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德豪斯——麦克雷模型及其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模型论文,豪斯论文,诺德论文,麦克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亚里士多德通过观察公元前第四世纪的希腊人，认为人具有偏爱布道和政治活动的自然倾向；而亚当·斯密通过观察公元十八世纪的苏格兰人，却认为人具有一种从事政治交换的倾向。从这两位知识界巨人的观察中，社会科学已经发展出两个独立的领域：政治科学和经济科学。政治科学一直研究人在公共舞台上的行为，经济科学一直研究人在市场上的行为。政治科学通常假设政治家追求公共利益，公共选择领域的经济学家的著作对当选政治家始终会寻求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政策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参见布坎南、伯顿和瓦格纳，1978年)；而经济科学则假设所有的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并且，以社会科学中独特的一种逻辑来对这种行为进行模型化分析。
利益的不一致性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基础。在文献中经常提到的一点是政治家倾向于选择相对较短的时期，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任职期一般很短，并且经常是不确定的。因此，从社会的角度看，政治家倾向于相对较多地贴现未来，他们很难采取一般社会利益可能要求的“长期视野”，历史上的经济学不仅认为政治力量影响经济结果，而且经常将政治视为决定性的影响。
二、诺德豪斯——麦克雷模型
市场以价格为基础分配资源，而政府则以选票为基础分配资源。
依据弗雷（1978年）的观点，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循环流程模型需要加以修正，以便把政府的自利行为考虑在内。投票人评价政治家的依据是诸如高就业、低通货膨胀、实际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等合意的经济目标是否成功。临近选举的经济状况对政治家至为关键，政治家明显意识到为了能继续保持其地位，就必须使经济充满活力。如果经济状况不令人满意，选民就会投反对党的票，现任者就将失去其位置。因此，经济状况影响选举结果，进而当选的动机就会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使用①。
诺德豪斯（Nordhaus,1975年）在政治经济周期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建立了正式模型，并通过这一研究首先提出了政治经济周期假说。诺德豪斯作出了若干假设：1.该政治体制中包含两个政党，如道恩斯（1957年）的中位投票人定理所预测的，这两个政党间有完全的政策趋同性；2.两个政党均对政治利益最大化感兴趣，而不是对意识形态纲领感兴趣。对于这些机会主义的非党派政治家而言，只有选举结果是重要的；3.选举时间是外生固定的；4.总体失业（Ut）和通货膨胀预期（Pt）出现在每个投票人的偏好函数中，并且喜欢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政策制定者完全了解投票人的偏好；5.投票人根据在位政治家当政期间管理经济的表现作出政治选择。投票人不仅会回想起他们的投票行为，而且他们的记忆在衰退，亦即，他们是短视的；6.宏观经济系统可以用一条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来描述，其中，短期的取舍关系不如长期的取舍关系受欢迎。投票人不了解宏观经济框架；7.通货膨胀预期（Pt）是适应性地形成的；8.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采用财政货币政策操纵总需求来控制失业水平②。他还假定全体选民只关心失业水平和通货膨胀(克拉克等人研究了1979—1983年英国每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数据，也确实发现政府威信的下降和失业的上升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诺德豪斯模型中，居民实际收入、国际收支和社会保障等因素都被简化。这样，在选民偏好既定的情况下，决策者的目标是最大化其再次当选的概率。而在罗戈夫—希贝特(Das Rogoff-Sibert-Modell,1988)的学说中，政府的能力体现在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上：一个更有能力的政府比能力差的政府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同样水平的公共物品，即能够在大选前以降低税收或更多的转移支付的形式向选民传递关于其能力的信号。为有效地将自己与能力差的政府区别开来，它必定在“降低税收”的信号上大动脑筋。因此，它常常迫使中央银行过多地进行铸币税融资，但这都无法被观察到，因为要经过一段时滞(选举之后)才会以高通货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③。即使对于能力差的政府来说原则上也存在着激励：通过发行大量的货币而将自己伪装成有能力的政府，如果不同能力的政府发出同样的信号，那么就出现混同均衡。但直觉标准认为只有分离均衡才是强有力的均衡，因为那时能力最差的政府不会发出信号（税收不会下降）。在通货膨胀预期形成之后，政府才确定货币政策并因此确定增长率。在大选之前，选民虽然能观察到增长率，但却观察不到通货膨胀率。产出会立即对政府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做出反应，而价格则会在一定的时滞之后才会受到影响，因此，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要到大选之后才能被观察到，从而在大选之前无法直接推断出政府的能力，但选民能够间接地（通过观察大选之年的增长率）对其能力作出推断，因为所有的选民都是同质的，所以，总是选择他们认为是最有能力的政党。在分离均衡中，选民可以通过观察增长率来正确地推断政府的能力。如果经济形势在大选之年表现良好，政府将重新当选；相反，反对党上台④。
政治参与者只谋求他们的自我利益，他们企图利用失业与通货膨胀的替换关系都可能导致经济活动的不稳定（即导致内生的、政治引起的经济周期）。威廉·D.诺德豪斯（William.D.Nordhaus,1975）和C.邓肯·麦克雷（C.Duncan MacRae,1977年）使用类似于菲利普斯曲线的适应性预期的模型，提出了寻求选票的货币政策将会形成一种周期的思想：经济运行往往围绕大选日期而波动，在大选之前政府一般都采取有利于自己当选的经济措施，而把不利的经济后果拖延到大选之后。与诺德豪斯模型相似，罗戈夫—希贝特的学说也认为政治过程会产生内生的经济周期，但这个周期现在不再被认为只有消极影响，虽然一方面内生性的波动会导致福利损失，但另一方面，选举是取代无能力政府的一种工具，由此才有可能转换为一个更有能力的政府，这又会带来福利收益（更高的增长率），当然收益必须与损失相权衡。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可以看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独裁政府虽然不会产生周期，但它也不会因为无能而被替换掉，这说明了一个有趣的替换：选举得越频繁，产生的波动就越严重，但也就能越快地纠正错误⑤。
图1 长期和短期菲利普斯曲线（LRPC和SRPCs）
图1反映了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SRPC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在曲线上每一点都代表了可供政策制定者选择的一个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组合，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改变总需求在这条曲线上移动来选择自己的目标。当周期性失业为零时，经济处于自然失业率U[,N]水平上，通货膨胀率就由预期值和供给冲击引起，等于π[e]＋ε，SRPC斜率的绝对值为β，表明失业率每降低1％，通货膨胀上升β％。
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显示，当不存在有利的供给冲击和无法改变人们的预期时，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经济必然会经历衰退和失业率的上升。为了决定是否实行降低通货膨胀的政策，政府必须了解这一过程中产出下降的水平，以权衡降低通货膨胀的收益和成本。
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受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当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时，曲线向上移动。当预期通货膨胀率由0上升到gP[,A]，SRPC由SRPC[,2]平行上移到SRPC[,1]，这时，对应每一个失业率水平上，都有一个更高的通货膨胀率。
以上分析的预期都属于适应性预期，另一种主导的假说是理性预期，这一方法是和卢卡斯和萨金特（T.Sargent）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理性预期假说认为人们会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来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并且总是积极地搜集各种信息，包括关于当前政策的各类信息加以分析并预测未来。在对信息的处理反应过程中也会犯错误，但是很容易被发现并纠正，因此，人们在其预期的形成过程中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
根据理性预期假说，政府财政、货币政策的变化会改变人们的预期。当政府宣布要降低通货膨胀时，理性的人们就会迅速调整他们的预期，使预期通货膨胀率降低，反通货膨胀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在极端的情况下，成本甚至为零，也就是不引起任何衰退。这种无害的反通货膨胀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降低通货膨胀的计划必须在工人和企业形成对工资和价格的预期之前宣布；二是这种计划必须是可信的，否则，工人和企业不会调整他们的预期。一旦这两个条件满足，根据理性预期假说，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会向下移动，通货膨胀率就能在失业率不变的情况下得到下降。在这里，宏观经济政策的可信性是反通货膨胀成本高低的关键。
在每条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预期通货膨胀率都是固定的，预期通货膨胀的变化会造成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移动。在U＝U[,N]点的左边，实际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因此，失业率低于自然率的水平，而在右边，实际的通货膨胀率要低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失业率高于自然率的水平，即使人们只是作出适应性预期，在长期内企业和工人也会不断调整自己的预期，最终使预期通货膨胀率与实际通货膨胀率相等，于是，得到长期菲利普斯曲线。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预期通货膨胀率与实际通货膨胀率相等时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
当预期通货膨胀等于实际通货膨胀时，长期菲利普斯曲线LRPC是位于U＝U[,N]的一条垂直线，它由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实际和预期通货膨胀率相等的各点连线组成。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实际上也就是长期总供给曲线。它表明在长期内，古典两分法是适用的，失业率保持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产出水平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短期内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在长期内不再成立。
图2 选民欢迎等高线
图3 诺德豪斯政治经济周期
没有预期的通货膨胀通过为我们所熟悉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效应，就会产生低于自然失业率的实际失业率，也就是说，没有被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使得厂商提供的名义工资高出了工人的预料，从而给工人们造成一种幻觉：自己的工资水平提高了，更多的人就会选择去工作，于是，就业率上升，失业率下降。
当局将当前预期的通货膨胀率gP[e]视为给定，通过选择基础货币的扩张比率，当局能够完全控制当期通货膨胀率，所以，它们必须在失业率（U）和当期通货膨胀率gP之间寻找可利用的短期权衡关系。我们假设该权衡关系，即SRPC是线性的。
U＝Un－c（gP－gP[e]）
其中，U＝当前的失业率；Un＝自然失业率；c＝正的常数；gP＝当前的通货膨胀率；gP[e]＝当前预期的通货膨胀率。
当局能够将当前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视作给定的（预先确定的），因为在模型中，公众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是适应性形成的（以向后看的方式），该预期仅基于过去通货膨胀率的经验。为简化起见，我们假设这一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等于过去一期的通货膨胀率。若今年的现实通货膨胀率低于今年预期的通货膨胀率，gP＜gP[e]，则会降低明年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从而改进明年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的权衡关系。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使得（SRPC）曲线下移。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将产生相反的效应。图中，SRPC[,2]代表gPe＝0时的权衡关系。SRPC[,1]代表gP[e]＝A＞0时的权衡关系。
每一条选民欢迎程度等高线代表投票人所认知的并给在位者带来相同投票比例的U和gP的组合。为了说明为什么要实行周期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假设投票人的眼光是短视的。投票人关心选举日的（U,gP）组合，但不关心在位者的任期中以前的经济指标。选民欢迎程度等高线在选举前夕离原点（0,0）越近，投票人越支持在位者。图中曲线所附的百分比数字显示了投票支持率。
控制货币政策的在位者，选择一定次序的货币增长比率，目的是提升他们在下一次选举中的票数。在这一背景下，选票最大化政策寻求在选举日时达到与原点尽可能接近的欢迎程度等高线上的一点。结合前两图的内容，显示SRPC[,2]上的D点是在位者最好的。政治性经济周期就是从在位者为到达目标点D之前所做的准备工作中形成的。假设一条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LRPC），假设经济活动开始于点A，则在位者必须降低短期菲利普斯曲线SRPC。这意味着推动经济沿着图中所示的下面路线运动：点A到点B到点C再到点D。
设想上任政府发现自己当选后处于点A，此时现实的和预期的通货膨胀都等于gP[,A]。为了达到点D，必须将SRPC从SRPC[,1]下移到SRPC[,2]。这意味着将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到零（回想，SRPC[,2]从构造上本身代表gP[e]＝0时的权衡关系）。在简单的适应性预期方式下，当局要将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到零，唯一的办法是将现实的通货膨胀率降低到零。短期内，将通货膨胀率下调到零将使经济向东南方沿SRPC[,1]移动到点B，暂时提高失业率U。一旦gP[e]下降到零，SRPC向下移动，经济从点B移动到点C。新的SRPC是SRPC[,1]。经济回到了LRPC，但是通货膨胀率降低了。
为了最大化再次当选的希望，当局将在新的选举前夕出其不意地提升通货膨胀率，使经济向西北方沿SRPC[,2]移动到点D。在SRPC[,2]上所有的点中间，点D能赢得最高的选民欢迎程度，该点是SRPC[,2]与选民欢迎程度等高线相切的点。选举结束之后，在新一轮执政时期，该周期重复出现。
上述的政治性经济周期合理化之所以会发生，其必要条件之一是政府经民主选举按期产生（总统终身制没有理由会产生这样一种周期）。除此之外，要求选举之间的间隔期是固定的。该政策也适合，至少是可能适合当政的政府具有随机确定下一次选举日期的权力、任期可变的议会体制。⑥
诺德豪斯探讨了一种适应性预期长期均衡的答案，其中，预期随时间推移而一步步地展开。如果政府也是短视的，意思是说政府甚至不愿意采取降低SRPC所必需的反通货膨胀措施，因而失业增加，欢迎程度暂时性损失，那么，政府从点A开始所能做的是在选举前夕转移到点E。SRPC将相应地上升到SRPC[,A]，下一任政府将面临更糟糕的SRPC，并且，如果政府继续采取类似短视的政策，经济将结束于F点所在的状态。注意F点的U和gP都要比E点恶化：“滞胀”是短视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物。
多届政府连续短视所造成的结果将是失业和通货膨胀沿“选举结果线”（EOL）运动，该直线由选民欢迎程度等高线和SRPC的切点连接而成，直到其到达EOL和LRPC的交点M为止。点M代表了短视政府的长期停靠点。通过点M的SRPC不再能够被利用来增大选民欢迎程度，因为它与选民欢迎程度等高线相切；M是通过M点的SRPC上的最佳点。与“黄金规则”（非短视的）最优点G相比，M点具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但是失业率相等（给定LRPC垂直）。长期来看，较高的通货膨胀没有带来能起抵消作用的好处。
三、诺德豪斯——麦克雷模型的实证分析
理论就是对特定事件行为的一般性描述。它构建在人们的思考以及先前的观察进而相信我们对现象已经了解了其重要的、重复的因果关系的基础上。理论往往运用一定的假设简化或限制真实世界，这是为了让理论尽可能地集中于最重要的关系。理论是否有用可以根据以下两个标准来衡量：一是对内部一致性的检验；二是对理论的经验检验。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经济学家建立了丰富的政治经济模型，它们已将这些内容纳入其中。现在，经济与政治的相依关系已成为研究总体经济不稳定性原因的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⑦。诺德豪斯深入探究，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时候符合了他的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该理论（Nordhaus,1975年）意味着，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将显示与选举周期相匹配的特定格式：“随着选举的临近，以前年度的失业和通货紧缩被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繁荣替代。”
为了更好地理解模型检验及其结论的性质，以及在该模型所得到的经验支持程度上为何会产生如此显著的差异，把上述研究成果分成两类是很有用的：一类与经济结果（诸如可支配收入、失业率或通货膨胀率）有关；一类与政策工具（诸如转移支付、其他财政工具或货币增长率）有关。
图4 短视状态后的长期均衡点M
贝内特·麦卡勒姆（Bennett McCallum,1978年）对诺德豪斯的理论展开了批评：公众没有预料到像钟表一样每四年发生一次的通货膨胀率上升是不可能的。任何系统的因而是被预料到的货币政策，在使实际变量——像失业和实际收入——偏离它们的自然率水平方面是无效的。但是，近期沿着政治经济周期这一传统的工作表明，只要在投票人与政策制定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诺德豪斯（1975年）模型的某些内涵即使在有理性预期的模型中依然能够保留。如果存在信息不完全的因素，使得前瞻性的投票人未能获得关于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某些特征的信息，那么当政者就有机会为赢得连任而制造“暂时繁荣的幻觉”（阿莱西纳，1989年）⑧。麦卡勒姆（1978年）用美国的数据拒绝了诺德豪斯模型的含义，帕尔达姆（Paldam,1979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也只发现了政治经济周期的微弱证据。戴维·迈泽尔曼（David Meiselman,1986年）用图示证明了美国从1960年—1986年的M[,1]增长率具有粗略的选举周期。而刘易斯—贝克(Lewis-Beck,1988年)在他所考察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中，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⑨。关于诺德豪斯模型的一个更严重问题在于，它取决于部分选民的非理性行为。不但在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方式上，而且在政府政绩的评价方法上，投票人都是非常幼稚的。任何一个投票人，只要他在诺德豪斯的世界中经历过一个选举周期，就不应该被愚弄到投票选择一个善于操纵的机会主义的决策者。伴随着选举前一段时期的低通胀低失业现象，会出现选举后一段时期内的高通胀高失业状况。他的投票行为应该是前瞻性的，而不是回顾性的；而且对于在选举之前搞这种诡计的执政者，投票人应该惩罚他而不是奖励他。对一个选择短期刺激经济的决策者而言，如果投票人不会被愚弄到去投票选举他，那么，决策者就不会采取此类政策，进而选举性经济周期也会消失⑩。
关于诺德豪斯模型的比较好的结果有索赫（1986年）、诺德豪斯(1989年)、海恩斯和斯通(1990年)以及塔夫特(1978年)，他们发现了在美国大选前操纵财政货币政策的证据。海恩斯和斯通（Haynes and Stone,1989年）发现：在GNP和失业率中都存在一个四年周期现象，在总统选举季度GNP达到其波峰，而失业率则在选举之后那一季度达到其波谷。曼弗雷德·W.凯尔.Manfred W.Keil,1988年）发现了英国的失业率数据中的选举周期。塔夫特也坚信，在工业化国家中，经济活动表现出很明显的政治周期。塔夫特（Tufte,1978年）还认为，也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其他民主国家中在结果方面也有政治周期现象，这是因为在一个由27个国家组成的样本中，“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短期加速现象更有可能发生在选举年份而不是其他年份”（Tufte,1978年）(11)。阿莱西那、科恩和鲁宾尼（Alesina,Cohen and Roubini,1992年）对通货膨胀中的政治周期进行了检验，认为通货膨胀行为中的PBC效应在所有国家中都是广泛存在，而且该结论建立在比GNP和失业率的结论更强的经济证据之上。威廉姆斯（Williams,1990年）引用伍利（Woolley,1986年）的研究并认为，大选之年明显的货币政策行为很可能是扩张性的而不是紧缩性的。(12)
塔夫特（Tufle,1978年）利用一些相关文件证明，在选举之前的财政转移支付中（不仅包括社会保障支付，而且还包括退伍军人津贴）存在大量明显的机会主义型操纵事件(13)。阿伦·德雷泽（Allen Drazen）认为，确实存在一些经济计量证据表明在政策工具中，特别是财政的转移支付中，存在某些机会主义的行为(14)。塔夫特（Tufte,1978年）提供了一个关于转移支付时间安排案例研究的不错的证据，在案例中，政府将选举年支票的分配提前一个月或两个月，以便正好在选举前进行支付。最令人震惊的例子当属理查德·尼克松(罗戈夫（Rogoff,1988年)称其为“政治经济周期的全天候英雄”在1972年大选前的做法。1960年，尼克松因票数仅差一点点而在总统竞选中败北，他认为那是由于经济疲软造成的。（参见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引自塔夫特（Tufte,1978年）有1960年的经历，所以在1972年，尼克松就不再冒险了(15)。应当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发达国家政府的行为十分相似。舒克内希特（1996年）在对35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发现了因选举而产生的财政政策周期的“大量证据”，不过，在较开放的经济中，提供给自利的政治行为的机会就要少得多。
豪泰林（Hotelling,1931年）已经证明，在两党体制中，两个政党都将以中间选民为标准确定它们的目标，如果它们是机会主义者的话，争夺选民会使两党的方案相互接近；各政党的政策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如果政府以中间选举人的利益为导向，那么它刚好实现社会最优解，但在不对称分布的情况下这总是导致扭曲效应，但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扭曲效应，尚未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
四、结论
从政治的层面上看，任何一部宪法都有武力威慑作为后盾，虽然宪法的目的就是要使该种武力及其产生的威慑力服务于公共利益，但是，并不能保证一个机构在拥有国家武力的垄断权之后不会利用它为自己谋利。而且，许多政治承诺并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强制实施机制的制约，法院不行使这种职能。在美国、欧盟和其它国家，司法系统是宪法的有效监护者，它可以阻止政府采取某些行动，即使是已经承诺的行动，但是司法系统也不能强迫政府采取行动以履行竞选时作出的承诺。如果一个政治家没有履行这样的“契约义务”，那么，唯一的救助方法就是将他或她解职。但是，在民主社会中，这是比较困难的，而要使非民主政府下台就更为困难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外部性强制实施机制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对于不履行诺言的行为也没有货币处罚或赔偿。所以，就需要一个制度框架，创造引导更经常地实施长期目标的可持续的经济政策环境。工业化民主国家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是在不威胁到民主政府的基本原则的条件下，如何通过体制改革来限制政治家过分热衷于短期的相机抉择行为，这说明经济周期与选举周期之间的关系仍将是宏观经济学家的丰富而肥沃的研究领域。正如经济力量不能被政治家所忽视一样，对经济政策的实证模型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政治的竞技场”（阿莱西纳，1988年）。
不同模型之间所得结论有所不同可能源自于众多因素，诸如经济活动定义的差异以及样本选取的不同，但是结论中的主要差异看起来是源自于数据的不同区间，而且尤其是源自于政治工具变量的不同规范。
在缺乏剧烈的政策冲击下，通货膨胀率基本上取决于过去的通货膨胀率，政策行动首先影响的是实际产出，然后才影响价格水平，这样，扩张性政策在加速通货膨胀之前先减少失业，而紧缩性行动在减缓通货膨胀之前先增加失业，所以，扩张性政策首先取得受欢迎的结果，然后才会出现不受欢迎的结果，于是，政策制定者立即受到颂扬。当通货膨胀率确实加速时，社会公众很少会将它与几个月前采取的政策行动联系在一起，而不会归咎于政策制定者，反而他们可能将它与当时的一些事件如粮食歉收、工商企业或者劳工组织唯利是图等联系起来；紧缩性政策首先引起不受欢迎的失业增加，接着才是受欢迎的通货膨胀减速，于是，政策制定者马上受到责备，当通货膨胀确实减速时，社会公众很少会将它与前面的政策行动联系在一起，自然也不会增加对这些政策制定者的信任，反而他们会将它与当时的一些事件如粮食丰收、生产力提高或者经济管理部门能力的增加等联系起来(16)。
经济和政治之间经常会产生矛盾，经济学家宣称没有“免费的午餐”，资源是有限的，人们必须作出选择；政治家则依靠鼓吹“免费的午餐”而生存。总之，政治的坐标是短暂的，“政治家既没有爱，也没有恨，支配他们的是利益而非情感”。
注释：
①②⑦⑨ ［英］布格恩·斯诺登、霍华德·R著，黄险峰、孟令彤、秦岭、罗军译，黄险峰校：《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65页、第267—268页。
③④⑤ ［德］格哈德·伊宁著，杨伟国译，裘元伦校：《货币政策理论——博弈论方法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第281—282页、第283页。
⑥ 基于选举滞后于宏观经济表现的典型规律，该理论意味着在这样一种体制下，经济繁荣将先于（或者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选举宣布日期（参见keil 1988年，第93—94页）。
⑧⑩(11)(14)(15) ［美］阿伦·德雷译著，杜两省、史永东等译：《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227页、第225页、第220页、第219—220页。
(12)(16) ［美］乔治·考夫曼著，陈平等译：《现代金融体系——货币、市场和金融机构》，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3页、第501页。
(13) 以色列执政的利库德集团在1982年大选前的行为，看来是选举前对财政进行有力操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选举前几个月，它大幅度地，然而是暂时地降低了此前征收的高频进口耐用品关税。在1981年的耐用品进口大幅度增长80％之后，1982年又增长了24％。本—波拉斯（Ben-Porath,1975年）令人信服地证明，在1952～1973年间，根据选举而进行的机会主义决策是相当一致的。压缩通货膨胀被推迟到选举之后，而在选举之前通常会削减税收，只有在选举之后才会增加税收。
标签：通货膨胀率论文; 菲利普斯曲线论文; 失业率论文; 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论文; 经济周期理论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诺德论文; 能力模型论文; 实证分析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