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与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年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三个阶段论文,中国改革开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学习邓小平理论，共有三次，每一次都是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关头。第一次是1983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出版。党的十二大召开以后，我国步入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央号召全党学习邓小平理论，以统一全党认识。第二次是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党中央号召学习邓小平理论，以保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1998年，党中央又号召学习邓小平理论，这是在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面临世纪之交，我国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于攻坚阶段，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全国人民正按照党的十五大战略部署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新世纪的重要时刻。这三次学习，简单说，就是分别在“新时期”、“新阶段”、“新世纪”发生的。
每当历史的重大关头，我们党都特别重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这是一条宝贵的经验。实践证明，愈是在国际、国内出现新情况，改革开放遇到新问题，我们的事业面临新任务的时候，愈是要发扬我们党重视理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光荣传统，把邓小平理论运用到新的实践中，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一
邓小平理论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而来的。深入学习和理解邓小平理论，一个重要方法，是把这一理论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背景中，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去思考邓小平是怎样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这对于我们学会用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大有好处的。
邓小平理论是在本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这段时间产生的，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
对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具有直接影响的因素有三个：一、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严重曲折，主要是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二、世界形势从战争与对抗变为和平与发展，发展成为核心问题；三、科学技术以前人难以想像的速度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思想方式。
70年代，世界发生了对后来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在政治上，美苏两国在内外陷于困境的情况下，不得不调整其国际战略，从而使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起了变化。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振兴，在国际事务中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对阻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世界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国在立足于第三世界的同时，与美国和日本恢复了外交对话，改善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使中国摆脱了美苏夹击的孤立局面，赢得了安全的国际环境。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新的国际环境，我国才可能有1975年的治理整顿，才可能有1978年的重点转移。
在经济上，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了西方经济发展，同时也促使西方调整政策，建立适应新型技术、产业和国际经济联系的体制。在东亚，韩国、香港等新工业化经济体以独特的发展模式创造了经济奇迹，使这一地区成为最有朝气和希望的经济发展地带。而苏联由于长期过量投资于军备，以及政府经济管理水平的低下，国民经济严重停滞。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在苏联影响力削弱的情况下，开始谋求摆脱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形成了普遍的改革浪潮。
这时的中国正在经受着“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磨难，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矛盾激化，再不抓国民经济建设，不要说反帝反修，就连我们自己的政权也难以维持了。在这种情况下，1975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顿。后来我们清楚地看到，这场整顿对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人认为，邓小平思想应溯源于党的八大，有人则认为始于60年代。我们认为，现在划分邓小平理论发展的阶段，似乎还不成熟。但是为了表述清楚，还是可以大体这样划分一下：1975年是邓小平理论的萌芽，以后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12月到1982年9月， 第二阶段从1982年9月到1992年9月，第三阶段从1992年9月到现在。
二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其基本观点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在拨乱反正、全面恢复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产生的。邓小平说过，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应该说，邓小平理论的起点与中国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重新开始的现代化运动是相一致的。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奋斗目标有两个：一个是民族独立，一个是国家富强。1949年以后，中华民族独立的目标基本实现，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开始为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而奋斗，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直都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文化大革命”中，国民经济遭到破坏，中国又面临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因此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准备打仗。1975年召开的四届人大重申了60年代提出的实现“四化”的目标。这一年，周恩来总理病重，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于是，邓小平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直接领导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
但是，当时的中国仍然受着“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的制约，“左”的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党内还有“四人帮”的破坏和捣乱，在这种情况下搞现代化建设是极其困难的。邓小平说，围绕“四化”我们和“四人帮”进行了斗争。“四人帮”是惯于舞文弄墨的，长期以来他们炮制出一套假马克思主义理论，颠倒是非，欺骗人民。你讲发展生产力，他说你是唯生产力论；你讲按劳分配，他说你是物质刺激、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你讲对外开放，他说你是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你讲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他说你是白专道路、业务挂帅、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你讲抓管理，他说你是资产阶级管卡压；你讲百花齐放，他说你是封资修、牛鬼蛇神……
围绕着要不要抓生产力，要不要搞“四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路线同“四人帮”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他们的学说中，始终把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当作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革命是在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发生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发展生产力， 不仅是社会革命的前提，也是社会革命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革命纲领《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可是，为什么原来如此清楚的道理却被“四人帮”搞得是非颠倒了呢？这引起了邓小平的深入思考，根本原因是“四人帮”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因此还必须在理论上同“四人帮”的反动观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时，邓小平开始以他特有的语言方式阐述邓小平理论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说没有穷的共产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注：《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4页。）“我们反对‘唯生产力论’， 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注：《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8页。）
打倒“四人帮”以后，是否就可以顺利搞四个现代化了呢？还是不行。“四人帮”虽然垮台了，可他们的思想余毒还在，毛泽东说过的话不能改，错案不能翻。“两个凡是”束缚着人们的手脚，终于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支持这场讨论，并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提倡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的是王明教条主义。而70年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理论上的教条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思想禁锢和僵化。邓小平用实事求是这个思想武器推动人们解放思想，倡导讲实话、讲真话，使真理标准的讨论成为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对此后20年的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高瞻远瞩，力主尽快结束揭批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秋，邓小平访问朝鲜回国，途经东北时他多次与地方领导和部队领导谈话，指出搞运动不能没完没了，回到北京后他继续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讨论农业问题，会议之前邓小平发表讲话，使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变为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当时，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还有怨气，“文革”中以及“文革”前的一些冤假错案还没有说清，这些问题涉及毛泽东，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不要实事求是的问题。邓小平以一篇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发言，为纠正“文革”错误，转向经济建设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也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我们把这一历史时刻作为新时期历史的起点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以后，原来搞乱的一些问题就可以说清楚了。1978年到1982年十二大，是邓小平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理论成果，集中反映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长文章多，理论色彩重，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邓小平在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对外开放、自力更生、文艺路线等一系列问题上为拨乱反正、全面恢复毛泽东思想所做的努力。正如邓小平所说：“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这是对当时情况的实事求是的概括。例如，关于工作重点转移，党的八大就提出来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在延安整风时期确立的；对外开放、改革、一国两制的思想都可以在毛泽东那里找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说这话毛泽东讲过；等等。而农村改革、实行承包责任制等也都是60年代党内的正确主张，只是受到错误批判罢了。
三
如果说，邓小平理论第一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继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大部分观点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前的论述，那么，到了1982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80年代，国际国内的情况与70年代相比大不相同。从国际情况看，一方面，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给中国制造麻烦，使两国关系很快滑入低谷。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对苏实行强硬政策，苏联经济走下坡路，在受到各方面孤立的情况下，苏联开始改革，同时对华关系也开始缓和。而最重要的是，由于美苏关系缓和，冷战结束，整个世界也随之缓和了。于是南北矛盾突出出来，经济矛盾突出出来。邓小平及时把握时代变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从而形成了新的时代理论。从国内情况看，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提出要全面改革，抓住机遇。1985年，邓小平提出裁军100万，对香港、 台湾问题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同时提出要更加开放。改革开放短短几年，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越积越多，改革发展到了进退维谷的关头，有些问题已经无法用过去的理论解释了。
80年代国际国内的变化，迫使我们突破马恩列斯的某些论断。从1982年以后，邓小平根据实践发展不断在理论上创新，讲老祖宗没讲过的新话，全面系统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例如：改革也是革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把一国两制的思想推广到处理国际事务，等等。在标志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这个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将分为若干发展阶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当时的任务是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阐明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观。列宁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实的第一人，他在创建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看到当时俄国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设想不一样。因此，他提出社会主义有不发达阶段，同时承认社会主义将以什么速度发展现在还看不清楚。毛泽东也说过，我们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些思想中都包含了承认我们的社会主义同发达资本主义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的思想。但同时，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都认为我们建立的优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为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创造了条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思想有很大不同。邓小平在设想中国实现小康的目标时，预计人均收入800美元， 而到那时发达国家又前进了，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比起资本主义仍差得很远。对于这样一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处于相对低水平的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怎样看呢？邓小平不仅把它看作是生产力水平问题，因而也不单纯是需要时间去赶超的问题，而且是历史阶段的问题，有着质的区别。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逐渐形成了。
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相适应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中国现实生产力水平为基点，确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是建立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之上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原理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它的直接结论就是要改革那些同我国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生产力从不适应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以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参与国际竞争等基本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石。
邓小平理论的第二个贡献是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说邓小平理论的其他论断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多少可以找到一些影子的话，那么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个问题最具有挑战性。马恩列斯是明确主张计划、否定市场的，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对生产力的解放就是以产品经济取代商品经济。恩格斯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3页。）列宁说：“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注：《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4页。）斯大林更是将计划经济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革命导师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还要发展市场经济，中国的现实却要求我们这样做，这里就出现了理论危机，而邓小平的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也就表现在这里。归根结底搞社会主义不是靠本本，而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要改革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既包括所有制形式，也包括计划经济体制。实践证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即使在生产力水平远远高于我们的发达国家，市场机制对组织社会生产来说仍然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种被实践证明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不能简单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拒绝。相反，原来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和东欧，都被实践证明不利于经济发展。列宁曾经说过：“社会主义实现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注：《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0—171页。）他主张在俄国试行泰罗制，并且使它适应下来。而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不全是计划，资本主义也不全是市场，可以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正是继承并且发展了列宁的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贡献。
邓小平理论的第三个贡献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关于社会主义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曾从多方面进行过描述，例如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用有计划的产品生产取代无政府状态的商品生产、消灭阶级和国家、实现人自身的自由发展，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更多地是从未来社会将会采取的制度形态，以及作为过渡期的共产主义第一个阶段如何利用已经掌握的政治权力逐步消灭阶级、国家、商品经济和资产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观念来考虑问题的。但是，现实社会主义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发达的水平，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任务，一方面是要始终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以整个民族的发展和经济繁荣作为广大劳动者利益的保障。在社会主义国家总体上还处在同资本主义的实力较量的情态下，只有首先实现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才能保证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因此，发展生产力便成为现实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
正是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社会主义面临着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新的概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不是依据某种制度特征，而是从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和目标去规定的，它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看作一个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未使用过“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提法，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现实出发阐述社会主义本质，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创造。
从1982年到1992年，邓小平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了具有当代特点的新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1992年以后，邓小平理论步入第三个发展阶段。
四
十四大以来，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实践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新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这些丰富发展，集中体现在十五大报告中。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用邓小平理论统一全党思想，这是江泽民和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大局，牢牢抓住的关键问题。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把邓小平理论概括为九条，使这一理论成为完整的科学体系。党的十四大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掀起了理论学习的高潮。党的十五大报告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四个方面，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作了新的阐述。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号召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对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和历史地位的确立，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领导全党经受住了来自国际的和国内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以及自然界的严峻考验，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新的理论成果。例如，党的十五大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所有制问题上深化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发展集体所有制，把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等。这些都是以前没有讲过的新话。此外，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农村改革，科技教育，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一国两制，外交，统战，民族，宗教等方面，也都提出许多重要思想。这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阶段，邓小平理论发展的显著特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思路更加清晰，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办法、措施逐步明确而具体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先是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战略布局。十二届六中全会又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十三大规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到十五大，则进一步提出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这一历史进程说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方针、基本政策，越来越清晰，日渐成熟。同时，我们党逐渐摸索和掌握了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的具体规律，开始建立起比较明确的具体制度。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总揽全局，站在跨世纪高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保持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在改革开放、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上都取得了新的成就，这是建国以来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现在，我们正在加倍努力，力争在2020年实现邓小平所说的各项制度将更加定型化的要求。
五
150年前《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两大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列宁和毛泽东分别在落后的俄国和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创立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长期艰难的探索，但是都不成功。邓小平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历史条件下，从中国这一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实际出发，重新思考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重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发展150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70多年的历史， 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都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发展，都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坚持这一点，我们就无往而不胜。但是，怎样才能坚持好和把握好这一理论精髓？从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和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两条：一条，信念的坚定性；一条，方法的灵活性，并把二者统一起来。信念坚定，就是说，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方法灵活，就是说，一切从不断变化的实际出发。这两点，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最后所强调的两个问题，可以看作是邓小平理论的两大特征。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邓小平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自始至终地、强烈鲜明地体现在他的言论中，反映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不理解这一点，就从根本上不理解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邓小平一再说，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信仰马克思主义，一辈子也没有动摇过。他的革命经验告诉他，最重要的是要有坚定的信念，尤其是在革命的危机时刻。他说，我们现在所作的一切，无非是要向世界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经历了多次国际国内复杂严峻局面和重大选择的关头，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我们就过不去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这个关，过不去苏东剧变这个关，过不去西方制裁这个关，过不去当前世界动荡复杂局面这个关。我们以后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严峻复杂的局面，遇到各种各样的严重挑战。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有坚定的信念。特别是在关键时刻，稍有犹豫、彷徨、动摇，我们的事业就会毁于一旦。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性，是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所要求的，是现实的需要。对这个问题，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强调信念的坚定，并不是说要用僵化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社会主义。邓小平信念最坚定，同时，思想也最解放。关键在于要正确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他还说，列宁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这就是说，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方向。至于实现理想、方向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一定要从现实出发。而现实是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的这种特征，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观念，要跟上世界发展变化的步伐，要求我们在方法上有充分的灵活性，不能有一点僵化和保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多次论述这种唯物辩证思维的重要性。他说：“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毛主席、周总理也是这样。因为世界事物、实践在变化，事物的发展在变化，问题的性质也都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 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
信念的坚定性和方法的灵活性的统一，就是立场和方法的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对这个问题讲了一段十分精辟的话。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是我们党总结过去、面向未来得出的正确结论，是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是对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辟阐释和新的发展。
现在，我们正在探索一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的路子，这是马克思没有说过、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某些西方政治家、学者怀疑我们选择的正确性。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已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功实践所证明。但是，最终说服不相信的人，还需要用我们的实践进一步证明。我们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信念的坚定性和方法的灵活性统一起来，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实践中继续大胆探索。一定要确保2010年跨世纪战略目标的完成，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一定要搞好国有企业改革，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和公有制经济相结合；一定要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一定要搞好党风廉政建设，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消除政治和社会的腐败；一定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搞好精神文明建设。以上这五条，就是十四大以来我们所做的、也是十五大要求我们继续做的事情，是我们一定能够做好的事情。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改革艰巨繁重，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一系列重大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邓小平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艰辛的，继续推进这一事业同样不容易。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十五大提出的基本纲领和各项战略部署，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地推进到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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