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期档案学研究边界的适度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时期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档案学研究范围的拓展和研究内容的深入是国内学者对档案学研究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① 笔者赞成这样的分析。但是围绕着档案学研究边界为什么需要拓展，以及在研究边界拓展过程中如何处理档案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学界却少有系统认识。如何在档案学研究中避免可能出现的“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这一现象，迫切要求对有关理论问题给出回答。本文试就此提出若干观点以供大家研讨。
一、档案学研究边界拓展的基本原因分析
在档案学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档案学与社会变革的互动是显而易见的。笔者认为，竞争（competition）、协作（corporation）、变化（change）和用户（customer）是当今社会档案部门面临的“4C”因素，也是推动档案学研究边界发生变化的内在原因。
1.竞争
档案部门面临的竞争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不同层面：
第一，档案部门与其他信息服务机构之间的竞争。虽然我国图书情报机构和档案机构在基本职能和馆藏资源上各有侧重，但它们在服务内容、管理水平、开放程度、公众美誉度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存在着无形竞争。从上述竞争要素看，档案部门虽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也存在着更多竞争劣势，档案部门有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这种被边缘化的危险在机关或企业档案机构的运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一方面由于政府部门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以及企事业单位信息化的推进，文件、档案管理自动化和被集成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文件、档案管理可能会发展为电子政务系统或办公管理系统的一种功能而不再需要专门的组织和人员，企事业单位档案机构部分功能在组织内部被替代的可能性也有所增加②。另一方面，在企业内部，企业信息中心、竞争情报中心等均是较强势的部门，它们与企业经营决策的关系更为紧密，对企业的贡献也更加直接，这也无形之中增大了企业档案机构的生存压力。
第二，档案部门与专业信息内容服务商（ICP）之间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看，档案部门就是一种专业的档案信息内容服务者。档案部门因其拥有的文件与档案信息内容的独特性、垄断性或不可替代性，从而具有了其他专业信息内容服务商所不可比拟的专业或垄断优势。由于长时期以来我国政府文件与档案（它是社会信息资源的主体）的开放与开发均由政府机构或公共档案馆完成，国家并未明确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的自由使用原则（如有关主体获得政府文件与档案信息后可以进行再开发与再加工），这就使档案部门的专业与垄断优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大。但是，随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自由使用原则将成为我国文件与档案管理政策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政策导向的引领下，专业信息内容服务商涉足文件与档案信息资源的增值开发将成为可能。档案机构与专业信息内容服务商之间的服务竞争必将形成。由于专业信息内容服务商在投资能力、技术条件、运作机制、资源整合水平、营销技巧和个性化服务等竞争要素上明确优于档案部门。因此，档案部门的竞争要素“短板”现象将更加突出。档案部门必须构建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创新管理与服务策略，这也引发了一系列全新的档案学研究领域与研究课题。
2.协作
协作与集成是信息资源管理工作的发展方向。学界对档案管理业务与其他信息管理业务的协作早有共同认识，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的图情档一体化管理研究课题实质上就是探寻实现相关信息管理活动协作的基本途径。笔者认为，集成的本质是一种竞争性互补关系，即各种要素通过竞争冲突，不断寻找、选择自身的最优功能特点，在此基础上进行要素的整合和优势互补。图情档一体化管理的目标是实现多种管理要素的集成。这种协作与集成体现在：一是对各类管理主体的集成，其目标是从技术与组织两个角度上破除已经和可能出现的“信息孤岛”现象；二是各类信息资源要素的集成，其目标是实现信息、信息技术、信息设备和信息人员等众多信息资源要素的匹配与耦合，以获得最佳耦合效应；三是信息资源开发服务领域的集成，其目标是在整合各类不同信息内容资源和发挥不同资源特点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为用户的信息服务。除此之外，档案学科与相关学科科研活动的协作、学科研究对象趋同背景下的图情档教育协作等都是档案工作与相关管理活动开展协作的可能内容。
3.变化
从近几年的发展看，新技术的运用、经济形态的转型、社会政治生活的变迁和文化的多元发展等均对档案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可喜的是，在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进程中档案工作已经作出了一些适时响应。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档案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变化。档案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新型档案机构的建立、传统档案机构的职能拓展和“社会型”（而非政府型）档案工作领域的开辟。政府和商业性文件中心的建立、档案资源整合背景下的区域性档案管理机构集成（如安徽省与上海浦东的试验）、档案事务所或中介机构的尝试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档案工作运行效益与效率的提高。此外，公共档案馆等传统档案机构也在强调其保存社会记忆功能的同时，更加突出了社会服务功能，并以此为导向进行了一系列服务内容与管理形式的创新（现行文件开放和区域性电子文件中心的建立就具有典型意义）。③ 而“社会型”档案工作则是指档案工作适应“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不再单纯以记录和反映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和历史事件为中心，而要转变为以记录和反映社会问题、社会大众和社会发展为中心，并实现由服务政务向服务社会的历史性转向。与此相适应，社区档案管理、信用档案管理、社会危机事件档案管理等面向社会的档案工作新领域也在近年应运而生。这是档案工作适应社会变革要求所作出的必然反应，但在当前这种反应还是初始与局部的。如何以“社会型”档案工作的思路为指导实现档案工作的全面创新将是今后档案工作发展和档案学研究的主要课题。
第二，信息技术运用引发的档案工作变化。信息技术运用对档案工作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带来了档案管理对象（由纸质文件转变电子文件或数字信息）、管理业务流程和管理方法手段的变化，而且要求涉及档案管理的全部要素都应作出适时调整。目前学界关注的焦点普遍集中在对象、流程和方法手段等要素上，而对制度、人才、机构、绩效等要素有所忽视。信息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普遍运用要求对各类标准化制度、安全制度、鉴定制度、分级分类管理制度、资源规划制度、信息资产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做出调整、完善和创立；要求对未来档案工作者的职业定位、岗位胜任特征与职业素养、职业认证、职业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等做出科学界定与合理安排；要求针对功能虚拟、组织虚拟和地域虚拟等各类虚拟机构设计出科学健全的文档管理制度和方法；要求针对机构、工程与流程、人员等不同对象分别制定出关键性绩效指标和绩效考核制度。
第三，档案管理范式的变化。有关学者运用美国科学史家库恩的“范式”理论探讨了档案管理范式的转变，提出档案管理正由史料管理范式向信息资源管理与知识管理范式转型、由“司法—行政”范式向“社会—文化”范式转型。④ 上述变化也必然要求档案管理活动和档案学研究内容作出相应的调整。从时间线索上看，我国档案学研究正经历着从以档案客体、业务流程管理和相关理论支撑为核心的研究内容，演变为以信息技术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的运用和研究如何在信息资源（含档案资源）整合基础上实现档案内容的知识挖掘和知识服务的转变。
4.用户
用户是档案管理工作的目标所在。长期以来，我国档案工作主要是一种面向档案资源的管理工作，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也多从研究“档案”开始。从馆藏建设这个起始环节上就重点考虑“档案资源”因素，而极少考虑用户因素，一般是有什么档案资源，管理工作者就收藏和管理什么档案资源，为用户收集、整理和鉴定的理念并不明确，强调了多年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也只是一种单纯面向档案资源的开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各级档案机构虽然馆藏丰富，编研成果也不在少数，但实际利用率并不高，档案管理效益也比较有限。面向用户的档案管理工作则要求从研究用户的需求特点和需求规律开始，并以此指导全流程的档案管理活动。例如，在选择收藏档案资源这一环节上，可以适当弱化利用率不高的档案门类，强化某些利用需求较多的档案类型，并可以考虑将一些与用户关系密切的资料实行“档案化”管理，或是对一些管理新领域开展有意识的“建档”活动（实际上档案界已经开始了这种尝试）。针对“国家和政府”这一最大群体用户建立国家记忆和积累文化资源的目标需求，有关部门可以在国家档案信息资源建设规划和共建共享的整体框架下实行分级分类建设的措施，明确作为国家记忆的主要档案门类与内容并给予重点建设，改变当前公共档案馆在资源收藏上以本馆为中心（缺少合作）、以政府为中心（缺少对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注）、以文书档案为主体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看，公共档案馆收藏的档案资源应更多聚焦在社会民生、民情与民意等内容上。在鉴定环节上，要进一步突出“为用户鉴定”的理念。如何以用户和用户满意为中心指导档案鉴定工作，并以此为起点开展档案管理流程的重组乃至档案学知识体系的重构，这是档案学发展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二、档案学研究边界拓展的趋势与基本原则
处于“4C”环境下的档案学理论研究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充实。在调整与充实中，档案学的学科边界已经和可能出现以下显著变化：档案学科将从重点研究档案的运动与管理扩展到研究文件（含档案）运动的全过程及其管理；档案学科将从重点研究文件与档案信息管理扩展到同时关注各种有形信息并进而可能关注隐性知识的管理；档案学科从重点研究传统管理理论与方法扩展到对大量技术应用及其所带来的理论创新问题进行关注；档案学科从研究文件信息流的管理与重组扩展到对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本身进行研究。⑤ 与上述变化趋势相适应，由此反映出的档案学科“坚守与拓展”的矛盾关系问题也日益突出。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近年来一些档案学者纷纷转向研究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一些档案学专业杂志纷纷刊发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的相关研究论文。在学科渗透发展和“4C”环境下，如何既继续保持档案学的学科特色，又能在研究边界上适度拓展，实现多学科的兼容，这就成为档案学科发展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在档案学学科发展中必须把握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档案学研究边界的拓展必须以“档案现象及其本质与规律研究”这一研究对象作为基本立足点⑥，或者说，必须坚守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所有研究问题都应与“档案”这一档案学科的元概念密切相关。笔者认为，任何失去了档案学特质的研究取向都可能导致学科定位的模糊和已有研究阵地的丢失。建立在上述原则基础上，档案学研究边界的拓展可以以“档案”为中心适当向前（文件流）和向后（知识流）发生位移，即将文件信息流和档案知识流纳入到研究范围。具体到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档案学研究，就是强调档案学研究不能涉及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本身及其所有建设问题，这既不是档案学人的专长，也不是档案学的特色与使命。比较可取的策略应是将研究重点聚集在新技术环境下政府和企业文件信息流与知识流梳理与设计以及隐性知识的编码化（它实质上是一种建档过程）处理上。应该说，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的本质就是用文件信息流和知识流驱动物流、资金流或业务流的运行，政府政务流程或企业业务流程的重组也是以文件信息流与知识流的重组为核心。近年来档案界在电子文件管理中强调的前端控制与全程控制原则、文件运动的整体性原则等实质上就是档案学科研究边界向前和向后位移的具体表征，只不过这仍然不是档案学科边界拓展的全部。严格意义上讲，以“档案”为中心的文件信息流与知识流管理研究，不仅是全程的，而且是立体的。从全程角度看，档案学研究的薄弱环节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文件信息流的最前端上，如何选择性地对有关业务活动进行科学规范的文本化与编码化，以从源头上控制文件与档案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保证国家档案资源建设工程既没有盲点又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效益；二是在文件信息流的最末端上，如何主动与被动地挖掘档案资源中的有用知识，建构起科学的知识仓库，以服务于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从立体角度看，文件信息流与知识流的管理不是一个孤立的线性管理活动，它要求实现与其他各类信息管理要素的集成。这种集成具体表现在：各类管理主体的集成；各类信息资源要素的集成；多种管理理论与方法的集成运用；信息技术、文件信息流、业务流和政府与企业组织机构的集成；服务平台与服务方式的集成等。档案学科应研究“信息与知识集成”背景下的所有档案现象与规律。
第二，档案学研究边界的拓展必须强化与相关学科的对话和协作机制。由于学科发展具有整合性特征，因此，具有特别亲缘关系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之间的融合与兼容也是大势所趋。建立在统一信息技术平台上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面临着更多相同或相近的研究内容，不仅它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相互借鉴，而且它们的学术研究过程也可协作进行。应该说，研究对象趋同背景下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都面临着学科边界界定与拓展的新问题，这给对话与协作机制的形成创造了良好条件。笔者认为，这种对话与协作机制的运作可以从以下层面分别进行：一是在图情档一级学科平台上开展更多的学术交流活动，打破人为设置的二级学科门户界限，从而为学科对话提供更多机会；二是以图情档共同面临的研究课题为龙头，在有关项目立项中建立首席专家制度，吸收并融合图情档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组成项目团队，从而在项目研究中既发挥专家的学科特色优势，又避免了研究项目上的相互撞车。当前可以启动的合作研究课题可以从“信息技术在图书馆与档案馆中的应用”方向上率先展开；三是相关学科研究人员应自觉克服学科对话的语言障碍。⑦
第三，档案学研究边界的拓展必须根植于不断变化的档案管理实践，并将研究重点聚焦在档案管理制度的建构与完善上。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人类档案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和变化性等决定了在档案学研究中始终都面临着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在过去的档案学研究中，对档案管理实践中一些难点与热点问题的关注一般都是停留在概念与管理方法研究上，远没有深入到制度建构与完善的层次，其结果就是导致了档案学研究处于表层水平。⑧ 近年来在电子文件管理、信用档案建立、信息资源（含档案信息）开发利用、人事档案改革、社区档案管理和政府信息公开与现行文件开放等问题的研究上均不同程度的表现出这种特点，其直接后果是一些业务主管部门在推进相关工作时往往较少顾及到档案学界和档案部门的呼声（这也与档案界的呼声本身就是弱信号有关）。以人事档案工作改革为例，应该说档案学界对其概念与方法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人事档案工作改革的推进是由人事与组织管理部门实际执行。这些强势主管部门最急需的是系统的人事档案管理改革制度设计方案和可能的制度效果评估报告，但档案界目前就无法提供这种制度与政策设计成果。针对上述研究局限，笔者认为，“制度建构与完善”应成为档案学研究边界拓展的重要领域之一。这种学科拓展不仅符合学科坚守与学科特色的原则，而且也可以极大地增强档案学研究成果的现实服务能力，提升档案学研究成果的理论水平。
注释：
①李财富，丁华东：《档案学理论前沿与学科发展》，载《档案管理》2006年第4期。
②此处引用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家集体创作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十五”调查和“十一五”展望》中的有关观点，此报告未曾公开发表。
③周毅：《试论公共档案馆的职能拓展》，载《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5期。
④丁华东：《档案管理范式的转型与社会变迁》，载《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6期。
⑤冯惠玲、周毅、黄霄羽：《档案学科的“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载《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4、5期。
⑥冯惠玲、张辑哲主编：《档案学概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
⑦周毅：《越过“巴比通天塔”》，载《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4期，卷首语。
⑧管先海：《对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若干思考》，载《北京档案》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