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统战思想与邓小平统战理论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统战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2-0519(2002)06-0048-05
毛泽东统战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开篇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939年毛泽东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明确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毛泽东还进一步总结：“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1]在“三个主要的法宝”中，毛泽东总是把统一战线放在第一位，可见统战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同样，对于统战工作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邓小平也高度肯定：“我们革命的胜利是和统一战线工作分不开的，没有统一战线，仗不会打得那样好，即使打胜了，工作也不会做得那样好”；“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都是办不好的”。正因为认识到“统战工作有其策略性，但更主要的是它的战略性”，[2]邓小平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强调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3]因此，当前结合“我国社会在一致性增强基础上的多样性发展趋势”，加强对毛泽东统战思想和邓小平统战理论的比较研究，对我们“在统战基础理论上进行探索创新”，[4]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毛泽东统战思想与邓小平统战理论的比较
1、毛泽东统战思想、邓小平统战理论的根本依据
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制定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早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代表作。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这一目标和任务，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详尽分析，不仅得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的结论；而且批判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的责难，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村中须有一个人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人的力量”，“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正是这两篇著作，奠定了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在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5]
红军到达陕北后，面对蒋介石的围剿和日本强寇压境的民族危亡之际，毛泽东根据“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6]和“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7]这一形势发展的特点，对“中国各个阶级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8]进行分析，认为“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9]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全面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批评了党内存在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指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的革命战线。”[10]毛泽东及时的提出和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并且不疲倦地实行之”，从而通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11]
抗战胜利前夕，在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又及时指出中国正面临“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12]两种前途，认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13]因此，必须联合“被蒋介石政府各项反动政策所压迫、处于团结自救地位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14]形成广泛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
综观以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确定毛泽东统战思想的依据主要有三：一是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确定党的总任务和总目标，使统一战线能够为实现这一总任务和总目标服务；二是围绕总任务和总目标，详尽分析各个阶级在其中的利益和表现，从而确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及哪一个阶级是统一战线的核心和基础；三是重视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抓住形势变化的特点引起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的变化，随即在调整党的总任务和总目标的同时，重新分析各个阶级在实现这一总任务中的利益和表现，及时调整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对象和范围。
与毛泽东统战思想的依据相比较，邓小平统战理论的依据有所变化和发展。邓小平认为，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中的“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统一战线已不再是几个阶级的联盟形式。因此，根据“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以及“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十分有利”，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同时要把“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任务，确定了统一战线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广泛联盟”。[15]可见，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党的总目标、总任务的变化，邓小平统战理论在继承毛泽东统战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丰富了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范围、内容和对象。“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扩大了，不仅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还包括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16]
2、毛泽东、邓小平统战策略的比较
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从战略角度上来服务于党的总目标、总任务，而其策略的正确制定以及贯彻落实却是统一战线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些策略不仅涉及统战对象，更是我党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曾明确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17]应该说，这也是毛泽东制订统战策略的根本依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其组成的阶级复杂，其策略表现更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也适用于阶级关系。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照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要求。只顾一方面，不顾另一方面，都将不利于抗日。”[18]在这个总的原则下，毛泽东主张在政治上将“建立工农共和国”改为建立“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的“人民共和国”，[19]并在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20]在经济上以“减租减息”代替“没收地主的土地”，而“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21]在政治教育上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唤起民众”，“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22]
其次，为了与“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23]作斗争，毛泽东提出“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而“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并指出了“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以及同顽固派斗争的“自卫原则”、“胜利原则”和“休战原则”。[24]为了争取和团结多数，毛泽东还指出，“对于各部分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25]“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的中间派和进步派”。[26]事实证明，这些政策和策略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为有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争取“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27]毛泽东主张“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28]在争取农民的同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必须对中小工商业者、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开明绅士采取和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慎重的政策，并专门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如“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只有官僚资本和真正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才可以没收”[29]等等，尽可能地维护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在革命中不受损害。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还提出“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30]此举不仅为新中国的顺利成立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人民政协这一组织也成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伟大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
与毛泽东的统战策略相比较，邓小平的统战策略主要是围绕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这两个问题展开的。他认为“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明确要求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要“帮助各方面的人士和群众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共同基础上不断增强团结”。[31]
在民主党派和非公有制问题上，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32]策略的基础上，又提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和人民团体，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已成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我们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33]认为各民主党派都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与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因而一定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加以正确的引导，也不会损害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些不仅有利于现代化建设，也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策略。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邓小平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因而一定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34]他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论断的基础上，针对知识分子外流严重的情况，认为“把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要有制度”，“单靠政治不行，还要有物质，讲按劳分配”，[35]这不仅深化了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对知识分子的统战策略，也充分调动了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在民族宗教问题上，邓小平认为我国各兄弟民族“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36]在继承毛泽东“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37]以及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邓小平强调“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38]以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邓小平认为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他主张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扩大同爱国宗教界的统一战线。
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主张“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并“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民族统一”。[39]这一创造性构想不仅在香港、澳门回归问题上得到成功的运用，也为我们同广大台湾爱国同胞一道，反对一切形式的“台独”活动，维护一个中国的原则，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二、毛泽东统战思想与邓小平统战理论比较研究的启示
1、统一战线的政策与策略需立足国情、立足当代，进行调整和创新
从对毛泽东统战思想和邓小平统战理论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国情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和创新的。目前我们已跨入21世纪，国际国内形势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相比，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国际上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正曲折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剧烈。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不仅继续利用台湾问题、民族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对我进行“西化”、“分化”，干涉我国内政，而且还积极推行单边政策，加强与我周边邻国的外交军事合作，其用心昭然若揭。而国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出现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利益分配等方式的多样化，并且社会结构也日趋复杂化，在这种与过去全然不同而又错综复杂的条件下，如何使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是当前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一个严峻任务。
2、协助政府在深入的社会调研基础上，从政策和策略上统筹兼顾各阶层的利益
在对毛泽东、邓小平的统战理论比较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两位伟人都是在深入进行社会调研的基础上，在对国情的总体正确把握上，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制定其统战策略的。邓小平甚至还明确指出：“加强统一战线是我党长期的工作，并涉及各个方面，不仅仅是统战部门的事，各个部门都有统战工作”。[40]他们这种重视对社会各阶层、各群体进行深入调研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3、统一战线工作在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弱势群体方面，大有作为
毛泽东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对当前的统一战线工作仍具有重要而深刻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带来了社会结构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新矛盾、新问题不断出现。统一战线工作要及时、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这些人民内部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充分发挥“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作用，成为维护社会团结和稳定的积极力量。为保证这些矛盾不至从非对抗发展到对抗，而危及社会的安定团结，就必须关注社会发展，关注现实问题，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一旦发现新矛盾、新问题的苗头，就及时进行调研，并与有关部门进行协调，把问题解决在非对抗时期。例如，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大量的下岗工人，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小的隐患。对此，统一战线工作可发挥与知识分子和非公有制经济联系的渠道，组织对下岗工人的再培训，积极帮助他们寻找新的上岗位。通过各种这样的活动，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民心的作用，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4、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提出的一些策略和方法，对今天在台湾问题、民族宗教问题的统战工作上，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前，“台独”势力、民族分裂势力与美国反华势力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面对这种复杂形势，统一战线在如何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问题上，必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针对台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团体、不同社会人士，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间的等各种政策、各种渠道、各种方式，从根本上团结、教育和争取民心，争取群众，不断发展和壮大台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广大群众拥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力量，真正孤立和打击少数“台独”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
收稿日期：2002-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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