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实在论增进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在论论文,方法论论文,马克思论文,我见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0)04-0022-09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对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一系列批判中，批判实在论日渐兴起并成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尤其是经济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学说。由于它把马克思视为最重要的思想先驱之一，所以针对二者的思想比较研究一直受到西方学界的高度重视。本文关注的问题是，批判实在论能否增进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长期以来，虽然实证主义早已从方法论宝座上跌落下来，但在经济研究中仍没有能与之分庭抗礼的方法论，即使是在目前国内的经济学教育中，马克思的方法论地位也明显地被边缘化了。在这种情形下，探讨批判实在论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启示尤其显得意义重大了。笔者认为，虽然批判实在论有其理论局限性，同样需要批判和发展，但借助它的科学哲学视角解析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这将有助于我们完整理解和科学创新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本文分为五部分，首先从关系上说明二者是两个独立的、自足的知识体系，前者从“外部援助”意义上推动后者的创新发展；然后从理解唯物史观、马克思揭示经济规律的研究方法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辩证方法三个方面浅尝辄止地评析了批判实在论的贡献；最后指出在流行的定量、定性方法中存在的方法论误区，初步说明了批判实在论的本体论定位不仅能够化解它们之间的张力而且能够使之成为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批判实在论推动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创新的切入点
批判实在论是一种自足的科学哲学思想。它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有着不同的概念、范畴、研究对象、任务和宗旨，属于两个不同的知识体系。从思想渊源上看，它虽然也从波普尔、库恩和维特根斯坦等学者的思想中汲取灵感，但把马克思视为最重要的思想先驱之一。它的开创者巴斯卡(R.Bhaskar)被视为当代西方最具有原创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捍卫者。二者具有的深厚渊源关系自然引发一个问题：批判实在论能否增进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这个问题在西方学界是存在争议的。以弗利特伍德、厄巴尔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作为一种日臻成熟的科学哲学，批判实在论可以充当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并在这个意义上服务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但以罗伯茨、布朗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自足的理论体系，根本不需要批判实在论。[1]1-21
我们认为，理论发展既可以在某个思想体系内借助原有的话语实现知识创新，也可以通过批判、借鉴体系之外的其它知识元素实现对某个体系的知识的再发现或再创造。后者是一种外部援助式或范式启发式的创新过程，即常说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批判实在论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正是后一种意义上的，并主要通过本体论援助这个切入点有所作为。这种理论视角涉及一个较为复杂的学术背景。
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国内外学界已经有了相当长时间的深入研究。虽然国内学者关于马克思哲学是否需要本体论研究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2]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本体论是马克思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其本体论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或对其本体论重建做出现代解读，是很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3]。在如何发展马克思哲学本体论问题上形成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其中既有立足于马克思哲学文本解读的，也有对当代西方哲学新发展大胆借鉴的[4][5]。马克思哲学本体论问题也一直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高度重视，譬如当代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特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六个维度，其中第一个就是作为辩证过程的历史的本体论维度[6]。这些研究成果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我们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解和创新。
在这个学术讨论过程中，视马克思为其思想先驱的批判实在论自然介入其中。在批判实在论的知识体系中，它的本体论研究最为突出和成熟。在经济学方法论领域，它深入分析了“社会实在”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了关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结构、力量、机制和趋势等概念，反思了自然科学实验方法和规律的本体论含义。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社会科学理论，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此而言，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自成体系。但这并不妨碍批判实在论对它的有益探索。在本体论层次上，批判实在论能够充当一个更加基础的科学哲学“小工”[1]24-26，从外部援助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这是我们理解二者关系的一个基本视角。我们认为弗利特伍德的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仅仅视为一种具体的社会科学理论，并声称批判实在论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科学哲学基础，从而为批判实在论进入马克思主义体系找到一个“立足点”。这种简单“移植论”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和局限性。罗伯茨的错误在于，他排斥了理论创新的外部援助方式，并夸大了二者之间的张力。事实上，争论双方都是从“拿来主义”出发考察二者关系的。
二、批判实在论本体论丰富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
批判实在论强调社会经济“实在”的分层性、超验性、突现性和转化性本质特征。这些思想既有历史唯物主义来源，也兼收并蓄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某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内涵。
首先，它把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实在”或“事实”划分为三个层次：经验层次（指经历与现象）、实际层次（指事件或事态）和真实层次（指结构、力量、机制和趋势）。前两层属于经验性的“表层实在”，第三层则是具有“超验效验”(transfactual efficacy)的“深层实在”。如何理解结构等术语成为理解批判实在论社会经济本体论的关键。
批判实在论的结构概念受到阿尔都塞的启发。阿尔都塞把现实看成是一种具有复杂结构的运行系统，矛盾本身就是结构，各种因素只有在结构的时空中才表现为矛盾，产生矛盾的作用。矛盾的运动或“结合”形成了具有结构整体性的、复杂的运动系统。[7]批判实在论认为正是内在的社会经济结构赋予事物某种性质、力量和机制，管束人们可以经验感受到的现象、事件和事态。力量是内在于事物结构的某种潜能，有待于被激发或释放。机制是指由结构、力量和关系构成的系统的运行方式，一旦被激活它将管束现象或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趋势是指由基本的结构、力量和机制决定的系统整体的发展方向。由于系统中还存在其它干扰性的结构和力量，因此趋势往往是潜在的。[8]21-23
其次，它认为深层实在的效验是超验的，不能为人的经验所直接感受到。可以从两种情形来理解超验的含义。一是指结构、力量、机制和趋势的存在状态是潜在的，没有实际运行或没有生成实际效果，也就是说力量没有被释放，机制没有被激活。说它们是存在的并不等于说它们正在运行或产生了实际效果。二是指它们虽然被释放或激活，但由于存在其它干扰力量和机制，如果不借助科学实验等特殊手段，则无法直接凭经验感知它们的存在。弗利特伍德曾以自行车为例，用“拥有”、“运行”、“现实化”三种状态形象地解释力量的超验性。自行车因其特定结构而拥有方便交通的超验的力量或潜能。在你骑自行车的时候，这种力量虽然被释放了，但它却会因为较强的逆风或陡坡而被抵消。也就是说，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当事物进入到一个由相关事物组成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时，由于还会受到其它力量的制约，即使某种力量被激活或被运行起来，我们仍难以经验地确定它的存在或预期其结果。只有当系统中没有其它干扰力量，或干扰力量的影响程度较小时，自行车被运行起来的力量才成为一种现实化的、可以经验感受到的力量。强调经济活动的深层实在内涵及其超验性特征表明批判实在论站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对立面。这种强调符合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譬如，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所揭示的客观事实或经济规律是超验性的。这种强调也与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一致。所谓庸俗性，除了粉饰资本主义制度外，更主要的是这种理论的研究对象仅仅停留在表层实在上，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结构、力量和机制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阶段性和发展趋势。它只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翻译了受资本主义生产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承担者的观念、动机等等，在这些观念和动机中，资本主义生产仅仅在其外观上反映出来。[9]499
再次，它用具有生物学类比的“突现”理论描述各种结构、力量、机制之间的演化关系。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可以把较低级或较微观的结构、力量和机制视为“根源层面”的内容，而把较高级或较宏观的视为“突现层面”的内容。突现层面扎根于根源层面并从中突现，譬如，作为突现层面的经济制度扎根于由人们的交互活动和创造力等因素构成的根源层面中，是从中生成的新的结构、力量和机制。突现论强调了经济演化过程中的错综复杂性、动态开放性和有机整体性特征，有助于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自然历史过程的理解，有助于分析方法的多样性。错综复杂性源自这两类层面之间具有存在上的不对称性和不同步性。不对称性是指从突现层面可以向下追溯到它的根源层面，但某个较低级或较微观的层面并不必然地生成突现层面；即使生成了突现层面，根源层面的存在也不依赖于突现层面，但突现层面却扎根于根源层面。不同步性是指两类层面不会按照一一对应的模式调整相位，而是都以相对独立的状态存在和发展，不具有机械的、决定论的关系。譬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存在和发展都是自成体系的，在它们之间存在一种有机的、相变的和路径依赖的关系。动态开放性是指某个给定层面具有不断生成未知的突现层面的可能性，从而产生经济过程中的“新奇”（凡勃伦）、“创新”（熊彼特）和“不确定性”（凯恩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既受结构化因素制约也受人的创新能动性驱动，因此突现过程意味着经济系统的不可简约性或有机整体性。譬如虽然生产力、生产关系扎根于个体能力及其交互关系，但不能够被简约为个体能力和交互关系，或被视为个体能力、关系的某种加总。突现论克服了源自物理学类比的原子论、机械论、简化论、决定论和超历史的方法，解决了长期困扰经济学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结构性和能动性之间的争论。
第四，社会经济结构具有能动的转化性。与自然界相比，社会经济结构、力量、机制和趋势不可避免地具有行为依赖性、观念依赖性和时空依赖性等特征。因此在它的社会行动转化模型中[10]33-35，人的能动性被视为社会深层实在中的一种力量。通过能动性人们不仅能够使现实的结构、力量和机制发挥作用，而且可以对一系列先在的结构、力量和机制进行再生产、转化或变革，使社会经济系统具有非决定论的、不确定性的演化趋势。
三、另辟蹊径地阐释了马克思关于经济规律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理论主要有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社会资本再生产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等。批判实在论另辟蹊径地阐释了马克思关于这些规律的研究方法以及这些规律的现实意义。
第一，用“一般科学实验方法”阐释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研究方法
批判实在论认为自然科学实验方法的本质是用经验的方法研究超验的实在，即建立一种封闭系统，排除其它干扰因素，从而使被研究变量①的超验的结构、力量、机制和趋势在经验上得到确认。在实验过程中呈现的规律性事实不过是精心设计的实验结果，不同于在开放系统中作为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的事件的经验规则性或关联性。关于规律性事实的完整陈述方式应该是：在实验环境Z中，变量X和Y之间具有稳定的因果关系。对规律的理解和表述不能抛开前提条件Z。因此，在开放系统中，规律揭示了受基本结构、力量和机制支配的事物整体的发展趋势，具有超验性，对其经验认识往往借助科学实验手段。所谓的利用规律是指通过人的能动性激活（或创造）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Z，从而把在实验环境中呈现的因果关系机制成功地应用于开放的现实中。笔者把这种思想概括为批判实在论的“一般科学实验方法”。
批判实在论认为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方法与自然科学实验方法有着方法论上的一致性，可以用一般科学实验方法来理解。马克思所做的必要“假设”或“前提条件”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验环境；所谓的抽象和分析就是，在思维的“实验室”中对社会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结构、力量和机制做出隔离、分解，抽象出被研究变量；通过暂时排除其它干扰因素的作用，发现事物的基本结构、力量和机制，确认支配事物生成、发展的规律性事实。例如，在阐述价值规律时，马克思排除了其它客观存在的干扰因素，使研究对象（简单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进入类似自由落体实验的真空状态。
一般科学实验方法涉及经济学方法论中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即假设的真假性是否影响理论的解释力。②自然科学实验环境虽然是人工的，但却是经验的、客观的，因而自然科学理论不存在关于“假设”的真假性争论，但这确实是经济学无法绕开的方法论问题。以往争论几乎局限于认识论或更狭隘的逻辑学范围，而批判实在论则走向本体论思考。它要求被“假设掉”的事物不仅是客观存在的一些干扰因素，而且只是暂时不予考虑。因此，“假设”是现实性的，有一个本体论之“锚”，它基于现实的、具体的经济活动，决不等同于虚构故事或超历史的抽象概念；“假设”是策略性的，属于认识论的技术，在回到开放的现实后，假设会得到修正，理论也随之得到升华。根据本文第四部分的论述，一般科学实验方法从本体论上解释了马克思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的辩证关系，批驳了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方法论。
第二，强调从超验性和趋势性上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规律
根据前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超验的，隐藏在现象、事件或事态的背后。事实上，在自然界的开放系统中，即使是自然科学的规律性事实也往往具有超验性特征。另外，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描述了由基本的经济结构、力量和机制构成的系统整体的发展趋势。由于现实经济是一种开放系统，是各种结构、力量、机制的综合，当我们说存在某种经济规律时并不等于说该规律一定能够超时空的呈现其实际经验效果。譬如，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指出，“引起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又会产生反作用，阻碍、延缓并且部分地抵消这种下降。这些原因不会取消这个规律，但是会减弱它的作用”。[11]266
强调经济规律的超验性对于批判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庸俗性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利用所谓的经验定律，譬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等，进行抽象演绎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基本方法。从趋势上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有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的解释力。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理论是相对于某种封闭系统而言的。抛开理论的前提条件，仅仅关注结论，势必用超历史的、永恒的眼光看待经济规律。在马克思经济学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所谓的“教条主义”就是撇开规律发挥作用的时空条件Z，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缺乏应有的研究。而“过时论”只关注经验效果，把规律的实在性与规律实效性混为一谈，或夸大制约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其它干扰因素的影响力。
四、对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唯物辩证法的新探索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经济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不仅体现在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目的与手段、归纳与演绎、现象与本质等多个方面的统一，也体现在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
第一，批判实在论有助于我们有机整体地理解这些辩证关系。批判实在论关于理论的建构程序可以用下图来描述（其中i,j,k,l,m是个数）。[12]首先，人们凭经验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事件或事态(E[,i])是开放系统中多种结构、力量、机制交互作用的结果，有待于加工成一些经验层次上的比较性半规则(D[,i])。比较性半规则不仅描述了现象、事件在特定时空中的表现方式，而且是在某种理论和文化背景介入后的初步的知识创造结果，是从表层实在到深层实在之间不可缺少的一个过渡性认识环节。因此，批判实在论认为卡尔多程式化事实就是一种比较性半规则。[8]208然后，在封闭系统中通过隔离、分析方法，抽象出基本概念、范畴，揭示支配事物的基本结构、力量、机制(S[,k],P[,1],M[,m])。最后，提出理论，这是在思维的行程中让抽象的超验的结构、力量、机制在具体或现实中得到重构或综合。上述过程由图中向右的箭头表示，体现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另外，从表层实在回溯到深层实在体现现象与本质的统一，从封闭系统回到开放系统体现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在抽象过程中除了运用比较、历史、归纳、案例等传统方法外，特别倡导回溯法和扎根理论方法。批判实在论还强调伴随抽象过程的解释过程，这由向左的箭头表示。解释过程意味着抽象过程绝不是求得对世界的镜像或简化，更不是超历史的虚构，而是一种能动的、批判性的发现过程，确认规律并激活规律发挥作用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个方向主要体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突出历史的和解释学的方法。至此，向右和向左的箭头连接起来构成了认识过程的循环性和上升性。因此，我们把理论建构过程概括为本体论三个方向上的努力：在“实在”方向上发现事物的基本结构、力量和机制；在“具体”方向上把各种结构、力量和机制综合在一个统一体中，使现实得以重构；在“历史”方向上得到具有历史意义的、符合历史进程的结构、力量和机制，避免超历史的抽象或某种虚构。
第二，批判实在论探索了促进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资料数据处理方法。它借鉴社会学中的扎根理论的方法(grounded theory)[13]130-133来揭示资料数据背后的基本结构、力量和机制。该方法由收集资料数据、译码(coding)、构建备忘录和评价四个环节构成。其中把资料数据转换成概念、范畴的分析过程称为译码。译码过程还可以分解为依次进行的开放性译码、主轴译码和选择性译码三个主要阶段。开放性译码阶段将大量的资料数据加以逐级“缩编”，转换成一些独立的概念和范畴。主轴译码阶段就是通过对因果关系、脉络、行动和互动策略等次一级范畴的考察，将开放性译码中得出的概念、范畴联结在一起，发展出主范畴。选择性译码阶段确定凝聚其它范畴、驾驭整个资料的核心范畴以及建立范畴之间的关系。建立备忘录就是完成从概念、范畴到关系、关系群进而提出理论的建构过程。评价环节主要涉及评价资料数据的覆盖面，评价核心范畴与基本结构、力量和机制之间的融洽度，检验理论对新资料数据的解释能力等。
第三，批判实在论探索了促进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推理方法。它把皮尔士的回溯法(retroduction)重新界定为：借用类比或隐喻等直觉上的顿悟从事物的表层实在回溯到事物的深层实在，从而揭示管束现象、事件的基本结构、力量和机制。在目的上，它并不是要通过大量的经验、现象和事件得出譬如“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归纳结论或经验规则，也不是借助这个规则演绎出某个结论，而是提出疑问：为什么乌鸦是黑的？这种疑问将成为探讨事物内在结构、力量、机制的发动因素。就此而言，回溯法克服了传统的归纳和演绎逻辑的固有缺陷，成为产生新思想、提出新理论的逻辑操作。当然，由回溯法得到的因果关系机制可能是多样的，这要求我们对各种理论进行批判性评价。
第四，批判实在论对“具体”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强调抓住了马克思方法创新的精髓并张扬了这种创新的现实意义。从经济思想史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7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家们只是探索了从具体到抽象的第一条道路，必须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第二条道路，即在思维的行程中让抽象的规定导致具体的再现。[14]103从抽象回到具体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方法创新之一。而马克思的历史方法直接来源于唯物史观。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4]122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克服了李嘉图的抽象演绎方法与历史学派的历史方法的各自缺陷，成为马克思的又一个方法创新。然而，马克思的方法创新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事实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熊彼特所说的“李嘉图恶习”。今天，数学形式化的公理演绎方法已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奉为圭臬。根据批判实在论，具有普遍性的公理不代表深层实在，理论抽象的宗旨也不是获得某种普遍性结论，而是揭示深层实在；公理演绎方法具有演绎逻辑固有的缺陷，因此无助于新知识的发现，演绎结论的正确性只代表逻辑过程的“真”，不等于客观实在的“真”。至于数学，它不过是表达理论内容的工具，是“一个好的仆人，却是一个不称职的主人”。[15]71
五、流行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方法论误区与本体论定位
流行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不仅是西方经济学中两个重要的方法术语，而且频频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笔者特别在它们的前面冠以“流行的”限定词，因为这里所说的定量、定性分析既有较多的文献依据，也被视为方法的样板。笔者认为当前学术界对它们存在三个方法论误区。第一，把它们视为《资本论》中的研究方法。第二，把它们分别视为针对事物的“量”和“质”的研究方法，把质量互变规律的辩证法作为它们结合的方法论基础。第三，把数理方法等同于定量分析并与质性分析对立起来。
第一，流行的定量、定性分析在方法内涵上都缺乏关于研究对象和方法本身的本体论研究，前者主要以实证主义为基础，后者依赖于解释主义、现象学和构建主义，不能把它们作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流行的定量分析的技术路线是：依据某种理论，通过“操作化”把特定现象或事件转化为可观测的变量或变量关系，用统计、计量经济学等方法描述事物的数量特征，建立和检验数量关系模型并做出某种预测。它一般遵循以演绎为主的假设检验逻辑。其本体论缺陷是，操作化的对象只是现象和事件（即在开放系统中受各种结构、力量、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经过封闭系统处理过的“变量”。因此，所得到的数量特征或数量关系只反映现象、事件的经验规则，并不一定反映支配事物的基本结构、力量和机制。显然，它默认现实是一个封闭系统，把现象、事件等同于封闭系统中经过隔离、分解技术处理过的“变量”，并借助原子论、机械论和简化论的认知模式完成归纳—演绎式的建模和预测。就此而言，该方法只是对自然科学实验方法的简单模仿。
流行的定性分析属于广义的“质性分析”中的一种方法。它主要还是社会学的方法术语[16]，在目前经济学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它要求通过观察、实验、深度访谈和历史文献等方法收集资料，揭示事物的本质、关系、整体特征、发展过程和社会意义等，反对把这些内容转化为指标或参数。它从解释学角度认为社会现象不受因果律的支配，强调要通过“理解”来解释经济行动的意义；从现象学角度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着根本不同的研究对象，强调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间性”的意义；从构建主义角度认为不存在真实与否的“事实”，只有合适与否，强调历史、地域、情境、个人经验等因素的作用。该方法能够突出社会经济系统的开放性以及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复杂性和能动性，但看不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上的一致性，从而导向社会科学方法另立独行的误区。
第二，把它们分别视为针对事物的“量”和“质”的研究方法，把质量互变规律的辩证法作为它们结合的方法论基础，这其实是一种严重误解。马克思经济学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质”的科学，分析量变是为了揭示质变。在质性分析中马克思采用的是科学抽象法，这与流行的定性分析存在本体论差异。当然，不排除在抽象过程中借鉴定性分析的某些手法。马克思的量变分析方法也与今天流行的定量分析方法存在本体论差异。量变分析伴随揭示事物基本结构、力量和机制的质性分析过程。譬如马克思在谈到股份公司的作用时运用了质量互变规律，他指出从单个资本到股份公司，是资本社会化的一种典型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部分质变。而定量分析则根据现象、事件确立休谟式的经验定律，建立数量关系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和预测。流行的定量分析不会水到渠成地上升为一种质性分析。譬如，无论如何在数量特征上描述使用价值都不会上升到劳动价值论，因为在价值的内涵中不涉及商品的一个原子。
第三，数理方法不等于流行的定量分析，二者具有不同的本体论含义，尽管后者倚重前者；数理方法仍属于“质性分析”方法，不能简单地把数理方法与定性分析对立起来。
首先，数理方法与流行的定量分析有着不同的本体论含义，属于不同层次的方法。同语言文字一样，数学不过是一种更加抽象的、符号化的逻辑语言。在经过准确、严格的界定之后，经济研究是可以充分发挥它的逻辑严密性、精确性、简洁性和直观性等优势的。但它也一直受到方法论批判，反对者认为社会经济关系、结构、不确定性以及人的创新能动性等因素难以用数学来定义，更谈不上量化了。这种批评无疑是合理的，但仍缺乏本体论分析。其实数理经济学方法是以封闭系统为本体论预设的，是抽象思维的特定形式。在思维的“实验室”中，它首先通过隔离或暂时舍弃某些因素完成变量的界定（或概念抽象）；然后经过严密地分析过程建立变量或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完成对结构、力量、机制和趋势的阐释。显然，数理方法中的变量仍是一种抽象概念，不同于经验事件，与直接依据统计、计量的定量分析的对象有着本体论区别。在思维的特定行程中，在满足封闭系统条件后，该方法是有用武之地的。当然也必须看到，它常常以“牺牲”不确定性、多样性、创新能动性等因素为代价。如果说数理方法是在特定的抽象思维阶段中预设封闭系统，那么流行的定量分析是在默认现实就是一个封闭系统，可以直接把事件视为分析变量，把事件之间的数量关联视为可以借此预测的“定律”。
其次，数理方法仍属于“质性分析”。数理方法中的变量仍是一种抽象概念，从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到阿罗、德布鲁对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都是围绕抽象概念的定性分析。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也是如此。在《资本论》中的许多地方，譬如在阐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生产价格的形成时，马克思的数学分析也是一种质性分析，而不是所谓的定量分析。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像“数理学派”那样仅仅停留在封闭系统中，而是让数理分析恰当地融入了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之中。
一些批判实在论学者也没有很好地把握数理方法与流行的定量、定性分析之间的本体论区别。譬如，弗利特伍德试图批判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定量分析，其实他批判的却是数理分析。[1]70目前，许多文献都宣称要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其实研究者并没有真正看到二者之间对立的根源。二者的对立根源于经济研究方法上的两极偏执：一极是简单地模仿自然科学实验方法，走向所谓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另一极则走向人文主义、后现代主义。我们认为，批判实在论的本体论定位不仅能够化解二者之间的分歧，而且能够把它们转化为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可以通过统计、计量等方法确立事件的数量、强度、概率等指标，并在此基础上把事件“加工”为比较性半规则或卡尔多程式化事实，这样定量分析便成为回溯推理和发现结构、力量和机制的重要基础。可以把定性分析引入一般科学实验方法中，通过解释学、现象学和构建主义等方法揭示社会关系结构与人的创新能动性之间的交互关系，强调观念批判和知识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突出经济变迁中的不确定性和路径依赖性特质。通过批判实在论本体论之“锚”的定位，定性分析对促进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的结合是有建设意义的。
注释：
①被研究变量是指在封闭系统中经过技术处理后的研究对象。此时，其它具有抵消或强化作用的因素已被隔离出去。
②譬如，在《通论》开篇，凯恩斯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错误归咎于其前提假设的难以成立上；在上个世纪中叶，弗里德曼再度挑起有关假设真假性的方法论争论。
收稿日期：2009-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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