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领导权交替世纪性规律的反思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权论文,启示论文,规律论文,世纪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世界领导权交替的世纪性规律：莫氏周期论
莫德尔斯基在对1494年以来的国际冲突和领导权（霸主）交替进行考察之后，发现以大约一个世纪为间隔的长周期，每个周期里都有一个领导者，它们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各个周期里都包含四个阶段：从全球性的争霸战争中崛起，世界领导国地位被承认，指导力非正统化（即技术与制度上的革新）以及权力结构的分散化。分散化导致新的争夺，进而转入下一轮循环。莫氏认为自15世纪以来，这种循环已重复了五次。他认为成为领导国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具有“安全保障剩余”的岛国或半岛国；第二，要维持海军力量等全球性战略组织，集中占有世界整体一半以上的海军力量，在第五循环中空军力量也很重要；第三，必须具备强大的主导经济，尤其是以创新能力为中心的综合经济实力；第四，其国内政治必须具有开放性和稳定性。莫氏的上述理论，存在着“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如同是半岛国家，葡萄牙却被西班牙吞并，其“安全保障剩余”并未发挥作用。尽管如此，这一理论把国际体系的变革抽象为几条简明的原则，对认识和把握历史的规律仍大有裨益。
二、世界领导权交替规律的历史考察：四条反思
用莫氏的长周期规律来考察过去500余年的世界历史， 可以得出以下反思：
（一）霸权的衰落是必然的，而且霸权的交替一般通过霸权战争得以完成。霸权体制自身存在着自我瓦解的逻辑因子：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保持和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扩充军事实力——损害经济利益——霸权的最终衰落。与此同时，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新兴强国的国家利益的扩展必然与霸权国发生冲突，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即演化成大规模的霸权战争，战争的结果，出现了新的霸权国。如葡萄牙成为世界大国的契机，是法国的查理八世为追求那不勒斯的王位而进攻意大利的1494年战争。第二循环始于荷兰独立战争，对于通过停战协定成为世界大国的荷兰，法国是其挑战国。第三循环始于路易十四的侵略战争，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确立了英国的优势。第四循环始于拿破仑战争，法国第二次向霸权挑战，但在维也那体制下英国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霸权地位。第五循环的世界战争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凡尔赛条约和雅尔塔体制为秩序依据，美国成了第五个世界大国，完成了新一轮的霸权交替。当然，冷战结束之后，非军事因素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增长，霸权的更迭未必通过战争，但霸权注定衰落这一规律仍然没有改变。
（二）发动霸权战争的挑战国不可能成为下一轮的霸权国，这是从霸权循环史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霸权战争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向霸权国挑战夺取霸权的战争；二是通过支持霸权国击败挑战国从而正统地继承霸权的战争。荷兰时代就是从支持教皇反对西班牙企图吞并霸权国葡萄牙开始的，此后不久，扩张了势力的英国便与霸主展开了围绕着殖民地的争斗。但是当路易十四对衰退中的霸主荷兰挑战时，英国却与荷兰一道接受了挑战，从而有效地遏制了法国登上下一轮霸主的宝座。后来的美国时代也是从美国对向“英国主导下的秩序”挑战的德日进行打击开始的。在所有的这些霸权战争中，霸权国和挑战国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任何一方都无力分享战后的胜利果实，从而使霸权国的合作者——亦即挑战国的反对者从中独得渔利，进而开始了新的循环。（注：（日）猪口邦子：《后霸权体制与日本的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三）历代霸权国经济中心地位的基础，在于其“边远地带”的发现与制度上的创新。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霸权国的活动需要大量的费用，因此霸权国作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者的地位也一向居于首位。霸权国通过建立新的“边远地带”，先于世界各国掌握通向那里的“航线”，并做出相应的制度上的创新，从而在创造剩余价值的活动中取得领先地位。葡萄牙和荷兰通过组织大规模的全球探险，发现了地理上的“边远地带”——被地理隔开的非欧洲地区，进而建立了全球规模的基地网，开展了殖民贸易，成就了自己的霸业。至英国时代，空间上的“边远地带”已开发殆尽，但产业革命又造就了产业资本主义这一崭新空间的两个市场——商品买卖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这两个市场中，英国率先发现了殖民地国家和国内工人阶级这两个新的“边远地带”，然后通过制度霸权、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成就了两代霸权。美国在崛起之时，“内在边远地带”已经饱和，但却在由时间隔绝开来的世界中发现了美国世纪的“边远地带”——用领先的技术创造剩余价值。
（四）地缘位置对一国的对外战略选择有极大的制约作用。岛国或半岛国具有成为大国的天然优势：一是拥有“安全保障剩余”，从而可以比较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战略态度；二是可以集中力量发展海军，取得登上大国宝座的决定性步骤——制海权。如葡萄牙地处伊比利亚半岛前部，荷兰拥有许多小岛和海角，英国以多佛尔海峡为屏障，美国则是一个巨大的岛国。所有这些都与权力斗争保持了相当安全甚至超脱的距离。而对置身于陆地和沿海双重自然地理环境的国家来说，确定战略目标时需审时度势、量力而行，盲目地参与和发展海外事务，谋求世界大国地位，是该类国家对外战略之大忌。历史上的法国长时间在海上与英国较量，在大陆则先与西班牙、次与统一后的德国进行争斗。在两个方向的撕扯下，海军不如英国，陆军逊于德国，以致在两次争霸中都流于失败。
三、世界领导权交替世纪性规律与中国：三点启示
从历史规律来看，世界目前正处于第五周期的权力分散化阶段，第六个周期将于下世纪初开始。而此时，中国经济上正处于三步走完成的关键时期，因而中国采取何种对外战略，不仅对自身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而且对未来的世界格局也有深远的影响。从历史这面镜子里，我们可得到以下启示：
发展是硬道理。大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以经济和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现在的大国，都得益于过去的产业革命，而中国不幸与那场革命失之交臂。如今，新的信息革命正在兴起，中国必须抓住这次机遇，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科教兴国，顺利地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有首先实现了这一目标，中国才能有足够的实力来参与大国间的竞争。
不竖大旗不挑头。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国力蒸蒸日上的新兴大国，还是东亚儒教文明的核心。由于世界近现代史上西方从未有过真正容纳一个非西方强国的经验，更没有这方面切实的思想准备和气度，因而中国的崛起在客观上必然会引起西方的不满与敌视。进入90年代以来的“中国威胁论”和“黄祸论”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在这股思潮的盅惑下，“遏制”中国一时成为西方一些媒体和政治家的热门话题。就连一些较严肃的政治学者，如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亨廷顿，也成了中美冲突不可避免论的鼓吹者。（注：亨廷顿自冷战结束以来，就不断著文发表政见，将中国与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类比，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儒教文明也对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构成了威胁，并煞有其事地描绘了一场发生在下世纪的中美之间的战争。参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 第361—381 页； “Clashes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Summer 1993；“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Sept/Oct 1997.）而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国内却开始流露出某些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较集中地体现在一些说“不”之类的畅销书中。这种受困心理和在富强感的刺激下形成的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的长远利益是有害的。历史已反复对这种情绪作出了无情的判决：如果哪个不懂霸权力学的国家在这关键时刻受到了怂恿，错误地领会了历史的启示，并试图以卵击石，就注定要重蹈西班牙、法、德、日的覆辙。不仅如此，那些谨慎地凯觎着下一轮霸权宝座的国家，正耐心地等待跳出一个愚蠢的挑战国来，通过支持美国击败该挑战国，从美国手中继承霸权。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越要韬光养晦，少出风头。
中国地缘位置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必须实行审慎的外交政策。中国雄居历史上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东部“边缘地带”，具有问鼎大陆腹地、扼守西太平洋的地利。随着冷战后“太平洋世纪”新纪元的来临，这种地利为中国在亚洲及整个亚太地区生长、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天然优势。但这种优势并没有天然地带来足够的“安全保障剩余”：一是周边强国林立，战略缓冲地带不足；二是周边不稳定事态较多，易殃及池鱼。从历史上看，中国所遭受的侵略来自北方和东部沿海地带两个方向。今中俄两国虽然首次实现了真正平等的合作关系，但历史上的多次冲突和迄今还存在着的某些领土争端，加之俄罗斯传统的大民族主义和它所拥有的世界第二的军事手段，使我们仍不能掉以轻心。在东部，中日两国在历史上也首次同时处于强大的状态，两国关系的处理需要新的技巧。日本国内对二战的态度、与台湾的关系以及对美日安保条约的含混解释，都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西南方向本是中国最为稳固的边防，但现代空中力量和导弹的发展已使传统的地理屏障不再有效。同时，中国周边的有核国家多达四个（印、美、俄、巴），准核国家多达三个（日、朝、哈萨克斯坦），这在世界大国中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中国周边的热点不断，争端较多。这种地缘环境使中国面临着典型的安全困境：力量太弱，则易受攻击；力量强大，则可能刺激邻国扩军甚至结成反华联盟。不仅如此，中国还面临着一个典型陆海国家的困境：发展海军可能引起美日等海上国家的敌视，发展陆军则可能引起俄印等陆上国家的惊恐。其中，任何形式的扩军和敌视都会破坏和平的外部环境，从而延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而迟滞中国进一步崛起的步伐。从历史上看，同样的情况也曾困扰过法国和德国，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