结构主义者如维果特斯基（Vygotsky）、洛特曼（Lotman）、普洛普（Propp）相似。
想建立彻底的分类学，“通过元语言学的操作来指定名字”的计划，由于后结构主义的反人文主义对知识主体的批评而困难重重。对于这个问题我文章的其他地方已经谈了很多。上面所列的所有人都容易受到这个指责。这里我想指的是他们共同的语音中心主义，认为言语是声音——意识的直接的立即的表现，而书写则是言语的间接的记录。或者，如古哈引用维果特斯基的话，“口语的速度不利于明确表达复杂的过程——它没有留给熟思和选择以时间。对话意味着瞬时的未经事先考虑过的意见。”[2](P261)
据此，书写的历史是和剥削的诞生和发展同时进行的。现在我们说书写是“狭义的”或者“受限制的”是有证据的，再没有理由质疑它了。然而，与书写受限制的模型相对应，也不能建立一种言语的模型，认为它建立在原初的心理模型基础上，而拥有完全的自我身份，这种模型意味着“预谋”的空间被限定在熟思的意识内，它的经验主义的证据就像“口语的速度”一样是极印象主义的。
与此相反，后结构主义的意识和语言的力量认为，所有可能的表达方式，口语的笔头的，都和它本身有距离，如此意义才能出现——不只是为其他才产生的意义，也是为它自身产生的意义。我在“异化”的讨论中已经阐述了这一观点。这些理论进一步表明，这个“自我”本身不是根据而是建构的结果。
为了进一步思索理论是如何禁止了“天真”（naive ）的心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表现，我们应该求助于德里达的“签名事件语境”（Signature Event Context）。这里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样的思维线索和抽象决定“具体”的观点是一致的。后者不是关于时间的优先而是逻辑的优先。很遗憾，由于恩格斯想使马克思易理解的崇高的努力，“决定性”（determination ）经常被缩减至“随意性”（causualty），我不应该嘲弄那样的历史情景。完全可以进一步说， 以这样的观点，“把语言描述为对自我的最切近的表达”就标志了欲望的在场，即被迫忽视自我的感觉产生的复杂性。这样，也不得不承认，没有言语，没有“自然的语言”，甚至没有任何一种手势“语言”，不用已有的代码为中介就能指意、指示或表达。那么就会进而开始怀疑狭义书写的最权威的、潜在的剥削性表现是在隐晦的语音中心主义的基础上运作的，其前提是言语是自我最切近的表达。
我承认，把处于庶民语境中的流言的力量看作是从参与不合法书写中来的，而不是从法的权威地书写中来的要恰当一些——它本身是得到法的精神的语音中心模型所许可的。我们也要记得，农民的思想既是受语音中心主义传统的影响——在此传统中，听得到的东西享有最大的权威性，也同样受到历史学家的西方语言学的语音中心主义影响。再次，它是共谋的问题，而不是知识远近的问题。
那么，如果“流言是说出来的话”， 必须看到它“功能上的切近”（functional immediacy）就是它不属于任何语音意识（说出来的意识）。这应当是书写的显著特征。任何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意识”来填充它。流言激发了同志关系，因为流言集合了每一个“读者”或者每一个“传达人”，而没有一个人是起源或来源。因此流言并不是错误，而是起源的不定，总在流传中而没有可以指定的来源。这种不合法性使得叛乱得以可能。它的在起源和结尾处坍塌的“绝对”的“传递性”，可以描绘为接受到的只在语音中心主义影响下的狭义的言语的模型。
流言是对假定先前就存在的某事的转播。殖民地权威们所犯的错误在于把流言当作了言语，把狭义的言语的要求强加到从参与广泛意义书写中吸取力量的事情上。在这一点上我已经踌躇良久，现在完全可以说的是，报纸是狭义的剥削性的书写。“口语”是语音中心主义的概念，这样的概念认为，权威应该直接来自自我在场的语音意识，而阅读别人的文本就像“演员在舞台上所做的”只是广泛意义书写的运动中的装置。要对此加以确证，我们可以看看西方传统中从苏格拉底到霍布斯和罗素到奥斯汀对说话人和修辞学家所做的对比。当报纸开始报道流言时，投机的可能性的范围就变得更具有诱惑力。调查者自己似乎也受到了“绝对传递性”的巡回的召唤。
我们可以问下面的问题而不用屈服于那样的诱惑：注意到广泛意义的书写的结构和语音中心主义所宣称的兴趣间的不相称有什么用处？指出共同的语音中心主义把庶民、精英权威和对学科持批评态度的历史学家绑在一起，只有对其持有距离式的阅读才能揭示其对不合法性的拥护，这又有什么用？或者引用伊格尔顿的话：马克思是形而上学者，叔本华也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也是。这样的策略有什么收获吗？如果是真的，它有教益吗？如此同质化在意识形态上又有什么风险？如果解构主义质疑的是形而上学的话语，而且如果这是贯穿一切的，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阅读推翻了一切，也什么都没有推翻。
并非理解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所有方式都同样是形而上学或语音中心主义的。如果精英、殖民权威、庶民和调解者（伊格尔顿／庶民研究者）也有某些共同的看法，而对此我们拒绝承认，那么任何由如此的拒绝所设计的解决将只是欲望在场的标记。最好努力促成一种实践，使它对此敢于加以承认。用隐藏的书写结构机制作为杠杆，有策略的读者就能揭示以上三个团体间的不对称。然而，既然“有距离的阅读”（reading against the grain）必须永远作为策略， 它就永远不能声称已经建立了文本真实的权威，它要永远依赖于实践的紧迫性，决不走向理论的正统化。以庶民研究小组而言，它会使小组摆脱要建立关于庶民和庶民意识的真理——知识的危险。
妇女
这个小组对妇女的考虑是谨慎的。他们记录了一些当工作条件或受教育条件遭受性别或阶级歧视的时候，男人和妇女加入斗争的重要时刻。但是我认为他们忽视了妇女的概念隐喻对她们的话语功能来说有多重要。
在某阅读中妇女在转变散漫系统功能中的作用全是工具性的，就像在叛乱的动员中一样。对这种工具性的机制的质疑很少被这个小组提出来。女性气质对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来讲就像“宗教”一样是一个重要的散漫的领域。
在最原古和本土的宗教水平下，在集体困境和外部压迫的时代“也许给了（反抗的山人）特别的力量”，所有的神都是吃人的女神。在集体的前反叛水平开始逐渐进入反叛，祭品继续呈现给女神而不是男神。就社会的指号过程而言，在一面是作为受人尊敬和稳定的维护者的吃人的女神和另一面是不能被接受为领导的世俗的女儿和寡妇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不明白妇女重要的作为交换的象征物的工具性怎么能被忽视。就像在殖民权力下的叛乱分子的情况一样，作为附带效应，妇女的情况变得“好点”，但这又有什么区别？男性庶民和历史学家有着同样的假想，即有生殖力的性别（女性）是文明社会以外的种类，如果有的话，也是很少地被看作文明社会的一部分。
关于妇女的工具性我还有两个似乎最显著的方面没有谈到：领土观念和权力的公共方式的观念。
领土和妇女的概念隐喻
领土概念在三卷本《庶民研究》中都是隐晦的。清楚的理论表述在《殖民印度的农民叛乱的基本状况》里可以看到。领土是“亲属、社会原初关系的牵引力的结合”（pull of the primordial ties of kinship,community），它是“自治动员的实际的机制”（actual mechanics of autonomous mobilization ）的一部分。在最简单的可能的层面上，亲属概念是由妇女的交换来确定和巩固的。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妇女都是被庶民的叛乱的指号过程所忽视的。
我一直试图揭示研究主体和客体——庶民研究小组和庶民之间的同谋。历史学家对“阶级”和“印度的世袭阶级的巩固”的性别差异的指号过程倾向于重新命名而不是忽略它，这和农民试图消除血缘和共居的差异的尝试是有着某种联系的。
今天，在全球经济的计算机化之后，国家的概念本身正在某些具体的方面遭受质疑：不发达国家融入国际经济的方式已从依靠大量的原始资源和劳动力的被剥削变为制造业占绝对优势。这个趋势和全球的繁盛同时进行。出口加工地区不只是统一不变的或地理划界的概念，在它不断的刺激下，发展中国家放松了对多国公司在出口制造业方面引进外资的限制。这导致了关于发展的新的观念的产生，这些观念常质疑预先存在的国家主权的概念。
如果叛乱者是印度第一批抵制领土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和未被人们讴歌的英雄，我们都知道，由于预先存在的父权制结构和跨国资本主义的勾结，是城市的女性次无产者（sub-proletarian）成为了现行的国际劳动分工结构的典型主体。 当我们对这些“永远的临时工”的抵制方式加以调查时，对男庶民的主体构成的质疑就变得相当重要了。
权力的公共方式和妇女的概念
权力的公共方式的概念是庶民研究小组的重要论点。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宗族基础上的公共权力结构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使妇女显现出来也许不是一个应该由小组来承担的任务。然而对我来说，女权主义的庶民历史学家必须把妇女作为结构问题而不是边缘问题提出来。
如果说在解释领土问题时，我注意到了在庶民和历史学家等人士共同认可的血缘和空间的说明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话，在“权力的公共方式”问题上，我们则看到了从亲属角度的解释和政治理解的解释之间的冲突。这是同一场战斗的一种说法——这个世界明显的性别中性化最终用理由解释了文明如何消除和包容了家庭的社会。
在亲属和政治之间的冲突是查特吉的主要观点之一。这里女性身份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在权力分散的领域，劳动的性别分工被日益增多地定义为上面所说的权力的分享。因此，可能有其他的方式解释关于“公共权力的结构必须基于意识形态”的看法。我们的解释将特别注意父权制的结构，它产生了“作为整体的社区”的统一的散漫领域。“作为整体的社区是所有的权威的源泉，没有人是代表权力的永远的亲信。”如果这样来阅读“公共权威的制度化”的叙述，就可以使权力方式的分类学和性别的历史互相影响。
当然我的意思是，通过所有这些领土的和权力的公共方式的不同类的例子，妇女的身份从氏族到氏族，从家庭到家庭之间流动，作为女儿／姐妹和妻子／母亲，甚至当她自身的恰当身份被抽干，还作为句法上的父权制的连续体。在这一特别的方面，社区和历史的连续性是在掩饰了她的非连续性的基础上、在一再地倒空她作为工具的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
结语
在本文里，我已经反复强调了调查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共谋。作为调查的主体，我在这篇文章中的作用完全是寄生的，因为我的对象是《庶民研究》他们自己。然而我也是他们的对象。共谋的链条不会在一篇文章结束的地方结束。
［收稿日期］2005—11—18
译者简介:
张军（1975—），男，重庆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从事文艺学研究OO斯皮瓦克评论了《庶民研究》一书并发表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该书作者从变化和危机的关系入手，把庶民看成历史变化的动因，以此来解构遮蔽了庶民意识的精英的历史编撰，斯皮瓦克对此表示肯定，同时她认为，庶民意识是一种建构而非天生，没有关于庶民和庶民意识的真理，由于精英阶层对认知失败的成功控制，庶民的意识不可能得到恢复。斯皮瓦克还对流言的作用和女庶民的从属地位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