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队与肯尼迪政府的冷战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肯尼迪论文,冷战论文,和平论文,战略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1)05-0054-07
在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体系中，有两项举措颇为引人注目，一是致力于外层空间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二是向第三世界国家派遣以技术人员、教师为主的和平队计划。对肯尼迪及美国文化而言，外层空间和第三世界都是亟待探索的“新边疆”的象征，而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第三世界是比月球更重要的边疆。这两项重大举措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在于其自身的重要性，更在于它们都是美国与苏联进行冷战中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和平队，它不仅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与第三世界发展新型关系的标志，更是与苏联争夺广阔的“中间地带”的、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措施。对于阿波罗登月计划，国内学术界已有较深入的研究，而对于和平队，学术界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本文拟通过分析和平队与肯尼迪政府冷战战略的关系，对这一问题做初步探讨。
肯尼迪的冷战思维与和平队的产生
肯尼迪及其决策班子基本上都是在40年代二战期间或冷战初期涉足政坛，被称为“遏制的一代”。肯尼迪本人二战期间曾在驱逐舰上服役，1946年被选入参议院，并亲耳聆听了杜鲁门阐释对苏冷战的“杜鲁门主义”；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身为参议员的肯尼迪猛烈攻击杜鲁门总统“丢掉”了中国。从冷战初期的美苏对抗中，肯尼迪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冷战思维：强硬地反对共产主义事业；以实力为基础的谈判；共产主义是寄生于贫穷和经济混乱的癌症；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对共产主义进行遏制；革命和内战一般是受到共产党的指使或利用；作为自由世界领头羊的美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世界。
1960年，肯尼迪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参加了总统大选。他在9月23日盐湖城的演说中称“敌人就是共产主义体系本身”，称冷战“并不仅仅是追求军事霸权的斗争——它也是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即上帝所保佑的自由与冷酷无情的、不信神的暴政之间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肯尼迪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冷战不利，第一次柏林危机、卡斯特罗在古巴的崛起、U-2飞机事件、苏联卫星上天等等，都预示着美国在美苏冷战中已处于下风。肯尼迪宣称：“我认为有一种危险——历史将做出判断：这是美国潮流开始结束的日子，这是共产主义潮流汹涌而来的时代，这是人们开始不再担心须按照华盛顿的意图考虑什么，而仅仅按照莫斯科和北京的意图思考问题的时代。”[1](p.9)在美国各地演说中，肯尼迪一次又一次地向选民呼吁：重振美国的时机已经来临，现在是使这个国家重新行动起来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做得更好。根据肯尼迪的设想，在与苏联争夺对美国全球战略至关重要的“中间地带”中，美国应采取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向第三世界国家派遣技术人员、教师、医生、护士为主的和平队。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美国决策者的冷战思维，使得美国对外政策的任何重大措施都包含有冷战的考虑，派遣和平队也不例外。
成立和平队的倡议最初是由民主党人亨利·罗伊斯和赫伯特·汉弗莱提出的，他们认为，美国应该成立一个海外志愿者机构以有组织地向海外派遣志愿人员，向落后国家和地区提供技术援助。在民主党内总统候选人的竞争中，汉弗莱明确提出“和平队”一词，将和平队与美国对苏冷战联系起来。党内竞选失败后，汉弗莱将这一设想推荐给肯尼迪并被肯尼迪所采纳。1960年10月14日午夜2时，肯尼迪来到芝加哥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校园，向等候在那里的近1万名大学生发出了倡议：“你们要成为医生的人当中有多少人愿意去加纳度过你们的时光？技术人员或工程师们，你们中有多少人愿意在对外服务机构中工作……我认为，你们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奉献给这个国家的意愿，将决定一个自由社会是否具有竞争力。”[2]肯尼迪的倡议得到了大学生们热烈地响应。在随后的竞选演说中，肯尼迪多次从冷战的角度阐述了组织和平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1月2日，肯尼迪向旧金山市的选民分析说：“在地球的另一端，不发达国家有许多的领域急需教师、医生、技术人员和专家，而莫斯科正派出这样的人员以发展世界共产主义事业……我确信，我们的青年男女，献身于自由事业，完全有能力制止赫鲁晓夫先生的使者削弱自由世界的尝试。”[3](p.17)两天后，肯尼迪在芝加哥向选民呼吁：“共产主义阵营正在派出受过良好训练的、有一定造诣的技术人员帮助一些国家解决困难，为抵御这一洪流，我相信，作为我们有选择的服务的一种补充，一个美国和平队……能够……去帮助那些人民在农业、手工业……政体及其它技能方面过一种自由的生活，年轻的美国人将在全球代表自由事业。”在投票前夕的一次电视露面中，一名观众问肯尼迪如何遏制共产主义，肯尼迪在阐述了他的一些想法如保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发展科学教育事业等等，然后特意补充说：“我已经建议成立一支由青年男女组成的和平队，他们将愿意把一生中的两年或三年，作为教师和护士到落后的和刚刚开始发展的国家去工作，去传播自由的事业……把我们的食品和我们所能提供的其它救济分发给那些不幸的人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关注着他们，我相信，如果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共产主义就能够被遏制，但更重要的是，自由就可以在共产主义大幕的后面成长。”[4](pp.315～316)
肯尼迪以微弱多数战胜了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当上了美国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迫不及待地向新一代美国人呼吁建立一个大同盟，以同“暴政、贫穷、疾病和战争进行战斗”，肯尼迪希望国人“不要问你们的祖国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要问你们能为祖国做些什么”[5]。数以千计的美国青年男女，特别是曾经聆听肯尼迪演说的大学生们，在富有煽动性的演说鼓舞下，热血沸腾，纷纷递交了加入和平队的申请。
1961年3月1日，肯尼迪签署了建立和平队的特别法令，三天后，他任何自己的妹夫萨金特·施莱弗为和平队的首任行政长官。据施莱弗后来解释，当时之所以做出这一任命，是因为几乎没有人认为和平队能够取得成功，“而解除一个亲戚的职务要比解除一个政界朋友的职务来得容易”。
肯尼迪提出成立和平队的倡议后，大部分美国政客将和平队视为美国对付国际共产主义的武器，如和平队的缔造者之一参议员汉弗莱认为，和平队可以“作为美国整个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与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病毒作斗争”。其他一些参议员则认为和平队是“输出我们美国价值观”的工具[4](p.316)。然而，在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和平队时，为减少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疑虑，也为了说服发展中国家接受和平队，施莱弗还是希望人们不要将和平队看作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和机构，他说：“在当前事务中，他们并不被期待代表美国官方的观点，他们没有得到指示；很自然，他们是谨慎的。他们是相当自由的男男女女，是自由社会的产物，被派往国外服务，以如此的奉献精神和技能去做分配给他们的工作，通过这一示范，将培养他们的社会的本来面目展现给东道主。”不过，施莱弗私下也承认，“我们不能对世界的现实视而不见，和平队是美国对外政策努力的一部分，即使它有特殊的作用和独立的身份”[6](pp.258～259)。为了使关于和平队的法案早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施莱弗甚至暗示，和平队可以为反共事业做出贡献。
和平队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蔓延”
作为冷战的产物，和平队身上势必深深打上冷战的烙印。事实上，无论和平队志愿者的选拔和训练，还是日后和平队的活动，特别是60年代初和平队的活动，都是与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根据参议院的要求，和平队志愿者必须经过十分严格的选拔，从事过激进活动的申请者不能被接受；被接纳的志愿者要宣誓效忠；和平队要向志愿者提供有关共产主义哲学、战略、策略和威胁的指示。志愿者被派往国外前都要接受一段时间的培训，让他们对与政治有关的如美国研究、地区研究、世界事务、共产主义等问题有所了解。人手一册的《和平队手册》更是告诫志愿者“必须准备应付共产党的挑拨和煽动、或者诱使你偏离你被派去做的工作的企图”[3](p.33)。
其次，美国最初派遣和平队的国家都是从冷战的角度出发，经过特别挑选的。在非洲，美国选择的是新独立的、奉行中立主义政策、甚至有亲苏或亲华倾向的国家如几内亚、加纳、塞内加尔、马里、坦桑尼亚等。美国政府希望，和平队在当地开展的工作能够将这些国家吸引到美国一边。肯尼迪在给国务卿腊斯克的一张便笺中这样写道：“加纳已经接受了50至70名和平队志愿者，几内亚要求和平队派遣40至60名道路建设者和工程师。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征服几内亚和加纳，马里或许也会转向西方，这样，它们将是第一批倾向东方共产主义的国家从莫斯科转向我们。”[7](p.157)
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美国最为重视的是印度尼西亚，因为印尼不仅战略地位重要，而且战略资源极为丰富，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有些政客甚至认为印尼可以决定美国在亚洲的未来，因此肯尼迪最不希望它落入共产主义阵营，也正因为如此，当得到苏加诺准备接纳和平队的消息时，施莱弗欣喜若狂，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称：“你知道，苏加诺十分亲苏，这是自杰克（肯尼迪的昵称——引者注）成为总统以来苏加诺第一次要求美国政府的工作机构在他的国家里开展工作。”[7](p.107)在近东和南亚，伊朗、阿富汗和尼泊尔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受到和平队决策层的关注。
作为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由于古巴革命的成功和60年代苏联对拉美的渗透的加强，自然受到高度的重视。美国派往拉丁美洲的和平队志愿者不仅是各大洲人数最多的，而且也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例如，乌拉圭不仅有较发达的社会福利体系，而且教育水平也比较高，这个国家的一半人口居住在国际大都市蒙得维的亚。连美国的一些观察家也认为乌拉圭不能划入不发达国家的行列。但美国依然坚持向这个国家派遣和平队，美国的出发点就是削弱这个国家共产主义势力的增长。美国驻乌拉圭大使直言不讳地宣称：在乌拉圭，和平队在同共产主义压力的斗争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平队的存在和活动将有助于削弱共产主义势力、反美倾向和反民主的立场。
再次，和平队志愿者在所在国的活动也具有浓重的冷战色彩，这在60年代最为明显。如在乌拉圭的和平队志愿者就被派往共产党和左翼政党势力比较强大的西部和北部农村地区。在非洲的和平队志愿者更是肩负着与苏联援外人员相竞争的责任，如美国著名评论家菲利普·库克在谈到美国派往加纳的和平队志愿者的作用时认为：“如果我们能继续为在几内亚的右翼志愿者吸收、训练和发现合适的人才，和平队可以成功地使正在那里工作的中国和东方阵营的技术人员处于不利的地位。”另一位观察家理查德·黎克特在谈到苏联教师到达加纳的消息时说，苏联教师为和平队志愿者的经历“增加了趣味”，“俄国人的存在……给了我们一个去影响一些俄国人的机会”。黎克特向华盛顿汇报时强调了和平队的政治潜能，“我们无论是教室里面还是在教室外面都赢得了同对手的冷战”[6](pp.262～263)。
此外，美国和平队志愿者是整个西方阵营向第三世界国家派遣志愿者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50年代，西方一些国家就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派遣志愿者。在美国组织和平队之前，至少已有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向海外派遣了志愿者。这两个国家组织志愿者的目的，同样是出于冷战的考虑，即所谓的遏制共产主义扩张。澳大利亚将自己的安全与亚洲联系在一起，它的志愿者主要派往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志愿者的负责人麦克米歇尔在谈到其使命时强调说，如果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精神将失去希望，“他们将转向共产主义——像中国”。他相信，澳大利亚的独特地位将导引印度尼西亚转向西方，“对印度尼西亚来说，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所做的更重要了”。他强调说：“英国和荷兰——不——殖民主义国家；美国——不——帝国主义国家；俄国——不——帝国主义国家。如果澳大利亚失败了——我们将转向中国……如果印度尼西亚不能成功，澳大利亚就会沦陷。”[7](p.76)
美国和平队计划付诸实施后，肯尼迪也向其它西方国家提出倡议，号召发达的工业国家组织志愿者到落后地区帮助新独立的国家解决教育、贫困和疾病等问题。日本、西德、法国、荷兰等国纷纷响应，组建自己的和平队。1963年，其他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派遣了1000多名志愿者，1964年，这一数字超过了2500人。与美国和澳大利亚一样，“冷战，对西方可能失败的担心，对20世纪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关注的增强，所有这一切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政策制定者甚至公众可以较容易地理解象组织和平队之类机构的必要性，并预见它将带来的好处”[8](p.94)。
和平队与肯尼迪政府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调整
肯尼迪上台后，随即开始了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调整，力图改变与第三世界国家正在恶化的关系，和平队便是这一调整的体现。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相比，肯尼迪更重视第三世界国家在战后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他说“今天，保卫自由和扩大自由的巨大战场……是在地球的整个南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是在日益觉醒的各国人民的国土上。他们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他们谋求结束不公正、暴政和剥削。他们不是在谋求结束，而是寻求新的开端”[9](p.365)。而第三世界国家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对美国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它“不仅被看成是对美国安全非同小可的事情，而且被广泛地看成是关系到开放社会和民主价值能否得到国际环境安全保证的大事”。有的美国学者甚至认为：“这些国家在其发展中到底走民主道路，还是走共产主义道路或别的极权主义的道路，可能会决定我们星球上的文明进程。”[10](pp.147～148)正是基于对第三世界重要性的认识，肯尼迪在大选时便指责艾森豪威尔对第三世界漠然置之，把这个冷战的新战场拱手送给了共产主义。
肯尼迪对前任政府第三世界政策的调整之一就是承认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从未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力量，而是将其作为冷战的一部分来看待。在当时的决策者看来，民族主义、中立主义同共产主义并无多大区别。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就认为，中立主义只不过是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并宣布它是“不道德的和目光短浅的概念”[11](p.690)。肯尼迪在担任参议员时便密切关注席卷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清醒地认识到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他强烈谴责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战争，并公开宣称：“当摩洛哥和突尼斯成为自由国家时，阿尔及利亚不能继续成为一个军营……我们反对苏联在东欧的帝国主义的立场不能被西方在非洲和亚洲的帝国主义行径所削弱。”[12](pp.52～59)在谈到非洲的民族运动时，肯尼迪警告参议院的同事们：“管它叫民族主义也好，或者叫反殖民主义也好，你愿意怎么叫它就怎么叫它，总之非洲正在经历一场革命。……不再永远贫穷，不再永远受束缚——这句话已经流传开来，几乎用一千种语言和方言象野火那样传播开来。”[8](p.80)面对这一现实，肯尼迪认为：“美国，一个政治革命的产物，不仅不能将非洲的民族主义抛弃给试图夺取其领导权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鼓动家和苏联代理人，而且要加倍努力以得到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尊敬和友谊。”[13](p.46)
肯尼迪的“加倍努力”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增加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肯尼迪认为，美国应改变传统的对外援助方式，而代之以新型的援助模式。他在国会阐述对外援助问题时认为：“进入60年代后，我们的对外援助项目和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既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也不适合不发达国家的需要。”[14](p.569)肯尼迪希望美国的援助不再集中于具有纪念性的工程上，而是集中于村庄和农场，他鼓励所有类型的文化和技术交流以教给落后国家和地区人民自救的方法。其实，早在1958年，他在总结50年代美国对外援助时说：“我们总是未能认识到，理想的联系是人民之间而非政府之间的联系。”[6](p.25)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肯尼迪逐渐形成了和平队的原则和观念：直接的“人民对人民”的对外援助。
事实上，肯尼迪并非第一个反思美国对外援助的政治家，很多美国人都在对美国援外的成效提出质疑，如曾在美国引起较大轰动的讽刺小说《丑陋的美国人》的作者赖德勒等人认为：美国数以十亿计的美元都用在了错误的援助项目上，同时又忽视了那些花钱少、收益大的项目，美国应该提供亚洲各国最急需的项目如改进鸡和猪的饲养方法、商业捕鱼知识、种子改良、小型造纸厂及其它小型工业。“这些项目不仅可以使我们少花钱、多交友，而且也是亚洲工业化和经济独立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让它们付诸实现，共产主义才会失去它的号召力”[15](p.272)。书中提到的援助项目，与后来和平队的目标正好相符，即以技术人才援助代替单纯金钱援助。
肯尼迪对《丑陋的美国人》这本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向参议院的每一个同事都赠送了这本书。他在参议院论证和平队构想时也强调：“整个美国没有足够的金钱用以减轻不发达世界的痛苦……但我们有足够的富于知识的人民，他们知道如何帮助那些国家自我救助。所以我提议由有才干的年轻人组成的和平队——通过严格条件被证明十分合格的、受过良好的语言训练、有出色的技能、知道应该懂得的风俗习惯——他们愿意并能够以这种方式为他们的祖国服务三年……去弥补我们在这类地区并不充分的努力。”[6](p.15)
和平队与美国形象的改变及美国价值观念的输出
按照肯尼迪的构想，和平队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即改变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不良形象，并借机向这些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每况愈下。主要原因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和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外交官的素质和行为，“丑陋的美国人”便是对美国在这些国家形象的生动描写。
前已述及，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坚持僵硬的冷战思维，不承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经常打着“反共”的旗号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如中央情报局策划危地马拉和伊朗政变、派遣军队到黎巴嫩，帮助训练南越的反革命分子等等，招致了发展中国家的反美浪潮此起彼伏，突出的体现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尼克松访问拉丁美洲时的境遇。尼克松每到一个国家，都会遇到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迎接尼克松的除了鲜花和美酒，更多的是石块、唾沫、臭鸡蛋及烂番茄。
美国驻外使馆工作人员的素质更是加深了人们对美国的恶感。50年代，美国的外交人员有50%不会说任何一种外语，1960年，美国新参加工作的外交人员70%没有受过外语培训。在新德里，没有一个美国外交人员能说印度土语；在巴黎，美国大使甚至不会说法语。而且，美国外交人员专业知识贫乏，对所在国的文化一窍不通，整天沉迷于上层社会的宴会和舞会。结果造成美国人“在大城市里作茧自缚，死气沉沉，不断误解着亚洲人的感情和需求”。《丑陋的美国人》的作者呼吁：“我们需要一支精悍的力量，参加这个行列的人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经过仔细甄拔，工作勤奋、热爱事业的职业外交家。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舍弃舒适的生活和——在某些地区——宝贵的健康。他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去推行由一个头脑清醒的政府所制定的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他们必须精通驻在国的语言，他们必须比当地人更清楚这个国家的问题。”[15](pp.273～274)
肯尼迪在竞选中也激烈地抨击那些“丑陋的美国人”“缺乏同情心……却被派往海外，在那些标志着疾病、贫穷、文盲和无知的国家里代表我们，可是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并不与我们一致，也不去对它们作斗争”[16](p.87)。肯尼迪希望与发展中国家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和平队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尝试。也正因为如此，肯尼迪对和平队寄予厚望，正如他在接见第一批即将踏上异国他乡土地的志愿者时所说的：“有数以亿计的人民散居在世界各地，你们将只与其中一小部分接触。但是，在那些国家里，对于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们的强烈印象，取决于他们的判断，取决于你们的表现。你们将成为青年美国人特殊组织的一员，如果你们在对自由承担义务、增进各地人民的利益、为你们的国家和它最好的传统及所代表的一切感到自豪等方面能够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其影响将会是深远的。”[2]
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和平队志愿者也迫切希望向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展示美国人的另一面，并“马上证明我们不是丑陋的美国人”[17](p.292)。这些志愿者在第三世界国家最落后的地区，在那些穷乡僻壤同当地人一起生活，讲他们的语言，帮助他们开发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除了从帮助别人中得到乐趣外几乎没有什么其它报酬。应该说，和平队的青年男女在遥远国度里脚踏实地的工作，极大地改变了所在国对美国和美国人的看法。正像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阿伦·斯图尔特在向肯尼迪的幕僚施莱辛格谈到和平队的情况时所说的：“它在这儿好极了，在改变委内瑞拉人对北美人的印象方面做出了奇迹。在和平队没有来之前，穷苦的委内瑞拉人所看到的仅仅是那些开着凯迪莱克轿车到处兜风的美国人。他们以为美国人都是有钱的、自私的、冷酷的、反动的。和平队让他们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美国人。这就转变了他们对美国的全部看法。”[18](pp.487～488)同时，和平队也为肯尼迪本人赢得了声誉，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在那些贫穷和与世隔绝的地区，人们称肯尼迪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好人”、“各地有色人种的朋友”[7](p.91)。和平队的志愿者则被称为“肯尼迪的孩子”。对于和平队的这一作用，没有哪种看法比戴维·伯纳的分析更鞭辟入里了。他说，尽管“和平队的成员极少替美国的对外政策辩解，但是由于尊重他们驻在国的文化整体，他们建立了友好亲善关系，这无疑在政治上起着有益的作用。如果这是更高程度的肯尼迪的反叛逆策略，那么它戴的是外柔内刚的丝绒手套”[16](p.86)。
另外，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和平队还具有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美国价值观念的功能。和平队的首任长官施莱弗认为，在核武器时代，战争可能带来的破坏限制了对军事力量的使用，“我们必须重新发现和使用一直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美国思想和理想的力量——我们民主生活的生命力：庞大的私人志愿组织网络，从父母－教师协会到红十字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工作，我们的工会组织，我们的服务俱乐部，我们的商业企业、我们的镇、市、县和州政府的全部力量，以及我们的联邦项目如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和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的个人自由、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这些奠定美国的力量、这些民主行动的力量至今尚未被世界其它地区的人民充分认识或被我们充分介绍”[19](p.7)。和平队试图向世界展示美国的这些“软”力量；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美国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平队志愿者……以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的行动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代表着我们的社会……美国志愿者……在教室里和学校里教育着未来一代国家领导人”。也正因为如此，国务卿腊斯克非常贴切地形容和平队说：“和平队不是对外政策的工具，因为那样对待它将泯灭它对对外政策的贡献。”[20](p.698)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曾担任肯尼迪总统高级幕僚的施莱辛格在谈到和平队的作用时也说：“看到那些志愿人员把谦逊、友好、勤恳和乐观精神的榜样传到穷乡僻壤去，人们会问，对于迄今尚未接近过民主思想的地方，他们难道不会带去民主社会的某些模糊的概念吗？对于未来的尼雷尔们和塞古·杜尔们，也许还有未来的恩克鲁玛们和卡斯特罗们，难道不会从他们的生气勃勃和献身精神中受到启发吗？”[18](p.488)
综上所述，向第三世界国家派遣和平队的构想，是肯尼迪冷战思维的产物。它虽然打着帮助落后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旗号，但主要目的是与苏联争夺冷战的中间地带——第三世界。肯尼迪与其前任几届政府不同的是，他不仅注重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在与苏联的争夺中更注重公众外交的力量。从某种角度看，和平队所奉行的“人民对人民”的方式，就是公众外交的体现。这种方式的外交不仅可以赢得落后地区人民对美国的好感，更为关键的是，它可以直接向所在国的人民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从而可能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未来领导人的价值取向。和平队可能不会马上给美国的外交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的影响的确是相当深远的。
收稿日期：2001-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