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县杨家村器铭历日的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眉县论文,杨家论文,难题论文,村器铭历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03)05-0001-03
陕西眉县杨家村今年1月19日发现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有铭器物27件[1](P3-12)，迅即声闻遐迩。我在27日晚赶赴宝鸡，第二天在省市县领导和各位学者惠助下，观察了这批珍贵文物，并参观了现场。3月初，青铜器运来北京展览，我又承中华世纪艺术馆等方面之邀，作了进一步考察。关于这一窖藏青铜器及其铭文，我的一些陋见已写成《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小文[2]，但问题需要深入讨论的还有许多，这里只谈铭文历日一点，向大家请正。
有件事还需要在此说明。杨家村窖藏中盘、鼎等器的器主名，多数人释作“
”是不准确的。我在上述小文已讲到其字应隶定为“
”，读为“佐”，并引用前些时写的别一拙文为证[3]。最近才注意到，吉林大学已故的汤馀惠教授几年前已有同样见解，而且作了详细周到的论证[4](P60-66)，我未能征引，实属失检。本文为便排印，把这个器主名直接写作“佐”，请读者鉴察。
窖藏青铜器铭文提供了两条历日，分别见于两件四十二年佐鼎和十件四十三年佐鼎：
“
（四十）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
“（四十）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
均系年、月、月相与纪日干支俱全。与佐盘铭文结合研究，这个四十二年、四十三年无疑属于周宣王。月相既生霸（魄）在上半月，新月出现至望之间，现在也已有定论。因此，对这两条历日的理解不会有什么分歧。
宣王四十二年、四十三年是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范围以内，也就是说晚于公认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这一段的纪年，一般认为是没有多少问题的。佐鼎的材料，在于相邻的两年，又是那样明确。然而，查对现代学者推算的历表，如紫金山天文台张培瑜先生的《中国先秦史历表》，却发现存在难于解决的问题。
按照《历表》，如以正月建丑，宣王四十三年六月为甲申朔，丁亥是初四日，正与既生霸吻合。然而四十二年岁末有闰月，五月辛卯朔，乙卯是二十四日，与既生霸不合。假设去掉闰月，五月辛酉朔，则没有乙卯日。
其实四十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与四十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在一定情形下是可以并存的。其条件是两年间没有闰月，而且一个干支在既生霸之初，另一个在既生霸之末，只是《历表》所见这两年没有这样的条件。
《历表》是用现代天文学方法精密推算的，不可能不合天，所以这里恐怕是古人出了问题。大致讲来，问题可能出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可能，是铭文有误。比如将四十二年佐鼎的“既生霸”改作“既死霸”，或者“乙卯”改成“乙未”、“癸卯”，问题就消失了。不过，这是毫无根据的下策。
相反的，我们还有积极的理由说鼎铭不错。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佐鼎铭文内，都有人名史
，这个史官又见于过去著录的寰鼎、寰盘。该两器铭文相同，历日是：
“廿八年五月既望庚寅……”
这只能是宣王二十八年。查《中国先秦史历表》，仍依建丑，五月为壬午朔，庚寅初九日，也不合既望，但这一历日却与并存的佐鼎历日完全调谐。看来，鼎铭历日是不容擅改的。
第二个可能，是文献有误，具体说，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以及相应的本纪、世家的有关记载有误。这又可能有几种情形：
一种是将宣王元年排错了。在厉王奔彘之后，宣王即立，共和元年当为宣王元年，此为一说，实质上是否认共和行政；或者共和行政实有，宣王即位后把共和划归宣王，从十五年算起，此为另一说。不管怎样，宣王在位要有六十年，我们从未见过如此高年的宣王青铜器铭文。
另一种是将厉王年数弄错了。厉王虽已奔彘，朝廷仍续用其纪年，以致厉王不仅有奔彘前的三十七年，又有共和行政时的十四年，共五十一年，于是把佐鼎排到厉王四十二、三年，即《年表》的共和五年与六年。这与国人逐走厉王的历史形势矛盾，因为当时厉王不可能回到首都，像鼎铭中那样发号施令。如果说鼎铭的王是什么共伯和干王位，又与铭文中王追述先祖的口吻违背。况且佐的器物具有西周晚期后段的特征，也绝不能提得这样早。
再一种是认为宣王纪年所相当的公元年错了。《史记》载宣王共四十六年，历代并无异说。现已证明宣王有四十二、四十三年，与四十六年仅差三年，即使有误，也没有多少游移的余地。幽王共十一年，明见《国语·郑语》，也是不能改变的。宣王青铜器的历日，以下各件都适合以宣王共四十六年：
克鎛、钟：“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
此鼎、簋：“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
吴虎鼎：“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
鼎：“十又九年四月既望辛卯……”
只有克盨的“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因与同人所作克鎛、钟和同年邻月所作吴虎鼎矛盾，必有错字[5](P34-35)，都是调谐的，所以宣王共四十六年以及由此推出的相当公元年数不可轻易否定。
有学者提出宣王时可以有两种纪年方式[6]，这一见解需要仔细研究，但两种纪年在铭文中和文献中为何不作标识性的区别，似难于说明。
以上几种认为文献有误的想法，都会导致对历史的较大改动，因而是必须慎重的。
其实，在认为铭文有误或文献有误以外，还有一种可能，即当时实际颁行的历日有误，这一点不妨也考虑一下。
上面已经说过，从已发现的青铜器材料看，宣王十九年以上的历日并无错误，问题到二十八年的寰鼎、盘才突出了，延续到四十二、三年。虽不知详情，但问题一定在这一段。
讲这一段实际颁行的历日有误，是有证据的。
四十二、三年佐鼎的形制、纹饰，和无
鼎、克鼎、函皇父鼎、晋侯墓地M64晋侯邦父鼎及史颂鼎等属于同一类型[3]，其时代范围在宣王中晚期到幽王初。形制与纹饰都相仿佛的，还有宋代著录的鄀公缄鼎[7](P12)，其铭文云：
“惟十又四月既死霸壬午，下鄀
公缄作
鼎，……”
器为鄀君所制。按该鼎得于商雒，知道鄀国其时都于商密（今河南内乡、陕西商县间），与周畿靠近，虽系允姓，但在周期控制之下。不久前发表的共王时器士山盘所记王惩鄀一事，足以证明。宣王中兴时的鄀，不会不奉王朝正朔（注：春秋时鄀国历法自有建正，称“鄀正”，参看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鄀器。），如果这一点不错，便可以证明当时颁行的历日曾有问题。
大家了解，西周历法是有闰月的，但闰月置于岁末，称“十三月”，却不能有“十四月”。“十四月”的出现，只能是历日发生错乱的结果。“十四月”不一定是由朔到晦的一个整月，也可能只有若干日，用以调整历日的错误，成为所谓补偿月。
迄今为止，西周青铜器铭文里的“十四月”，可以确定的有两例：一个是成王时的叔虞方鼎[8]，另一个就是上引鄀公缄鼎（注：《殷周金文集成》也有“十又四月”，但该拓本似有疑点，如“殷”字误为“飤”，暂置不论。），这表明历日出问题的情形很少见。
无论如何，到幽王时，这种历日上的问题已经没有了。《诗·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学者已证明是幽王六年即公元前776年9月6日的日食（宗周不见）。这时，历法定为建学，历日已调整复原了。
本文所谈，不过是不成熟的想法。很希望不久有更多的宣王中晚年青铜器铭文发现，使我们真正了解这一难题的真相。
［收稿日期］2003-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