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琳[1]2002年在《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名声学研究》文中提出亨利·詹姆斯是美国着名的小说家、文体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作为一名杰出的小说家，詹姆斯有自己明确的小说理论。他创作的《一位女士的画像》、《专使》等大量长短篇小说和《小说的艺术》、《小说的未来》等文论及他为自己的小说集所写的十八篇序言为他在英语文学史上最终赢得不朽声誉。国外对亨利·詹姆斯的研究从1934年、即詹姆斯诞辰一百周年开始就长盛不衰：美国颇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猎犬与号角》于当年六月出版“亨利·詹姆斯专号”；着名的传记作家Leon EDE1因其编着的五卷本《亨利·詹姆斯传记》获得1963年的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大奖；从1979年开始，由霍普金斯大学出版《亨利·詹姆斯评论》每年出叁期，至今已有二十二期；1989年出版的《亨利·詹姆斯百科全书》比任何单卷本着作提供更多的相关信息；亨利·詹姆斯的影响甚至涉及到电影界，他的四部小说被拍成电影，其中《金碗》入围去年的戛纳电影节，受到广泛的好评。尽管亨利·詹姆斯的名声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得到复兴，但遗憾的是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詹姆斯依旧是个陌生的名字。中国读者第一次接触他的作品是在1934年，然而第一次得到系统认识是通过赵铭所撰写、1956年香港今日出版社出版的《碧庐冤孽》的前言。读者大多通过《一位女士的画像》、《黛西·米勒》泛泛地了解他，而其后期更为杰出、更具有詹姆斯个人独特风格的叁部力作却只有《专使》被译成中文，介绍评论文章更是寥寥无几。本人对近七十年来(即从亨利·詹姆斯第一次介绍给中国读者至今)各类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发现对詹姆斯的评论甚少，而这数量不多的文章都是纯文本分析。本文从比较文学名声学角度描写与阐述詹姆斯在中国的接受。文章采用历史的、比较的方法研究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对其在中国声誉状况做出整体性描述并做出解释，探讨詹姆斯在中国接受状况的深层原因。正文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简要叙述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接受情现实；第二章力图对亨利·詹姆斯作品在中国的出版做综合研究；第叁章旨在从历史的角度对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评论，并简要介绍致力于亨利·詹姆斯研究的几位学者的基本成绩；第四章讨论中国冷落亨利·詹姆斯这样一位着名作家的根本原因；最后一章展望亨利·詹姆斯在中国得到接受的光明未来。
周琳[2]2002年在《亨利·詹姆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出版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詹姆斯是享誉英语小说界的文学家。国外研究他的专着和文章浩如烟海 ,但是在中国 ,关于他的介绍和评论远远少于和他同时代的马克·吐温。本文从名声学的角度出发 ,力求用历史的、比较的方法探讨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出版和研究情况。
黄玲玲[3]2016年在《亨利·詹姆斯小说中的悲剧意识》文中研究表明维多利亚时期是大众文化开始快速发展的时期,处于这样一个消费文化的语境下,亨利·詹姆斯致力于小说严肃化运动,并将自己定位为一位严肃的艺术家。詹姆斯为小说立言,发展了小说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詹姆斯肩负严肃艺术家的使命,他的小说作品对人生困境的多方书写,对文明社会下人类不安灵魂的集中关注,使得其作品中充满了悲剧意识。在小说中,詹姆斯通过悲剧冲突来体现人生各种悲剧性的处境,并对悲剧处境下人物的心理进行集中展示,借以突出人物精神上的持续苦闷以及灵魂的焦躁不安,并以不圆满的结局来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体验,以此证实生活中的悲剧并没有因为故事的结束而结束,而是随着生活的继续,痛苦被不断地延长。另一方面,与亚里士多德重“情节”而轻“人物”的主张不同,詹姆斯将人物作为小说的中心,借人物的意识、性格及其人生走向来表达自己对人生悲剧的认识和体验。通过对形形色色人物一致的悲剧人生的描写,詹姆斯向我们揭示了人生的某种真相：人物的不幸各有各的不同,命运不偏袒任何人。最后,詹姆斯认为,小说同绘画一样是一门艺术,同时小说又是对生活经验的反映。而生活经验是繁琐的,杂乱无章的,如何将小说变成一种语言艺术,作家的艺术手段就显得非常重要。在小说中,詹姆斯通过运用“突转”、“发现”、场景设置、独特的语言风格等艺术手段来结构自己的小说,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其艺术主张是在借鉴“悲剧”艺术的基础上,并通过小说创作的实践而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体现了詹姆斯对古典悲剧美学的借鉴、传承和发展。詹姆斯坚持将小说作为一种严肃的艺术对待,这注定了他会在小说中对人类的心灵给予关注,对人类的前途命运作严肃思考,这也正是其悲剧意识的体现。因此,可以说詹姆斯小说中的悲剧意识是其审美追求的自然结果。
胡桥[4]2009年在《衡平法的道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从英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围绕衡平法的神圣化与世俗化,应然衡平法与实然衡平法的斗争与妥协这两条主线,对衡平法的兴起、转型、鼎盛和衰落的整个过程作了描述,勾勒出衡平法从神意到人意,从自然法到实在法,从道德法到规则法的基本演变轨迹,认为衡平法的道路,主要是一条规则之路或去道德化之路,并提出了中国法律衡平的道路问题。本文的正文由叁部分构成：导论；本论：结论。本论部分共有四章：首先,分别论述了衡平法兴起的背景、原因和标志,旨在揭示衡平法的道路是如何形成的。作者认为,衡平法的兴起有两大背景,即教皇革命与普通法的成熟。教皇革命是衡平法兴起的历史前提,而普通法的成熟则是衡平法兴起的法律前提。这种前提性的探讨,不仅把教皇革命与衡平法联系起来,而且使衡平法置于整个英美法系的历史之中,从而大大拓宽了衡平法的研究视野,深化了其研究意义,打破了只以普通法的僵化作为衡平法起因的狭隘观点。衡平法的兴起有叁大原因,即普通法的僵化、国王的干预及大法官的救济。普通法的僵化是衡平法兴起的法律原因,国王的干预是衡平法兴起的政治原因,而大法官的救济则是衡平法兴起的关键或根本原因。衡平法的兴起有叁大标志,即特别救济程序的出现、大法官的良心、特别司法管辖权的确立。特别司法管辖权的确立是二元衡平法形成和兴起的根本标志,因为它赋予了特别救济程序及大法官良心的世俗法或法律的属性。特别救济程序是一种程序法,或者是一种人定法、实在法、人意法；大法官的良心是一种实体法,或者是一种自然法、应然法、神意法,这二者合起来就构成了衡平法,而且是一种二元的衡平法。其次,分别论述了衡平法转型的肇端；大法官身份的转变；衡平法院的成长,旨在揭示衡平法的道路是如何转折和发展的。作者认为,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及法律世俗主义的兴盛是衡平法转型的肇端。16世纪英格兰宗教改革之后,衡平法发生了历史转型,即从神意衡平法、神法转向人意衡平法、道德法。这一历史转型的思想动力,源自作为宗教改革产物的法律世俗主义。大法官身份由教士向律师的转变,是衡平法实现历史转型的首要标志。作为衡平法继往开来的两个关键人物：一是衡平法的崇高地位的奠基人,也是教士大法官的杰出代表——托马斯·沃尔西枢机主教；另一是第一位世俗大法官,却满怀道德情怀的——托马斯·莫尔爵士。这两位大法官是衡平法实现由教士向世俗法律专家转型的典型代表。衡平法院的机构独立和目的转向,尤其是特别衡平法院的崛起,是衡平法实现历史转型的第二大标志,即如何从文秘署发展成衡平法院；衡平法院如何实现从良心救赎到社会控制的目的转向。另外,以星室法院为代表的特别衡平法院的崛起,也对衡平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再次,分别论述了衡平法的辉煌一页；实体衡平法的形成以及作为衡平法扩张的结果——美国衡平法的产生,旨在揭示衡平法的道路是如何扩展为一条大道的。作者认为,1616年衡平法院的胜利,是衡平法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除大名鼎鼎的培根外,诺丁汉,哈德威克、曼斯菲尔德、埃尔登,堪称衡平法历史上的四驾马车。正是在他们的牵动下,衡平法才最终走上现代的规则之路。随着法律科学理论的产生,道德的衡平法理学开始转向技术的衡平法理学,推动这一转向的是以爱德华·科克和马修·黑尔等为代表的普通法学家。而衡平法格言的出现以及衡平法先例的确立,既是技术的衡平法理学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也是实体衡平法形成的标志。这表明衡平法自14、15世纪以来充当实体法的良心,到17、18世纪已经发展成一种有形的实体法。这样,缺少实在内容的、以程序法为特征的早期衡平法完全变成一种既有实在内容,又有程序规定的现代衡平法。美国衡平法正式产生于独立之后。清教徒认为,因个人的愚蠢和不慎所导致的损害不应该得到救济,因而对衡平法持否定态度。但后来随着社会和法律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从法律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开始拥护衡平法。因此,在是否继受衡平法的问题上形成了两派：其一是“糟得很”的观点,其二是“好得很”的观点。这也是美国各州为何对衡平法具有截然不同的继受态度的深层原因。最后,通过介绍狄更斯的《荒凉山庄》,19世纪末英国和美国的司法改革以及现在衡平法的状况,论述了衡平法在19世纪后如何衰落、如何趋于瓦解,尤其强调了司法改革对于衡平法乃至整个普通法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旨在揭示衡平法的道路如何趋于衰落。作者认为,由于狄更斯从童年起就生活在衡平法的阴影下,到青年时期又在衡平法院做过书记官,这些磨难和经历,为他写作《荒凉山庄》提供了动机和素材。《荒凉山庄》的出版,成为一般民众了解衡平法院及衡平法的窗口。后来的事实证明,《荒凉山庄》一书充当了19世纪末期司法改革的宣传机和播种机。衡平法的延迟是由当时英国民事司法制度的整体缺陷和衡平法的内在缺陷共同所致。其中,确定性的缺乏、大法官人数的不足及严格遵循先例是衡平法内在缺陷的主要表现。衡平法的瓦解始于法律实证主义的进攻,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边沁与奥斯丁,美国的肯特与斯托里、菲尔德与兰德尔。边沁与奥斯丁指责衡平法充满道德内容,因而缺乏确定性。所以,应然或道德的衡平法不是“法”,只有实在法才是法律。肯特与斯托里从实证法的立场出发,对于美国衡平法进行了改造。而菲尔德则完全走上了法典化的道路,兰德尔建立起法律形式主义的体系或概念法学。1873年的英国司法改革和19世纪末的美国司法改革,就是这种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的一种必然结果。司法改革后,英国的衡平法院变成了大法官庭,美国的衡平法院除个别州保留外,其在绝大多数州已被撤并于普通法院。实在衡平法与普通法发生融合,表明二元的衡平法体系已趋于瓦解。衡平法的衰落指的是由二元衡平法变为一元衡平法的过程,也即,这是一个应然衡平法或道德衡平法的衰落,是实在衡平法与普通法融合的过程或趋势。当衡平法由二元变为一元,也即应然或道德成分被予以剔除,意味着衡平法的精神或灵魂已不存在。这样,经典的衡平法已经死亡。而司法改革后或现在的衡平法其实就是普通法。衡平法的衰落,是19世纪末以边沁、奥斯丁为首的实证主义法学的胜利。但是,实证主义在抛弃法的应然或道德成分之后,带给法律乃至整个社会的则是一场更大的危机。在当代英国和美国,法律实证主义是其基本立场,它决定了英国和美国实行的必然是一种规则至上的形式法治路线。由于法律的应然或道德成分被予以否定,20世纪的法律因而陷入了危机。但自“二战”以来,随着分析实证法学与自然法学、社会法学的叁足鼎立,整个西方法学开始出现一种由分析走向综合、由形式走向实质的趋势。尽管这一切还谈不上衡平法的复兴,但这起码解释了衡平法至今“不死”的道理。在结论部分,作者总结指出,衡平法从兴起、转型、鼎盛到衰落已走出了一条司法之路、规则之路或去道德化之路。从司法角度看,衡平法的道路是一条司法之路,这条道路在19世纪末随着衡平法院的撤销,已宣告此路不通；从法律发展角度看,衡平法的道路又是一条规则之路,直到今天英国和美国仍然走在这条道路之上。从道德角度看,衡平法的道路是一条道德的法律化之路或去道德化之路,这条道路在17、18世纪随着实体衡平法的形成已初露锋芒,但到19世纪末的司法改革中,这条道路被推向极端,道德的法律化之路变成了一条消灭道德的之路。综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衡平法的辉煌与衰落,是英国人为了驯服自然法和道德,为现代社会建构一套明确、肯定的规则之路的伟大探索。它启发我们,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如何对待法律的确定性?如何界定道德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处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如何划分严格司法与自由裁量权的合理界限?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道德大国,我们最终不得不回答,我们法律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法律的衡平道路到底是什么?
柳士军[5]2015年在《世界文学视域中的朗费罗诗歌研究》文中提出朗费罗,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文学最重要的集大成者之一,戏剧家、翻译家、旅行作家,新英格兰文学的翘楚,是“世界文学”与彼时新兴的美国本土文学联结的枢纽。朗费罗的诗尚道崇德,辞畅意达、韵律优美,乐湛民心,因缘际会成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界所传习的首批西方资源之一。本文在世界文学的视域中审视探究朗费罗诗歌的踪迹及其(在美国)境内外的影响流布,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效用。论文由八部分组成。绪论回顾了本选题中西研究现状的同时,介绍了选题缘由、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践意义等。第一章阐述了朗费罗诗歌理论与他的民族文学观、世界文学观。朗费罗“以诗论诗”,遍历诗歌创作论的各个侧面,为美国诗学建构贡献自己个性化的尝试。朗费罗的方法与目标形成了文体回环的意趣,既秉承了欧洲文化诗学的传统也具有中国诗论的言路。其次,笔者讨论朗费罗的诗歌艺术,它涵盖了朗费罗诗歌的文体、意象、风格、技巧等;再次,本章还讨论了朗费罗诗歌理论中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观,他提出“文学民族化,但是世界化更好”的观点超越其时代与文化语境,具有前瞻性。第二章聚焦于朗费罗诗歌创作与欧洲文学的渊源。欧洲文学是朗费罗诗歌理论与创作成熟的宏阔背景。笔者主要讨论了古罗马的贺拉斯、意大利的但丁、德国的歌德以及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等对朗费罗诗歌创作的影响。第叁章阐释朗费罗诗歌经典化及其在美国的影响。美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美国文学史家对朗费罗的完美书写积极推动朗费罗的声誉在美国的流布。在世界文学视野下研究朗费罗,朗费罗是欧洲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其后又成为美国后继文学发展的源泉之一:狄金森、惠特曼、弗罗斯特、海明威、福克纳、薇拉·凯瑟等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朗费罗诗歌传统的熏染。第四章研究朗费罗诗歌在中国的影响,主要研究郭沫若、赵萝蕤、胡适、穆旦等对朗费罗诗歌的译介。论文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有很强大的外源性,世界文学共同体中不同的“他者”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必要的镜像,中国文学也以自己的审美先行结构主动选择、撷取世界文学的因子,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第五章探讨朗费罗与中国文学的双向形塑。笔者讨论了朗费罗诗歌创作中的中国题材以及他对中国的乌托邦想象。朗费罗的形象建构是通过中国文学史家、作家、翻译家共同合作完成的,他的“君子”形象契合中国儒家思想的内涵。论文以吴宓对朗费罗《伊凡吉琳》作品中形象的改编为个案研究探讨中国文学如何完成对朗费罗诗歌的形象塑造。第六章研究朗费罗诗歌在新世纪世界文学接受史中的地位涨落与未来的展望。论文从世界文学的视野探析了“矮化朗费罗之战”去经典化因由,寻找不同时期朗费罗接受效果变迁的源流。当下的世界诗坛依然需要借鉴朗费罗诗歌传统,构建多元而可持续的文学图景,从而引导当代诗歌在创新的焦虑与守成的持重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论文结语指出本研究存在不足之处并提出了后续研究设想。本论文的主要结论有:1.朗费罗汲取欧洲文学、亚洲文学的精髓,体现一种新理性精神:尊重他者、兼容并包、开放实践、确立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在世界文学背景下,探究朗费罗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共生与互动关系,有助于为中国文学从边缘文学走进主流文学提供一个新的参照系。2.从世界文学新建构的学术史背景出发,论文发现正是朗费罗文学世界性因素使他走出美国,走向世界。他的双向建构既包含对世界性因素互文性吸收,也包含了朗费罗对外部现实世界的反馈。朗费罗是世界文学时间轴上的重要节点,既是先前世界的结果,又是随后世界的原因。3.从中国文化的视角审视朗费罗,这位美国作家的形象必然产生“同情”的效果:既是一位友好的美国绅士也兼具中国文化品质的君子。4.当下的世界诗坛需要朗费罗诗歌传统来校验诗歌的创新的方向。写作在根本上是为世界守成。世界文学敬奉普遍的人性,只有超越个体生命的意义的作品才能获得世界文学的声誉。朗费罗诗学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和形式在21世纪测绘与构建新的世界文学图景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特征点”之一。
张介明[6]2004年在《王尔德唯美叙事的理论和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唯美叙事”，顾名思义，是就19世纪风行一时的唯美主义在叙事方面的特点所作的一个界定，这虽则是本文作者不揣谫陋，自己给出的一个便于限定研究对象的名称，但也确实反映了这是一个以往唯美主义和王尔德研究所忽视的领域，或者是新的研究阳光还未普照的“陈旧”对象。当新兴的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学把眼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与叙事相关的领域时，叙事学就不再是偏重语言学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专利了。笔者受这种新叙事学“展现它扩展后有容纳范围和它变得更具内涵后的继续有效性”，“更具跨学科的特点，较难分类和寻找”的启发，在研究王尔德唯美叙事的理论和实践中，在部分运用经典叙事学的方法的同时，借助了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新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等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旨在解剖唯美理念统摄下的王尔德所“叙”之“事”，它的动因，它的机制，它的目标。在一个包括小说、戏剧、童话等更为宽泛的“故事”的概念下，注重“叙事形式和叙事阐释语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注重“故事的策划方式及其所引导的故事处理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就王尔德来说，“语境”，既是他个人的，又是唯美主义的，即王尔德的叙事特征是一种包含着他的生活背景、民族身份、个体性情和唯美理念的多重构成。唯其对象本身的多重性，才需要综合的眼光和综合的方法。 唯美主义既是对英国维多利时期虚伪的社会现实的反动，又是对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某些弊端的反拨，这些都决定了它是一个逆时代潮流、张扬个体自由、崇尚个性发展的思潮。基于叙事动力归根结底是与作者满足自身精神交流的需求相关，在笔者看来，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王尔德状物、叙事、说理首先是源自包括主观感受、感性经验、心理潜质在内的他的崇尚唯美思想的自我，对外界的体验所致。其中民族背景、独特的性心理属于王尔德的个体特征外，诸如“审美救赎”、对空间的感觉化把握、对时间的“瞬间”强调则更属唯美主义的题中之义。 唯美主义虽然与哲学、美学上的艺术非功利、艺术自主理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艺术假定性的强调无疑应该归功于王尔德。他认为艺术是“谎言”，这一观点是他对唯美主义理论的贡献。在王尔德看来，一切艺术终究是一种人为的产物，想象才是它值得肯定和张扬的营构机制，唯美主义的目标就是要用这种出于人的头脑的、比现实生活更美的艺术来引导人的生活，以艺术精神处理生活。因为是谎言它才无视真实，因为谎言它才依赖想象。模仿生活自然被唾弃。凡杜撰的“谎言”、纯粹虚构的世界、非同常人的形象，又是动人、好看、充满激情、能激发人的想象的艺术就是一种“无为而为”的纯粹艺术。他的小说、童话、戏剧乃至批评文本都无不是这种“谎言”理论的诠释。本文从他作品中的丰赡的情节、反讽情景、写意世界及躁动的灵魂、及概念化的唯美理趣等方面剖析其以想象为主的叙事机制。 唯美主义与追求艺术形式的各种文艺流派都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但包括王尔德在内的多数唯美主义都与现代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者有明显差异。王尔德的强调形式主要是一种创新或选择概念，即与当时盛行的主流文学思潮、方法有所不同的观念和方法。他认为文学是“个人主义”的，因此他的不屑于主流规范、他的预设改造过的生活逻辑、他对传统戏剧模式悬念方式的自行探索、他对变形以及用对应和重复来获得一种表面感官欢乐的嗜好、他的最值得称道的语言上的造诣，都与他的诸般唯美理念及追求时新的艺术理想休戚相关。 王尔德是个理论色彩很重的作家，又是一个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其最富影响的戏剧常被认为是非唯美主义的、只是社会风俗剧这样众多复杂因素的作家。所以，在纵贯、梳理并廓清了他的所有作品中的唯美叙事特点以后，在把他的叙事实践和唯美理论互作印证之后，水到渠成的结论就是:在艺术与生活、艺术的功能、艺术的表现、艺术的追求、艺术批评等方面王尔德都有他独特的建树。而他的批评理论、他对文学语言的认识则使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家。
陈秋红[7]2018年在《“一个好美国人”备忘录——《使节》对未来美国的想象及对小说未来的预言》文中认为亨利·詹姆斯的《使节》以科学技术、美感培育及资本支持叁大要素结合的理想方案,为英、法、美叁国在20世纪初世界文明总进程中各自的角色及作用,做了理想化的安排,为"怎样才算一个好美国人"提供了蓝本。《使节》再现了一个世纪前欧美文化遇合的矛盾与成果,这对解决当下民族身份与文化冲突愈烈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使节》以人物心理原因为主题,以人物意识成长的展开过程为情节结构,以想象做为情节的驱动因素,其启示与暗示性的备忘录文体,为21世纪的小说实践及小说理论提供了经验。
黄书亭[8]2008年在《20世纪美国杰出CEO的危机管理策略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在南北战争以降的背景下,依托管理学基本原理,在多学科的视域中,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以哲学、类型学、案例研究为框架,综合集成各种思想方法,以20世纪美国杰出CEO安德鲁·卡内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亨利·福特、艾尔弗雷德·P·斯隆、托马斯·J·沃森、小托马斯·J·沃森、李·艾柯卡、杰克·韦尔奇为线索,用比较的视角,实证的方法,述评的文体,对重大危机事件进行描述、对比、统计、总结、研究,基于案例进行推理,剖析决策过程,认识危机的发生机制与显着特征,分析危机管理策略,上升为方法论原则,回归到危机管理实践。危机的分类多种多样。危机的酝酿、发生和变化,关联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危机是不确定性的表现形式,是科学管理理论逻辑展开的结果,是人格缺陷、制度缺陷、美国难题的体现,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技术失灵”的后果,是领导与管理失衡的结果,是若干周期理论的折射,是现代化、全球化的伴生现象。较为科学的危机管理策略是:诚信,务实,盈利,专注,清醒,依法经营,肩负使命,洞悉人性,妥当归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财富观,承担社会责任。真诚面对公众,善待伙伴,擅长沟通,善于管理上司,防范环境污染,提防政治风险。热爱生活,忠于家庭,积极休闲,交往慎重。面对现实,反应适度,持续改进,创新商业模式,形成核心能力,摆脱行为惯性,不苛求完美。讲究方法,规避不确定性,创新品牌,警惕多元化陷阱。重视隐性知识,注重教育训练。保持历史感,避免简单化,建立竞争性的企业文化、柔性的组织结构、规范的法律机制,建立“高瞻远瞩公司”。本文提供观察美国近现代史的新颖视角:多角度勾连企业、人物、社会与历史,构成研究美国经济制度史乃至美国历史的参照系,为理解企业管理与管理思想的发展,为观察新闻史、战争史及休闲史,为评价美国文化、美国内战、工人运动、城市化、新政、美国改革、美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和特点提供新视角;本文是案例研究的积极尝试:以问题为导向,围绕核心概念,选择事例,分析数据,提炼观点,审视、验证和创新传统理论,弥补理论分析的空洞、乏味,避免随机、失控现象,兼顾量的研究与质的分析,在研究和运用上开辟新的领域,尝试新的方法,提供有益的建议,研究过程规范、标准;本文是学科交叉的有益探讨:涉及宽泛的时空范畴,涉猎管理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军事学等领域,在管理学与多学科的融合中,剖析典型人物和典型案例,阐释杰出CEO的历史地位、得失成败与现实价值,体现扎实的人文功底,有助于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其研究策略、文体与叙述方式,有一定的示范价值。
王翠[9]2017年在《戴维·洛奇文学批评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空前繁荣,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诸种诗学流派的生发和更迭速度进一步加快。此起彼伏的批评理论既给批评家们带来了更多的选择,也使他们在批评中审视着各种诗学流派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英国着名批评家戴维·洛奇正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从事着文学批评。在几十年的批评生涯中,他先后受过几种重要文学理论流派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新批评,到20世纪70年代接触罗曼·雅各布森的隐喻和转喻理论,再到结构主义诗学,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对巴赫金诗学的研究,洛奇从不同角度将这些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之中。一方面,随着文学批评观的不断深化,洛奇的文学批评渐渐发展、完善和成熟起来。另一方面,在批评实践中,洛奇越来越游刃有余。在对先前的批评思想不断重新审视中,他博采众长,探索出一条具有特色的文学批评路径。戴维·洛奇的文学批评最初与英美“新批评”关系密切。1966年《小说的语言》是其代表性批评着作。书中,洛奇追根溯源,指出英美新批评虽然讲求文本细读,注重文学作品的内部研究,但偏重诗歌而轻视小说语言现象严重。洛奇对此表示质疑,指出小说家的媒介无异于诗歌的媒介,都是语言。洛奇不但从理论上阐述了小说的媒介、批评方法和批评原则,还将理论探讨与批评实践结合起来,使原本偏重于诗歌范畴的新批评理论在小说分析中得到了恰当的运用。戴维·洛奇早期的文学批评观与批评方法,在此已可见一斑。新批评给戴维·洛奇带来了启示,但未能解决批评家所遇到的所有疑惑。阅读雅各布森使洛奇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小说的形式问题。在雅各布森的启示下,他不但延伸了隐喻和转喻“两极”理论,还提出“钟摆”理论,对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思潮钟摆式变化给予鸟瞰,用“两极”理论对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代表作家作品进行解读,指出现代主义作品主要是隐喻的,反现代主义作品则偏重于转喻。作为当代兴起的文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有着诸多迥异的特点,其作品是一种“打破规则的艺术”,并不偏向于“两极”中的任何一极,是“失语”状态。显然,雅各布森的诗学思想对洛奇文学批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欧洲学界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洛奇开始接受结构主义诗学思潮,为新批评呈现出某种式微迹象之后的文学批评增添了新的养分。与保守派批评家不同,洛奇预见到结构主义虽然避免不了会被后起的批评流派所取代,但却不愿闭目塞聪,而是积极地接受了这一诗学,在批评实践中尝试运用。与前期批评思想不同,洛奇有选择地将结构主义的概念和方法运用于具体的小说批评分析中,又不完全受其主宰,试着与其“并行”,这使得结构主义在洛奇那里成了一种更富有“弹性”的诗学思想。在结构主义影响下,洛奇的文学批评得到进一步延伸和发展。继结构主义之后,巴赫金诗学传至英国。虽然巴赫金诗学进入英国时已近20世纪80年代,晚于欧洲大陆近十年,但这一“新”理论却在批评家的争辩和“对话”下展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活力。洛奇积极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狂欢化”诗学,对比分析了詹姆斯·乔伊斯和D.H.劳伦斯等作家迥然不同的文学文本,尝试此前未曾接触的批评方法。与以往的批评相比,洛奇运用巴赫金诗学的文学批评更显独特性,他不拘一格的批评实践表明巴赫金是一位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巴赫金诗学的“姗姗”到来,丰富和完善了洛奇的批评思想,使其更趋成熟。无疑,上述诗学对戴维·洛奇文学批评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洛奇的文学批评并不缺乏严整性和独立性。脱离高头讲章,用意趣盎然的语言写成的《小说的艺术》1992年问世,体现了洛奇对普通读者的关注和重视。洛奇所持的文学批评观、所使用的文学批评方法和涵盖的文学史知识令人大开眼界。他不再用晦涩枯燥的学术语言阐述小说艺术的魅力,平实而生动的解读俨然使洛奇成了一位公众批评家。此外,洛奇对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关系细致入微的梳理,在具体历史语境下对二者内在联系的深度分析,展示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动态、共生的态势,使读者了解到洛奇有的放矢的批评论述根植于其创作实践。时至今日,批评家洛奇可谓着述等身,其文学批评历程有着诸多启示意义。“文本细读”虽有一定的局限,但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奠定了洛奇的批评基础。在诸多后起的诗学思潮中,洛奇不盲目排斥,在积极的运用中审视所接触的理论。在反思和探索中,洛奇最终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文学批评观和批评方法。透过洛奇的文学批评历程,不但可以了解20世纪下半叶不同时期西方主流文学理论基本走向,也可以看到,批评家是如何在这些理论影响下从事着批评活动。戴维·洛奇身上显露出优秀批评家的素质:在交替更迭的文学思潮中,他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适时接受新的思想,在不断反思和审视中丰富自身的批评观,最终走出了别具一格的批评之路。研究洛奇的文学批评,将推动当下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批评的发展,为寻求恰当的研究方法及治学思路等提供富有启示性的重要参照。
姜德福[10]2003年在《16-18世纪英国贵族的社会地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贵族阶层是16—18世纪英国社会分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演变是这一时期英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英国贵族的兴衰演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西方学术界对英国贵族的研究起步早、水平高、成果多，而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与西方学术界差距很大。在关于16—18世纪英国贵族的社会地位的认识上，传统看法——贵族在这一时期走向没落——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近年来，西方学术界有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时期英国贵族的历史命运，发表了一批学术成果。国内学术界虽然有人对这一问题做过一些研究，但是，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还不多见。 本文把16—18世纪的英国贵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从构成与特征、数量与流动、社会特征、社会地位与作用四个方面入手，从历史长时段着眼，将静态描述与动态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地分析贵族发展演变的动因、类型、机制和规律，展示贵族的生活场景，揭示社会转型与贵族阶层演变的互动关系，力求科学准确地评价贵族阶层在这一时期英国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贵族是一个拥有特定法律意义的社会阶层。在英国，贵族指的是上院爵位贵族，具有完整法律意义的英国贵族是在16世纪最终形成的。爵位和特权是将贵族与其它社会阶层区别开来的两个基本条件，也是贵族身份的两个重要标志。英国贵族的特权虽然不多，但是，这些特权的存在足以赋予贵族身份一种法律意义。贵族与乡绅是两个法律意义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将两者混为一谈不符合历史事实。 这一时期是英国贵族数量增加较快的时期。人口因素、婚姻习俗、封爵政策、长子继承制是制约贵族数量变化的四个最重要因素。而国王的恩宠、婚姻则是影响贵族成员流动的两个重要因素。英国贵族成员流动的开放性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贵族的成员流动并不是一个跨越阶层界限的运动，而只是贵族家族的上升和下降的地位变化。英国贵族是一个封闭性较强的社会阶层，不是一个“开放的贵族”。 在这一时期，英国贵族的家庭婚姻生活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是相当缓慢的。父权制、家长制、长子继承制仍然是制约贵族家庭生活的叁大要素。而门第观念、父母包办、内婚制则主宰着贵族的婚姻生活。贵族的文化教育生活变化较大。贵族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大大有别于中世纪的骑士教育。贵族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贵族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无论是家庭婚姻生活，还是文化教育，都是贵族生活方式的反映，同时也是贵族的社会特征的体现。为了炫耀自己的地位与权威，贵族们还大肆建造豪宅、雇佣大量的侍从和仆役、购买昂贵的奢侈品、在婚丧嫁娶等问题上铺张浪费。 16一侣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诸多变化面前，贵族并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手足无措，无所适从。相反，他们积极进行调整和适应，在这叁百年里，仍然牢牢占据着社会优势地位，掌握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大权。在经济上，贵族的经济活动日益多样化，收入来源不断拓宽，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他们仍然是英国最为富有的阶层。他们控制的大地产和经济资源、他们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他们的社会影响、他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他们的冒险精神，决定了他们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政治上，他们以议会上院为基地，通过选举等手段控制议会下院，反过来，他们又通过议会立法来强化统治；他们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重要官职，牢牢掌握着国家政权；他们占据着军队里的高级军官职务，把持着军事权力；他们还通过各种途径操纵地方政治生活。在文化上，他们是文化创作的鉴赏者和收藏者，他们是文化活动的庇护人，他们的文化品味极大地影响着英国的文化生活，他们对英国文化的影响一直保持到19世纪。 综合以上分析，贵族在16一18世纪英国社会中的地位是稳固的、重要的，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主宰者，在19世纪资产阶级壮大起来以前，尚无任何社会力量能够与他们相抗衡。
参考文献：
[1]. 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名声学研究[D]. 周琳. 中南大学. 2002
[2]. 亨利·詹姆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出版和研究[J]. 周琳. 湖南商学院学报. 2002
[3]. 亨利·詹姆斯小说中的悲剧意识[D]. 黄玲玲. 南京师范大学. 2016
[4]. 衡平法的道路[D]. 胡桥. 华东政法大学. 2009
[5]. 世界文学视域中的朗费罗诗歌研究[D]. 柳士军. 苏州大学. 2015
[6]. 王尔德唯美叙事的理论和实践[D]. 张介明. 上海师范大学. 2004
[7]. “一个好美国人”备忘录——《使节》对未来美国的想象及对小说未来的预言[J]. 陈秋红. 东方论坛. 2018
[8]. 20世纪美国杰出CEO的危机管理策略研究[D]. 黄书亭. 南京理工大学. 2008
[9]. 戴维·洛奇文学批评研究[D]. 王翠. 吉林大学. 2017
[10]. 16-18世纪英国贵族的社会地位[D]. 姜德福.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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