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经学的沿革看“齐——鲁——道”之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沿革论文,汉代论文,之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读《论语》每至《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辄惑不解。近几年研读秦汉历史，纵观前汉齐、鲁门户纷争，后汉今古派系对立，考其线索头绪，复以夫子“齐→鲁→道”之变较之按之，幡然似有所悟，于是不揣谫陋，命笔遂成是篇，以期与同志切磋，以求于大家指教。
先秦的齐学与鲁学
中国古代学术，于先秦言是为子学，于两汉言则在于儒家之经学，这种学术一般特征也反映在当时的地域文化之中，齐、鲁之学亦复如是。
齐、鲁地虽毗邻，俱为周初泱泱封国，但是由于一些地理的和人文的差异，造就出两种风格迥异的地方文化，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便形成了齐学、鲁学两枝并秀的传统体系。长期以来，两派在对立中共存，在统一中趋亡，然其余风遗响不绝如缕，时至今日犹可追寻参稽，对研究地域文化提供了绝好的比较资料。
大体说来，先秦鲁学的基本特征是由：伯禽初封——孔子创儒——思孟弘扬，这样一条线索贯穿下来，表现出三代文化的积累与综合。孔子虽终生栖栖皇皇，然其契而不舍的追求探索精神，反映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其基本思想在于注重个体人的自我完善与社会人际关系间的和谐统一，这种带有教育普及色彩的大众伦理哲学，遂使儒学在先秦为显学，在汉代经改造定为一尊。鲁为孔子创说施教之地，其后有子游、曾参传其衣钵，“洋洋仲尼，视我遗烈，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汉书·韦贤传》）。续儒家业绩者世代不绝，多视鲁学为正宗。此后于战国诸子百家辩诘质疑之际，更有思、孟力倡仲尼之道，亦被后世视为纯儒。
先秦齐学的基本特征是由太公封国——管、晏相齐——稷下之学，这样一条线索贯穿下来，表现出浓烈的因地因时制宜的政治实践色彩。《管子》和《晏子春秋》反映出姜齐由霸到衰的史实，总结出许多经国治邦的经验与原则，更规定出参政入仕者主动与被动、积极与消极的行为道德规范，这种人格的权宜之变，遂被视之为“功利”，成为齐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我想这也许正是管、晏在历史上齐名并称的主要缘故。至田氏威、宣间，更以政治势力和经济实惠招徕学者，稷下诸子虽然“不治而议论”，但确实也形成了一时相当规模的学术气氛。于此之际，儒学也通过孟子、荀子诸人的传播进入齐地，直至汉代“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汉书·地理志》）
先秦齐、鲁两学对自身学术思想的社会实践性都看得很重，但在涉及到具体政治的态度上却有着很大的差异。鲁学以儒学正宗标榜，提倡道义，强调学术伦理原则与政治的相对独立性，表现出浓厚的“载道”精神。齐学则杂之以道、儒、墨、法、阴阳各家，以权变为要，着重实际，突出学术之于政治的实践经验性，表现出强烈的“功利”原则。对此差异，当时齐鲁之士亦彼此讥讽刺短，诸如：“子诚齐人也，唯知管仲、晏婴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夫子苟贤，居鲁而鲁国之削，何也？”（《韩诗外传》卷六第十四章）先秦齐、鲁两学的学术风格、价值取向及其于政治态度的差异，进而遗传影响到汉代经学的特征中去。我们今天的人大讲鲁学因循保守，齐学灵活开放，其分野我想主要还是基于上述差异的。如果单纯以学术而言，则是：鲁学以儒学为骨干，显得比较“纯”和单一，而齐学却是兼容并蓄，显得比较“杂”和多元。
齐学——西汉经学主流
战国末乃至秦、汉专制一统，为政治之需要，学术思想亦渐趋划一，秦皇力主法术，汉初又独贵黄老，期间因屡遭天灾人祸之摧残，经籍亦蒙毁坏散逸之厄运，诸子思想从此被湮灭者亦复不少。此后经汉文、景间文献典籍的搜集与整理，学术气氛小有复兴之势。儒学赖其教育传播之功能，历尽沧桑劫难，仍能维持其学术思想和体系，这是其它学派所不可比拟的。
从历史所提供的借鉴看，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举措，对于以“载道”为价值取向的鲁学而言，仿佛是种偶然。“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史记·叔孙通传》）表现出一种消极坐待的态度。而对以“功利”为价值取向的齐学言，则是一种必然。“齐故儒以百数，言人人殊。”（《汉书·曹参传》）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表现自我，积极参政议政的意愿。当时摆在武帝面前可资选择的思想武器，法家、黄老、杂家等不少，而独独选定儒术，这便不能不归功于当时一大批勇于趋时、力倡功利、赋予齐学精神的经学人物。
对汉代经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当首推董仲舒与公孙弘。董生有“三年不窥园”之誉，然绝非不窥时世之人，想是从叔孙通、公孙臣等人那里，借鉴到“希世度务”、“进退与时变化”（《史记·叔孙通传》）的历史经验，窥测到了专制统治者的思想心理，于是借武帝急于标新的时机，以《公羊》为武器，发动了“天人合一”的学术出击，遂使儒学得以定鼎独尊。公孙弘虽于学术无所称道，然其以布衣为丞相的一大功劳，便是巩固了儒学立在学官的政治地位，从此儒学庠序之教逐渐健全普及，博士官皆置弟子，政府选官备员以通经政仕的道路彻底铺平，从而把儒学与政治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西汉的齐学、鲁学均属今文，自武帝始置五经博士，以及其后的诸经师传家法，也几乎被这两派所垄断。两派相比，由于齐学尚“功利”的特征，决定了它在政治上积极活跃，在学术上占主流的倾向，鲁学相对显得薄弱。所要指出的是：一、鲁学“载道”、齐学“功利”是指两学特征上的一般差异，并不排除个别特殊现象，诸如叔孙通的趋时逐利、贡禹的清节自治、董种舒的载道功利并举。二、汉代经学因师传的错综复杂，不能单以籍贯区别齐鲁之学，齐人习鲁学者有之，鲁人习齐学者更是屡见不鲜。三、由于上述两条的影响，除《诗》、《书》、《春秋》、《论语》诸经两派壁垒森严外，《易》、《礼》经传中的界限相对比较模糊。
西汉今文经学的大体风格是，学者各自抱守一经，以师传家法维护经营，视之为私家领地一般，再加之缺乏正常的学术思想交流，因而显得呆板僵滞，缺少哲学理论的升华。
齐学虽在西汉今文经中占主导地位，但自宣帝石渠阁会议后，齐、鲁两派在政治、学术上逐渐持平。加之元帝以降，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统治基础日渐动摇，在这种前提下，以附庸政治为生存前提的今文经学，有必要适当地平息内部一些不必要的派系矛盾，以维护汉帝国的一统，以确保自身的既得利益。于是跨派系、隔门户习经者日渐增多，如萧望之兼习《齐诗》、《鲁论》；王吉研习《驺氏春秋》、《韩诗》、《齐论》、《梁丘易》等，为西汉少有的通五经者；张禹更选定难度较小的《论语》，去作试图弭合齐、鲁派系矛盾的尝试，他“本授《鲁论》，继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隋书·经籍志》）融为一本，“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何晏《论语序》）这种经学的合流，并没有给它带来任何生机，与末世的政治一样，经学自身形式上的烦琐化和内容上的迷信化，拖累着它只能蹒跚前进。
关于经学的烦琐化与迷信化，占据主流位置的齐学是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汉世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传》、《齐诗》、《公羊春秋》皆齐人所传也。”（皮锡瑞《经学通论》）烦琐化、迷信化的典型实例，也正出在这几部经中。诸如：“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字，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是以通人厌烦，羞学章句。”（王充《论衡·论说》）《公羊传》的阴阳灾变、三科九旨、五始、六辅、七等，《齐诗》的五际、六情、五性，等等，也都在这时期被造作夸张得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导致政治和学术都被谶纬迷信所湮没。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一、封建政治豢养学术，学术过份依附政治，追逐功利。“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平帝年号）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后汉书·儒林传》）二、学术派系门户森严，形成划地为牢式的封闭学术体系，使义理渐趋虚妄。“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趣述故，滑习辞语。”（《论衡·正说》）三、齐地本古代东方迷信基地之一，神仙、方士多产于此，虽秦皇、汉武犹受愚弄，汉季又有甘忠可造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与弟子夏贺良宣言“再受命”与在朝李寻、解光等相结，演出了数场荒诞的闹剧，于此正可见同一地缘、同一文化背景中齐学与迷信的关系。
对儒学的独尊和西汉经学的没落，齐学都在其中扮演推波助澜的主要角色，这种“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的历史作用，究其根源我想还是在于“功利”观念。因此如何评价功利观念，如何因势利导，那是留给我们的一种思考。
西汉鲁学的式微与分化
西汉今文鲁学在与齐学的角逐竞争中，由于受孔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束缚，其学术气象略呈拘谨保守，因此决定了它不仅在政治上受齐学压抑排挤，学术上也不及齐学活跃。然而现实中的功名利禄对“载道”精神的冲击，使得鲁学内部不断产生分化，难以完整地保持其个性。鲁地学子研习齐学的风气便是突出的例证，夏侯氏受《伏传》独创《夏侯尚书》之家法，颜安乐受《公羊》亦创颜氏之学，此其荦荦大者。
鲁学的命运在宣帝时期，偶然地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转折，使它取得了与齐学几乎并驾齐驱的政治地位，那便是发生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
宣帝即位之初“闻卫太子（其祖，即戾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商，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汉书·儒林传》）宣帝是个“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汉书·萧望之传》）的人，对鲁学《谷梁》所好，不过以其祖所好而已，又恰逢身边鲁籍大臣居多，于是遂萌发立《谷梁》的念头。于是诏令蔡千秋、尹更始、江公孙、周庆、丁始、刘更生（刘向）等一班人仔细研习讲授，“自元康中始讲，至是（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后，召集五经名儒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异同……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同上）鲁学终于取得殿议预赛的胜利，最后在石渠阁会议上得到认可，《谷梁》得立为博士。《谷梁》得立，除了学术上的一些因素外，关键原因则是借助于政治势力的结果。
自石渠会议后，齐、鲁今文间的矛盾逐渐平和。但是摆在鲁学士人面前的选择却是严峻的：要么放弃自身“载道”的特征与传统，去和齐学合流，（大多数人都这么去作了）；要么抱守传统家法，甘心沉寂无为；要么是打破陈规陋习，从思想和方法上闯出一条新路来。从最后一条道路上闯荡出来的人物，便成了古文经学的先驱。
现在对古文经派的兴起，一般都追溯到西汉末年的刘歆，其实我们如果顺着这条线索再向上推一推，便可以把它同鲁学联系起来，便可找到最后参加殿议和石渠会议的蔡千秋、江公孙的弟子尹更始与刘向等。尹更始曾从清河张禹（按：非《张侯论》作者之张禹）习《左氏春秋》，并“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汉书·儒林传》），必然是从《左传》那里吸取借鉴到不少东西。从尹更始开始，《谷梁》与《左传》的师传谱系发生了重叠：尹更始传《谷梁》于翟方进、尹咸（其子）、房凤，传《左传》者又是翟方进、尹咸、胡常；翟与尹咸又带出来了刘歆。胡常是《谷梁》派江公孙的弟子，与刘向同师。他不仅习《左传》，而且还是《古文尚书》的大家，他带出来的弟子徐敖，又是《毛诗》大家。从经学的这些传禅谱系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汉末，刘歆前，曾经有过那么一段研习古文的预备过程。而这些研习古文的学者又基本来自于鲁学阵营。这是一批探索者。他们试图从与齐学的抗衡中，寻借新的思想武器，来充实和巩固鲁学自身的价值与个性，这便预示着经学阵营内重新组合对垒的帷幕业已拉起，今文齐鲁之争将由今古文之争所取代。
古文近鲁：载道的特征
西汉历经二百年的搜集征献，秘府古文典籍积累了不少，其中尤以《左传》、《周礼》、《毛诗》卷轶浩大，且俱自成体系。这不仅为经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新资料，而且也为动摇今文经师传家法的权威性提供了武器。今古文间的派系斗争，自西汉末始，贯穿东汉整整一代。
古文经学的政治命运是：王莽改制时曾一度被立在学官，很快便遭光武中兴否定。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虽然“如石渠故事”召开过一次白虎观会议，然其宗旨不在于立异，而在于求同，结果是把经学与谶纬神学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今文经学更趋没落，而古文经学也未得立于学官，所取得的待遇不过“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后汉书·儒林传》）而已；后被“降在小学”，终东汉之世，处于一种“在野”的位置。但民间研习者趋之若鹜，蔚然成风，与在朝的今文经学呈抗衡之势。
倡导古文的刘歆很迷信，也很会附庸政治，但他敢于面对已成传统权威的今文统治揭竿而起，“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汉书·楚元王传》）在他眼里如果古文尚且可疑，那么今文的口传家法的可靠性就更值得怀疑。他毕竟因受鲁学渊源的影响，为经学的学术发展找到了一条求实的新路：今文经义理之说既然已经近乎虚妄荒诞，那么就有必要去追究经学所涉及的史实，就有必要从文字训诂去正定那些被肢解破碎的章句。
在古文经诸经典中，《左传》是其开路的思想武器，主要作用在于对今文齐学的权威基础——《公羊传》发动冲击。《周礼》则是古文学派的看家法宝。礼属孔子学说的伦理范畴，荀子将礼政治化，到韩非又把它蜕变成纯政治——法。汉世重礼，盖欲以其伦理之温情来校正秦法苛刻寡恩之弊。但是除了叔孙通借《仪礼》搞了些花架子形式外，在牵扯到与封建帝国至关重要的理论原则问题上，诸如：正朔、服色、宗庙、辟雍、封禅、祭祀、巡狩等，今文经的理论多是苍白无据的，而古文逸经却提供了这些方面的大量新资料。刘歆以降，东汉的贾逵、马融、卢植、郑玄等终于将《周礼》与《仪礼》、《礼记》配套成为一个新体系，这种学术上的继承与发展，应该也是古文“载道”精神的体现。
古文经派除了与鲁学的渊源关系，以及对“载道”价值观念的继承外，对齐鲁今文而言，它还打破了学术的地域垄断。“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汉书·赵充国传》）西汉自公孙弘后，朝中权机枢要，衣青紫者多为齐鲁士人。随着两汉政治中心在关洛地区的巩固和发展，关洛士人的经学风格业已日臻成熟，形成一股新的区域文化力量，对向齐鲁学术俯首称臣的局势已近于不可容忍。古文始倡，他们其中许多人便加入到这个阵营中去，古文并祖述儒学西渐的始祖子夏，以示自身的传统性和权威性，首先要在师传上与今文派拉平，进而是打破齐学、鲁学的区域封闭，团结关洛士人乃至其它地域的人，以壮大自身的学术阵营。东汉的杜林、班氏父子、贾逵、许慎、马融等古文大师，皆为关洛名士。区域性学术文化的拓广，反映出大一统政治形势下的文化融合。
古文经的冲击波对今文阵营震动甚大。它加速了鲁学的分化，冲击了顽固的齐学。古文大师郑兴、贾逵都是从《公羊》、《大夏侯尚书》中分化出来的。齐学中有部分人开始研习古文经，尽管其目的是在于对它的批判，但却把学术争论带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
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 两汉风俗》中这样写道：“汉自孝武表彰六经之后，师儒虽盛，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励名实，其所举用莫非经明修行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三代已下风俗之美，无过于东京者。”由此使我想到的是：古文经学“在野”浸盛与“载道”不困的原因，应该是和政治提倡节义，进而改造风俗的环境是分不开的。一个极明显的反差便是：西汉愈到末期，经学愈滥；东汉则是愈到末期，学术愈醇，这种现象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汉代经学的大一统
东汉末年风雨飘摇，大一统四百余年的汉家基业正处在土崩瓦解的前夕，而恰在此时，派系分裂达三百余年的两汉经学，则基本完成了其内部的统一。完成这项艰巨工作的是乡村学究——郑玄。
郑玄（公元127年－200年），先师从第五元先习今文经学，后从张恭祖、马融习古文经学，在外游学十余载，“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覩祕书纬书之奥。”（《后汉书郑玄传·戒子书》）因其求学坎坷艰辛，大器晚成。四十开外学成后，不久便遭党锢之祸，被禁锢在家十四年之久。就在这漫长困苦的年月里，他“隐修经业、杜门不出”（同上），成就了他那遍注群经集其大成的不朽业绩。
郑玄身在禁锢而志学不已，本为齐人，却没有齐人的“功利”气质，也不囿于地域派系圈子，表现出突破齐鲁地域界限，综合古今的气概。首先他和同在禁锢之中的任城何休的一场学术交锋。何休是坚守今文齐学的大家，有《公羊解诂》传世，他“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后汉书·儒林传》）郑玄针锋相对地进行反驳，乃著《发墨守》、《鍼膏肓》、《起废疾》，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后汉书·郑玄传》）发于民间的这场论战是公平的、纯学术性的，在辩论中，郑玄以兼综古今的学识，平和的态度，使偏激的对手心服口服。
自此之后，汉代今、古文经派系之争大抵平息，经籍传世也多以郑注为宗。正如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所言：“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范晔评曰：“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证，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玄传》）。尽管郑玄生前的何休、死后的王肃，分别从今、古文派系角度对他发动夹击，但是和政治大一统的趋势一样，经学一统的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经学所有的派系思想终将融会到这个大潮中来。郑玄顺应这个潮流，赖其一条硬梆梆的“载道”脊梁，完成了这一大功业，并被朝野公认，成为学术上的素封之家，无冕之王。
结束语
以上对汉代经学发展的大体脉络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为使线索清晰，兹附图示如下：
以齐学为主流的西汉今文，对中国历史发展作出的主要贡献是：一、为大一统的封建集权政治积极提供理论根据，同时又为汉民族的早期定型，奠定了思想基础。二，学术与政治结合，为儒学发展争取到了有利的生存条件和发展环境。三、它探究天人之际，给至高无上的皇权加上了一层神天的限制；以灾变随时谴警独裁者之心，以此来体现经学政治存在的价值。
西汉鲁学相对沉寂保守，但在与齐学的长期竞争中，互为遏制，互为长进，促使其内部分化。从学术渊源及地缘影响看，古文近鲁。鲁学的贡献在于它对两汉经学所起到的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作用。
东汉古文经学派对历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学术上。一、把孔子学说中的“礼”，完善完整为一个新的体系，加重了礼在经学中的份量和地位。二、从经学义理中开辟出史学研究的新路。“六经皆史”使经学神话发昏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三、开创了独特的文字训诂学途径，以《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系列著作，奠定了这门新学科的基础。
本文所阐述的“齐－鲁－道”的线索，于“道”言就是指郑玄对经学的一统，这种一统之功主要表现在：一、清除了六经中的门户派系，使之可以互相发明参稽，使儒学保持了自身的完整与统一，复归仲尼“吾道一以贯之”。二、使学术与政治相对地划清了界限，不致成为封建王朝的殉葬品或替罪羊。三、使学术再度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限，儒学教育更为普及下放，使更多的寒门、农家子弟得以受教育成才。四、儒学的统一，使烦琐的义理之争平息，人们的思维渐趋活跃，为玄学、理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为儒学与道学、佛学的论战，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
以上便是我从汉代经学发展规律中体会出的“齐－鲁－道”之变的一个道理：“中庸”（或曰中和）尺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实践的检验指导意义。“载道”、“功利”作为齐鲁地域心态也好、价值尺度也好，都有其锐意进取、值得借鉴和肯定的一面，然而在社会实践中（不论是学术也罢、政治也罢、以及二者的结合也罢）如果不把握驾驭、掌握其分寸尺度，其结果必然是“过犹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