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波动、结构转换与体制性低效率——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形势论文,周期论文,结构论文,低效率论文,建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若干基本判断
到1999年8月底，我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已连续23个月负增长， 经济总体上并没有出现期望的回升势头，1999 年二季度与1998 年四季度和1999年一季度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速度都呈下滑趋势。自1996年5月以来，央行已7次降低银行利息，但刺激经济的实际作用不明显。从1998年下半年起，中央政府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特别国债，重点投入基础设施领域，但到1999年一季度末，这些项目的投入高峰期已过，民间资金的跟进、居民消费和经济的有效启动仍没有明显起色。1999年下半年以来，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向技术改造项目的投入，并配合一系列较大力度启动消费的政策，其政策效果还在继续显现之中，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此次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和启动过程，与以往相比有很大不同。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时间长，为启动回升使用的措施多，政策力度大，但至今仍未能启动起来。我们认为，其原因是此次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和启动过程，正好处于几个重要因素同时出现剧烈变化的时期，周期性矛盾、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同时显现，相互制约。
从目前已经采取的政策措施看，主要是扩大内需的政策，1999年下半年以来加大了技术改造的政策力度，但出发点仍然是增加投资。诚然，扩大内需的政策十分必要，因为当务之急是要打破经济收缩循环，但在扩大内需的政策之外，还需要其他结构调整和改革措施跟进，才能启动经济健康地回升。不能认为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是中长期见效的政策，因此不给予足够重视。没有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供给领域的效率没有改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效应难以持久，而且会在经济回升的同时，激化原有的一些问题，如银行呆坏账增加、优胜劣汰过程不能正常进行等；并引发一些新问题，如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资金的低效率使用，在更高技术水平上的不合理重复建设等。
二、导致增速减缓的三种因素
（一）周期因素
1992 年以来，我国经济连续数年保持高速增长，1992～1996 年，GDP增长率为14.2%、13.5%、12.6%、10.5%和9.6%，多数产业的规模有较大幅度扩张，形成了只有在原有结构水平下继续高速增长才能充分利用的生产能力。这种以高通胀率为代价，且有一定泡沫成份的高速增长是难以持续的。
1996年，中央及时决定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否则问题会更加严重。但是，高速增长时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并不是短期内能化解的，膨胀起来的生产能力面对增速下降的需求，必然产生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导致产生三个惯性循环圈：其一，企业生产能力过剩—利润减少—进行新投资的意愿下降—现有能力进一步过剩；其二，职工收入增长减缓和失业上升—消费能力下降和预期悲观—消费需求不足—收入进一步下降；其三，金融机构呆坏账增加—惜贷—设备投资减少和流动资金不足—能力进一步过剩和效益下降—呆坏账继续增加。同时，一些改革措施也使消费者重新调整支出结构，现期支出减少，消费需求下降。此外，许多产品价格的持续较大幅度下降，也使投资者和消费者产生了观望等待的心理。1998年以来，虽然政府财政投资增加了投资需求，但上述三个互为因果、相互加强的循环从整体上看并没有被打断。
我国此轮经济周期还受到亚洲经济危机和全球范围生产能力过剩的影响在国内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出口需求下降和境外资本流入下降，无疑加重了启动经济的困难。
（二）结构因素
中国在90年代中期前后进入了新的增长阶段，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都有明显变化，同时，也存在一些变化滞后的突出问题。这些变化和问题都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有明显影响。
1.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我国现阶段，多数城镇居民家庭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衣、食、用的问题，正在向提高住、行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阶段过渡。这个时期城镇居民在现有消费层面上增加消费的速度明显放慢，消费增量中的一个相当部分，要通过消费结构的升级来实现。但消费结构上档次需要时间积累、体制改革和相应的政策调整，而结构转换过程刚刚起步。我国经济至今仍然没有摆脱二元经济的特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40%左右，消费层次与城镇居民有较大差距，处在较低档次上。如果农村居民消费增加和消费结构上档次，将为一大批现有的原材料工业和加工产业提供市场。但这需要增加农民收入，否则城乡需求的过渡和衔接将不能顺利进行。
到目前为止，在消费需求层面上，适应消费结构变化和城乡消费二元结构特点的消费扩张与消费升级都没有迈出大步，我们期待中的下述循环过程尚末形成：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批新的相关产业增长—提高经济活动的总量水平—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居民在较低消费档次上形成消费需求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为现有加工产业、原材料工业和建筑业提供市场—国民经济进入扩张性的良性循环。总之，原有消费结构的变化和新消费结构尚处于孕育阶段，制约着消费需求的升级和扩张。
2.产业结构的变化。我国目前进入一个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企业大规模重组的发展阶段。首先，消费结构的变化，使某些行业增长速度减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例如衣着类支出的比重下降，会使纺织工业的增速减缓和比重下降。其次，新的消费热点对原有某些重要产业的带动力明显下降，或者说使其增长弹性系数骤降，如服务业的增长对电力工业的带动作用要明显低于制造业，在服务业对增长的贡献份额增加时，电力工业就难以保持以往的增长速度。第三，某些资源的枯竭，使一些以矿业为支柱产业的老工业区陷入困境，例如某些老工业基地。第四，对外开放度的扩大，使一部分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失去国内外市场，例如我国的机床行业。第五，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影响某些产业的竞争力，例如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这个阶段还会出现企业两级分化加速的现象。随着市场的饱和和企业之间对现有市场份额的争夺，大量竞争失利的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
从世界工业化的历史看，产业结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和企业效益的现象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中国目前的状况并不独特。战后一些发展较快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经历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类似问题：消费需求的增长明显放慢，生产能力过剩严重，传统产业和老工业基地特别困难，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失业增加，社会问题压力加大。体现规律性的另一个表现是，许多国家“问题行业”的出现顺序也很相似，一般都从煤炭、纺织行业开始，再到有色冶金、钢铁、传统机械制造、造船等行业。一般来讲，前一阶段增长速度愈高的行业，结构转变期的困难就愈明显。
（三）体制因素
过去20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重大进展。但是，一些重要的改革仍未到位，有些方面的改革不配套，这种状况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启动经济政策的效果产生不利影响。
1.优胜劣汰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企业间的竞争从以往抢占新的市场空间，转向对现有市场份额的争夺。这种竞争态势使具备投资少、投产快、调整灵活等特点的中小企业的优势大大减弱，大企业因具备大规模促销、新产品开发和多元化经营等方面的特点，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因此在这个阶段，应该出现企业快速两级分化、相当一部分企业被淘汰或兼并、生产能力向少数优势企业集中的趋势。然而我国目前的情形是，由于市场淘汰机制难以正常发挥作用，许多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并不退出，而是长期在亏损状况下维持，挤占了优势企业的市场。不仅如此，不少已经停产、半停产的企业，还因能得到政府某些优惠政策的支持，再次进入竞争过程，使那些为在竞争中取胜已竭尽全力的优势企业，没有看到竞争对手被淘汰出局、让出市场份额、产品价格回升的期望结果。这种情形在我国企业竞争中出现过多次。如此一轮一轮下去，好企业也会被拖垮，即使勉强维持，也失去了进行新投资、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能力。
2.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我国目前的投融资体制，仍然明显存在向国有企业倾斜的现象。由于国有企业改革还不到位，投资饥渴和预算软约束的问题继续存在，这种倾向性在不同约束条件下，可以导致投资过度的问题，也可以产生投资不足的问题。当银行贷款风险约束不强时，国有企业的融资行为导致过度投资和大量呆坏账的产生，也使国有企业的偿贷能力下降。当银行贷款风险约束增强时，由于国有企业已经存在过度负债和不能及时偿还债务的问题，也由于银行对投资项目风险评估的能力与经验不足，银行对国有企业发放贷款变得十分谨慎。向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发放贷款，又受到各种成文、不成文规定的约束。同时，国有商业银行系统还没有完全商业化，风险约束增强意味着风险内部化而收益并没有内部化，在收益激励和风险约束之间缺乏必要的平衡机制，使惜贷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进一步加重了投资不足问题。
3.投资者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外部投资者是正当利益易于受到损害的阶层，如果没有有效的措施保护包括股东和债权人在内的外部投资者，企业经理层就有可能损害投资者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委托—代理风险。即使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这也是一个影响投资者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投资不足会损害经济增长的潜力。我国目前的经营环境与前些年相比有很大变化，投资少、技术低、家族式、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为一体的小企业的发展空间明显缩小，但由于存在巨大的委托—代理风险，包括股份制在内的能够集聚资金、扩大规模、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现代企业形式却不能迅速发展。
4.分配体制改革滞后。改革至今，在国有单位内，分配体制改革一直没有重大突破。在现有的分配体制下，工资收入主要是为了满足“吃、穿、用”等基本生活消费的需要，而住房、医疗、教育等消费是福利性的。分配制度改革的滞后影响着一些新经济增长点的启动。以住房为例，目前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9.3平方米，质量也不高， 与此同时大量新建住宅却闲置，要改变这种有“求”有“供”而供求不能衔接的状况，一个关键的举措，就是加快分配体制的改革。包括取消福利分房制度，住房收入货币化分配，开放和培育住房二级交易市场，发展住房信贷等等。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住房上的巨大潜在需求就无法转化为现实需求。
目前还有一种值得关注的观点，就是认为我国目前的分配体制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高收入阶层的边界消费倾向较低，因而收入转化为消费的比例较低；低收入阶层消费倾向高，但消费增加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导致整体消费水平下降。我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手段很不足，运用也不得力。虽然这种观点还需要进一步的可靠实证研究加以证实，但从宏观经济理论推断，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三、三方面原因聚集导致的突出矛盾
（一）需要保持较快增长速度与投资风险加大之间的矛盾
由于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同时存在，许多投资者都感到投资风险较强，制约了投资的积极性。其中周期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的制约作用比较好理解，为什么结构性因素也是加大投资风险、制约投资的因素呢？
结构调整使投资风险加大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传统产业的扩张空间相对缩小，现有企业之间为有限的市场份额激烈竞争，加大了新投资者的风险。第二，高新技术产业虽然有较大发展前途，但对于每一个具体项目而言，由于消费需求不好把握和生产技术不够成熟，投资回报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愈是技术先进的产品和技术，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愈强。因为落后国家的企业并不处于技术前沿，对技术发展趋势较少了解，投资方向模糊，成功率相对较低。第三，高新技术产业都是技术与资金密集的行业，我国不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国内投资者很可能要面临进口商品和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强有力竞争，加大了投资风险。
然而在任何时期，社会中都存在诸多可以达到和超过社会平均盈利水平的投资项目，何况中国的发展水平还很低，处于人均收入800 美元左右的水平，按一般规律讲，正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目前出现的“生产能力过剩”只是低水平的过剩，存在多方面的巨大增长潜力无需置疑，我国在较长时期内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问题是在投资风险普遍加大的市场环境中，投资者不能确切知道哪一个特定项目会成功，哪一个项目会失败。如果风险不能转移，这些可能成功的项目就不会被实施，导致出现投资意愿不强、增长乏力的现象。
（二）消费需求升级与新增长点成长困难之间的矛盾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仍有巨大潜力，不缺乏能带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新增长点。由于我国城镇与农村消费水平有较大差距，所谓的消费结构升级和新增长点的形成，主要指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及其对增长的带动作用。最近几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主导消费正在由万元级的水平向数万元以上的水平过渡，主要包括住宅、轿车、新一代家电及能够提高生活质量的多种服务等。与这些行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建筑、建材、电子、机械、石化、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等，都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目前这些消费新热点和新增长点的形成，受到周期因素、结构因素和体制因素三个方面的约束，使消费者有钱不敢化、不愿花或没钱可花：周期因素使消费者的即期收入和预期收入降低，使消费者无钱可花或有钱不敢花；生产领域结构调整缓慢，提供高质量、低成本产品、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能力不强，使有的消费者有钱不愿花，例如轿车生产成本高和各种附加税费多，使轿车价格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种情形明显制约了轿车这个在我国目前发展阶段本应最具带动力的支柱产业的发展。体制因素也对消费升级产生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如福利分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不键全等，也使消费者有钱不愿花或不敢花。此外，一些数万元级乃至十万元级新消费点的形成，对大多数城镇居民来说，需要数年的积蓄时间，即存在所谓的“结构转换时滞缺口”问题。
（三）延长现有成熟产业生命周期与农村需求乏力之间的矛盾
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热点消费品行业，如家用电器行业，城镇市场已经基本饱合。要使这些行业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的生产能力，重点要转向农村市场。据测算，如果农村居民家庭家用电器拥有率达到目前城市家庭水平，需要新增的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的数量都在1亿5千万台左右。相当于这些行业目前10年到15年的产量，从而将使这些行业的成熟期明显延长，继续对经济增长起到带动作用。但是，这种状况要以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为前提，近期农村消费增长缓慢，与部分工业品及其营销方式不适合农村需求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农民收入增幅减缓，需求乏力。
四、对策建议
（一）继续执行积极扩大内需的政策
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并加大力度是十分必要的。1999年下半年的经济走势至为重要，如果不能遏制经济下滑的势头，进一步的结构调整会因为缺乏乐观预期而受到阻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矛盾可能加剧，继续推进改革会碰到较强的阻力。因此，当务之急是通过扩大内需的政策，打破经济收缩的循环。中央政府从1999年下半年起，采取了一系列有较大力度的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只注重使用财政货币政策手段调整宏观经济总量关系是不够的。应立即着手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加速推进供给层面的效率改善和体制改革工作，使扩大内需的政策真正能够有效启动经济，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健康发展。对此应澄清两个认识问题，其一是认为改善供给结构和体制改革措施见效慢，因此应当先将经济启动起来，再考虑更长期的结构与改革问题。但实际上，3年来启动经济的实践充分表明， 在启动内需的同时不注重供给层面的效率改善和体制改革，货币政策不会产生明显效果，财政政策的效果也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说，经济启动之后的自运转能力没有形成。其二是认为改善供给效率和体制改革措施有较大难度，涉及许多重要利益关系的调整，有些还涉及社会稳定问题，因此先缓一缓，等社会政策环境比较宽松的时期再集中推进。但实际上，结构调整和改革虽然会付出一定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但调整和改革放慢所付出的代价更大。供给层面的效率不能很快改善，不能增加高质量低成本产品的供给，刺激消费就缺乏供给面的支持，企业就缺乏提高效益的内在能力。在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国内产品缺乏竞争力，扩大内需中的相当一部分市场要让给进口商品。如此下去，经济就会形成“扩大内需—供给层面在原有效率和体制基础上低水平扩张—进一步的能力过剩和效益恶化—再扩大内需”的住复循环。
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注意。日本自1991年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为了启动经济，日本政府多次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累计投入的资金已超过1万亿美元。日本国内金融资产数额巨大， 有较强能力支持公共债务融资，因此启动经济主要靠财政政策。但仍然没有摆脱困境。虽然1996年曾一度出现经济回升势头，但由于供给面的问题没能解决，加之政府实施了一项紧缩政策， 导致1997 年和1998 年经济出现负增长。 1999年上半年情况好转，经济实现了正增长，但仍是政府投资主导的，民间投资仍然不振，能力过剩、雇佣过剩和负债过剩这三个制约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没有明显好转，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日本已经开始强调供给层面的问题。可以看出，中国和日本经济的周期性表现有某些相似之处，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当然，中日两国经济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其中一个主要差别，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启动一个人均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经济和启动一个人均收入只有1000美元的经济，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内容及途径无疑都是很不相同的。
（二）改善供给层面的效率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所讲的改善供给层面效率，与以往所讲的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含义不完全一致。改善供给层面的效率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除包含有提升产业结构这个重要内容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用更低成本生产现在企业已经生产的产品。由于历史、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我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企业之间，效率水平相差很大，因此产品成本有显著差异，导致三种结果。其一，如果企业都需要自负盈亏，则不同企业的产品价格会相差很大，有些企业因之失去市场并被淘汰，市场上只存在相对高效率的企业。其二，如果有些企业可以不计亏损维持运转，就可以长期用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逼迫其他企业随之降价，导致整体经济效益的下降。其三，如果有进入障碍或形成市场垄断，消费者就要为那些低效率生产者的产品支付较高的价格。显然，只有第一种情况是合理的。因此，即使技术与产品本身并不是新技术新产品，现有生产能力总体上也已经过剩，但只要优势企业或新建的企业更有效率，能够以更低成本生产，就能够向市场提供能鼓励消费的优质、低价“老产品”，企业也不会因之而亏损。因此，应该使劲的地方不是限制有竞争力的企业扩大规模或限制新的投资，而是切实建立优胜劣汰机制，加速淘汰没有竞争力的企业。
第二，坚持市场选择、效益第一的原则。在中国这样一个收入水平多层次的国家，对产品技术与档次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消费者选择的是适用性，而不是单一的技术水平或质量标准。因此，即使是技术最先进的项目和产品，是全国乃至全球最大规模的企业，如果其成本和价格不被市场所接受，造成产生亏损和大量呆坏账，就仍然表明技术或规模的选择不适合市场需求。过去我们有相当比例的技术改造项目和新建先进技术项目不能达产达效，其经验教训应该记取。因此，在结构调整中不能片面强调单纯的规模标准和技术先进性等，一定要坚持市场导向和效益第一的原则。什么是合理的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和产业组织结构，是由具体的市场环境决定的，应尊重市场的选择。
为了尽快改善供给层面的效率，要加紧推进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1.解决体制性“进入障碍”。解决体制性“进入障碍”，使有竞争力的企业能尽快扩大生产能力，新的投资者能顺利进入。第一，除少数确实作用无法替代的重要企业外，减少对竞争失利企业的救助，使竞争中获胜的企业能够扩大市场份额，有竞争力的新企业能够顺利进入。这既符合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又能够改善整个供给领域的效率。第二，要继续推进体制改革，特别要继续推进和完善要素市场和产权市场的改革，平等对待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使要素能够被最有效率的生产者使用，资本可以流向最有效率的企业。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表明，哪些行业的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产权市场发育较早和比较完善，这些行业的增长速度就较快，市场机制就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作用。
2.尽快解决“退出障碍”。一些长期亏损的企业长期“劣而不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完善，政府、企业和职工都担心企业破产或重组后的员工安置问题，政府尤其担心社会稳定问题，使得国有企业的“就业约束”要硬于“利润约束”，即宁愿以亏损为代价维持职工的就业。一些调整任务重的行业，多数是传统产业，这些产业中设备与员工的技术专用性很强，向其他企业转产困难，更加重了退出障碍。这些企业不退出，以亏损为代价占据着本应由优势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降低了整个供给领域的效率水平。
（三）分散投资风险应该成为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市场经济中，投资存在风险是一种常态。市场经济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发展出了能够分散风险、鼓励投资的各种制度，例如有限责任公司、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风险投资、保险市场等等，这样，每个投资者通过多元化的投资，能够可靠地降低投资风险，稳定地获得投资收益。
显然，我国目前的投融资体制分散投资风险的功能较弱。今后我国在继续加强财政资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决策责任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发展能够分散投资风险的投融资方式和工具，在责任承担和风险分散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以刺激投资，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采取的政策主要有：
1.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的发育，继续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我们以往主要从筹集资金和解决所有者缺位的角度认识资本市场发展的必要性，如果从分散风险、促进投资这个角度看，股市、债券等投资方式都需要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加快发展。资本市场的完善和发展，还可以使竞争中两极分化的企业进行低成本的存量资产重组，从整体上改善供给领域的效率。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要特别注重改善上市公司的质量和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保护投资者利益，使证券市场投资者承担的风险限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2.引导向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积极偿试和推广风险投资，发展风险投资基金，使高风险与高收益对应，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3.降低和分散向中小企业投资的风险。中小企业产品和服务单一，风险较大，自身担保贷款能力弱，在经济紧缩和结构调整时期最易出现资金短缺问题。可以建立中小企业担保基金，降低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继续加强国有商业银行的小型企业信贷部，使中小企业有稳定、规范的融资渠道。
（四）以拓宽农民的非农化、城市化为主线，处理好新形势下的城乡关系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仍占有很大比重，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现有的消费“热点”能否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不亚于新消费热点的形成。这种延伸的时间和规模，取决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的历史和我国改革以来的实践表明，提高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水平，关键要靠农民的向非农产业转移。以往我国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主要有两个渠道：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城市化，今后仍然要两个渠道并重。
第一，在与城市大企业合理分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农村中小型企业，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也应包括中小型农村企业。
第二，加快小城镇建设，使部分已经“工业化”、“商业化”的农村人口实现“城市化”，小城镇建设和发展能进一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因此，小城镇建设应该成为财政资金的重点投资方向和引导方向之一。
第三，在加强管理的同时，继续鼓励并保护农民进城择业和跨区域流动。最近几年，由于大城市就业形势严峻，出现了排斥农民进城就业的现象。事实上，在大城市中就业的农民工的数量往往十倍、十几倍于下岗工人的数量，而且以较低的工资水平承担着城里人不愿从事的工作，因此农民工进城并不是导致城市下岗问题的主要原因。对于农民进城带来的社会问题要积极解决，但不应以不让农民进城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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