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经济学研究
摘 要：马克思通过对启蒙运动精神的扬弃开始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话语。马克思的启蒙批判是建立在启蒙运动后资本主义基于启蒙思想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基础上的，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资本主义批判是一致的。马克思以启蒙理性为起点，对人的身体、政治经济与社会技术等维度考察，形成对于启蒙精神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与辩证性的观点。
关键词：马克思；启蒙；理性；异化；技术；身体
马克思的启蒙批判和启蒙运动对现代社会的塑造是全面而彻底的。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总体进行批判已经成为可能，以《共产党宣言》为标志，这种涵盖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批判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于对启蒙思想和哲学的批判，而是直接指向一种现实社会实践的启蒙后果批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不仅带来又一轮启蒙的思想解放，更是为真正启蒙的现实解放创造了前提。正如科尔施对马克思评价的那样，“首先，他通过经济学批判了宗教；然后，他通过政治批判了宗教和哲学；最后，他通过经济学批判了宗教、哲学、政治和所有其它意识形态”[1]，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批判是一个有机的逻辑整体，同时又具有着鲜明的现实指向。
一、理性批判
马克思将理性批判作为启蒙批判的历史起点。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同的是，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从现实的生产关系出发去批判启蒙，而是从对理性的祛魅开始重新审视启蒙遗产的。在博士论文中，作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确立了将自我意识作为人存在绝对性的观点，而对于这个观点的动摇恰恰是他在思索现实国家权力和理性谁占据支配地位的问题开始的，也就是从对理性绝对性的怀疑问题开始的。马克思的理性批判是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相伴而生的。马克思并没有将理性视为一种绝对法则或者先验真理，而是将其视作现实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作为一定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反映。这样，传统理性观那种“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2]变成为现实社会文化建构的理性，这种从形而上学到现实的过程实现了马克思将启蒙思想从天国下降到人间的目的，并且打破了理性和自由民主关系的绝对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并不完全反对理性，而是反对对理性的神化和滥用。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将理性过分抬高，为其赋予了绝对性，从而得出理性为一切立法的观点，并且将其当作人们认识世界和作出判断的方法准则。一方面，这种理性的滥觞在启蒙运动时期带来强烈世俗化的功利主义色彩，将充分运用自我理性作为个人追求现实幸福的根本方法，为这种追求赋予抽象人性的合法性，从而带动对资本主义追求的实践基础，这代表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幻想”是符合当时的阶级剥削形式的，从而实现资本主义和理性互证的绝对化。另一方面，理性标准及其外化的指标成为社会秩序和社会标准的制定者，带来的生产模式、组织方式、思维方式重构了现代社会，成为资本主义不言自明的意识形态，这种外化丧失了启蒙精神固有的批判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大工业……它是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3,p566]。这一点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进一步发挥，认为理性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充满着“妄想、欺骗或‘合理化’”[4]，成为一种非理性，甚至成为一种监控和统治手段。马克思科学预见到了理性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成为一种统治工具的后果，但他仍没有完全拒斥理性。在马克思对启蒙理性的观点中，既存在着理性批判的内容，也有肯定理性在社会进步、阶级斗争、科学发现等领域的重要作用的内容，由此体现着马克思对于理性与资本主义的辩证态度。
二、身体批判
身体批判是马克思启蒙批判的又一个哲学向度。身体往往是马克思思想中被忽视的内容，然而在启蒙思想的语境中，身体呈现重要意义。在启蒙思想家不断倡导抽象的自我意识对宗教信仰的代替时，就潜在地存在将人视作抽象的精神个体的倾向，这是与西方哲学传统中对身体地位贬低和对精神强调分不开的。这种人性定位虽然在反对封建神学上起着积极作用，但是其倡导的抽象自由仍然是作为人性的唯心主义诠释方式表达着资产阶级启蒙的不彻底性，从而割断了现实的物质劳动生产所带来的现实社会阶级关系。
通过批判古典哲学中对人的本质抽象化的理解，马克思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定义人。黑格尔将人定义为抽象的、理性的人，从而将具体的、感性的人彻底排斥。他指出：“要表明自我身为自我意识的纯粹抽象，这在于指出它自身是它的客观形式之纯粹的否定，或者在于指出它是不受服于任何特定存在的，不束缚于一般存在的任何个别性的，并且不束缚于生命的。”[5]所以马克思认为“人性，就表现在它们是抽象精神的产品，因此在这个限度内，它们是精神环节即思想本质”[6,p97]，以此批判黑格尔将物质的感性的关系作为偶然性与否定对象的错误，同样这种形式下是难以得到真正的“人”的，进而得出“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6,p97]的科学结论，从而人的现实性就有了对象化的客体。在马克思这里，人的本质的规定从个体与绝对理性的一致转化为个体与其现实关系的总和，这样人自然的本质的能动性主体就从人的思维变成了人的身体。对身体的重视，对人的规定中对象性的重视，直接指向了个体通过身体完成的对象性的、现实的实践——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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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批判身体在现实中的丧失，马克思发展出剩余价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改造为资本家——工人构成的主奴辩证法中，工人表现为是自己肉体的（即身体的）主人。作为工人而言，“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6,p49]，这就将工人的身体本身与其劳动密切地关联起来。工人被当作是肉体的存在，而非精神的存在，在其中劳动与对价值的创造是依赖于肉体的，而不是依赖于精神的，只有现实的身体才建构起工人这一社会关系的一方面。而对于劳动者本身来说，他们除了拥有这个身份，便一无所有了。因为本质上工人的肉体并不是他自己所拥有的。资本家通过将劳动力的工资从购买劳动力本身掩盖成为对劳动者劳动时间的购买，使得工人看起来掌握了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实则当他们拥有工人这个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身份时，就已经丧失了他自身。马克思以劳动为核心建构的主奴辩证法，将工人现实的、身体的劳动置于逻辑的核心地位，并且通过剩余价值学说同时揭示工人身体的丧失。这一方法就使人的现实的，而非抽象的对自由的追求成为一种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身体批判是突破传统启蒙思想的重要步骤，为其立足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打开大门，破除了资本主义的抽象人性王国。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整个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核心环节，也正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从而彻底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启蒙性。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带来对无产阶级压迫的不断加深，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就表现为将对劳动者本身的占有伪装成仅仅对他们劳动时间的占有。在这里，马克思继续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身体批判，只有资本家彻底占有劳动者的身体，才可能真正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本身。而工资表现为对劳动时间购买的形式，从而完成对工人自我与劳动密切关系的剥离。这意味着在劳动者那里，其作为个体本质的现实身体仍然处于被奴役的状态，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身体从被精神所奴役转变为被现实的生产关系所奴役的现实。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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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批判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阶级矛盾的激化。工业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也带来工人的集中和阶级结构的二元性。工业“一方面分化出富有的资本家，另一方面分化出贫穷的工人”[3,p406]，并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创造出大量的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断重组，带来“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9]，资本才可能不断增殖，所以工人作为生产劳动主体的本质不会改变，工人愈来愈穷的状况也不会发生改变。
四、社会技术批判
马克思批判科学技术作为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政治属性。恩格斯认为：“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矛盾，就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7,p646]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结合起来，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造成的社会矛盾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歪曲了科学技术的属性，将其从工具理性扭曲成为一种价值理性。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当代人的生存称作是“空洞的主体性”[10]，形象地说明了当代人的主体被资本主义生产、生活、社会秩序的准则同化。科学技术本来不具备价值属性，但是资本主义对于技术的社会应用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并将科学技术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生产方式的规定性是社会关系规定的前提和基础，那么按照精确化技术模式组织起来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使得技术成为一种涵盖大众思维、伦理、日常生活的巨大的社会化力量。正如马尔库塞批判的那样，科学技术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将“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工业社会之所以组织起来，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11]。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强烈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鼓吹的民主自由，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工人阶级剥削的日益加强、阶级差距和矛盾不断加大是形式上的民主自由无法掩盖的。资本主义政治上层建筑是被建构起来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种合法性来源于启蒙思想对于私有财产权的呼吁，认为对私人财产的追求是个体解放的表达，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为了对其进行保护。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由抽象的观念代替现实的阶级统治的自然主义政治启蒙的现实，认为如果不全面地把握人，就无法认清资本主义的真面目。换句话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启蒙思想中人性观的全面批判和发展。
恩格斯指出：“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7,p618]他以此阐述了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科学技术对应着一定的生产力，也就对应着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作为理性主义的产物，科学技术也是被马克思称赞的对象，认为它“是进步的动力”[7,p102]。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不断拓展对自然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使康德口中的自在世界不断被摧毁，取而代之的则是启蒙自信的膨胀。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后果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海德格尔认为的那样，决不能将其看作是“人的工具或人的行为”[8]，而是与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紧密相关的，这就决定着它的马克思启蒙批判的一部分。
马克思批判科学技术带来的人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12]在这里，他表达了工业文明条件下人对于其类本质异化的理论起点。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分析技术对于人的本质的展现，尤其在《资本论》中论述到工人受到机器的压抑问题时，阐明了资本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加深了自身增殖的力量，打通了关于劳动异化和技术异化的观点。
五、结语
20 世纪的批判理论家将作为启蒙后果的科学主义扩张、身体的被奴役、技术异化等方面的批判进一步拓展。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看似使人们财富相对增多、阶级矛盾缓和、把握社会自然能力不断增强，但技术逐渐脱离人变成控制人的异己的力量，控制人的理性、身体、社会关系等方面，使人“臣服于机械的苛求”[13]。资本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会各领域全面侵蚀，不仅加深了劳动异化，同时消除了人的批判性思维、树立理性化的资本原则、建立了物体系、加深了对自然界的征服，形成了技术异化、社会异化与自然异化的复合结构，使得资本主义的统治不断强化。在当代，探讨启蒙精神的遗产，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上消除异化、摆脱奴役、完成人类解放的事业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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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7个参试品种，分别是轮选166、泉麦29、郑麦1860、周麦18、农大2011、珍麦3号、泰禾麦2号，对照为周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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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ur Logical Dimensions of Marx's Enlightenment Criticism
LIU Yun-shan(School of Marxism,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19,China)
Abstract: Marx began to construct Marxist critical discourse by sublating the spirit of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Marx's criticism of enlightenment 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after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It is consistent with Marx's criticism of modernity and capitalism.Marx formed a historical and dialectical viewpoint on the spirit of enlightenment and capitalism by examining the dimensions of human body,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technology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of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perfec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Key Words:Marx；enlightenment；reason；alienation；technology；body
中图分类号：A8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9)04-0103-04
DOI：10.3969/j.issn.1009-9115.2019.04.019
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2018CSWY016）
收稿日期：2018-11-05 修回日期：2018-12-20
作者简介：刘云杉（1992-），男，内蒙古包头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
（责任编辑、校对：孙尚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