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渡经济中的劳动制度改革与劳动力市场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改革论文,中国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年来，中国选择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进行体制转轨，通过改革的渐进式推进，逐步用市场机制代替计划机制，基本上实现了从计划到市场的平稳过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国有企业劳动制度的改革，也走了一条与CEE（中东欧）和NIS（前苏联）国家不同的道路。分析和讨论中国过渡经济中劳动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独特道路，不论对于加深认识中国改革的特点，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是对于探寻转轨国家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一般规律都是有益的。
一、中国过渡经济中劳动力市场发展模式的特征
劳动制度的改革是过渡经济中的重要环节。在体制转轨中，劳动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培育劳动力市场。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劳动制度的改革与整个改革战略相配套，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统计资料显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独特的发展轨迹和体制特征。限于本文的主题，我们感兴趣的是转轨时期国有经济部门吸纳劳动力数量和所占比重变化的轨迹。数据显示，与乡镇企业在农村中的急剧扩张，成为吸纳新增劳动力的主要场所一样，从改革前的1978年直至90年代中期，城镇中的国有经济部门一直是吸纳新增就业人口的一个最重要部门。表一的数据反映了20年来中国从业人员在各种经济类型组织中的分布及其变化情况。从中可见，国有经济部门的从业人员在1978年至1995年一直保持上升的态势，只是到了1996年才开始下降。集体经济单位也表现出大体相同的趋势。而私营、个体企业在1994年后就业人员才呈现明显上升的势头。与此同时，城镇失业人员从1994年也起不断上升（见表二）。既使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也明显可见这几年中国进入了又一个失业“高峰”，1998年城镇失业人口估计达到600万人。
表一中国城镇就业人口分布状况
单位：（万人）
年份 1978 1980 1985 1990 1992
城镇就业人口951410525 128081661617241
其中:国有经济单位
7451 8019 89901034610889
集体经济单位 2048 2425 3324 3549 3621
其它经济单位15
81
494 835 1120
年份 1993 1994 19951996 1997
城镇就业人口 17589 1841319093
19815
20207
其中:国有经济单位10920 1121411261
11244
11044
集体经济单位3393 3285 314730162883
其它经济单位1324 2316 29393290
3779
注：1990年以后依据人口调查资料标准、分项相加不等于总计。
其它经济单位包括私营、个体、港澳台投资、外商投资、股份制经济及联营经济单位等。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8）
表二 中国城镇公开失业人数与失业率
年份 1978 1980 19851988 1990
城镇失业人数(万人)530.0541.5 238.5
296.2383.2
城镇失业率(%)
5.3 4.9
1.8 2.0 2.5
年份 1992
1994 199519961997
城镇失业从数(万人)363.9 476.4 520.0552.8
570.0
城镇失业率(%)
2.3
2.8
2.9 3.0 3.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8）
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来，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加快了下岗减员的力度。据估计，1990年至1995年，国有经济部门下岗的职工为1500万，而在“九·五”时期国有经济部门还将有1500万职工下岗。这样，九十年代十年内总计约有3000万职工从国有企业下岗。这些下岗职工尚未包括在上述城镇失业人口中。（注：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1999年6月发布的1998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年度统计公报显示，1998年底，全国企业（西藏未作统计）下岗职工为892.1 万人，比上年底减少258.9万人，下降22.5%。 全国国有企业（含国有联营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下岗职工610万人，比上年底减少24.3万人， 下降3.8%。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有603.9万人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其中有80.5%签订了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有93.2%的人领到生活费。从中可以推算1997年底国企下岗职工达到635万人。按再就业率50 %计算，近年来每年国企新增下岗职工300多万人，十年即达3000万人， 与文中估计数大体吻合。）
从总体上看，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过程呈现二个特征。首先它表现为一种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基础上并存的城市内部二元体制结构。一方面，由于新兴部门的发展和市场空间的生成，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和一部分城镇劳动力逐渐由市场来配置，从而催生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逐渐发展成长和企业用工制度的市场化；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在改革开始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继续大量吸纳劳动力，计划配置劳动力的机制和劳动力的“铁饭碗”制度没有根本打破，从而延续了原有计划体制下的用工制度。计划与市场使劳动人口的就业机制分成两块，形成了一种二元体制结构。其次，国有经济部门在劳动力安置中扮演了一种“先吸后吐”的角色。虽然在1985年以后，国有经济部门的就业增长率和就业比重就呈下降趋势，但国有经济部门仍长期保持了70%的城镇就业份额，吸纳了大多数的城镇新增就业人口， 就业绝对数仍是增长状态， 直至1995年才接近零增长，1996年以后呈现负增长。大体上从90年代中期国有经济部门成为劳动力的吐出部门，这一期间失业人口和下岗职工的增加证明了这一点。
从国际范围比较来看，中国转轨过程中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过程也是十分特殊的。按世界银行报告的分析，全世界转轨中的劳动力市场显示出三种主要的调整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以CEE 国家为典型的国有部门就业在转轨中急剧减少，失业率急剧上升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恢复。第二种模式是NIS国家的做法。在这些国家的转轨中， 企业一般不愿求助于大批裁员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而是在产出减少的情况下，把冗员留在企业通过工资调整来发展劳动力市场。中国模式则属于第三种。世行报告认为，与前二种情况相反，改革以来，中国国有部门的就业在1993年以前是不断增加的，1993年之后也只有轻微的下调。在1985年到1990年国有部门提供了城镇所有新增工作岗位的70%，但在1993 年以后只提供7%。农村就业增加的主要部门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创造出大部分的就业机会。这种情况延续到现在的情况是，由于国有企业在八十年代一直吸纳劳动力，在产出比重不断下降情况下又不能大量解雇劳动力，致使冗员达到20%。非国有企业虽然在不断吸纳劳动力，但由于工资和福利的差距及农村劳动力的不断涌入，非国有企业并不足以吸纳国有企业过多的劳动力，这样，国企的过多劳动力的安置就成为改革后期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注：参见（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8月中译本，第75页。 ）这一分析与本文前面分析的特征基本相同。
二、劳动力市场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关系
上述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中的二个特征都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有关。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特殊路径又制约了中国整个改革的过程。因此，对国有企业在中国改革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进行分析，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为何会出现特殊的发展模式。
我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完成市场机制对计划机制的置换任务。这一实质规定了改革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目标又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市场改革渐进方式的选择。这一渐进方式由两个要素决定：一是由市场机制置换计划机制本身的困难和复杂性决定；另一个是由在社会经济基本制度不变的基础上进行这种置换的制度要求和约束条件决定。（注：对这一观点，我将其称之为“目标决定道路”。对它的详细阐述可见本人新著《从计划到市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选择》一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版。 ）中国改革的渐进方式选择这一点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首先，由于中国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在具体改革中必须承认和消化过去传统经济体制留下的问题，以保持基本制度内容的连续性。这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职工就业与住房、退休保险、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内容一样，都表现为一种劳动者的计划权利，在新的市场体制下，这种计划权利必须被承认，并通过一种制度安排进行“交易”，以新的方法予以解决。显然这种基本制度继承的因素对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这也是在改革中国有企业“冗员”过多早已存在，但又不能马上进行劳动力的体制外分流的根本原因。这就要求在改革中探寻使劳动力市场二元体制中的计划这一块通过过渡方法予以消除的途径。
其次，在中国渐进式改革中国有企业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在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即80年代至90年代初，国有工业部门一直保持了可观的经济增长率，并长期在全国工业产出中保持55%—65%的比重，直至1992年仍超过一半。国有经济部门的这一地位和作用，成为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国有经济部门的增长，用旧的部门的存量产出赢得了新兴部门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从而为渐进式改革的分阶段推进提供了基础。它促使国家财政收入的逐年稳定上升，吸纳了70%的城镇就业人口，从而为体制外新兴部门的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发育提供了稳定条件，创造了继续改革的经济基础，避免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改革中产出急剧下降的局面。改革前期国有企业吸纳大量劳动力的情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国有经济部门就业人口数量在90年代初期前不断增加这一事实是与国有企业在这一阶段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相联系的。
中国改革的渐进方式虽然把国有企业改革放到了后面，但要完成改革任务，又必须解决这一“硬核”。90年代后半期，国企改革被端上台面，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和职工下岗分流成为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国有经济部门随之成为“吐”出劳动力的部门，劳动力市场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中国具体改革实践来看，这主要是由国企承担改革成本的可能区间和它对市场环境的适应程度决定的。
在20年来的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改革可分为两大阶段。1992年以前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在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逐渐形成市场机制作用环境的同时，国有企业进行了以扩大自主权、利润分享为主要内容的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等具体经营方式的改革。这一阶段，国有企业仍以计划的形式承担了产出的大部分任务，同时，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条件下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充当了社会“避震器”的作用，承担了改革的主要成本。成为大量吸纳城镇新增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在市场环境逐步形成和非公有制经济竞争的压力下，国有企业改革在1992年之后走上了以转变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制度深层次改革的阶段。这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目标实际上有两个：一是使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合格主体，解决企业经营绩效问题；而在市场经济下，要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就要遵循市场经济的通则，企业职工作为劳动要素的边际收益价值必须大于其工资率，否则就应该进行减员。二是调整国有经济的比重和分布领域。而区分改革两个阶段的分界线，是由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提供税利和自身亏损的对比值达到一个特殊的临界点时决定的。这一临界点恰恰也就是国有企业从吸纳劳动力到吐出劳动力的转变时期。
根据公有制经济的产权关系特点，我们可将所有国有企业的亏损与上交利税的数额进行对比，即把前者作为国有企业存在的经济成本，把后者作为国有企业存在的经济收益（国有企业当然还有它存在的政治上的收益，但它必须以经济收益为基础，这里暂不考虑），进行经济上的收益—费用分析。设C为国有企业经济收益亏损率，即：
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亏损总额
C＝───────────────×100%
国有企业利润和税金总额
这个指标的含义是，把全国所有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它在每获得100元利润和税金的同时所要支付的亏损额比重。 由于它是一个相对数，就可以从整体上反映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和发挥主导作用的经济能力。观察表三这个C值在中国改革过程中的演变过程，再分析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和企业劳动制度改革内容的变化就可以发现，两者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总体上看，前者的恶化程度决定了国企职工的下岗分流强度。
从C值变化可见，进入90年代以后， 国有企业由它本身的经营业绩和经营机制决定，已不能继续延续前一阶段单独承担全社会改革成本的状况。这就迫切要求把整个改革推进到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新阶段。可以观察到，正是在这一时期以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转机建制的新阶段。因此，这个时点在改革十年以后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意味着经过十年的延续，国有企业已达到了它的成本区间和市场不适应性区间的一个极限，从而形成了对其本身进行改革的现实经济要求。从中也看到，国有企业改革对中国整个渐进式改革战略有着重大的影响和制约关系。这种影响和制约首先表现为，国有企业对市场环境的适应性和它承担改革成本的可能性区间的大小，是决定整个改革的第一阶段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重点，形成双轨经济的持续时间的主要决定变量。
C值在90年代初达到20%以上的高位后，1992 年随着宏观经济增长有所回落，直至1994年达到90年代前半期的“谷底”，但从1995年起又开始攀升，1996年头四个月甚至出现了净亏损，而同时这却是我国宏观经济开始“软着陆”的阶段。C 值这一逆周期波动的现象与近年来国有企业受到日益严重的市场机制约束有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特别是1994年开始的几项重大的宏观改革措施的陆续到位，使市场机制对企业的调节作用日益强化。在这一经济环境下，国有企业内在的资本结构不合理、社会负担重、历史包袱多，特别是经营机制不活、对市场环境不适应的问题开始凸现，同时市场容量的约束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国有企业原有粗放式的增长和经营方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同期进行的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的改革也使许多企业的利润转移，从过去的“潜亏”变成了“明亏”，因而一些企业亏损严重，效益下降，总体上导致了C值的上升，而实行减员增效改革， 从而造成大规模的工人下岗，就是在这个深层次因素影响下的宏观背景下发生的。
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对整个改革影响和制约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就是在国有企业由于对市场环境不适应而成为改革的重点对象后，它的改革推进状况是决定结束双重体制和双轨经济，从而决定整个改革是否能够顺利完成，最终实现改革目标的主要因素。但是这个改革在劳动力市场上又面临一个复杂的情况。如前所述，由于改革目标的决定，国有企业职工拥有的计划就业权力必须通过一定的“补偿”，即付出交易成本，才能使其完全脱离国有经济部门，这一过程从实践中看又十分缓慢。由于它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牵制，所以现阶段做好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就成为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何在？看来还要从中国改革的特殊情况出发来探讨。
表三 中国国有独立核算企业盈利与亏损指标对比 单位：亿元
指标年份
利润和税金总额 亏损企业亏损总额C(%)
1978790.70
42.06 5.38
1979864.40
36.38 4.20
1980907.10
34.30 3.78
1981923.30
45.96 4.98
1982972.20
47.57 4.89
1983
1032.80
32.11 3.11
1984
1152.80
26.61 2.27
1985
1334.10
32.44 2.43
1986
1341.40
54.49 4.06
1987
1514.10
61.04 4.03
1988
1774.90
81.92 4.62
1989
1773.14 180.1910.16
1990
1503.14 348.7623.20
1991
1661.15 367.0020.09
1992
1944.12 369.2718.99
1993
2454.70 452.6418.44
1994
2876.25 482.5916.78
1995
2874.20 639.5422.25
1996
2737.16 790.6828.8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439页指标计算。
三、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一体化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进程中，加快改革国有企业劳动制度，逐渐实现按市场要求来配置劳动力，并发展成一个全国统一性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大的方向。但这一过程又不可能通过实行类似CEE 国家那样的大规模失业的方法来解决。因为，中国改革目标的内在规定性不允许采用这种模式。理论上的可行方法是通过经济利益的拉动，使国有企业职工在利益牵动下自愿“出局”。根据中国经济学界的最新分析，国有企业减员的实现条件为：只有当国有企业同时满足资本条件与劳动条件，即MR[l][,S]≤W[,s]≤MR[L][,n]+B时，职工减员改革在现实中才能成立。 （注：此式见罗润东：《也论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就业体制转换》一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式中MR[L][,S]表示国有企业劳动的边际收益；W[,s]为国有企业的工资率；MR[L][,n]为新生部门的劳动的边际收益；B为就业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 表现为买断就业权力的成本。）但在现实中又很难实现以上条件。正如公式表达的那样，要有足够大的MR[L][,n]或B，才能使国企职工分流成为现实，而在现在新生部门尚不能大面积提供高报酬的情况下，只有提高B （买断成本）才能奏效，而要对几百万职工同时提供补偿，国家又难以负担。
因此，在上式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逐步使劳动制度市场化的现实途径。本文的主要思路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内外结合来解决国企的冗员安置问题。
内部劳动力市场来源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种理论。科斯认为，从边际作用来说，有效的经济产出体系通过公司来协调比利用价格机制起作用的成本更小。威廉姆森在1985年的一本著作中对科斯理论进行了扩展。他利用交易成本概念，比较了不同类型公司的劳动制度，得出如下结论：雇员所达到的公司专用技能和与之相联系的工作任务的可分离性决定了有效工作组织的不同类型。这些因素不同的相互结合方式形成了有效工作组织或治理结构的四种方案。 近年来英国的格林肖和鲁伯雷（Grimshaw and Rubery）又将其改造归纳为以下结构。 （注：Grimshawand Rubery,"Lntergrat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labourmarket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22.）
右图中的“即期市场”（spot market ）是指这样的一种市场：雇员只有一般技能，同时由于工作的可分离性，雇员易于流动。一方面，雇员可在未损失任何收入的情况下自由流动，另一方面，雇主可以在不损失生产的情况下无成本的替换工人。其它市场结构则或一方有损失，或双方都有损失。为了避免损失，在第4 种类型中双方都愿意用契约来规范。
雇员谈判能力 技能专用性
低 高
低 1.即期市场 2.雇主机会主义
高 3.雇员机会主义 4.旨在保证契约的双方
图一 内部劳动力市场结构
引用这一基本含义，将其加入中国改革中制度的因素，我们可以把国有企业需要分流的劳动力根据它们的体制身份分为二部分：计划工和半计划工。前者是指享受全部计划权力的全民所有制工人，后者是指在1985年后开始实行合同制后入厂的合同制工人，由于他们仍保留某些计划权力，但又开始由市场机制配置，所以称之为半计划。这样可将计划权力大小取代上表中的雇员谈判能力高低，见右图：
右图的意义是给出了国企职工中的不同市场联系方式和减员过程中职工从内到外的各种类型分流顺序。首先是计划权力低和专用技能性低的职工可由外部劳动力市场中以“即期市场”形式进行配置，如要减员，这类人应首当其冲，由内部劳动力市场进入外部劳动力市场。其次是那些技能专用性高但计划权力低的合同制工人，这部分职工的配置或安置可以由企业主导，企业可以根据经营业绩决定对他们的使用。次之是第3类计划权力高但技能专用性低的全民工， 这一类职工在减员增效中下岗后可能找到新的工作，只需要企业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去赎回他们的计划权力，对这部分人比较适合采用前述的资本与劳动条件公式。最后是第4类计划权力高但又是企业技能专用性较高的全民工， 这部分人应通过计划用工制度向劳动市场制度的平稳过渡，通过劳动合同（契约）的联系，使他们尽可能留在企业为企业发展服务，从而减少他们离开企业时较高的安置成本。
计划权力 技能专用性
低高
低1.即期市场 2.企业主导
高3.职工主导 4.双方保证契约
图二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内部劳动力市场结构
因此，对国企职工下岗分流来说，要分别各种情况，采取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外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方式来减缓大量下岗职工的安置压力。下岗再就业工程要以属于上图第3种类型的职工作为重点。 在时序上通过发展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先实行企业内部消化。为了保证企业经营的效益，可以减少一部分边际成本超过边际收益职工的工资，同时使这部分劳动力先在企业内部优化配置。以上图中第3 种职工主导的类型为例，配置的方式有二种：一种是在保持他们就业的前提下，通过“谈判”，削减他们的计划就业权力，纵向向上变成第一种类型；另一种是与他们签约，通过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增加这部分职工的技能专用性，使之横向右移，成为第4种类型，企业再重新使他们上岗。 只有在这二种途径已经饱和的情况下，确实多余的职工才逐渐通过一定的补偿机制转移出国有经济部门，通过外部劳动力市场实行再就业。这是在目前社会保障机制薄弱，非国有企业又不足以高价（现实的和未来的收入）大量吸收国有经济部门的劳动力的情况下，解决国有经济中冗员过多问题的可行方法。
由于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和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与国企改革的高度相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有企业三年解困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冗员问题的解决和下岗职工的安置。从动态上看，只有先通过一种有地域差别（城乡之间）和身份差别（国有与非国有之间）的就业政策和劳动制度，使在上图中拥有计划就业权力高的第3和第4类国有企业职工通过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一体化的方式，逐渐向市场体制转移完毕，中国过渡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特殊发展道路才能宣告结束，建立和形成一种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才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中国渐进式的过渡模式相适应，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也必然表现为一种渐进的发展模式。它的形成既由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所决定，而其发展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改革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