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分类及其对政府科技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科学研究论文,政策论文,政府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857（2006）02—0090—03
科学研究的分类不仅是对科学研究本身的认识和理解的一种体现，更是政府和科学共同体之间协约关系的核心，是政府制定科技政策和决定科技资金投入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因此，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际价值。
1 科学研究分类的一维静态两分模式
将纯科学看作是至高无上的观点在古希腊是根深蒂固的。随后，在欧洲的科学家们的思想中，为自己而求知的信念也一直被长久地坚持，他们认为“正在从事的科学在任何想到的情况下都不具有实际用途”，并“越坚持这一主张，越感到自己优越。”[1] 到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和美国科研机构的发展又逐渐加强了这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分离的观念。该观念可以用一维直线的图表示（图1）， 它体现了认知目标与应用目标之间的内在张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分别处在一个杠杆的两端，任何科学活动都不可能在靠近一端的同时而不远离另一端。
图1 科学研究分类的一维杠杆图
Fig.1 Linear dichotomy model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science research
2 科学研究分类的一维动态线性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年，为回答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关于科学在和平时代的作用问题，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做了《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报告，对战争结束后国家怎样保持对科研的投资提出了看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关系的观点，此报告成为美国战后数十年科技政策的基础。布什认为“基础研究的实施不考虑实际后果”，是对“一般知识以及自然界及其规律的认识”，并且“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驱”[2]15—19。 代表布什观点的就是被广为接受的动态“线性模式”（图2），通过此线性序列，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延伸，并利用从科学到技术的动力流将科学新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基础研究影响着实际应用过程，从而避免无谓劳动；应用研究着重考虑已有知识的加工和应用，论证科研的可行性，将可能变为现实；开发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成果变成实用材料、装备、方法和工艺；生产经营则最终将各种形式成果转化为新商品[3]。 由于序列中后面的研究总是依赖于前面的研究，从而使得作为序列起点的基础研究在这里显得更加重要，也引起了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其表现是政府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一直保持稳定增加，支持基础研究的机构和形式也越来越多。布什的这种线性概念，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的科学政策的战略目标，并在科技界和政治界广为流传，直到现在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3 科学研究分类的扩展模式
图2 科学研究分类的一维动态线性模式图
Fig.2 Linear dynamical model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science research
布什对科学研究的分类思想部分来自西方科技哲学的纯探究理想，其单向度科学研究的线性模式也与科学史的实际是不完全符合的，他忽略了实际研究中相反的情况。如在人类社会早期，实用技艺是由技术的“改进者”来完成的，“改进者”不懂科学，也不可能从科学中得到多少启发[4]。1951年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康南特（B.Conant）建议放弃“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术语定义下的分类模式， 提出把“不考虑实用目标的”基础研究称为“不受约束的研究”和基础研究中应涉及到应用而又不是应用研究的称为“项目研究”。1964年，美国科学基金会（NSF）首任主席沃特曼（T.Waterman）把基础研究又细分为单纯指向科学前景的“自由”研究和期望其研究成果具有可预见的实际应用的与“任务相关的基础研究”[5]。1970年，OECD在起草《弗拉斯卡蒂手册》（Frascati Manual）时，把“有导向的研究”看成是应用研究的一个部分，把应用研究看成是技术开发的一部分，而把基础研究看成是支撑整个研究大厦的根基（图3）。 这种扩展模式与上述线性模式都突出了“自由的”基础研究的地位。但这里它把含有实用成分的研究划分到相关于基础研究的相互包含的扩展关系中，而不是前后依赖的单向关系。通过途中切点强调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技术发展之间的双向互动作用，从而描绘出一幅动态的双向发展模式[6]。
图3 《弗拉斯卡蒂手册》（1970年版）的科研分类图示
Fig.3 Model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science research in Frascati Manual (1970)
4 科学研究分类的二维巴斯德象限模式
1996年，布鲁金斯学会的司托克斯（D.E.Stokes）从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研究[7] 中受到启发，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提出了科学研究分类的二维巴斯德象限的模式（图4）。
图4 科学研究分类的巴斯德象限模式
Fig.4 Pasteur's quadrant model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science research
第Ⅰ象限代表纯粹因认知需求引导而不考虑实际应用的基础研究，称为玻尔象限，因为玻尔（Niels Bohr）对原子模型的探求，是一种明显纯粹的自由发现，此研究类型也代表了自然哲学家们的纯研究思想，包含了布什的“基础研究”概念；第Ⅳ象限代表只由应用引导而不寻求该领域科学解释的研究，称为爱迪生象限。爱迪生（Thomas Edison）领导的美国第一个工业研究实验室主要从事具有商业利润的各种发明的研究，而不去追究更深层次的科学意义。这个象限的研究相当于布什的“应用研究”。第Ⅲ象限代表既不因认识目的引起也不是应用目的引起的研究，这些研究可能是研究人员对某种事物的好奇心引起的，主要是对经验的整合和强化研究人员的技能，但它可能是玻尔象限研究的重要先驱，也可能是爱迪生象限研究的重要先驱。有学者通过研究，在因“基础研究引起的应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把此象限命名为“达尔文象限”[8]。
第Ⅱ象限的研究是司托克斯的巴斯德象限分类思想的核心，它代表既寻求拓展认知边界又关注应用目标的基础研究。包括了凯恩斯（John M.Keynes）的主要研究、曼哈顿工程（Manhattan Project）的基本研究和朗缪尔（Irving Langmuir）的表面物理学等。此分类框架也为“战略研究”提供了“概念的家园”[9]60—64。 在科学技术相互作用的新观点的基础上，司托克斯建立了令人信服的模型，并通过对“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重建了政府和科学之间新型的协约关系。
也正是由于对巴斯德象限研究的重视，基础科学落后的美国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借助于欧洲的科学技术快速成为世界工业技术的先锋；日本战后成功的经历也应更多地归功于学习和改进世界先进技术，而不是建造一个科学发动机，从内部去驱动其工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日本的许多大商业公司对基础研究发生了兴趣，它们设置和加强了基础研究实验室，但在这些实验室探索的科学现象，是与这些公司的技术强项相关联的或者说是为这些技术所揭示的。因此，日本对基础科学的投资的增加，实际上是致力于巴斯德象限的研究，而不是玻尔象限的研究[9]94。 两国的经历也使布什“一个在基础科学新知识方面依赖于他人的国家将减缓它的工业发展速度，并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2]15 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质疑。
司托克斯提出的“二维巴斯德象限”分类模式较好地总结了科技史上已有的研究类型，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些框架性的政策探讨，但是却没有把这些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很好地体现出来，也并没有如布什那样提出许多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10]。
5 中国现行的科学研究分类体系
1989年以前，中国对科学研究的分类主要是“三分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基础研究指的是纯科学。在1989年2月的“全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基础性研究”的概念，将过去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合并，通称为“基础性研究”。而在传统上，又习惯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创新模式对科学研究进行分类，这种被称为“技术推动型”的模式是一种简单的线性模式，它产生的现实结果就是“把机构和计划部署在这条线的离散点上，专门从事某种活动，而且常常按照学科组织。”[11] 科学研究分类的这种简单的线性模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也不利于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这也是中国科技体制存在诸多弊端、亟须改革的根源之一。
6 科学研究的拟成果购买制分类体系
基础研究的直接产出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知识，该类知识具有非排他性（non-excludable）、非竞争性（non-rival）和非磨损性（durable）等特征。非排他性是指一个人在使用这种知识的时候不能将其他人排除在外；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对这种知识的使用并不减少其他使用者的使用量；非磨损性则是指这种知识的使用和重复使用不会降低其效用性。正因为“基础研究产品具备这些特征”，因而是公共产品[12]。在对科学研究成果的经济学性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将科学研究划分为公共产品类科研和非公共产品类科研的思想。公共产品类科研是指其成果的使用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或者虽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但主要用于公共消费而营利机构又不能无偿生产与提供的一类研究；它主要由基础研究构成，也包括部分的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公共产品类科研又可分为可拟成果购买类科研和不可拟成果购买类科研（图5）。非公共产品类科研是指其成果的使用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研究。根据这种科研分类体系，我们进而提出拟成果购买制的制度构想：“政府在公共产品类科研的可拟成果购买类科研领域，模拟技术交易或政府采购的形式，将原来在研究之前即投入科研资金的立项拨款制改为以附加高额利润‘购买’公共产品类科研成果的科研资金投入体制。”[13]
图5 科学研究分类的拟成果购买制分类体系
Fig.5 The classification of science research in quasi-purchase system
由于越来越多的研究是在受到市场的拉动而实施的，所以很难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常常表现为“以实际任务而非科学兴趣为导向划分研究”。在引入市场机制的“模拟交易”的基础上，拟成果购买制考虑到了“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和其他经济行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同样也以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为目标”[12]，并把这种经济考虑应用到基础研究领域，进而在政府和科学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协约关系——通过成果来决定科研资金的投入。这也是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趋势相适应的。
这种二维的科学研究分类模式与巴斯德象限的分类模式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而且都强调了第Ⅱ象限研究的重要性（公共产品类科研中可拟成果购买类科研包含巴斯德象限科研和部分玻尔象限和爱迪生象限科研）。但是这种分类方式更加紧密地和政府的科技政策相联系，它通过设立“拟成果购买制基金”[13]，在公共产品类科研的投入体制上就形成在不可拟成果购买类科研领域实行课题制甚至事业拨款制、在可拟成果购买类科研领域实行拟成果购买制的“三制一体”的科研体制（图6）。
图6 拟成果购买制分类与象限分类模式及科技投入的关系
Fig.6 The relation among the quasi-purchase model,Pasteur's quadrant model and S&T input
对科学研究的拟成果购买制分类跳出了传统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争，直接从科研成果的经济学性质出发，得到了和巴斯德象限模式相似的二维的科学与政府互动模式的结论，并直接与科技政策联系起来，使科学“进入国民经济的主战场”，不仅体现了国家的战略意志，更尊重了科学的本征“形相”[14]。
7 结语
中国的科技政策，在经过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摸索和从前苏联模式转型的痛苦挣扎之后，逐步确立了“面向国家重要需求，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面向科学前沿”的双重目标。然而，在具体的政策设计、操作等重要问题上，仍然还处于摸索的阶段[15]。对科学研究分类问题进行研究，丰富了科学研究分类的新视角，必定有助于我国科技政策、特别是公共产品类科研的资金投入体制的完善和制度设计，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
收稿日期：2005—11—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37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