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思潮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战后论文,政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冷战后国际政治思潮的新动向
冷战后，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与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三大浪潮相互作用，国际政治思潮出现三种新动向：1.以坚持冷战思维为特色的新保守主义，突出反共意识形态，强调“历史终结论”、“共产主义失败论”和“道德政治论”，鼓吹“单极稳定”和“霸权领导”；2.以倡导西方价值观为特色的新自由主义，挑战传统现实主义，强调“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人权高于主权论”，主张按西方价值观建立国际制度与规则。3.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调整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鼓吹“修正主义”、保证社会发展与政治治理为目标的第三条道路理论。
（一）新保守主义的冷战思维与“单极稳定论”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硬派，坚持冷战思维，在突出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道德征伐”的同时，强调战略优势和军事威慑的作用，主张保持美国霸权地位，发挥美国领导作用，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
这种新保守主义的突出理论是“共产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和“道德政治论”。1989年布热津斯基率先推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说什么共产主义学说是“大简化理论”，是在哲学思想领域“以道德为动力的乌托邦式社会工程”，是对“历史的根本错误判断”和“对人性的严重误解”。以“后工业社会时代”为理论基础，提出“技术革命完全改变了权力分配的性质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等等。
与“大失败”理论相呼应的是兰德公司的弗兰西斯·福山1989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及其1991年的专著《历史终结及最后之人》。福山认为，冷战结束表明西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体系赢得彻底胜利，同时也标志着与西方对立的其他意识形态体系的失败。他断言，自由民主政体构成“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并由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道德政治论”强调美国价值观的特殊优越性，按美国模式改造世界的天赋使命和“道德和政治领导责任”。主张冷战后外交政策要“重新道德化”，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其战略与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对专制国家和极权国家施加压力，以最终引起政权变更。
作为一种冷战思维的继续，新保守主义不仅突出意识形态征伐，同时强调强权政治的实力原则。强调保持优势地位和领导世界之间的联系。鼓吹“单极稳定论”和霸权领导。约瑟夫·奈在1991年出版的《注定要领导》一书中提出权力的新定义。主张权力是达到目的或实现目标的能力。它可区分为硬性指令性实力和软性同化式实力。后者即在国际政治中规定导向、塑造环境和使某一国家产生变革的能力。软实力来源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以及国际机制的规约和制度。美国文化在全球普及、美国“民主与人权的价值观”的政治感召力，是增进美国影响力的巨大力量源泉，冷战后美国注定要领导世界。
1999年威廉姆·活尔弗斯提出“单极稳定论”，主要观点是：第一，当前世界是单极世界。单极结构中某个国家具有超强的、没有对手的实力。冷战后美国实力登峰造极，美国优势史无前例，且拥有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地位；美国是惟一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大国，美国是世界大国中高科技制造业占有量最大的国家，它在科技研究与开发上投入的经费更相当于其他西方国家的总和。在所有先导型关键领域，均占支配地位，这极有可能使美国支配21世纪的世界经济。第二，单极结构有利于和平。由于美国在冷战后国际关系结构中具有绝对的力量优势，没有任何力量会将其政策建立在对美战争或与美竞争并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因而消除了霸权竞争导致的冲突。单极结构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大国之间在安全上的竞争。美国既拥有足够的手段和理由，维护国际关系结构的安全机制，又比任何体制的领导者更有可能奉行干涉主义。那些二流国家，只要认识到与美国抗衡的巨大代价，就会在政策上有与美国基本保持一致的动机。第三，单极结构具有持久性。在可预见的几十年里，不会有任何国家能够达到美国的优势地位，也不会具有与美竞争的实力。其理由是：1.苏联解体加强了单极世界的发展；2.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是美国的盟友，其安全有赖于美国的支持，这种对美国的依附性减缓了它们提升为超级大国的速度；3.美国从冷战中继承了一个全球性的军事结构安排，其同盟体系与合作关系能够有效地遏制其他竞争力量的形成；4.冷战的教训也有助于现行结构的长久。第四，美国干涉的必要性。“单极稳定论”认为，美国做得太少比做得太多更具危险性，指出美国作用发挥得越有效，单极结构就越持久。美国的干涉是一种体系稳定的必须动力。在世界的每一地区，依靠美国确立的安全基石，是惟一适合的选择。为了维持“单极结构”的有效运转，必须加强对欧洲、亚洲安全机制的管理。
（二）新自由主义的“民主和平论”
冷战结束后，冷战时期盛行的理论模式和竞赛规则失去了挑战的对手，西方需要新的“X ”先生，新的战略思想，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自由主义是一种主张以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理念指导外交政策、规范国际关系行为的理论。“新”自由主义强调西方价值观，特别是自由、民主、人权等是普世主义的价值观，应作为国际社会的规范加以推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性的新规范必将产生。世界性新规范产生的过程是国际社会建构的战略实施过程，也就是以西方价值尺度改造世界。将西方国内的政治制度“外化”到国际政治中，以规范各主权国家的行为。冷战后的新自由主义强调美国的霸权的领导作用和国际干预的必要性。认为通过霸权领导建立国际制度规则与秩序可以减少冲突、加强合作，使霸权统治长久不衰，从而使霸权国的优势地位保持长久。广为流行的“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人权高于主权”论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
1.“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是：（1 ）冷战结束是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进步政策研究所所长威尔·马歇尔的《美国在促进民主方面的全球领导作用》（1992年）、布鲁斯·鲁塞特的《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1993年）、爱德华·曼斯菲尔德的《民主化和战争》（1995年）、詹姆斯·罗伯特·亨特利的《民主治下的和平—21世纪的战略》（1998年）等都集中反映这一政治思潮。他们的中心论点是：（一）现代化的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从不）相互开战。（二）转型中的民主化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三）民主国家不能避免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民主和平论的逻辑是：国家的民主政治结构与民主和平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因其存在着政体上的两个根本限制因素：一是制度约束。民主国家间无战事，归结于机制上的限制，即公共舆论、国内政治结构的监督与平衡，对政府决策起制约作用；二是文化—规范约束。民主标准和文化因素使民主国家之间有着相互尊重、合作与妥协的共同特点。
2.转型中的民主化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杰克·斯奈德在《民主化与战争》（《外交事务》1995年5—6月号）一文中提出，成熟的民主国家具有和平倾向，而向民主化国家转化的过程却是危险和充满好斗的时期。从长期来说，民主化一旦成熟将有利于和平，而从短期来看，民主化进程酝酿战争风险。因此他们建议干预和介入转型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帮助民主化国家建立中央权威，以遏制潜在的敌对政治联盟；民主化国家在其上层人物受到变革威胁，尤其受到军队威胁时，给予其安全保护，促使民主化进程顺利进行；因此在民主化国家中应创建一个自由的、竞争的和多元化的思想市场，以遏制战争风险。
3.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拉塞特在《把握民主和平：后冷战世界的原则》一书中指出，民主国家之间愿意用和平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和妥协的方法，调节和解决政治争端。因为民主国家相信别的民主国家也赞同用相同的规范与之共同解决争端。“民主和平论”主张，率先作出忍让是值得的，这是民主国家之间的相互感知和尊重。但非民主国家没有在建立在民主文化基础上的规范，因此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发生冲突时，无须克制自己，有必要采取更严厉的国际行为规范，因此国际行为规范对这类冲突不再起作用。
根据以上理论观点的推论，美国的国际政策必须由遏制转为支持民主，把国家利益与美国的基本价值观相结合，以促进民主作为冷战后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民主和平论”成为克林顿政府扩展战略的理论依据之一。“民主和平论”的实质是将维护民主和“稳定”，看作是西方国家特有的使命，是“霸权稳定论”的翻版。它反映了美国的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这种干涉不仅不会带来和平，反而会带来更多的战争。
（三）新自由主义的“文明冲突论”与世界秩序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杂志先后发表《文明的冲突》、《后冷战世界的各种范式—假若不是文明还会是什么》论文，1996年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专著，以文明的冲突作为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以文化和文化认同，阐述冷战后世界力量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亨廷顿认为，在冷战期间，人们对世界政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冲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他提出了一个新论点，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亨廷顿认为，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促使国家走向对抗或联合。世界上最重要国家的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有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体系。那些最大的文明，也同时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如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等，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层面上，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相邻国家之间，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冲突特别普遍。在全球层面上，冲突的核心国是不同文明背景的世界主要大国，这些冲突具有国际政治的典型特征，而文化上的差异会加剧冲突升级。在相互竞争中，核心国会团结本文明的同伴国，争取属于第三种文明的国家的支持，促进与之对立文明的国家发生分裂。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明冷战后世界并非西方的一统天下，西方文明和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挑战。他指出“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在今天更为复杂的世界中，秩序的组成部分存在于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世界秩序要么将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要么将成为空中楼阁。在这个世界上，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核心国家借助文化共性，使其对成员国及外部国家的“领导”和“干预”合法化。核心国家能行使“维持秩序”的功能，是因为成员国把它看作文化亲族。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时，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在文明之间谈判建立秩序，就变得更加棘手。
（四）“第三条道路”理论
第三条道路理论是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试图寻求超越传统左派（社会民主党）与新右派（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治实践。其代表人物有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这一理论的价值观与政治哲学涉及资本主义民主的基本理念，即能否将社会公正与资本主义方式结合。1998年9月布莱尔在《第三条道路
新世纪的新政治》提出，“我们的使命是促进并协调四个价值观念，即个人价值平等、机会均等、责任和社群”。美国民主党思想库进步政策研究所1996年在《新的进步宣言 信息时代的政治哲学》提出，信息时代治理哲学的三个基石或原则是：平等的机会、相互的责任和自治。第一个基石——承诺为所有人提供机会，无人享有特权是首要的原则和持久的目标。第二个基石，相互责任原则，是一个公共道德原则。其核心理念是人们不能只是从任何它不打算公平付出贡献的社会团体中获益。第三个基石是指真正的自治等。为公共事业和服务注入竞争机制。基于这些基本原则，《宣言》提出五个使美国能够面对信息时代挑战的关键战略：1.要恢复美国梦想，通过加速经济发展，通过教育领域的投资而扩大机会，以及通过加强工作者的安全感而实现；2.通过强化家庭的作用，打击犯罪，增强克服城市贫困的能力等，重构社会秩序。一个体现相互信任和责任的、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成功的自治赖以成立的基础；3.建立更开放和竞争性的政治体制；4.维护宽容的基础，保持共享的价值观念和公共机构，以及公民间相互的权利和责任；5.通过建立新的持久的经济和政治自由的国际结构，抵制全球动乱。建立一个以民主、自由市场和人权为基础的新的国际体系。
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以全球化发展时代的一系列新问题作为超越左、右政治传统的理论支点，针对全球化发展对资本主义传统市场原则、传统民主概念的挑战，提出改革福利国家的新思路、新的社会治理方式。主要为：
1.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包括：以社群主义为理论支柱，在尊重个人价值的基础上，倡导建立共同体意识。该理论的核心概念——社群主义成为第三条道路的重要观念。此外，公民价值和“市民社会”也用来阐明共同体对个人的重要意义。协调资本与劳工的关系，提倡双方建立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企业文化和关系。协调国内居民和外来居民的关系，政府要培养居民的包容意识，反对排斥行动，塑造一个国家维护移民基本权益，使他们有能力加入主流社会的社会氛围。
2.确立能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心。主要措施是：第一，团结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中间力量，实现观点的多元化，把更多的利益集团的要求涵盖进来。第二，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社会正义，以重塑社会团结的凝聚力，确立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的价值号召力。第三，实现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扩大既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包容性。
3.由政府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建立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第二，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三，协调政府各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整体型政府”。第四，实现国际和全球范围的治理。
4.改革福利制度，重新定位国家。对福利制度改革采取“折中主义”态度，力争照顾各阶层利益。首先，承认“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会导致异化和官僚主义，培植既得利益集团，扭曲制度本身。其次，为适应生活新环境福利制度必须改革。从消极福利观转变为积极福利观，把改革重点放在培养个人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和独立意识，发挥社会各组织和机构的作用。确立“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的原则。将原来福利国家改革为“社会投资国家”，社会上建立良性的风险——安全关系和个人责任——集体责任关系。第三，重新定位国家。在新的混合经济中，为国家找到合适位置。在新混合经济中，国家的职能有：当垄断威胁到竞争时，保持经济竞争，使竞争成为市场力量自由发挥的基础；控制自然垄断，建立和维护市场制度基础，保护公共的、政治的或文化的产品免受市场的冲击；利用市场实现中长期目标，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减小市场波动，保护工人的健康和合同关系，应付灾难和处理灾难后果。在新混合经济中，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是广泛的社会后果。
5.界定新的民主国家。“第三条道路”强调冷战后自由民主正处于危机之中，这不是因为它受到对手的威胁。相反，它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有危险但无敌手的国家，必须找到不同于过去的合法化源泉。新民主国家建立的基础：首先是下解权力，不仅向下，而且也向上。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政府的行动范围，不再以国家边界为限。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治理必须提上日程。
对于西方体制来说，“第三条道路”显示欧美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寻求适应时代变化的新政治过程，它延续了“拯救资本主义”的传统，在承认资本主义的内在弱点的同时，积极寻求解决的方案，重构西方主流价值观，维护西方在全球化中的根本利益。“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本身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和对传统理论“修正”的探索色彩。
（五）冷战后挑战国家主权的几种主要理论思潮
冷战后挑战和否定主权，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西方国际法动向。这种动向危及国家主权原则和现存的国家体系。以下几种有关主权的新思潮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主权演变论：主权是个历史的、因而也是变化的概念。主权的概念和内容随时代而变化。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主权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在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主权应该让位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潮流。
主权可分论：主权有多种表现形式，能够履行多种不同的功能。没有名义上和法理上都平等的主权。主权就像一个篮子，每个篮子里的东西不完全是一样的。大国和强国的主权要素较多，小国和弱国则要少些。所谓“要么有完全的主权，要么没有主权”的单向主权观是不符合历史的。
道德相互依存论：90年代初以来的变化使主权和不干涉原则面临着划时代的变动。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干涉者和干涉目标的变化，即它们不再一定是国家政府，而更多的是以人类共同利益（如人道主义、民主、自由和法制等）的名义。主权国家的政府曾经单独对人民的共同利益承担责任，而现在，它不得不同国界内外的其他行为体分担这种责任。人道主义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安全或者超级大国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成为干涉的最佳理由。这表明人类正在从国家或公民社会向人类社会过渡，正在由“物质相互依存”向“道德相互依存”过渡。
主权弱化论：全球化和全球问题导致国家权能的“泛化和弱化”。“超国家权力”（如国际组织）的“国际化”，也创造了一些国际统治的形式。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技术上使得主权边界形同虚设。
主权让渡论：从经济全球化为理论依据，以欧盟实行共同的关税、统一的货币、共同的安全保障为例，论证国家的发展是相互依存的，主权的让渡是必然的、合理的，是对国家有利的。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已经过时，不适应今天的现实情况。国家只有相互主权让渡，才符合国家发展的总体利益。
“主权让渡论”在本质上也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因为现今的国际政治制度和国际经济制度本身是有利于西方发达的国家的，制造全球化规则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被大的富国所控制，在某种程度上，现今的国际规则是富国的国内规则在世界上延伸，因此所谓“主权让渡”实质上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要让渡给发达国家。
人权高于主权论：人权高于主权理论的本质是以人权的观念否定主权原则，强调保护人权是最高宗旨，人权问题不再被认为是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人的尊严、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归国家所有。国家主权正在被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力量重新界定。这种理论挑战现代国际法的基础，矛头所向是联合国宪章所确定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而新干涉主义是“人权高于主权”理论的延续，它打着尊重人权的旗帜，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问题加以夸大，实行双重标准，将人权与国家主权对立，以人权为借口和理由，提出所谓人道主义干预，否定和削弱主权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以集体的军事干预为主要手段，甚至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进行干预，以逃避干涉别国内政的责任。
不能否认，上述几种有关国家主权的新理论，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因素对主权的某种渗透和腐蚀。尽管切入点各异，但无一例外为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服务，其要害在于动摇“尊重国家主权”这一基本的国际法准则，企图以西方国家认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标准，重新塑造国际关系。这些国际法的新理论成为西方国家实施“双重标准”，压制、打击发展中国家，推行新干涉主义的工具。
二、新政治思想动向产生的原因
冷战后国际政治和国际法思潮的变化，具有深刻的根源。这种根源具有国际关系格局的深刻变化的国际原因和国内政治变化的国内原因。
首先，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所产生巨大冲击的延续。冷战结束所产生的冲击波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西方普遍有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将苏联解体视为共产主义的全面失败，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胜利，从而增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对冷战思维指导下的“遏制”战略与威慑战略给予充分肯定。二是两极体制下被压抑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得以释放，形成许多国际热点。三是中国等国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增强了国力。西方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新的全球性大国，看作是推行西方价值观和经济模式的主要障碍。因此西方国家在冷战后仍然感到国际方面的挑战。美国没有了苏联这个敌手，而要保持北约军事集团，必须要有理论装饰，才能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才能加强西方之间的团结。两极体制对立结束，必须找到对自身安全新的威胁，用新的理论范式解释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行动与干涉，因此各种政治思潮应运而生。
其次，全球化信息化进程带来新的挑战和冲击。90年代以来，全球化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其实质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全球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冷战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和各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日趋提升。各国都在实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推行市场自由化，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的流动。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网络经济将成为新世纪的经济增长点和经营模式。这将全面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仅带来经济高效益，也带来经营的高风险和市场瞬息万变的脆弱性。全球化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内部的紧张与外部冲突加剧。一方面全球化的外部因素使政府的控制能力下降，资本为寻求最大的利润外逃，导致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下滑，国内的社会矛盾增加。另一方面，全球化使国家间的低级政治的冲突增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矛盾加大，发展差距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的趋势在增大。
第三，构建霸权领导地位的需要。冷战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要构建美国单极领导下的世界秩序，强化其在世界的地位，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西方盟国的行动，加强与西方国家的伙伴关系。美国凭借其经济、军事优势，强调美国对世界事务“参与的绝对必要”，准备采用一切适当的手段和力量，去影响其他国家的行动。为继续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和优势地位，美国必须拥有可证明的能力，并继续发展这种能力。克林顿政府在《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指出，“如果我们要在国内建立安全，我们必须在国外领导；除非我们在国内强大，否则我们就不能在国外领导”。为了论证美国领导的必要性和维系同盟体系的合理性，美国需要一套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基础上的理论与政策构想，将美国的国家利益等同于人类的利益。
第四，政治领导的更替。新一代西方政治领导人崛起和主流社会的更替，是90年代国际政治的一个明显特征。这一代领导人属于战后出生、60年代成长的“反叛”的一代。他们更多的认同个人自由、人权与民主的价值观，寻求社会变革。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制度也持修正态度。他们更多地强调新的国际体制和国际秩序。在西方社会中得到中产阶级“X”（18—30）一代人的支持。 这些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标榜创新和面向新世纪，是新政治思潮的提出者和实践者。
三、国际政治思潮变化对今后十年国际关系的影响趋势
从发展趋势来看，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如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论战一样，不是谁超过谁的问题，而是相互借鉴，互相补充。“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理念虽然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实践的方向探索，但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作用。因此，三大政治思潮对21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内外政策都会打上自己的理论烙印，从而也将对国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在未来十年中，新的国际政治思潮和国际法思潮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西方国家决策者会依据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态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吸取新政治思潮和国际法思潮的主张，制订相应的对外政策，继续主导国际关系的发展。主要趋势是：
（1）鼓吹“霸权稳定论”， 西方“单极世界”战略与世界“多极化”主张的矛盾会进一步发展。经过理论装饰的“霸权稳定论”、“人权高于主权”、“第三条道路”等主张会更具有欺骗性。
（2）西方国家利用对国家主权理论的种种修正， 搞乱传统的建立在主权平等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使得国家主权原则和主权平等原则受到挑战，国际问题与国内政治问题的边际模糊，西方国家会以西方的民主的观念，以自己的价值观和新理论为准绳，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问题进行干预，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
（3 ）西方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正当要求和当前国际政治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构筑以西方价值观为主体的国际关系结构。
（4）以经济全球化为理论依据，将国际关系的内涵社会化、 扩大化，将使国际多边外交斗争会更为复杂；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贩卖毒品、各个领域的裁军、环境保护等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会在国际政治舞台加大份量。
我们应对这些理论进行深刻的研究，以提出适合未来形势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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