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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来了之后才知道不好讲，为什么？年龄层相差太大，36（岁）到42（岁）的一群人，还有年轻的大学生，你怎么把一家两代人融合在一起还要给他讲呢？讲养生上一拨听，下一拨不听；讲励志，下一拨听，上一拨不听；讲成功，底下（有）一半儿人都有经验，很难，所以，聊聊天吧。 这一个月正处在厦门的读书月，我是受出版社的“裹挟”，来跟大家谈阅读之美，其实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稍微悲哀的事情。今年台里头做一个关于读书的公益广告，这几年（都在）做读书的推广，我总纳闷一件事，你见过国际上把哪个日子定为“吃饭日”吗？说到国际吃饭日，没有。那既然国际没有吃饭日，那为什么要有一个读书日呢？对于人们的身体，肉体来说，不吃饭活不下去，那我很纳闷，对于我们的精神来说，不读书难道不也是跟不吃饭一样活不下去的一件事吗？那么为什么现在都已经堕落到了要全社会去推广“阅读”这样一种现状？我觉得这件事情恰恰印证了此时此刻中国的某种悲哀和某种觉醒。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前不久在APEC上，普京送给了总书记一部手机，这部手机我看完细节之后发现，只有俄罗斯能做，中国做不了。是他们技术很高科技吗？没有。这个手机是两面屏幕，这面跟咱们的手机一样是正常的，另一面是跟kindle一样的、像水墨一样的屏幕。我为什么说中国做不了？俄罗斯的人均阅读量在全世界排名是很靠前的，脑海中能诞生（这样）一个手机，一个屏幕是正常的彩屏，另一个屏幕是墨迹的屏幕，只有爱读书的国度才可能把它研发，他才会把一个手机跟阅读和使用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我们设计成两个屏幕，一定是为了变得更加便利，更加色彩斑斓，而不是考虑是否更适合阅读。 同样的道理，今年八月份我去法国巴黎的时候，大家知道，八月份的时候，巴黎人民非常可爱，把整个巴黎全部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见着中国人的可能性会比见着法国人的可能性更大，他们都去度假去了。就在探讨这个度假的事情当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中方的高级官员跟我说了一番话，给我的触动非常深。他说该怎么看待法国人像命一样地捍卫这一个月的休假？中国人经常会觉得法国人太懒啦，一到夏天钱都不挣全跑啦，都去度假了。我们非常容易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法国人是怎么去面对、思考，解读这一个月呢？在全世界，如果论有创造力的国家来说，法国，是最好的比如说在诺贝尔文学奖，法国有多少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包括法国的电影，现在我依然是法国电影的狂热爱好者，只要看一部法国电影，当然，也是他不错的电影中的一部，我就几乎从来没有失望过。在我最喜欢的三部电影当中，就有一部是法国的。法国人认为法国之所以有创造力跟这一个月休假紧密相关，因为每年他们有一个月去保证安静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经常有发呆的时间，让他们了解生命。每年都要休息一个月，宁可少挣点钱，在这背后是一种对生命更透彻的理解。 生命不只是使用，还需要奖励，而我们对生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口号上会说：活到老，学到老；其实我们往往是“活到老，挣到老”。钱永远没够，大家都在忙碌着，其实中国古人早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忙”。“忙”就是心亡。法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国度，跟他们经常要停下来，面对自己，成为自己的朋友，与自己对话，与时间和空间对话紧密相关。后来我总结，想要有创造力，需要有三个条件：有钱（有一定的闲钱），有一定的闲人，还有一定的闲时间。没有这三点，想有创造力，不可能的。 去年是《东方时空》创办二十年，它在1993年创办，为什么几年就成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新闻专题节目？那种创造力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就从这三个“由于”来的：由于进行了改革，大量的人可以进来，不合适的人可以走，每一个栏目的人都会有一点富余。这种富余就产生了强大的竞争力，同时也有了生存的压力，这就需要更有创造力和干得更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由于当时搞改革，钱制片人可以支配，干得好的人可以多给，干得不好的人可以少给，有一点闲钱。第三个由于不是满员，同时还可以吸纳社会的大脑，优秀的人云集在这里，就会有多余的时间和智慧，创造力就诞生了。那样的几年时间里，永远是前面在播节目，后面就有人在研发新节目，所以，很多新节目都不是领导指令的，而是我们自发推动的，像《实话实说》这样的节目，领导没让做这个，一看还不错。创造力就是这样诞生的。 四个苹果创造世界。第一个是亚当夏娃的苹果，与人类有关，第二个就是牛顿的苹果，发明了万有引力，第三个是乔布斯的苹果，第四是中国的小苹果，解决了庞大的大妈们多余的精力，这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说牛顿的这个苹果，我相信在此时此刻的中国，这样的传奇不会诞生，此时此刻有几个中国人有那个闲工夫躺到苹果树下去？在一个讲究“爱拼才会赢”的国度里，这是闽南语对这个国度最大的贡献，好多不会讲闽南话的人都会讲“爱拼才会赢”的闽南说法，在这个“爱拼才会赢”的国度里，有几个人愿意躺到苹果树下去闲呆着？好，即便有人躺到了苹果树下，被苹果砸完之后的反应也一定很“中国”。 第一个，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抱怨。此时此刻的中国最大的特质是抱怨，我们可以到任何一家餐馆去听，小三在抱怨正房，领导在抱怨下属，下属在抱怨老板，老板在抱怨体制内，体制内在抱怨体制外，反正所有人都在抱怨，因为大家都觉得责任是别人的，与自己无关。每个人都在抱怨中把自己给摘（除）出去了。其实。你什么样中国就什么样，你进步了中国就进步了，但是中国人不会用这样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因此第一个反应就得抱怨，“谁管的树？你们领导在哪儿？把他给我叫来！”一定会演变成为这样一种局面。 人家说一个外星人如果掉入地球，掉到其他国家命运可能相同，掉入中国会有不同的命运，要看它掉入哪个省。如果掉到陕西，就会把它埋上，一百年后再挖出来。如果掉浙江义乌，就制造一批模型。如果掉在东北，训练训练上二人转舞台。要是掉北京，更搞笑了，“赶紧问下是什么级别要不不好接待。”所以我们会有我们此时的特征，你就会去想我们现在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时代吗？当你看多这样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种本源，此时此刻有多少中国人会去做无用的事呢？但是创造力就恰恰跟无用的事联系在一起。 第一个黄金周，我在厦门。全中国的第一个黄金周那天我在厦门，带着老婆孩子，孩子还很小，我们喝茶喝到十点半的时候就被临时通知“全走，所有的茶室要改成宾馆让人睡觉”。因为第一个黄金周，厦门没有想到游客是如此的海量。等我回到宾馆的时候，大堂里全是人，在等床位。 第二天去鼓浪屿，噩梦一般的旅程，但是，到了鼓浪屿之后没有几分钟我就成为最幸福的人。一艘艘船在鼓浪屿停泊，（大家）下船，99.5%的人直奔日光岩。还有人问：哪儿是鼓浪屿最有名的？日光岩呐！旁边的人也不用问，跟着人流走了。我带着家人跟着人流到了日光岩一看，人满为患，人山人海，都快看不到日光岩了。我就势拐到了鼓浪屿的巷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那一上午直至下午，我们把鼓浪屿都逛了一遍，甚至还钻到那时候还有一个什么洞里。最美的鼓浪屿在最火爆的黄金周是没人的，几乎属于我们这一家人。但是，涌入的人们都在日光岩，因为他们要照一张相，留言“我到了鼓浪屿”。从此我几乎不到任何一个景点去照相，因为生命很短，照相的那个时间不如留在自己的记忆当中去感受。 所有传说中最美的鼓浪屿，比如说钢琴的声音，从窗户里头传出来，我全听到了。野猫跑过，张三丰的奶茶等等。这个时候要反过来去思考，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哪些问题？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有哪些问题？闲逛是没用的，我们讲究直达目的地，干任何事情我们都是功利地直奔目标，过程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手机阻止了无聊，也阻止了无聊所拥有的所有好处。这句话开始很绕，但是当我开始想明白了，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无聊是有价值的，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无聊的时间，只要一“无聊”，人们下意识地就拿起手机来，“无聊”就被填满了，看个微信瞎搜一番，“无聊”就没了。无聊之中所临时诞生的某些千奇百怪的，天马行空的创意都消失了，甚至“无聊”本身也消失了。“无聊”也是创造的一个重要母体，而我们现在连给它时间的可能性都没有。 中国人不做无用的事，什么是无用的事，什么叫有用的事？与升官有关的，与发财有关的，与出名有关的。比如说在我们的学堂里，现在的学子提的（问题）跟过去不一样，现在的学子提的问题都是有指向性和目的性，功利性极强，“我该怎么办？”“应该怎么着？”“你直接告诉我一个什么？”我每次都回答我不是卖大力丸的，我治不了“急”病，只能说一些慢道理。但是现在的人觉得慢道理不叫道理，你必须要告诉我一剂药吞下去立马要见效，只有一种药真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是）剧毒的毒药。你只要吃下去，保证两分钟后啥事儿都没有了，你吃吗？所以，有用的药恐怕都需要时间。 现在中国人很有意思，看名片、递名片。回到家一看，这哥们没用，撕了，因为你用不着他。就在一个又一个筛选名片，把没有用的名片一张张撕掉的过程中，你（错过了）生命中有趣的人，留下的全是有用的人嘛，有趣的朋友越来越少。 我们该怎么重新去理解无用之大用，包括阅读本身？今天下午有个小伙子跟我聊，说我特倒霉，本来报了某个学院的某专业，后来被调剂到了汉语言文学，它有啥用啊？我给他四条出路。现在12月份了，回去复读可能有点来不及了，自己考虑清楚。第二条，学校能转系，试试。第三条出路，大学本科学的是思维方式的熏陶，研究生选专业的时候选择一个跟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关的专业。第四条非常重要，没准你会爱上它，试着爱上它……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对汉字的喜爱是在增长的，好多人跟我说，谁这年头还在读诗啊……诗歌里有最浓缩的中文，我要告诉他们几件事情，第一，中文是每天面临再次发明的。发明这个词是理科啊，怎么会跟文科有关？我说不，汉字的常用字五六千字，但是每天当你落笔要写字写文章的时候，你都承载着或主动或被动的重新发明汉字的可能。想想我们厦门的诗人，舒婷，很多年前同样路过神女峰，为什么她能写下：“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上痛哭一晚。”这两行诗有哪两个字你不认识吗？但是她把我们熟悉的汉字重新组合在一起，诞生了“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意境，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在诗歌里头，同样存在着看似无用的东西，但是汉字每天都可以重新生长。我们要探讨中文的无限可能。 海子写过“今夜我不想人类，我只想你”。这是海子最伟大的一句情诗，依然是大白话，但是它有我们最浓缩的东西。当一个民族有持续二十多年的时间不读诗厌恶诗，而且把它边缘化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些东西开始重新有用了。但是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往往）是无用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是什么？戒指。你告诉我一个实用功能，它有吗？但是它非常贵。顶针，几毛钱一个，但是戒指呢？无限。还有服装，比如说，服装有用的功能是什么？保暖和遮羞。如果要是满足它有用的功能，去个小商品市场，100元一身，拿下。但是很多女士的一身10000都拿不下，这9999花在哪儿了？花在没有任何实际功能的用途上，牌子、感觉、样式。它一点也不会为保暖和遮羞增加更多的因素，很贵很贵的东西在遮羞方面反而能力减弱了，尤其在夏天。无用的才最贵，（你们可以）去研究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看看是有用的贵还是无用的贵？ 曾经有一次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陈丹青非常认同我的看法。陈丹青他们干的这活儿有什么用？请问画家有什么用？诗人有什么用？没用啊，大前年我去了浙江富阳，也就是著名的《富春山居图》的富春，到了那儿之后，我详细地了解了黄公望的故事。老爷子九百多年前到富阳，之后也被边缘化，六七十岁了才在边缘的山里画这幅《富春山居图》，城中心都是领导、企业家、达官贵人，黄公望用了六七年的时间把这幅图在寂寞中画完，画完给了一个僧人“无用”。一个寂寞文人感叹自己无用，恰恰遇到一个叫“无用”的僧人还喜欢这幅画，送了。九百多年过去了，城中的达官贵人不知道哪里去了，但是这幅无用的人画的无用的画可是真有用，成了这个城市招商引资的最大名片，甚至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都谈到了这幅《富春山居图》。它有用吗？没用。真没用吗？ 今天下午，也有学生跟我沟通关于读书的问题，“我喜欢读书，但我的很多同学都去看美剧等等，我是不是需要坚持”等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炫耀读多少书和炫耀多少财富没什么区别，都挺招人讨厌的。另外，当用“坚持”这样的字眼去说读书时，已经坏了，读书是一种乐趣。有人问我，哪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每个人都想得到一个功利性的结果，对你影响最大的一定最有用。但我觉得对我最有用的书肯定就是新华字典啊。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剩下的、所有的书都像小溪流从源头出发，长江黄河在开源的地方都是涓涓细流，然后不断地有水系汇入其中，然后不断地、慢慢地壮大到长江和黄河如此之辽阔。你能知道是哪条汇入的溪流、哪条汇入的河流让黄河成为黄河，让长江成为长江？我当然无法回答，我这一路上汲取的这么多营养，到底是哪个营养塑造了我。有人问我读了多少本书？我说无法回答你一个数字，此时此刻我什么样就可以反过来告诉你我读了多少书，因为它变成了我。最重要的是，读书本身是一种最大的乐趣，不是我的结果让我得到了乐趣。 现在去中国的书店，最显著的特点是有这样几摞书。第一个是与考试有关的书，第二个是（关于）养生的书，第三个是所谓的畅销书。这涉及到人们所关心的（内容），要过关，要长寿，要有谈资，怕被时代抛弃，其实全具有功利性。但是有很多好书不是为了功利，而是为了有过程。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多乐趣。 今天我在来的路上看的这本书，一次又一次地让我热泪盈眶。这种热泪盈眶我觉得很好，我还有热泪盈眶的时候，我还知道自己是谁。当你知道自己是谁的一个重要缘由是，知道你还容易被什么所感动。我来的路上看的是《西南联大行思路》，是张曼菱写的一本书。这本书有太多让人热泪盈眶的地方。比如说邓稼先的爸爸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在抗战爆发的时候，他的儿子即将要去昆明读西南联大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儿子，学科学吧，科学有用。”这句“有用”的确反应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某种心声，但是如果没有哲学，没有他所拥有的境界，（他）怎么会让自己的儿子在国难当头，抛离这一家子？最后，邓稼先（成为了）我们的两弹元勋啊！ 南开大学在1937年7月29日被炸成一片废墟，当时的校长张伯苓写了一句话“物质之损失我毫不挂怀，南开之精神将在这个废墟上永远。”蒋介石决定彻底抗日就是在头一天，南开被炸之后第二天作出的决定，蒋介石讲了一句话：“中国在，南开在。”张伯苓的儿子从军学了飞行，最后驾驶那种简陋的飞机，在与日本人的战争中阵亡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校长，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校长公子。我那时候眼泪就下来了。这都是一些无用的叙事，藏着这种无用的阅读乐趣。你的人格就是在这种无用的事情的一步步熏陶过程中，慢慢健全独立起来。 现在应该提倡越来越多的人去做看似无用的事……我每周必须跑五天的步，非常无用的事儿，但是在跑的过程中慢慢成为一种享受，你跟自己对话，把自己放空。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跑步，的确，当我跑完步的时候，累的是双脚，但心和脑子都缓和过来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辩证法。 大学是止于至善，这是我认为大学最重要的因素，永无止境。创新需要具备的素质：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立的人格，人心的自由。我们过去对自由的理解是狭隘的，真正的自由在内心。面对最小的宇宙和最大的人心，只要可以探究的而且能得出一定结论的就不算辽阔，无法掌握的是最辽阔的，人心是最辽阔的。创造就是对固有牢笼的挣破。所谓自主创新，没有自主就不会有创新，一所好的大学是将有用的和无用的相结合。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件事有人说对有人说错，这是常理。我舅舅是中学数学老师，以前每天都跟我玩一个游戏，每天都给我出一道题，但“缺德”的是他往往先画一条辅助线，让我去找第二条辅助线。当时我是一个孩子，只是每天去完成一个任务，总能找到，因为任何一个平面几何题都有一条两条甚至三条四条辅助线能把它搞定，很多年后，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深深地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因为我从那时候开始，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不止有一个答案，当别人有一个答案的时候，我总是下意识地要去找第二条辅助线，创造力和不同就在这一个小细节上诞生了。 你要知道，第一条辅助线是功利的，第二条辅助线是无用的，但是第二条辅助线提升了我，塑造了我。作为一个学生，只要我找到第一条辅助线，得10分，OK啦，我完全不需要再去找第二个答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玩的训练，深深成就了今天的我。我不相信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当别人有了答案我也从不绝望，我再去找第二个答案就好了嘛。所以我称之为第二条辅助线，而它恰恰来自于不功利性的无用的训练。所以未来中国的创造，一定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发呆，开始思想，开始与众不同，开始另类，开始有第二条辅助线，开始做无用的事情都被鼓励。 人类的进步是由科学家的好奇推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相通的，杨振宁跟我说过，物理学到尽头是哲学，而哲学学到尽头是宗教，所有的东西是一个大圈，因此他的话对我是有相当的说服力的。他是这个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为一个大家会看到一个相通的地方，而不是聚集在这，他之所以给我讲这句话的缘由在于他经常做无用的事儿，而且感谢这件事儿，就是读大量的金庸小说和各种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