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消减国际冲突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论文,实证论文,直接投资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冲突是与合作相对的状态，是指某一可认定的群体(不论是社会经济群体、政治群体还是其他群体)由于各自追求的目标相互抵触或看上去相互抵触而有意识地反对一个或几个其他可自我认同的群体。所谓国际冲突，就是指国际行为体为了追求和维护各自所确认的利益、价值和目标而发生的有目的的摩擦、对抗与争斗。本文中国际冲突的概念是在国际政治学概念的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界定，指以国家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理性国际行为体为了追求和维护各自所确认的利益、价值和目标而发生的有目的的摩擦、对抗与争斗，即这些冲突不包括宗教狂热和意识形态或民族主义严重抵触的国家之间的冲突，也不包括经济理性的国家在涉及主权、宗教等国家极度重视的“生死攸关”问题上的冲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经济利益放在国家利益的首位，这一前提使得用经济手段解决国际冲突成为了可能。
20世纪90年代以后，冷战的结束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促使人们注重从国际社会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中，特别是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中，探讨影响和制约国际和平的种种因素。传统的国际关系学说中自由主义学派的核心命题——“贸易和平论”再次引起人们的兴趣，“相互依赖的世界将是一个和平的世界”的观点也随之广为流行。经济相互依赖的概念不断延伸，扩展到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迅猛，FDI流入总量由1990年的2090亿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8650亿美元。FDI的流出总量在1990、1998、1999年分别为2450、4750、6490亿美元。与此同时，国际武装冲突的数量由1991年的52件减为1998年的39件(Lotta and Peter，2007)。2001年到2004年国际直接投资数量略有下降，国际武装冲突数量也略有回升，2005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较2004年增长了27％，相应地，国际武装冲突数量减少。于是，部分西方学者把研究视角从国际贸易拓展到国际直接投资方面，开始关注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的影响。本文延续这一方向做出进一步的拓展。
文章基本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冲突间关系的既有文献进行回顾；第三部分在Polachek(2005)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冲突的关系，说明国际直接投资越多则国际冲突越少；第四部分用29个国家1991-200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得出结论。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理论模型比Polachek(2005)的模型更体现出国际直接投资决定要素的特点。在Polachek等人的模型中，他们假定的是，投资回报是投入资本的减函数，这与实际不符，本文中的假定是，投资回报是投入资本的增函数，因为随着投入资本的增多，虽然资本回报率在到达一定额度后会降低，但投资回报却是在增加的。本文还加入了劳动力这个变量，使收入函数与经济学原理更吻合。此外，模型中将国家间关系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投资国向东道国发起的行为，另一种是东道国向投资国发起的行为，这与实证模型更吻合。第二，在实证中改进了以往学者研究的模型，变量全部用理论进行了筛选，在影响国际冲突的控制变量中加入了距离以及上两期冲突水平，另用人均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而非GDP，在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变量中加入了上两期直接投资水平。第三，采用了哈佛大学政策研究中心新开发的数据库，克服了以往研究中采用的数据的缺陷，并且加入了中国数据，使研究与中国实际结合更紧密。
二、文献综述
学者们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的影响主要有两种观点，即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有影响和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没有影响。支持前种观点的学者假定跨国公司是一国与另一国抗衡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跨国公司从属于投资国，而投资国是国际系统中的核心行为者(Hymer，1976；Cox，1987)，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其投资国的对外政策间存在某种联系，因此直接投资会影响国际冲突的发生(Gilpin，2001；Nye，1974)。由于直接投资具有贸易所不具备的特质，因此它能比贸易更有效地减少国家间冲突(Polachek et al.，2005)。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系统之间没有关系。跨国公司在国际系统中越来越成为独立的行为者，他们日益增强的重要性削弱了国家的地位。Ohmae(1990)认为，跨国公司的FDI和一国投资政策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也不会对国家冲突产生影响。这种观点的产生是因Ohmae过于强调跨国公司的独立性，他认为不存在某个国家的公司，而只有在某个国家经营的公司，跨国公司不受国界的限制。
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对冲突有消减作用主要是源于国际直接投资内生性地阻碍了冲突的发生，典型的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FDI给国家提供信息，使国家能够通过信息的交流和共享来阻止冲突的发生(Fearon，1995；Gartzke et al.，2001；Lee，2005)。Brooks(1999)认为，FDI使信息透明化改变了国家参与冲突的意愿。国家靠跨国公司提供的信息可以获得外部资源和供给，而不必靠参与冲突去获取信息，因此发起冲突的意愿减小。Gartzke，Li和Boehmer(2001)提出，经济依赖会促使国家参与信息的交换，国际直接投资是信息交换的媒介，它消除了信息不对称这个引发冲突的重要因素的影响，减少了国家对军备竞赛的需求，从而促进和平(Fearon，1995)。第二，FDI增加了冲突的机会成本，因此会激励国家采用和平的对外政策(Rosecrance，1999)。冲突减少了潜在的收益，导致投资损失。因为冲突导致了风险，破坏了投资环境，因而投资者会非常关注是否有冲突发生或者有潜在冲突的风险(Robock，1971；Simon，1982；Wells，1998)。比如，军事冲突带来的风险主要表现在：生产场所会被破坏，雇佣工人会受伤或遇害(Haendel，1979；Robock，1971)；生产会因工人漂泊不定或生产的原材料供应不足而中断；由于供给和需求的不确定性，市场的作用会被打乱(Howell，1992；Kobrin，1982)；同时，政局受战争影响而变化从而加剧风险。因此，冲突导致的高风险及国际直接投资中断的损失使东道国不愿陷入冲突之中。对于投资国来讲，跨国公司投资于外国是因为它们想获得更高的利润，预期收益越高，一国就越希望对外投资。而投资的收益取决于东道国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等因素(Schneider and Frey，1985)，如果一个市场冲突频发，则不确定性加大，预期收益低。因此投资国也不愿发生冲突。于是，东道国和投资国都会更依赖与贸易、直接投资相关的国际商务活动(Russett and Oneal，2001)。第三，FDI提供了除占领他国以外能获取资源和财富的另一种方式(Brooks，1999；Souva，2001；Souva and Prins，2006)。Souva(2002)研究了近30年来FDI的增长后提出，FDI是一国从别国获取财富的方式。FDI通过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流入来增加一国的财富，于是国家领导人会乐于促进FDI的发展，这是FDI促进资本和技术的福利影响(Johnson，1970)。FDI使一国从另一国获得土地、劳动力、生产原材料等资源，并赚得财富。相比之下，冲突的风险大而收益却不确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FDI成为了征服、占领之外能获取资源的一种方式，它的收益替代了冲突的收益。
目前用于研究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影响的理论模型是将预期效用模型和博弈模型结合起来并进行延伸(Polachek et al.，2005)。Polachek等人认为，FDI促进了国际冲突的减少，并且FDI比贸易有更强的消减冲突作用，但他们的模型没有很好地突出FDI的独特特性。在实证研究方面，Margit和Hans(2004)用1980-2000年的数据检验了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FDI能防止国家陷入冲突之中，和平在FDI增长的条件下能更好地发展。但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单方程普通最小二乘法，这使模型存在内生性。因为直接投资会与冲突间存在相互影响，即，直接投资会对冲突产生影响，冲突对直接投资也会产生影响，比如冲突导致的投资环境变化会影响投资者信心和投资决策。Lee(2005)选取1970-2000年70930个双边事件用离散因变量模型估计了FDI对国际冲突的影响。他加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对方程进行多次修正，得到的结果也是FDI对国际冲突有消减作用。但他的模型同样也存在内生性问题。Polachek等人(Polachek et al.，2005)用FDI的数据以及与战争有关数据库(Correlates of War 2)的数据做实证研究，发现FDI对国际冲突的影响与贸易相似。他们采用联立方程组的方法得到的结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FDI的流入减少了国际冲突的程度并增强了合作，同时，由于国际冲突的减少、壁垒的降低，国际资本流动也会大量增加。从实证研究看来，学者们的观点比较一致，都赞同国际直接投资会消减国际冲突的观点。
三、模型构建
假设世界由两个国家组成，I国和H国，I国为投资国，H国为东道国。基于Polachek(Polachek et al.，2005)的模型，投资国和东道国的效用函数为：
表示东道国对投资国的冲突(Polachek，1980)。Z值越大表示冲突越多，越小表示冲突越少。
即投资国和东道国都是资本越多，两国的投资回报越高；投资国和东道国发起的冲突越多，两国的投资回报越少；投资国和东道国的公共基础设施水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两国的投资回报越多。
这个条件表示，最优的冲突级别由冲突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交点决定，即MR=MC时冲突级别达到最优。
成本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直接的资源成本，即社会要拥有一单位的Z时放弃的一单位的物品消费。二是加给选择在东道国投资的国内居民的间接成本，这是由于两国关系恶化导致消费减少效用降低。东道国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将式(13)求全微分可得到：
根据以上已知条件可判断出
，即随着k[，2]的增加，Z[，I]增大。这表示，随着投资国对东道国投资的增加，投资国对东道国的冲突减少，合作增加。同理可求出
即随着投资国对东道国投资的增加，东道国对投资国的冲突减少，合作增加。
四、实证检验
(一)研究数据和设计
1.研究数据
(1)国际直接投资及冲突数据。国际直接投资数据来自于Source OECD数据库中的国际直接投资数据库(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Database)。从中选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中27个国家再加上中国、新加坡这一共29个国家1990-2000年双边的直接投资数据①。本文沿用Polachek等人(Polachek et al.，2005，2006)、Lee(2005)的方法，用FDI的流入量代表国际直接投资。
冲突数据选用的是哈佛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开发的实际研究合作(Virtual Research Associate，简称VRA)数据。它们是由计算机程序根据新闻报道的第一句导出的，从这些句子中，计算出行动者、目标和行为。事件用“事件分析的综合数据”(Integrated Data for Events Analysis，简称IDEA)编号。根据Goldstein提出的参照标准，可将IDEA的代码与事件分值匹配起来(Goldstein，1992)②。负值表示冲突，-10表示最激烈的冲突。正值表示合作，+8.3表示最高层次的合作。零表示自然灾害和中性的社会活动。将每组国家按年算出所有事件的权重，获得每年双边事件的整体冲突合作值。由于冲突和合作采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因此如果权重为正，表示双边存在净合作，如果权重为负，表示双边存在净冲突。在以往的许多研究中，学者们通常采用COW 3.0版本中的冲突数据③。但冲突数据是不包括合作值的，只表示每年发起国与目标国之间新发生的冲突，因此这个数据有较强的局限性。本文采用VRA数据有两个原因：第一，相互影响理论认为，国家间关系由冲突和合作组成(Waltz，1979)，这些数据更全面地包含了各种类型的冲突与合作关系。第二，用包含了冲突与合作的数据，可以避免将数据局限在冲突的范围内可能会导致的错误结论。
(2)影响国际冲突的其他控制变量。①距离。许多学者认为，距离因素会影响国家间冲突(Barbieri，1996；Gleditsch，1995；Robst et al.，2006)。本文中采用的是“直接距离”，表示的是事件发起国和事件目标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该值只随国家变化不随时间变化④。②联盟。根据Maoz(2006)、Burt和Talmud(1993)的观点，国家间联盟程度会影响他们间的冲突状况。本文采用的联盟数据来自COW 3.0版本中的数据，用4个值代表4种状态，分别为：“1”表示两国间有防务协定；“2”表示两国武装中立；“3”表示两国间有协约；“4”表示两国间没有协定。本文沿袭Polachek等人(2005)的方法采用滞后一期的联盟数据作为变量。③国家规模。Polachek等人(1999)指出，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会因国家规模的大小而不同，发起国和目标国的规模都会影响冲突发生的可能。Hegre(2000)认为，国家规模有经济、政治和军事含义，国家的规模决定了其资源，一国的相对规模对其战略选择有着经济和军事的影响。由于国家规模的大小难以用绝对标准判定，本文中用人口数目表示国家规模的大小。④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本文用人均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变量为发起国人均GDP和目标国人均GDP的差额。因为在双边关系中，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大小表示了权力是否均衡，会影响国家对外战略的选择，因此会有影响冲突发生的可能性(Gleditsch，2002)。⑤民主程度的差距。许多学者的研究认为国家民主程度与冲突发起可能性之间存在关联，越民主的国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小(Doyle，1997；Maoz and Russett，1993)，但现实主义学派对此提出许多反驳意见(Müller and Wolff，2004)。本文选取的变量是双边国家民主程度的差距，数据来源于“政体4”数据库⑤。民主程度分为0到10这11个等级，数值从低到高表示民主程度从低到高。
(3)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控制变量。许多研究都认为国际冲突会减少国际直接投资，因为国际冲突会影响投资环境，降低投资者的预期收益，从而影响投资者信心(Fielding，2004；Schneider and Frey，1985；Enders and Sandler，1996)。此外，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公共设施水平、人口受教育程度、国内资本等因素也会对国际直接投资造成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数据来自EUGene，公共设施水平用一国的电话使用率代表，人口受教育程度用一国中学入学率代表，国内资本用资本总形成代表，这3个变量的数据都来自于联合国统计司。
2.研究设计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J.H.)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1992)，决定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与否的因素是“三优势模式”，即“OIL paradigm”。其中“L”指区位优势，主要包括要素禀赋、政府政策的影响和社会文化环境。一国开放和稳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如果一国发生冲突，则政府政策会变化，并且社会文化环境也会不稳定。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受到国际冲突的影响。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国际冲突受到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因此，二者存在相互影响。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对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冲突进行估计，可以消除二者相互影响产生的内生性。据此它们的关系可以用联立方程组模型表示如下：
其中Total表示冲突与合作的加总值，值为正时表示是净合作。inflows表示发起国对目标国间的直接投资，alliance表示发起国与目标国之间的联盟状态，distance表示发起国与目标国之间的地理距离，demogap代表发起国和目标国民主程度的差距，pop1和pop2分别代表发起国和目标国的人口数目，popgap代表两国的人口数目差距，gdp1和gdp2分别代表发起国和目标国的GDP，gdppcgap代表发起国和目标国人均GDP的差额，
和
分别表示上一期和上两期的冲突合作状况，inflows[，t-1]和inflows[，t-2]分别表示上一期和上两期的长期投资资本流入量，telephone1和telephone2表示两国的每一百人中电话使用率，capital1和capital2表示两国的资本总形成，secondary1和secondary2表示两国的中学入学率。u[，1]、u[，2]为随机干扰项。
本文使用的软件是Stata 9.0。这29个国家1991-2000年具有冲突和合作权重值的观察值一共有144个，这些冲突合作数据中已剔除了由于宗教、意识形态及民族主义等问题产生极端敌对关系的国家间的数据。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更为有效，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及合作的影响十分显著。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有负影响，即两国间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增加1个单位时，净冲突减少2.79单位，或是净合作增加2.79个单位。这说明国际直接投资在1991-2000年期间的确能促进这些国家间的净合作或者减少净冲突，两国之间如果直接投资增加则不会轻易选择发生冲突。FDI对投资国和东道国都有利：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可促进投资国产业结构优化，提高投资国技术创新能力。同时，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可避开东道国的贸易壁垒，加速投资国经济扩张。由于跨国公司对投资国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它可以影响投资国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了最先进的技术、管理方法以及大量的研发投入。国际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使得东道国受益。跨国公司给员工提供培训，可提高员工的生产效率。
当员工跳槽时对本地企业也是有利的。除了这些溢出外，跨国公司能以低价给东道国提供一些中间投入，并从当地厂商进货。跨国公司的企业税对东道国的财政收入也做出了贡献。FDI对东道国国民经济的作用使跨国公司潜在地对东道国政府政策产生影响。如果跨国公司的投资国或东道国的政府发起冲突，使得直接投资减少，许多利得会受损。而且国际直接投资比国际贸易的影响更深远，一旦做了投资，跨国公司就不能轻易抽回投资，国家间发生冲突所造成的损失会持续很长时间。为了保护这些利得减少损失，双方的政府都会减少冲突增加合作。跨国公司会利用它们的力量促进双方政府，至少投资国政府，采取合作而非对抗的政策。另外，东道国政府为了表示出对FDI的友好以便吸引更多他国的投资，会采取合作策略。所以，这些国家间合作的关系增强，冲突减弱。
此外，距离、联盟程度、民主程度的差距对1991-2000年这29个国家间冲突和合作的影响不显著。但两国的国家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及上两期的冲突合作状况会对本期国际冲突产生显著影响。
五、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本文回顾了国外学者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影响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国际直接投资能通过提高冲突成本、促进信息交流、增加获取财富渠道的方式减少国际冲突的认识。本文构建模型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冲突的关系，说明在一国希望最大化本国效用的条件下，FDI越多则国际冲突越不容易发生。实证研究采用的是OECD中27个国家及中国、新加坡1991-2000年的数据，通过联立方程组模型检验后发现，FDI的流入减少了国际冲突的程度并增强了国际合作。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增加，对营造一个更和平的世界有促进作用。
当然，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的消减作用不能一概而论，本文所提供的只是一个理论的框架，很难涵盖所有的要素。FDI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冲突决策，取决于两国间直接投资在国家利益中的定位以及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排序，另外还取决于冲突所涉及的安全利益是否威胁到国家的“生死攸关”的利益。在不存在生死攸关的利益冲突情况下，可以通过发展和深化两国的经贸合作，进而改变两国政府对于冲突和合作利益的态度，最终实现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使国际直接投资成为消减国际冲突、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
注释：
①选这一部分国家的数据做实证检验的依据在于，可获得的双边直接投资数据只有OECD国家和极少数非OECD国家，并且其中还有部分国家的数据大量缺失，本节只能选用数据较完整的国家作为样本。另外，其他变量数据可获得的年份取交集只有1991-2000年，因此选用这个时间段作为研究对象。
②根据Goldstein提出的标准，所有的国际事件可分为195类，每类事件用一个数值表示其程度。国际合作用正值表示，国际冲突用负值表示，最高级别的国际合作为国家间相互提供军事援助，而最高级别的国际冲突为国家间进行军事决战。具体对应值参见附录。
③参见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开发的Correlates of War数据库。
④参见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联合开发的EUGene(Expected Utility Generation and Data Management Program项目。
⑤参见全球政策中心的“Polity Ⅳ 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