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_经济增长论文

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_经济增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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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05)02-0067-06

一、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经济增长的最简单的定义是以国民生产总值表示的“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 加”。不仅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要有所增长,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也 要有所增长。经济增长通常由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收入(NI) 等总量指标或其人均指标的绝对量增加或相对量的增长来表示。经济增长的涵义人们从 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范围作了不同的表述。然而,就其一般意义而言,经济增长 的内涵就是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是一般社会再生产动态的共性本质。

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经济理论研究经久不衰的重大课题。人 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探索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著作,但对经济增长问题的比 较系统的研究则是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开始的,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却使增长的 经济学最终形成为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研究虽然学 派林立,然而,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把影响经济增长中的诸多要素中的某一种要素及其变 化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根据这一理论的立论分野,便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的 物质资本积累决定论、技术进步决定论、人力资本积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我们可以 把以上不同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归纳划分为两个大类:其一是要素投入经济增长论;其 二是制度决定经济增长论。

无论是物质资本积累决定论、技术进步决定论,还是人力资本积累决定论,都是从要 素投入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的。从要素投入来看,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资本、劳 动力、新技术,一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变化或生产率的变化来实 现经济增长的。从理论的阐述来看,描述经济增长最为简单的古典经济学的古典模型把 经济增长视为资本积累的函数,把资本积累视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作为古典模型与 凯恩斯增长理论的混合物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同样强调了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资本 的投入。由于投资的双重作用,它既创造需求,也创造生产能力,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 。正因为如此,历史上古典经济学家大都认为,是物质资本积累推动了经济增长,因而 他们多属于物质资本积累决定论者。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引入了 技术进步因素,而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都当作变量对待,认为这两 个变量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同时还取决于技术革新速度。技术进步也 就成为现代社会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因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大都属于技术进 步决定论者。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已经使物质资本积累决定论、技术进步决定论 日益让位于人力资本积累决定论。这一增长理论也日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理论 流派。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在其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劳动者及其劳动在社会经济发 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或主导作用就做过很好的阐述。这应该说是对人力资本积累决定论的 经济增长理论的较早论述。然而,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舒尔茨、贝克尔、丹尼 森为代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研究才逐渐形成为一个高潮。尽管孤立的劳动力并不形 成现实的生产力,然而,劳动力是生产力中的主体因素,对经济的增长具有直接和重要 的作用。从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可以替代的关系来看,劳动力是一个独立的决定因素。 劳动力的供求状况通过影响投资率的作用,进而在投资率既定的情况下,使经济增长出 现不同速度。尤其是由保罗·罗默和卢卡斯等人提出的新增长理论,肯定了知识作为一 种关键生产要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突出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主张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加教育培训投资,增加用于研发活动的投资,认为技术 和知识应该作为独立的内生变量列入增长模型。战后联邦德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经 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美国知识经济的兴起,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停滞不前,都 使人们意识到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证明了知识和教育对一国 经济增长所起的巨大作用。

然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要素投入外,还有其他因素。制度因素 在经济增长中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道格拉斯·诺思以经济史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基 本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他的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全新理论。他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 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制度创新之所以推动经济增长,是因为制度的变化 具有既改变收入分配,又改变经济中使用资源效率的潜在可能性。制度创新的这种功能 是与制度可影响人类的选择行为有关的。这是因为,制度实际上为每一个参与社会经济 活动的行为人设置了一整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行为规则,这就为每一个追求最大化利益 的行为人规定了约束条件;制度创新通过塑造出新的激励或动力机制,激发行为人参与 交易活动,进行技术创新的动机,推动了经济增长;由国家倡导并为人们所接受或习惯 形成的意识形态向人们提供了价值判断标准;制度还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这些 都对社会经济增长产生了重大作用。归纳来说,制度主要是通过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 来影响经济增长的。显然,诺斯的制度分析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要素投入经济增长论的 一个重要补充,如果我们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就可以对经济增长及其理论作出更 为全面和客观的阐释。

经济增长理论通过研究国民收入的增长,研究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以及影响经 济增长的因素等问题,阐释国民收入或产量长期发展的情况,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 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无论是要素投入论,还是制度决定论)的最大缺陷,就 是只在一个孤立的、自循环的经济过程中来研究经济增长。在这种与外部隔绝、自成系 统,既无外流,又无内流的消费与生产之间自行循环的经济过程中研究经济增长问题, 自然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自然环境系统对它的制约和影响,注 意的目标则只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尽管这是由经济学由来已久,渊源很深的学科自 身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决定的,但时至今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不能不突破经典力学的思 维方法,研究经济增长也不能只研究产出数量的增加,研究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且还要 研究产品结构、财富分配、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变化。这样,经济增长必然演绎为经济发 展。显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不能分开的。这一问题笔者将在以后作专门详细的研 究。这里更多地是想阐述自然环境系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

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应该是彼此适应的关系。自然环境系统为人类生产劳动 提供物质条件和对象,自然资源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自然环境又是人类社会经 济活动中产生的废弃物的排放场所和自然净化场所。这一点人类的行为同其他生物与自 然环境系统的关系似乎并无不同。正是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的这种关系产生了一系 列的长期的“互动”过程。然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自然环境系统的潜力毕竟是有限 度的,它的承受能力有一个最终临界点的事实几乎不可回避。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最大 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地球,而地球只不过是茫茫太空中的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人口和经 济的不断增长,最终将使这艘小船内的有限资源被开发完毕,人类生产和消费所排出的 废物最终会将飞船舱内完全污染。到那时,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崩溃。20世纪60年代末美 国学者鲍尔丁提出的这一“宇宙飞船经济理论”,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著名 科学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对地球资源开发无所顾及、用物质转化的数量来衡量社会经 济成果的“牧童经济”相反的、以维持生态系统的良好状态从而使资源绵延不绝、并使 全社会的成员能得到真正实惠为标准的“宇宙飞船经济”。这种“宇宙飞船经济”要求 :(1)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增长型经济”,而采取“储备型经济”;(2)要改变传统的“ 消耗型经济”,而代之以休养生息的“生态型经济”;(3)应实行“福利量”的经济, 而不能象以往只着重于“生产量”的经济;(4)必须建立能重复使用各种物质资源的“ 循环式经济”,以代替传统的“单程式经济”。[2]

继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之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 麦多斯等人,向罗马俱乐部推出了一份被称为“70年代的爆炸性杰作”的报告:《增长 的极限》。报告认为:人类社会的增长是由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人口剧增、粮食短缺和 普遍的营养不良、不可再生资源枯竭,以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五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的发展趋势构成的。由于人口倍增引起对粮食需求的倍增,经济增长使自然资源的速度 和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也是倍增的,这样,“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 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继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 一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 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3]技术进步并不能制止“世界末日”的来临,只是延长了资 源耗竭的过程和环境污染的过程,推迟“末日”来到的期限。由此,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人类社会经济的无限增长是不现实的,而等待自然极限来迫使增长停止又是人类社会 难以接受的。出路何在?人类社会还可以走最可取的第三条路——自我限制增长。自我 限制的要点包括:(1)保持人口的动态平衡,即人口的出生率等于死亡率;(2)保持资本 拥有量的动态平衡,让每年新增投资额等于折旧额;(3)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就是尽可 能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尽可能减少生产每单位产品所消耗的资源数量和排放的污染物量 。[4]

尽管《增长的极限》一书的观点和要求不符合人类的愿望,也不符合迄今人类文明发 展的历史,对人类未来所作的结论也不一定正确,但它在西方世界陶醉于高增长、高消 费的“黄金时代”时,清醒地提出了全球性的人口、工业化、粮食、资源和污染问题, 对人类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引起了我们的深思,并使我们不得 不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改进,并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系统的关系。

总之,自然环境系统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具有无限承受能力 的天然系统,人类必须积极而主动地采取行动,一方面应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经 济增长赋予更为丰富的涵义;另一方面则应将更多的智慧和技术参与到保护自然环境系 统的活动中去,使自然环境系统和人类经济系统的“互动”过程处于良性循环状态。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的主要缺陷之一是研究物质财富的数量增长,而忽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这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主要区别。经济发展比之经济增长涵义更广。美国经济学家 吉利斯认为经济发展应包含三个方面的涵义:“一是人均GNP水平的提高;二是经济结 构的变化,如工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上升(以及农业比重的降低)和城市人口所占百 分比的上升;三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必须自己动手加入这个经济发展过程,成为使经济结 构发生上述重大变化的主要参与者。”[5]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则认为:“经济发 展至少、必须达到以下三个目标:(1)增加能够得到的诸如食物、住房、卫生和保护等 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分配;(2)提高生活水平,除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外,还应提供更多的 工作,更好的教育,并对文化和人道主义给予更大的重视;(3)通过把人们从奴役和依 附中解放出来,来扩大个人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选择的范围。”[6]由此可见,比 经济增长含义要广泛得多的经济发展,不仅包括产出量的增加,而且包括随着产出量的 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一般经济条件(主要指收入分配)、社会福利、卫生 教育、意识形态等情况的变化。而经济发展的一个更为重要标志则是经济结构的变化, 因而经济发展过程便表现为人类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深刻的结构和技术创新的过程 。

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但包括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强调的是一定阶段上的数量变 化,而经济发展强调的则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生的质变关系,经济发展是一切社会活 动的基本目的,而经济增长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发展。由于即使在经济增 长速度很高的情况下,实行以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或平均国民收入为主要目标的赶超发展 战略,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社会经济的普遍进步,反而出现了农业落后、消费萎 缩、通货膨胀、失业严重、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的“有增长无发展”或“没有发展的经 济增长”的现象。所以到20世纪70年代,传统的强调单一经济增长速度的赶超型经济发 展观念遇到了根本性的挑战,新的“发展”概念被广泛采用,这种新的发展思想强调满 足穷人的基本需求,提倡文化相宜性及鼓励群众参与。这种新的发展思想被称作“基本 需求战略”。

“基本需求战略”将经济发展定义为:“使国家的真实人均收入长期增加的过程—— 必须使低于绝对穷困线以下的人数不再增加,收入的分配不变得更不均衡。”[7]概括 地说,即消除贫困、失业和收入的不平等。总的来说,经济发展的目标,应当包括国民 生产总值的持续稳定增长及其公平的合理的分配。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分配制度上肯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差别不宜过大。一方面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另一方面也要克服和防止收入分配差距上的过分悬殊。

然而,这种新的“发展”概念虽然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新的思考,但其仍然 主要只限于在经济领域内寻找改善或提高,也未阐明这种新的基本需求战略能否长久地 运行。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注意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人 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总目标并不冲突;而如果不保护环境和促进资源的 合理利用,就不会有经济的持续发展或稳定增长。只有保证环境的长期的持续性,才有 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持续性经济发展思想的主要之点有:[8]

(1)持续性经济发展与全社会的发展不可分割,不能有效地分别计量,如“可持续性” 就取决于经济的变化与社会、文化变革及生态演变的相互关系;

(2)持续性经济发展与物质增长相关的数量尺度,意指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下或注定将 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下的人对其的可获得性,保证其有满足要求的物质与社会福利和保 障而不变得更为贫困;

(3)持续性经济发展的质量尺度是多方面的,与保障长期的生态、社会和文化相关,有 支持经济活动和结构变化的能力;

(4)持续性经济发展是不易计量的,其数量尺度和质量尺度是相互加强和相互联系的。 因而不能为任何直接的和可计量的经济增长的观念所完全概括。

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给生态环境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在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发 展中国家,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生存需要,不得不以拓展生存空间的粗放方式来 维持国民生计,低价出售原料,高价买进工业制造品,使财富继续向发达国家流动和积 累,由于自身的自然资源被大量消耗,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而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消 耗和破坏,又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贫穷与污染 的双重困境。广大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加上资本缺乏和技术落后,要 推进其工业化进程就只好再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作为代价,因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与环 境问题的恶性循环。可见,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与生态环境问题,从而与经济发展问 题是非常密切相关的。

通贷膨胀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普遍遇到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问题 产生的原因很多,除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运用的失误外,与发展中国家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也是分不开的。由于石油开采愈发费力 ,商品矿藏日益耗减,耕地面积在逐渐地缩小,致使绝大部分初级产品生产的实际价值 越发昂贵。显然,随着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系统的日益恶化,不断上涨的实际生产成本 、必然促使通货膨胀的不断加剧。这恐怕也是世界经济增长放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述分析足以说明,无论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环境系统,人类的发展 应该是经济、社会、自然的全面协调发展,因而,经济发展又必然向全面协调发展转变 。

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非均衡环境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在主要依靠市场 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弥补市场机制对经济、社会、生态环 境协调发展无能为力的缺陷,解决市场调节对生态资源合理使用失效的弊端,从而运用 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对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是现 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巨大开放 系统,因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既是经济系统的发展,又是生态系统的发展,还是社 会系统的发展,更是三者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发展;现代经济学所说的 经济活动的效益,既包括经济效益,又包括社会效益,还包括生态效益,更是经济、社 会、生态三大效益的有机统一。按照这种新的发展思路,实现全面协调发展,首先要遵 循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规律,在这一基础上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实现经 济、社会、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表明,由于各国社会、政治、经济、资源、历史等条件各不相同 ,因而,各国发展道路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而且,各国所走的发展道路也不是一成 不变的。因此,世界各国发展模式是多类型、多层次的。然而,不管怎么说,在经济发 展起飞阶段,各国经济都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的特点,只是随着经济的逐步成熟, 一些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越来越趋于走向非均衡协调发展的道路。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起飞阶段,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的特点。从宏观经 济的角度来看,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大量投入和消耗物资资源,表现出速度消耗 型特征;盲目追求产值数量扩张,质量提高极其缓慢,表现出数量粗放型特征;盲目追 求扩大经济增长的规模,科技进步十分缓慢,表现出外延扩大再生产特征;盲目开发自 然资源,资源利用程度低,表现出资源浪费型特征。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集中表现为高投 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率、高浪费、低效益。经济发展的宏观非均衡环境表现为总 量缺口与结构缺口并存,资源约束性缺口与需求约束性缺口并存。所有这些归根到底, 致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低下。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由非均衡发展转向非均 衡协调发展已经迫在眉睫。在这种宏观非均衡环境下选择中国经济新的发展模式,解决 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人口数量庞大、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破坏污染严重加剧、科学技 术落后和社会欠发达的环境、经济、社会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是第一要务。然而,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必须从过去以 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外延发展为主导方式和以重工业为中心,忽视自然生态环境保护 的非均衡发展模式,逐步转向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 生态需要为目的和以内涵发展为主导方式,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相对平衡的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要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和生 态环境的优化。

第一,要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争取实现较快的经济发展速 度。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仍然比较落后,为了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争取一个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仍然是必要的。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不等于不要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把速度与效益有机地统一起来。

第二,要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命 题是实现工业化,中国也不例外。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之所以步履艰难和屡屡失 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脱离农业的发展来片面发展工业。因此,工业化绝不应该仅局限 于工业部门,而应该涵盖整个国民经济。具体来说,工业化至少应该包括工业和农业的 机械化、现代化。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那种忽视农业或靠牺牲农 业来发展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实践证明在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

第三,要在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中国经济 发展的目标是三重的,一方面是要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是要完成以产业结 构高度化为主要内容的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再一方面是要实现自然生态环境的优化 。中国产结构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而无论是产业结构 的合理化,还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都是建立在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的基础上。要实现产业 结构的合理化就要对原有的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实行技术革新;要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 化就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只有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才能实现经济的现代化。

第四,要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世界经济 发展的历史证明,人类在追求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会造成自然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经 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中国的生态平衡和资源保持状况 已不容乐观,如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必然造成进一步的恶化,影响经济的持续稳定 发展。显然,中国经济的发展决不能以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以及对土地的掠夺性经 营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破坏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而是要在人 与自然关系协调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生态环境优化,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 发展。

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协同发展;实现生产增长 、生活提高、生态改善的全面发展;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这就 是中国经济发展应选择的模式。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根据马克 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中 国要发展、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规律 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 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促进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保持协调发展,是科学 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实行统筹兼顾,是科 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科学的发展观是适合中国国情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观,它包括了系统而丰富的内容。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是解决中国发展现实中矛盾问题的迫切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要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自觉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推进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

收稿日期:2005-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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