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黄米蔡”的形成——蔡襄、蔡京之争的关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米论文,之争论文,蔡京论文,蔡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01-0132-05
“苏黄米蔡”指中国书坛上的“宋四家”。“苏黄米”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而“蔡”所指为何，或云蔡襄、或云蔡京，历来争议不断、莫衷一是。学术界虽已有不少论著，①试图澄清疑窦，但似未触及根柢。其实，解决这一问题的关捩，在于切实梳理出“苏黄米蔡”四人并称的过程，探索它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这一过程能被清晰地还原出来，那么“蔡”究属蔡襄抑或蔡京，将迎刃而解。本文即尝试对此略作探究。
一、“宋四家”的次序
据现存文献，最早明确提出“宋四家”之说者，为宋末元初的王芝，其《洮河石研铭》云：
右为蔡君谟所书《洮河石研铭》，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放笔为佳。若君谟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字学亦有风气，仆谓君谟之书犹欧公之诗也。绣江出示此卷遂附识之，以质之知此中三昧者，至元辛卯二月廿有四日，大梁王芝拜题于宝墨斋。[1](P103)
至元辛卯为公元1291年，上距南宋灭亡(1276)仅十五年。王芝在评价蔡襄书法时，以东坡、涪翁、襄阳为对照，认为后三人的共同点是“放笔为佳”；而蔡襄看似“拘牵绳尺”实则“中正不倚”，好比宋诗中的欧阳修。所可注意者，王芝只说蔡襄“位置为四家”，并未作出“苏黄米蔡”的排列，对四人的次序并无说明。
“宋四家”的明确排列，似首见于元代许有壬《跋张于湖寄马会叔侍郎三帖》：
宋人不及唐者，不独人不专习，大抵法唐欲溯洄至晋而有未至焉。李建中后，蔡、苏、黄、米，皆名家。②
许有壬(1286-1364)，字可用，元延祐二年(1315)进士。又宇文公谅《跋蔡君谟书寒蝉赋》：
先朝评书者，称苏子瞻、蔡君谟、黄鲁直、米元章为四大家，并驰海内，纵横于夷岛之间。③
宇文公谅，字子贞，元至顺四年(1333)进士。可见，在去宋未远的元人那里，“宋四家”的次序可以是“蔡苏黄米”，也可以是“苏蔡黄米”，而非后来固定的“苏黄米蔡”。“苏黄米蔡”则是从明代开始的，王绂《书画传习录》卷三：
世称宋人书，则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端明书焉。端明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1](P31)
附和此论者，尚有孙矿《书画跋跋》续卷一、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七上：
唐四大家盖或云欧、虞、褚、陆，宋四大家其蔡是京，今易以君谟，则前后辈倒置，恐君谟不甘，若云苏、黄、米、薛固自稳当。[1](P38)
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书焉。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1](P40)
还有一则材料，即《水浒传》第三九回：“吴学究道：‘吴用已思量心里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体，是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章、蔡京四家字体。——苏、黄、米、蔡，宋朝‘四绝’。”这应是明代人的观点，至少是元代末期的。明清以来至当今学界，持“蔡”为蔡京之论者尚多，不一一枚举。
综观诸家之论，其持说根据可归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蔡襄年辈较“苏黄米”皆长，不应排列为“苏黄米蔡”，故“蔡”为蔡京。此条理由不攻自破，据前引许有壬、宇文公谅跋文，“宋四家”排名原本即非“苏黄米蔡”，而是“蔡苏黄米”或“苏蔡黄米”。明人王绂“苏黄米蔡”之序，缺少宋元载籍的依据，因而在此基础上认定“蔡”为蔡京，自无法令人信服。此后明人沈周、吴宽、王世贞等呶呶不休，要将“苏黄米蔡”的次序改为“蔡苏黄米”，实属多此一举，他们不知元代早有这样的排列。况且，即便“蔡”是蔡京，四家次序依年辈应为“苏黄蔡米”：苏轼(1037-1101)、黄庭坚(1045-1105)、蔡京(1047-1126)、米芾(1051-1107)。另，宋徽宗时代编撰《宣和书谱》，其时蔡京尚在。卷六“正书四”中著录宋代名家八人，蔡襄居其一；卷十二“行书六”著录宋代名家九人，依次为：“李煜、李建中、苏舜钦、王安石、蔡京、蔡卞、刘正夫、米芾、岑宗旦。”蔡京亦排在米芾之前。卷十三论草书名家云：“本朝得钱俶、米芾、蔡襄、杜衍等辈。”米芾排在蔡襄前面，当是根据创作成就，蔡襄的草书在他各体书中被列入“第四”，属最差者。古时书家排列次序或按年辈，或依成就，我们不宜拘泥于一端。
第二，蔡京在当时甚有书名，位至宰相，权势熏天。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当时官府书“勅”字效法蔡京，有所谓“蔡家勅”之号。[2](P101)蔡京书风豪健，与蔡襄中正的书风相较，更接近“苏黄米”。北宋灭亡，蔡京难辞其咎，被列为“六贼”之首，后人遂用蔡襄替换蔡京。这一说法属明代人臆测，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我们不否认蔡京的书法成就，也不否认北宋末年“蔡体”的风靡。但蔡京是否因此而被宋人列入“四家”，后来是否发生以“襄”代“京”的过程，却是需要存疑的，因为现存宋代文献中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宣和书谱》卷十二《蔡京传》有“所以辅予一人而国事大定者，京有力焉”及“赖予良弼”诸语，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云：“是直作徽宗之语。”[3](P66)这篇被认为宋徽宗所撰的传记中还说：
京从兄襄，深悟厥旨，其书为本朝第一。而京独神会心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可与方驾，议者谓飘逸过之。④
蔡襄书为“近世第一”乃苏轼之论，宋徽宗接受了这一评价，在他看来蔡京可与蔡襄“并驾齐驱”，当时还有些人认为在“飘逸”这点上，蔡京超过蔡襄。《宣和书谱》不入元祐诸臣“苏黄”，宋徽宗在喜爱蔡京的同时又以蔡襄为第一，这两点结合起来看，即可以否定北宋末年存有“宋四家”之说。自南宋以后，蔡襄的地位逐渐上升，评论者多将蔡襄与“苏黄米”进行比较，其间不见蔡京的“踪影”。假设蔡京曾经被列入“宋四家”，那么南宋人至少应该提及，或者将蔡襄与蔡京比较，但我们也找不到这样的材料。
二、“苏黄米”与蔡襄
“宋四家”的形成，南宋是关键时期。宋高宗赵构曾在《翰墨志》中提出过“四家说”：
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至太宗皇帝始搜罗法书，备尽求访，当时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时誉，犹恨绝无秀异。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骎骎不为绝赏。继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趣向。[1](P24)
据周必大《题蔡忠惠公帖》所载，赵构对蔡襄评价极高：“高宗皇帝天纵游艺，尝评公书为本朝诸臣之冠，且有入格律、度骅骝之褒，天监在上，谁敢措词。”⑤赵构依然秉持苏轼、赵佶的评价，认为蔡襄“近世第一”，但他是把蔡襄与“苏黄米薛”分开说的，蔡襄与后者代表了北宋不同时段的书风。前引王芝《洮河石研铭》比蔡襄为欧阳修，建炎三年(1129)郑橚《跋蔡君谟书》已发其嚆矢：“观蔡襄之书，如读欧阳修之文，端严而不刻，温厚而不犯，太平之气，郁然见于毫楮间。”[1](P65)又说：“君谟如杜甫诗”，苏黄如“太白诗”，[1](P24)视为两种典型。
“苏黄米薛”出自皇帝之口，无疑是“宋四家”说的开端。虽薛绍彭的地位日渐下降，然“苏黄米”捆绑在一起却愈加坚固了。在南宋载籍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苏黄米”并称的提法，而蔡襄则被视为“苏黄米”的对立面：
近岁苏、黄、米芾书盛行，前辈如李西台、宋宣献、蔡君谟、苏才翁兄弟书皆废。此两轴君谟真、行、草、隶皆备，石在仙井，可宝也。淳熙元年九月八日蜀州手装。⑥
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4](P3336)
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则。及至米元章、黄鲁直诸人出来，便不肯恁地。要之，这便是世态衰下，其为人亦然。[4](P3338)
南宋时期“苏黄米”三家已跻入宋代书坛第一流人物，书风盛行，效法者众，遂产生流弊。陆游和朱熹皆对此现象作了反省，抬出被苏轼定为“近世第一”的蔡襄作为反例，以资“疗救”。“苏黄米”各自变法已极，后辈若竞趋之，随人脚踵，难以取得大成就，故须从不失法度的蔡襄入手，追本溯源，取法乎上。
南宋姜夔作《续书谱》，其《总论》云：“欧阳率更、颜平原辈以真为草，李邕、李西台辈以行为真。”《行书》云：“《兰亭记》及右军诸帖第一，谢安石、大令诸帖次之，颜、杨、苏、米亦后世可观者。”[5](P159)姜夔书风宗魏晋，批评唐人“平正”之失，属于“苏黄米”尚意一路，故“中正不倚”的蔡襄不入其法眼。姜夔对蔡襄的忽略，招致赵毕睪的攻击，作《〈续书谱〉辨妄》以规其失：
夫真书者，古名隶书，篆生隶，篆隶生八分与飞白、行草，载在古法，历历可考。今谓真草出于飞白，其谬尤甚。又谓欧、颜以真为草，夫鲁公草书，亲授笔法于张长史，又何尝以真为草？若谓李西台以行为真则是。然自此体渐变，至宋时苏、黄、米诸人皆然，楷法之妙，独有蔡君谟一人而已。尧章略不举，是未知楷书者也。又谓白云先生欧阳率更论书法之大概，孙过庭论之又详，殊不知古人法书诀、笔势等论文字最多，特尧章未之见耳。行书，魏晋以来工此者多，惟兰亭为最，唐之名家甚众，岂特颜、柳而已哉？况至宋朝，书法之备，无如蔡君谟，今乃置而不论，独取苏、米二人，何邪？读至篇末，又有浓纤间出之言，此正米氏字形也。此体流敝，至张即之之徒，妖异百出，皆米氏作俑也，岂容厕之颜、柳间哉？[6](P441)
赵毕睪《<续书谱>辨妄》原书已佚，元刘有定为郑杓《衍极》所作注文中存其片段。据刘有定云：“伯暐名毕睪，号大蓬，庸斋忠清公之孙，官至奏院宗丞，善隶楷题署。”庸斋忠清公即赵汝腾(？-1261)，字茂实，号庸斋，晚年又号紫霞翁，太宗七世孙，居福州。理宗宝庆二年(1226)进士，历礼、兵部架阁，籍田令。嘉熙二年(1238)，召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景定二年(1261)卒。据此，则赵毕睪应是宋末人。
赵毕睪此段《<续书谱>辨妄》佚文，对于我们梳理“苏黄米蔡”的形成过程尤为重要。“至宋时苏、黄、米诸人皆然，楷法之妙，独有蔡君谟一人而已。”从陆游、朱熹直到赵毕睪，“苏黄米”并称乃南宋以来一贯的说法。南宋人在并举“苏黄米”时都对蔡京不置一词，可知终有宋一代，蔡京都未曾进入过“宋四家”。而南宋人在并称“苏黄米”之时，又每每以蔡襄作为“另类”。这种“苏黄米+蔡襄”的批评传统，无疑为元代人提出“宋四家”之说建立了基础。
以蔡襄与“苏黄米”对立的观点，元代以后亦屡见不鲜。元虞集《题吴傅朋书并李唐山水跋》云：“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出，遂风靡以之，而晋魏之法尽矣。”⑦这简直就是前引朱熹之论的翻版。明周瑛《翠渠摘稿》卷四《跋重刻<荔枝谱>后》：“书法自晋至于宋凡二变矣，晋尚风韵，唐稍收敛而就规矩，宋则破格书之而豪纵不拘焉，盖其乘除之势然也。尝观乡先正蔡忠惠公书，独不与宋人类，结构精密，神思凝重，有石经之遗意，岂其心法独得，不为世俗所推移者乎？”[1](P86)明盛时泰《跋宋蔡襄真书有美堂记》：“宋世称能书者，四家独盛。然四家之中，苏酝藉，黄流丽，米峭拔，皆令人敛衽；而蔡公又独以浑厚居其上，岂非以庄严简重望之，如有德之士而自令人心服，虽欲凌驾其上而自不能者哉！”[1](P88)清潘正炜《跋蔡君谟楷书小幅》：“蔡忠惠公书直入晋、唐之室，不似苏、黄、米三家各出新意。”[1](P107)近人张伯驹《宋蔡忠惠君谟自书诗册》：“宋四家以蔡君谟书看似平易而最难学，苏黄米书皆有迹象可寻。”[7](P9)
三、“米蔡”
南宋时期，除了“苏黄米”并举且与蔡襄对立外，还有一个批评现象值得注意，就是“米蔡”的对举。前引赵毕睪《〈续书谱〉辨妄》在指责姜夔忽略蔡襄时，就说他“浓纤间出之言，此正米氏字形”，即受到米芾的“毒害”，“流弊”所及，南宋名家张即之亦不免。其实不仅张即之学米芾，南宋名家范成大、张孝祥、吴琚等皆膏其法乳，“于湖、石湖悉习宝晋，而各自变体”，⑧“琚书自米南宫外，一步不窥”。⑨
的确，在“苏黄米”这三人中，米芾又是最为极端的，摆脱横蹊，迈往凌云。因此蔡襄与米芾就构成了宋代书法“正——变”的两极。南宋初葛立方《韵语阳秋》(作于1164年)已将“米蔡”对举：
本朝书，米元章、蔡君谟为冠，馀子莫及。君谟始学周越书，其变体出于颜平原。元章始学罗逊濮王书，其变体出于王子敬。君谟泉州桥柱题记，绝过平原；元章镇江焦山方丈六版壁所书，与子敬行笔绝相类。艺至于此，亦难矣。东坡赠六观道人诗云：“草书非学聊自悟，落笔已唤周越奴。”则越之书未甚高也。襄阳学记乃罗逊书，元章亦襄阳人，始效其作。至于笔挽万钧、沉着痛快处，逊法岂能尽邪？[8](P593)
葛立方以“米蔡”对举，列米芾于蔡襄前，乃着眼于书法创作成就。他引苏轼鄙薄周越的诗，目的是为了证明蔡襄学周越因而“未甚高也”，结尾又以“笔挽万钧、沉着痛快”评米芾(此由苏轼“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之评而来)，可知“米蔡”这种提法，超越年辈，寓含轩轾。到了南宋后期，“米蔡”对举中的褒贬意蕴就颠倒过来了，刘克庄《蔡公书朝贤送行诗序》：
余闻古之善书者由楷法以入行草，非由行草而入楷也。羲、献、虞、褚皆然。本朝惟蔡公备此能事，米无楷字。盖行草易而楷难，故藏帖之家有赝米无赝蔡，敬则什袭。⑩
学书须寻梯航，由楷而入行草，即孙过庭《书谱》所谓：“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刘克庄在高度评价蔡襄时，却找来米芾作为反面教材，可见南宋末期米芾书风之盛行，以致有“赝米”之作出现，即赵毕睪所谓“妖异百出”也。刘克庄的这番表述，与前引陆游、朱熹的反省是相一致的。元代人也继承了“米蔡”对举的批评传统，袁桷《跋蔡君谟汶岭帖》云：
君谟行书，苏文忠定为第一。其所摹右军诸帖，形模骨肉纤悉备具，莫敢逾轶。至米元章，始变其法，超规越矩，虽有生气而笔法悉绝矣。(11)
“生气”与“笔法”，创新与法度，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袁桷也肯定米芾书“有生气”，但与“笔法”相较，后者则更为重要。袁桷和前引的虞集，论学皆宗朱熹。朱熹对蔡襄的高度评价，除了书艺之外，更包含书德，《跋蔡端明帖》云：“蔡公节概、议论、政事、文学皆有以过人者，不独其书之可传也。南来多见真迹，每深敬叹。”(12)元人提出“蔡苏黄米”或“苏蔡黄米”，固然是对南宋“苏黄米+蔡襄”批评传统的延续，而程朱理学在元代被立为官学，亦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最后，我们考察一下“宋四家”在南宋的书迹留存情况。米芾在南宋影响日巨，与其子米友仁不无关系。米友仁在徽宗朝曾出任措置书艺所管勾官，负责教授五百生徒各体书法。南渡后，侍清宴于高宗，从事禁中所藏法书名画的鉴定。绍兴内府所藏宋人法书情况，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绍兴御府书画式”有详细记载：
五代、本朝臣下临帖真迹：用皂鸾绫裱，碧鸾绫里，白鸾绫引首，夹背蠲纸贉，玉轴或玛瑙轴。
米芾临晋、唐杂书上等：用紫鸾鹊锦裱，紫駝尼里，楷光纸贉，次等簪顶玉轴。引首前后，用“内府图书”、“内殿书记”印，或有题跋，于缝上用“御府图籍”印，最后用“绍兴”印。并降付米友仁亲书审定，题于贉卷后。
苏、黄、米芾、薛绍彭、蔡襄等杂诗赋书简真迹：用皂鸾绫裱，白鸾绫引首，夹背蠲纸贉，象牙轴。用“睿思东合”印、内府图记。
米芾书杂文简牍：用皂鸾绫裱，碧鸾绫里，白鸾绫引首，蠲纸贉，象牙轴，用“内府书印”、“绍兴”印。并降付米友仁验定，令曹彦明同共编类等第，每十帖作一卷。内杂帖作册子。[9](P95-96)
所藏宋人书迹中，米芾最多，归有三类。其中一类，是“苏、黄、米芾、薛绍彭、蔡襄等杂诗赋书简真迹”，遵循了高宗赵构《翰墨志》“苏黄米薛”的次序，而蔡襄则紧随其后。
以上是南宋初期，南宋末年的情况，我们可以看《群玉堂法帖》。南宋权臣韩侂胄自镌家藏墨迹而成《阅古堂帖》十卷，嘉定元年被旨收入秘书省，更名为《群玉堂法帖》。据《南宋馆阁续录》卷三《储藏》记载，该帖所收宋人书迹情况为：卷五，晏元献以下十七家；卷六，苏东坡书；卷七，黄山谷书；卷八，米元章书；卷九，李后主以下四十家；卷十，蔡忠惠、石曼卿帖。[10](P190)可见，南宋末的书迹留存，“苏黄米”三人位居前列，蔡襄亦紧随其后，这为“宋四家”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依据。相反，蔡京的书迹在南宋罕存，他是不可能被列入“宋四家”的。
综上所论，南宋时期形成了一种批评传统：即“苏黄米”的并举，“米蔡”的对举；蔡襄被视为“另类”以疗救“苏黄米”之失，受到一致推崇。元人提出“宋四家”说，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宋四家”的排列次序在元代并不固定，或为“蔡苏黄米”，或为“苏蔡黄米”。明代始确定为“苏黄米蔡”，并由此引发“蔡”为蔡襄或蔡京的争议。事实上，有宋一代，蔡京从未进入过“宋四家”，也不存在所谓以“襄”代“京”这一事实。
注释：
①论文如林祖泉等《“苏黄米蔡”应为“蔡苏黄米”》，《福建论坛》1989年第3期；陈职仪《为蔡襄冠“宋四家”书品正名》，《福建学刊》1992年第5期；赵保红《“宋四家”之“蔡”究为何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王兴国《宋四家之“蔡”乃“襄”而非“京”的几点明证》，《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等。专著有启功《论书绝句》，三联书店1990年版；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等。
②许有壬《至正集》卷七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5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第364页。
③汪砢玉《珊瑚网》卷三，《适园丛书》本。
④《宣和书谱》卷十二，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第225页。
⑤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四七，《宋集珍本丛刊》第49册，线装书局,2004，第173页。
⑥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六《跋蔡君谟帖》，《四部丛刊》本。
⑦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一，《四部丛刊》本。
⑧陈槱《负暄野录》，《历代书法论文选》，第378页。
⑨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跋吴云壑书后》，《笔记小说大观》第12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第116页。
⑩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四部丛刊》本。
(11)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七，《四部丛刊》本。
(12)朱熹《晦庵集》卷八二，《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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