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媒介独立传播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媒介论文,独立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7）04-0046-06
胡适传播思想的核心是媒介的独立。胡适所指的媒介独立不仅仅指媒介经济上的独立，更注重新闻传播者的身份和思想的独立。胡适强调突出媒介独立的目的是保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构建公共话语领域，代表社会的公正、良知。胡适还指出，媒介的独立必须建立在负责任的言论基础之上，媒介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必须具有“敬慎无所苟”的舆论态度与传播方针，确保以公平的态度为国家和人民说话。
一、媒介独立：胡适传播思想的核心
媒介独立是胡适传播思想的核心。胡适特别指出媒介的“独立”不是指党派与国家的政治独立，而是指大众媒介与官方机构或党派之间关系上的“独立”。胡适在《〈独立评论〉引言》中宣称：“我们叫这刊物作《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1] 胡适极为注重《独立评论》的这种独立精神，晚年向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者发表演讲时，还特别介绍《独立评论》的独立情况。胡适这样说：“回想我们办《独立评论》时，真是独立。那时销路很广，销到一万三千份。我们是十二个朋友组织一个小团体，预备办报，在几个月之前，开始捐款，按各人的固定收入百分之五捐款。”胡适强调《独立评论》“真是独立”，不仅不接受政府机关的任何资助，甚至排斥“国家银行或国营机关”的广告。胡适认为，接受这些广告“等于贿赂”。《独立评论》警惕各种各样的“贿赂”，刻意保持独立性，“为人民说话”，所以“销路很广”。因为销路广，影响大，作者“也把最好的稿子送来”[2] 603，又更加扩大《独立评论》的影响。胡适创办并经营《独立评论》的传播活动，树立了一个中国现代大众媒介独立的标杆。胡适这样追求媒介独立，符合现代传播学的理念。现代传播学认为：“独立还被用来说明钱款来源；在英国广播界，这个术语委婉地指‘资本家’或‘商人’，而电视与广播的主要商业频道ITV（Independent Television）、ILR（Independent Local Radio）及其管理机构ITC（Independent Television Commission,Radio Authority）也都被冠以独立的名义——大概是指独立于国家所有。”[3] 136《独立评论》不仅“钱款”来源独立.而且也“独立于国家所有”，堪称世界新闻传播史上媒介独立的典范。
胡适以媒介独立追求媒介自由的传播思想，源自于人类的共同思想宝藏，也与马克思的媒介自由的传播思想相吻合。马克思于1842年3月26日至4月26日撰写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就说：“自由报刊的本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受检查的报刊的特性，是不自由所固有的怯懦的丑恶本质，这种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4] 171他所强调的自由报刊之本质，《独立评论》都基本具备。
胡适为保持《独立评论》的刚毅、理性及道德感，让广大知识分子有一个“为国家说话，为人民说话”的阵地，付出了巨大心血。胡适曾在日记中这样说：“近几个月来，《独立》全是我一个人负责，每星期一总是终日为《独立》工作，夜间总是写文字到次晨三点钟。冬秀常常怪我，劝我早早停刊。我对她说：‘我们这个时候，每星期牺牲一天做国家的事，算得什么？不过尽一份心力，使良心上好过一点而已。’”[5] 361日记是心灵的窗户。由这则日记，可见胡适追求媒介独立并不是为了与国家或某种权力机关或政治利益集团对抗，而是追求媒介保持刚毅，不向任何权势低头；保持媒介的理性，做有利于“国家的事”；追求媒介的道德本质，“使良心好过”。
胡适的媒介独立思想不仅具有先锋性，而且具有世界性。媒介独立是现代媒介的共同理念和追求。任《泰晤士报》主编长达36年之久的英国著名报人约翰·德莱恩就强调说：“新闻事业应以独立的精神执行其任务，以社会利益为前提，不与政治人物勾结，更不可牺牲其永恒的利益，而向任何政权低头。”[6] 3这种媒介独立的思想，是西方媒介的共同理念和追求。
胡适媒介独立的传播思想，既源于西方的传播理念，也源自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胡适的传播思想之所以追求媒介的“独立的精神”，是把这种“独立”看作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在《独立评论的一周年》中，胡适曾具体阐述大众媒介的独立是“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立足事实，发表负责任的言论。表达独立的思想，以培养、锻炼“敢独立做事的人”。胡适还特别强调“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7] 由此可以肯定，胡适之所以强调媒介独立，目的是为了保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胡适反复强调并提倡“一点‘独立精神’”，目的就为了“能独立思想”。
胡适强调大众媒介必须完全独立，只深信事实，关注“肯独立说话，敢独立做事的人”。这种传播思想不仅是媒介的独立精神，而且是媒介自由的根本。马克思就认为，媒介自由就是表达普遍人的思想和感情。马克思在1842年12月底至1843年1月撰写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谈到媒介时这样强调说：“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4] 478马克思强调媒介自由的标志就是表达公民的“头脑”和市民的“胸怀”，引导市民冲破黑暗势力的束缚，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胡适强调媒介独立，也是为了言论自由，为人民和国家说话，鼓励人民冲破黑暗和愚昧的禁锢。因此，完全可以肯定，胡适媒介独立的传播思想，也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媒介自由理念相吻合。
二、言论独立：媒介独立的目的
胡适的传播思想中，媒介独立的目的是为发表独立的言论，成为公共领域，杜绝媒介沦为某种利益集团的喉舌。胡适认为，办一个刊物，职责在发表负责任的言论见解。言论自由是权利和义务、自由和责任的统一。因此，媒介的独立的精神又表现为一种舆论职业上的“敬慎无所苟”的态度。胡适这种“无所苟”的精神，完全是现代新闻学理论所强调的媒介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理论建立在新的人性理论基础上。在传统理论下，人被看作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他倾向于寻求真理，服从真理。既然赋予了言论和出版自由，人们就会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愿意有节制地、而不是放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不需要提醒出版者注意他们的社会责任。”[8] 385
胡适“敬慎无所苟”的舆论态度与媒介的社会责任，不仅仅体现在编辑出版《独立评论》时，用这些责任作为业务政策的基础，而且也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中强调媒介必须“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在媒介上发表言论的人立言必须“无所苟”，“因为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9]。胡适强调媒介不仅要追求独立，更要注重言论的“负责任”。胡适接受的西方教育和文化熏陶使他明白“只有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才有新闻自由的真正保障”[10] 132。
胡适主编《独立评论》时，用“敬慎无所苟”的态度，写作并发表了大量新闻评论，树立了“‘无所苟’政论”的标杆。1936年4月，胡适针对日本拟用“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发表新闻评论《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告日本国民》。胡适明确拒绝“广田三原则”，“我们很坦白的告诉日本政府和国民：广田的三原则是增进中日仇恨的条件，不是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胡适认为：“调整中日关系必须以消除中日间的仇恨局势为基本原则。”尽管中国政府被迫按照日本的要求禁止国民排日，中国人民已不能抵制日货，不能发表排日言论，“然而明眼的人都能明白，这个仇恨的局势只有一天一天的强化，并没有减轻”。最后，胡适平静而不失威严地告诫说：“如果日本的政府军部到今日还梦想中日关系的调整只是中国单方面的屈服，那么，我们深信我们两国的关系是无法调整的，只有大家准备扮演同文同种相屠杀的惨剧而已。”[11] 胡适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自杀本质的刻画，对日本国民不怒而威的规劝，对全世界的华人都起到振奋和鼓舞的作用，在日本人心中则产生震慑的力量。因此，胡适的《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告日本国民》发表后，被读者赞为“真近来论坛上极有价值之文字，可与千架飞机，百艘军舰争勇武矣”。日本报纸和汉奸报纸则对其大肆攻击，天津一家汉奸报纸公然主张要“驱逐胡适出华北”。天津《大公报》因登载了这篇文章，竟受到日本驻屯军部的“严重警告”[12]。胡适的新闻评论实践，不仅理智地认清了责任，而且完全能够承担这种责任，完全是“为社会国家设想”，树立了做“‘无所苟’政论”的典范。
胡适“敬慎无所苟”的舆论态度，完全符合现代新闻传播思想。童兵先生认为：“新闻媒介机构对传播的信息及言论承担责任。新闻媒介机构必须对其发表与传播的新闻信息、言论意见、广告及其他材料承担责任。根据‘文责自负’的原则，新闻传播者对其采访写作、编排播发的新闻信息及方论意见负有责任，新闻媒介机构同时还分担公开发表与传播的法律责任与道德义务。”[13] 137童兵先生所持的媒介必须“对传播的信息及言论承担责任”的思想，正是胡适所强调媒介必须“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的学术阐述。由此可见，胡适的这种传播思想不仅仅在当时具有先锋性，而且也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胡适认为，媒介独立并不等于就完全具有了思想自由，不表明一定就有言论自由。独立的媒介要有言论自由也必须努力争取。胡适认为：“言论自由是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作空气一样的不可少。不但可以批评政治，不但有批评政策的自由，还可以批评人民的代表，批评国会，批评法院，甚至于批评总统小姐唱歌唱的好不好，这都是言论自由。人人去做，人人去行，这样就把风气养成了。所以我说言论自由是大家去争取来的。”[2] 601胡适强调言论自由要努力争取才能获得。所以，媒介必须发表负责任的言论，因为这样不仅是批评监督政府，更是在争取言论的自由。胡适这种对言论自由的理想追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媒介自由思想具有相通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独立的媒介“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14] 275。
胡适强调言论自由不会从天下掉下来，任何政府、政党也不会自觉尊重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完全靠媒介努力争取，积极斗争才能获得。这完全符合世界新闻传播史的事实。世界新闻传播史上，“不少政治家为争取出版自由当年也都信誓旦旦，慷慨激昂。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杰斐逊曾经说过，我们政府的基础是民意，因此首要的目标就是使他们保持正确。如果要我决定究竟是有政府而没有报纸，还是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但人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位要报纸而不要政府的国家领导人。这些历史事实表明，新闻自由制度的确立要经过漫长的努力与斗争。但正是由于这些长期的努力与斗争，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监视社会环境、开启民众心智、形成有益舆论方向才逐渐突现出来，新闻自由的构成要件——出版报刊的自由、报道新闻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才逐渐明确起来”[10] 129。
胡适是一个特殊的政治人物，对政治有特殊的兴趣，主张民主政治，但又总是保持“政治距离”。胡适曾解释说，在青年时代“除了一任四年的战时中国驻美大使之外，我甚少参预实际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 interest）。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15] 210。胡适以在野身份自由议政，既是西方自由主义者参与政治的基本方式，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士大夫“清议”的历史传统。胡适认为中国“今日最大的需要决不在政党的政论家，而在独立的政论家”，“独立的政论家只认是非，不论党派”，“立身在政党之外，而影响自在政党之中。他们不倚靠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督促”[16]。胡适希冀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凭借独立的媒介为平台，以独立政治身份发表自由的政治见解，超越各政党之上，影响社会的进展，使各种政治势力都“不能不承认”他的“督促”。立志做一个超然的、独立的政论家的胡适，成为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很有影响的楷模。
三、独立身份：媒介独立的基础
胡适认为，独立身份是保证传播的思想公正、自由的前提。只有保持身份的独立，才能确保媒介的独立，确保媒介能够公正地为人民说话，批评和监督政府，指摘政府的“过举”，推动民主建设。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难，胡适认为中国无力与日本对抗，而且国家尚未统一，最好借助国际力量调解，以国际法律来制裁日本。胡适的这种书生之见与国民党政府不谋而合，形成“心理共同体”，使二者的矛盾趋于淡化。但当国民党想拉胡适入“华北政务委员会”时，胡适坚决不同意。胡适致信李石曾，说：“我所希望的，只是一点思想言论自由，使我仍能够公开的替国家想想，替人民说说话。我对于政治的兴趣，不过如此而已。我从来不想参加实际的政治。”[17] 95同时，胡适为表明独立身份和不放弃思想文化建设上的努力，特意发表《思想革命和思想自由》，认为“建设时期最根本的需要是思想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则一切建设皆无从谈起。而要完成思想革命。第一步即须予人民以思想的自由。”在文章的最后，胡适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弊端”全在于国民的“不思想，或没有深的思想”，因此提出“思想自由就是鼓励思想的最好办法”，并强调“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思想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就无从建设一切，就[即]使有了建设，也只能建在沙土之上，决无永久存在之理”[18] 200。由此可知，胡适对自由是如何高度重视，在国难当头之际都忘不了向国民党政府争取自由，而且把对自由思想的建设视为一切建设的根本。只有“思想可以自由”，社会才“能向上”，否则“社会必要退化”。
独立既是保障媒介自由的主观条件，也是保障个人思想自由的基本前提。独立、自由的思想只能来自独立的社会地位、社会观察和独立的思考。但胡适强调独立思想，独立地批评监督政府，并非以批评政府为己任，而是希望充当一个“忠诚的反对派”角色，以“忠诚”维护政府的合法权威，以“反对”主持社会的正义。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完全清楚自由主义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归入个人自由的领域，并奉行自由是平等的信念。“自由与其说是一种个人的权利，不如说是社会的必需。它不是奠基于甲要求乙不打扰他，而是奠基于乙把甲当作一个理性动物对待的义务。对犯罪置之不理或对错误置之不理是不对的，但是必须把罪犯或犯错误者或无知者当作能够做得对或正确的人，并且引导他们积极向上，而不是仅仅把他们打翻在地。自由的统治正在于运用理性的方法。它是向理智、想像、社会感情的要求敞开大门；除非顺应这种要求，社会就难以进步。”[19] 62胡适正是这样，批判和揭露政府的罪恶和错误，并不是为了推翻政府，而是批判其“恶”、“坏”的一面，使之“修正”而趋于“好”。所以，胡适在以批评手段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较量的过程中，也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与方案。其基本态度就是“修正”。胡适曾这样解释：“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20] 448-449胡适的这种政治工具主义是其实验主义自由思想在政治上的运用。胡适尽管始终坚持以在野之身自由议政，但是其在野不仅是为了保持人格的独立，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替“国家效力”。1932年，胡适在谢辞就任教育部长的信中就向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表白说：“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笔，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21] 208
1934年4月，蒋介石“手令各出版物封面，非必要不得用外国文字年号”。全国各地政府依据“蒋谕”，纷纷出台决定，严禁“各种书刊封面，报纸题字标语等，概不准用立体阴阳花色字体及外国文，而于文中中国问题，更不得用西历年号”。这种逆历史潮流的文化保守行径，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抵抗，蒋介石被迫又发表谈话，“解释月前手令各出版物封面，非必要不得用外国文字年号，系命令行营政训处工作人员，而政训处竟送中央宣委会通令全国，实属荒谬”。胡适评价这件事及蒋介石时说：“此事可见他不是不能改过的人，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他的过举。”[21] 363-364胡适认为蒋介石缺乏诤友，所以，决定以独立的身份做蒋介石的“诤友”，“时时指摘”蒋介石改正“过举”。1935年12月爆发学生救亡爱国运动。12月9日下午，胡适从王府井大街往北走，碰上游行的学生队伍，因此发表新闻评论《为学生运动进一言》。胡适赞扬学生国难当头，挺身而出，“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最可喜的事”。胡适还就此事严厉地批评国民党：“在外患最严重压迫的关头，在一个汉奸遍地的时势，国家最需要的是不畏强御的舆论和不顾利害的民气。我们这个国家今日所缺少的，不是顺民，而是有力量的诤臣义士。因此，近年政府钳制独立舆论和压迫好动的青年的政策，我们都认为是国家不幸的事。”[22] 胡适赞扬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并组织的学生运动，抨击国民党政权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是做国民党政府的“诤臣义士”，“指摘”其“过举”，另一方面是基于媒介的传播职能和社会责任。因为独立的媒介“不仅应代表舆论也，亦应善用其势力，立在社会之前，创造正当之舆论，而纳人事于轨物焉”[23] 9。
胡适的《全国震惊以后》总结热河大溃败的原因，分析“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没有现代的训练”，“军官的贪污堕落”，“地方政治的贪污腐败”，“张学良应负绝大的责任”之后，认为“中央政府也应负绝大责任”。胡适还具体论述最高当局有“四层罪过”：对热河守将汤玉麟用人不当；对华北守将张学良用人不当；“当此强敌压境之日，中央不责成军事领袖蒋中正北上坐镇指挥，乃容许他逗留在长江流域作剿匪的工作，轻重失宜，误国不浅”；宋子文作为行政院院长调度失方，却又“发那大言的通电来欺骗国人与世人”[24]。胡适不仅“指摘”国民党政府对热河大遗败“负绝大的责任”，而且指名道姓，指责蒋介石“误国不浅”，“不仅有映识，而且够胆量，希冀”督促国民党政府改正“过举”。
胡适“诤友”的角度定位，很符合新闻传播者的角色定位。童兵先生就认为：“新闻传播者是‘监督权力的镜鉴’。新闻传播者通过大量的社会决策与社会现实的公开报道，而令政府与公务员的行政行为与个人品质处于阳光之下，从而使纳税人有机会审察、评估权力机关与权力人士，行使自己社会主人的权利。在民主社会，民众监察、批评政府与官员最重要的渠道是通过传播者提供的新闻媒介。新闻传播者是社会的了望者，公共利益的守望人。”[13] 29-30胡适认为，新闻传播者必须保持身份的独立，敢于“指摘”统治者的“过举”，做政府的“诤友”。这两者表述的实质其实都是一样，是强调敢于批评和监督。因此说，胡适强调做政府的“诤友”无可指摘。
胡适一生都努力保持身份的独立，做政府的“诤友”。1947年，蒋介石竭力拉胡适“入阁”并“组阁”时，胡适写信给傅斯年，并请他转告蒋介石，他在信中强调：“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的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若做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21] 173这种并非以个人为本位，而是以国家、政府为本位的独立，同中国历史上的清议派士人的心态倒颇为相近——以犯颜直谏的方式替朝廷尽忠，“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这正是胡适传播思想的一个精义，因为胡适所倡导的始终是在社会秩序稳定的前提下的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努力要做的并不是要推翻这个新政权，而是要启发这个新政权。他所寻求的仅仅是改革。他对于中国新的统治者的要求只是他们应该有倾听负责的批评的勇气和从批评中可以受益的信念”[25] 237。这是改良主义的知识分子常采用的一种直接、有效的方法，而且现代的民主国家也正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独立的媒介、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不断批评，能帮助政府不断改正“过举”，从而不停地进步。现代社会的民主、进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