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观念 理解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的观念译丛”简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出版社论文,观念论文,历史论文,译丛论文,简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研究总是在梳理传统的基础上前行。当前中国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也是如此。对我国目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继承的传统做一个简单的地域区分,可以分为来自母文化或域外文化的传统这两类。当代中国历史学家们的心灵中,有哪些观念只是源自域外史学思想的影响,又有哪些观念完全继承了传统中国历史编纂的精神,这一点,我们不太可能得到准确清晰的答案。“历史”的观念一直在人们使用它的过程中变化。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一书中,试图建构一部西方“历史”观念演化的宏大叙事来证明这一点。而今,中国史家的历史观念是如何演变成现在这样,还没有谁提供给我们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在未来迟早会被建构出来的故事中,不太可能抛弃域外史学思想的译介这个环节,因为译介、出版、阅读域外史学著述,过去、现在、未来都在证明中国史学界的开放心态,同时也是在为我们的艰难征程储备丰富的给养。
以张文杰教授、耶尔恩·吕森为主编的“历史的观念译丛”(Series of Ideas of History)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专题性翻译计划。在丛书的序言中,他们谈到,这是几代中国学者的梦想,它旨在将国外18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重要文献系统地进行翻译,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涉及非西方世界史学思想文献。
编辑这套丛书的念头很早就有了。1999-2002年期间,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何兆武先生、张文杰先生、彭刚博士和我,每年我们会有几次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最后话题往往会集中到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领域,包括域外作品的译介。我们能够感受到何先生对于史学理论长时间的热爱和关注,他不断地阐明史学理论对于历史学研究有着怎样的价值,一种自觉的反思对于推进历史学研究可以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许多次,何先生都称自己是“报废了的”,青年时立志从事的学术研究因为种种现实的制约而不能如愿展开,个体的心灵似乎被情境决定了。即便如此,何兆武先生和张文杰先生还是翻译并编辑出版了为数不少的西方历史哲学作品,如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罗素的《论历史》、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另外主编有《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后以《历史的话语》修订出版),这些作品成了我们这一代人进入西方历史哲学领域的入门读物。
西方历史哲学领域的专门作品不可谓少,我们总是抱着更为系统地了解这一领域的想法,希望能够读到更多的作品,同时也希望更多的读者明白,对历史性的把握是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学术思想,甚至影响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各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判断。提供一个译本,就是提供一种实例,一种域外思想家理解历史、理解观念的实例。我们如何用例证来阐明自我的认识,这是读者们能够以切身体会来回答的问题。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的个人兴趣,以及期望更多学者、学生共同分享历史地理世界的乐趣,促使我们希望提供更多西方历史哲学译本,供读者选择。
就西方诸国比较而言,德国是历史哲学思想最为丰富的国度,然而,我们对于德国历史思想的译介,较之英美国家的,更有缺陷。为此,我们2000年开始考虑出版一套西方历史哲学文献丛书的可行性时,首先咨询的便是当代德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耶尔恩·吕森教授。对于这位全身心献身于历史哲学研究的德国教授来说,能够在中国找到知音,同时有可能将他引为自豪的德国历史思想介绍给读者如此庞大的中国,这同样是一件令他激动的事情。当然,译丛的覆盖面不只是德国,甚至不只是西方,吕森本人也将此项工作视为跨文化交流的实践,这个主题本来就是他常年倡导的。这样,中德双方对于历史哲学的热情有了一次邂逅,我们坐在一起,开始共同描绘编辑出版这套文献的蓝图。
2002年,我获德国学术交流基金(DAAD)资助,在吕森任所长的德国埃森文化科学研究所从事短期访问研究,期间,我们具体讨论了这套丛书的合作方式及基本选目。我们议定,丛书将分两类:一是作者论著类;二是主题文集类。前者涉及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个人的专著或重要论文集;后者涉及现当代主题研究的精品论文选集或流派文献。例如,目前已经出版的7种中,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李凯尔特的《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布莱德雷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布克哈特的《世界历史沉思录》属于前者;而帕拉蕾丝-伯克编的《新史学:自白与对话》、韦尔策编的《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多曼斯卡的《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属于后者。无论是作者论著还是主题文集,每一本、每一篇文献,我们都可以将它们看成是对“历史”这个观念的一种理解和表达,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历史”观念。
一套译丛想要成功出版,需要的条件可能有好的选题、好的译者、好的时机。2002年开始,我们精心撰写的选题报告递交大陆超过十家出版社,均铩羽而归;出版社更多考虑的是这套丛书是否能够带来赢利,这无可厚非。它甚至常常在证明,在当代社会中,出版媒介的思想往往左右着思想者的思想,传播的权力往往只有助于权力的传播,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曾经反思,这到底是丛书的内容太专而无用,还是出版界太浮而媚俗?事实证明,这两种回答都不是正确的,世界总是通过偶然性呈现其光彩。正当我们准备放弃简体字读者群而与台湾某家出版社签约的时刻(我们极其不情愿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大陆读者需要花更多的代价才有机会读到这批书,它会使我们失去大部分原先设定的理想读者——大陆读者),北京大学出版社岳秀坤编辑偶然间看到了这套丛书的计划书,在他的推动下,两周之内我们便签订了长期出版该套丛书的合同。这真是一种巧合和机缘,岳秀坤先生曾经的硕士论文正是以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为题而作,他对历史哲学的兴趣与他对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取向的把握相结合,最终促成了这套丛书可以直接面对大陆读者。回想起来,如果这套丛书会对学术界有所帮助的话,它的出版过程本身就再次提供了一个例证:阐明思想的传播常常不能忽略历史偶然性和机缘的要素。
自2004年开始至2006年,经过两年的准备,“历史的观念译丛”开始陆续出版,迄今已经出版7种,预计到2008年底还将有3~4种陆续出版,而正在翻译或列入计划的则还有50余种,并且品种还在不断增加之中。其中作者论著有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增补版)、《史学原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文选》,兰克的《兰克史学文选》,布罗代尔的《论历史》,梅吉尔的《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实践史学引论》,吕森的《史学理论基础》,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观念》、《赫尔德历史哲学文选》,特勒尔奇的《历史主义及其问题》,梅尼克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哲学》,海登·怀特的《海登·怀特历史哲学文选》,坦纳的《历史人类学导论》,等等。主题文集则有约丹编的《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词典》,耶格尔编的《历史学:范畴、概念、范式》。其他主题如《历史与时间》、《分析历史哲学》、《历史认同》、《真理与客观性》、《历史、地理、空间》、《口述史学》、《环境史学》、《日常生活史》、《记忆与历史意识》、《史学与跨文化交流》、《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史学的反思》、《历史解释学》、《民族主义》、《苏格兰“理论历史学”》、《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文集》、《比利菲尔德学派》等。这些选题都经过了精心的论证,并且借助于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会的力量,以及编委会成员的个人友谊,邀请到许多世界知名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做主题文集主编。在译者方面,张文杰先生组织并邀请了何兆武先生、涂纪亮先生、白锡堃先生、金寿福先生等十余位教授参与该丛书的翻译,他们均是在历史学或哲学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或者有过良好的翻译训练。
有了编辑、翻译、出版各方面的准备,可以预计,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套译丛将会持续稳步地推进。
下文我将简要地介绍一下已经出版的7种作品。
1.[德]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耶尔恩·吕森、胡昌智编选,胡昌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
中文读者对德国19世纪思想巨匠德罗伊森(J.G.Droysen,1808-1884)的了解,原先主要通过二手文献。伽达默尔曾经在《真理与方法》第二部分中论述“在德罗伊森那里历史学和诠释学的关系”。他谈到,德罗伊森的历史学,其哲学意义在于,他试图把理解概念从它在兰克那里所具有的交织着美学和泛神论的含糊性中解脱出来。围绕着理解问题,伽达默尔为德罗伊森在诠释学的谱系中安排了一个重要位置。这大概是国内哲学界对德罗伊森了解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在史学界,德罗伊森被视为19世纪晚期德国普鲁士政治史学派的重要代表,这种定位通常呈现在各种史学史著作。除去德罗伊森早年史学研究作品的合集《希腊化时代史》等作品之外,他的巨著《普鲁士政治史》正是这个学派的重要经典。这么一位在19世纪德国哲学界和史学界都有着重要地位的思想家,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尤其值得关注。《历史知识理论》一书便是德罗伊森史学理论思想的结晶。
1977年,彼得·赖考订了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三卷本),出版了第一卷。本书编选者据此,以第一卷第三部分《历史知识理论大纲》的95条条文为核心,辅以第一部分的相关讲稿作为条文的补充说明,来反映德罗伊森史学理论的精髓。
无疑,《历史知识理论》一书的主题词是“历史学科”和“系统性”。德罗伊森对自己写作历史知识理论这项工作的要求是:“用系统的方式,回答我们学科的范围及方法的问题。”这样,历史学科的基础,它的存在之道,它与其他人类知识形式、方向的关系,以及历史学科的任务、本质、研究方法等问题,都要在此得到系统的回答。
《历史知识理论》分为四章,第一章导论致力于确定“什么是历史”,历史研究的方法,以及历史知识理论的任务;此后三章则根据德罗伊森的划分来探讨历史知识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德罗伊森认为,历史知识理论包含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关于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系统论,以及陈述历史研究结果的体裁论。
在德罗伊森的观念词典中,时间、变化、自我提升、道德界都是与历史紧密相关的概念。“能在变化中不断自我提升而且跃进的现象,是所谓有前后关系的现象;时间是它的特色;我们称这些现象为历史”;“在人类的眼光之下,只有关于人类的事物,才是不断自我提升的”;“人类不断自我提升的一切活动,我们总称之为道德界。历史一词,最确切的所指就是道德界”(《历史知识理论》,第8页,下同)。从这样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德罗伊森必将为人类以及“人类的眼光”在历史知识理论中安排最为恰当的位置。
可以说,这种“人类的眼光”就是历史研究中主观认识的一个代名词。历史认识的各个环节,都少不了这种“人类的眼光”。例如,德罗伊森认为,世上的现象并非客观地自行区分成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现象,区分它们的是人们的理解力;研究性的眼光可以唤醒和照亮现实事物的既往,对我们而言,这就代表着整个过去,但它只是我们意识中的过去。
在“人类的眼光”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理解。德罗伊森之所以在诠释学发展史中获得崇高地位,就在于他对理解的认识。他说,个别的只能在整体中被理解,整体也只能借个别的事物来理解(第11页)。人,只有在道德团体中理解别人以及被人理解之后,才具有自己的整体性(第12页)。这种观点被后人以诠释学循环来描述。针对历史与理解的关系,德罗伊森认为,历史方法的特色就是以研究的方式进行理解的工作(第10页)。理解的行为恰如从事理解活动的人的心灵潜入到被理解的客体的心灵,这是一次交配受孕的过程,有着无限创造力。
本书编选者之一吕森是德国当代著名历史哲学家,也是“历史的观念译丛”主编之一,他曾以德罗伊森为研究主题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吕森为本书写有长篇引论,对德罗伊森有着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历史知识理论》一书代表了反省历史学基础这类工作的一个高潮。这是因为,德罗伊森自觉站在历史作品丰硕的成果之上来申论历史学科的自主性;他将以往各种历史知识理论汇于一炉,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同时,德罗伊森本人从事历史研究的经验,以及作为理论家的反省能力,使得《历史知识理论》一书成为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自我反省后的一个典范性自我表达,表现出了历史主义在历史学上所达到的水准。为此,我们相信,对《历史知识理论》的阅读,不仅可以令我们领略19世纪德国史学思想的精粹,也可以借此一睹19世纪西方历史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
2.[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
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中“新史学”这个名词被广泛使用。它有时指代美国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有时涵盖法国20世纪下半叶的史学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在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她是思想史家彼得·伯克的妻子,以下简称伯克夫人)眼中,“新史学”代表在当今史学领域中那些具有原创性的史学尝试,以及最终形成的“权威话语”。当然,它有着相对集中的领域,即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
伯克夫人以访谈的形式,进入了九位“卓尔不群、富于创新精神并且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家”的心灵深处,他们是:杰克·古迪、阿萨·布里格斯、纳塔莉·泽蒙·戴维斯、凯斯·托马斯、丹尼尔·罗什、彼得·伯克、罗伯特·达恩顿、卡罗·金兹堡、昆廷·斯金纳。
访谈的形式与正式的学术作品相比,它在展现受访者的思想时会有得有失,这一点伯克夫人早有预料。虽然访谈文字要显得松散、不够系统,但在她看来,访谈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它能够将受访者那些在严格的学术文本中必定要普遍压制的思想和情感表达出来。这样,九篇访谈,我们就可以看到九个个性化的学术故事,它由受访者的个人成长、学术履历、学术灵感的来源、曾经受过的学术影响、个人对学术事业的规划、对待学术的态度,以及对学术前景的展望等内容构成。
对于那些对20世纪下半叶至今西方史学思想以及牵涉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的确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杰克·古迪是一位人类学家,罗伯特·达恩顿曾是《纽约时报》的记者,纳塔莉·泽蒙·戴维斯不愿意被人称为“职业历史学家”,阿萨·布里格斯也曾沉迷于经济学,凯斯·托马斯将文学材料当成史料来研究社会史……这些跨学科的因素几乎是当今所有社会—文化史大师们的共同特征。我们很难在这些历史学家的专业性著作中获得如此丰厚的背景知识。有了这些知识,我们才能够更明了这些史学大师们的思虑是如何延伸到令自己关注《人与自然世界》(凯斯·托马斯)、《奶酪与虫》(卡罗·金兹堡)、《服装的文化》(丹尼尔·罗什)、《马丁·盖尔归来》(纳塔莉·泽蒙·戴维斯)、《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罗伯特·达恩顿)这些名著中涉及的主题。正如伯克夫人所说,访谈成了一种更加结构严谨的文本的补充物,它给读者提供的是史学大师们的思想快照。
彼得·伯克在访谈中引用过爱德华·卡尔的一句话,“研究历史之前,先要研究历史学家”。他说,如果你对历史学家写作的目的和他们看待过去的观点一无所知,就很难看到历史学家们的长处与弱点。访谈以一种计划性与随机性相结合的方式,努力开启受访者的心灵,从而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历史学家的窗口。
例如,当我们将卡罗·金兹堡称为微观史学的悍将时,他却说道:“我对包括微观史在内的各种标签没有兴趣,因为它们很容易变成口号。”昆廷·斯金纳则告诉我们,他1969年发表的那篇思想史研究的宣言书《思想史中的意义与理解》,就是要挑战当时盛行的两种思想史研究路数,让传统史家们震惊和恼怒。作为“新文化史”的一个代表人物,彼得·伯克并不认为“新史学家们”就一定优秀,而是指出,一位优秀的史学家仍然可能是一位传统的史学家,但他必不可少的是想象力、穿透力以及提出恰当问题而又知道到哪儿去寻找答案的天赋。
伯克夫人提供的这九篇访谈反映出九位社会—文化史巨匠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时,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作为史学大师的另一处共同特征,即始终贯穿的对学术传统、对自我的批判精神,以及对学术事业抱有的热情。对于史学爱好者和思想的爱好者而言,伯克夫人通过访谈描绘的这些具体个人的生动的思想图景,显然要比一切教科书或学术专著更能彰显其学术人格应有的感染力。就认识史学大师们的学术追求如何体现他们对人生的感悟而言,访谈的确是一种恰当的文体。
3.[德]亨里希·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涂纪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
涂纪亮先生曾经翻译了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1986),在那里,我们了解到李凯尔特的思想围绕着科学的分类,表现出自然和文化的对立;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的对立,进而从作者对于“价值”概念的探讨中,揭示出历史的文化科学安身立命之所在。
这次出版的《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是以涂先生重新校改的原译本《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并补译李凯尔特另一部代表作《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之第五章“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该章占本书近一半篇幅),这样,两部文献共同构成了一个理解李凯尔特历史哲学思想的更为全面的文本。
从《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到《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我们看到,自然、历史、价值、经验、客观性乃是李凯尔特历史哲学思想的主题词。不过,哲学家的逻辑思维能力总是会自然而然令他们从最根基处入手,而在李凯尔特看来,思想的根基是思想赖以表达的语词,即概念。我们在思考中不断地使用概念,那么概念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于这个根本问题的考察,李凯尔特认为,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实际上采用了两种对立的概念形成方法,前者采用普遍化方法,而后者采用个别化方法。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考察,李凯尔特获得了对现实的双重理解,即我们以普遍化方法关注现实,现实就是自然,我们以个别化方法关注现实,现实就是历史。仅仅通过对概念形成的考察,李凯尔特就为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划定了各自的界限。
既然区别了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那么,人们通常认为适用于自然科学的那种客观性就不应该再适用于历史的文化科学了。李凯尔特论证了,当经验的现实或者形而上学的现实都不适合于赋予自然科学概念形成和历史学概念形成以客观性时,唯有一条道理还可以走,即价值的客观性。李凯尔特采用的方式是,证明自然科学的概念形成过程中所包含的主观的、超经验的因素并不比历史科学的概念形成过程中包含的类似因素更少,更确切地说,“自然”概念的形成,其本身就是人们的文化活动的成果。一旦这种证明成立,那么“历史学的客观性不仅完全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处于平等地位,而且当自然科学反思它的客观性时,它甚至首先要隐含地做出文化科学中客观地有效的、个别化的根本形成所依据的那些假设,此外还要补充以一些与内容上确定的理论价值的有效性有关的特殊假设”(第195页)。这样,在李凯尔特这里,历史的观点与价值相关联,并且比普遍化的观点更具逻辑的优先性,于是,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似乎有赖于历史学概念了。
事实上,李凯尔特对于价值的理解,多少与他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实践的人的关注有关。价值是多方面的,每一个领域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作为哲学家,李凯尔特理解当时人们普遍认可的那种哲学的局限所在。他提到,在许多哲学家那里,理智的价值被置于一切价值的前面,然而,宗教的、伦理的、审美的生活以及它的存在所依据的价值或者被贬低,或者被理智化,这样就失去了它的特有意义。于是,在有所期望的、实践的人和进行认识的、理论的人之间发生了矛盾,而哲学自然而然倾向于看重理论和逻辑,从而使实践的人的权利受到损害(第197~198页)。
在《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中,李凯尔特将价值作为一个种概念,在它之下,可以分为逻辑的、理智的价值和非逻辑的、历史的价值两个属。价值不是实在的财富、现实的评价活动和估价活动,价值本身是与非现实的、与任何实在相分离的,这些是确保价值具有客观性的根本。进而,李凯尔特在他自己规定的价值概念下重新思考哲学、历史的关系,即哲学提出形式价值的概念,但必须在历史生活中才能发现它,甚至形式价值的概念本身都是历史性的;而另一方面,之所以出现了前述情况,恰恰是源于哲学在思考历史现实的普遍形式。
自18世纪末期以来,自然和历史、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自然哲学与历史哲学、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等这一簇类似的主题,反复得到德国哲学家的关注,而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提供的是一个贴着“价值”标签的回答。
4.[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
近20年来,国际史学界关于记忆的研究可谓炙手可热。记忆与历史的关系,自古就不乏论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亚里士多德认为记忆是人积累经验的方式,奥古斯丁称记忆是过去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痕迹,培根认为历史学是记忆主宰的领域,伏尔泰将记忆当成一种继续着的感觉,等等。自20世纪以来,关于记忆的研究更多涉及到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不再只限于探讨形式上的记忆理论,同时,更多的学科介入到记忆研究,韦尔策主编的这本《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就是一次跨学科交流的成果。它是1999年一次主题为“传统、变迁——传承历史与呈现过去”的国际会议论文集,就与会的文学家、埃及学家、史学家、传媒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社会学家提交论文所涉及的主题、学科、理论、实证等各方面而言,我们都可以将此论文集视为近十年来西方世界有关记忆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这些国际一流的记忆研究者包括扬·阿斯曼、阿莱达·阿斯曼、耶尔恩·吕森、多力·劳布等人。
关于记忆的研究有两个契机,一是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及以此为基础,通过跨学科交流带来的关于记忆理论的当代突破;二是近年来有关纳粹大屠杀反思成为热点,加速了在历史表现问题上探讨记忆与回忆主题的步伐。《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历史与回忆、建构过去、社会回忆与回忆集体;其中涉及历史与回忆的性质如何,我们如何在回忆中制作过去,回忆的真实依赖于什么,回忆如何造成了历史连续性,回忆是怎样帮助人们构成自我认同、集体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而所有文章都离不开我们在历史和过去之间建构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主编韦尔策在序言中说道:“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人们当前——着眼于未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社会记忆〉代序》,第3页)在他看来,因为记忆直接涉及那种感知与诠释,它就成了我们现实的立足点和未来的出发点。
对一个过去未曾重视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的研究,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专业分化。韦尔策注意到这一点,即现在人们已经将记忆区分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如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文化记忆、沟通记忆、有意识的回忆、无意识的回忆、精神创伤回忆、日常回忆等。所有这些记忆或回忆,无论其来源和呈现有多么的复杂,都被抛入到一个给定的社会历史框架中,因而它们被韦尔策用“社会记忆”一词来加以概括,这样,韦尔策就为这本论文集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框架:“揭示社会记忆的要素和形成过程”。
韦尔策对各种记忆形式的概括,本身就来自书中作者们的启发,例如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对于“文化记忆”有过精彩的论述。扬·阿斯曼曾把“文化记忆”界定为“关于一个社会的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它们”(《〈社会记忆〉代序》,第4页)。文化记忆传达给每个社会、每个时代一种自我形象,群体的认同与独特性意识便有赖于此。在这种有关文化记忆的经典参照之下,韦尔策提出社会记忆涉及的媒介有四种:互动、文字记载、图片和空间。
的确,该书中马克·弗里曼的《传统与自我和文化的回忆》、扬·阿斯曼的《古代东方如何沟通历史和代表过去》、詹姆斯·扬的《在历史与回忆之间》、格特鲁赫·科赫的《感情或效果:图片有哪些文字所没有的东西?》、阿莱达·阿斯曼的《回忆有多真实?》、安格拉·开普勒的《个人回忆的社会形式》、韦尔策的《在谈话中共同制作过去》、汉斯·马尔科维奇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回忆形式》、萨姆·温伯格的《制造意义:世代之间的回忆是如何形成的?》,以及那些通过分析北爱尔兰、以色列、德国的历史现象来阐述记忆理论的文章,每一篇文章都围绕着韦尔策提及的那四种媒介,致力于理解社会记忆在塑造、沟通、传承历史意识的过程中采用的种种形式,同时也借此证明记忆研究能够为我们重新理解历史与过去的关联提供一种新的视界。
5.[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
我们很早就能够读到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我们也知道,他还著有《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向导:意大利艺术品鉴赏导论》。这位有着艺术家气质的历史学家还留下不少重要遗作,《世界历史沉思录》便是其中一部。这部书原来不过是布克哈特讲授的课程“关于历史学习,的讲义,尼采受到这门课程的激励而写作了《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当我们和历史的观念译丛”主编之一吕森确定要翻译出版此书时,吕森主动要求为此书作序,以示对布克哈特作品的喜爱和崇敬。
布克哈特是兰克的弟子,同时也师从德罗伊森、雅各布·格林等德国史学大师,1844年,他在巴塞尔大学获得编外讲师教席之后,在此终其一生。这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历史教师,当他刻意要远离政治之时,那实际上是意味着他要去接近艺术或宗教。
《世界历史沉思录》作为一部讲义,布克哈特旨在给学生一些如何学习的提示。因此,他并不追求学科的系统性,而是将自己对于某些感兴趣的主题所作的反思娓娓道来。不如让布克哈特来描述一下全书的布局:
首先,我们将以引言的形式阐述包含在我们所做的考察范围内的内容。[第一章:导言]然后,我们将论述国家、宗教和文化这三个大潜能。[第二章:关于三个潜能]接下来,我们将论述这三大潜能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是处于变化状态的文化对国家和宗教两个相对稳定的潜能的影响。[第三章:对六种相互制约关系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转而考察整个世界进程中一些骤变的问题,即有关危机和革命的学说;只要危机和革命来临,多种变化会突然间暂时地交织在一起,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牵连,即出现了人们可以称之为暴动说的决裂和反动。[第四章:历史上的危机]再接下来,我们将谈论杰出的个人是如何在世界历史的变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这些个人当时的动机和意志在这些历史变化过程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达。[第五章:个性与普遍性(历史上的伟人)]最后,在有关幸运和不幸的章节里,我们将考察迄今为止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理想化的评价,以便我们在考察世界历史的时候能够保持客观的态度。[第六章:世界历史上的幸运和不幸](第1页)
在这一段看似并非体系化的概述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有一组概念贯穿其中,即个体与变化。
布克哈特在论及19世纪德语世界那对幽灵似的主题“自然与历史”时,给了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历史与自然终究是两码事”、自然“对个体的具体需要是无动于衷的”、“历史的本质在于变化”。很明显,历史的变化往往来自于个体,布克哈特认为在人类世界,有些个体处于优越地位,而在自然界,个体与个体可能彼此无足轻重。
正是因为布克哈特认识到个体和变化在人类世界、在历史之中有着鲜明的表现,他在将不同国家、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当作个体来思考时,便常常会强调它们各个国家、各种宗教和各个文化彼此之间的个体性与独特性,而对于同一个体则关注其在历史上的变化。只是在这一个基础之上,布克哈特才能够去考虑国家、宗教和文化三者之间互为条件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对于历史上的伟人,那更是一个适合讨论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合适领域,它让我们想起了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在《论英雄和英雄崇拜》中对同一个主题的论述。不过,布克哈特对伟人的认识并不是要强调伟人的特殊性或个体性,相反,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在自己身上综合了普遍性和特殊性、刚性和柔性的东西;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国家、宗教、文化以及危机(第218页),这才使得伟人或许突然间成了世界历史的承担者。而在论及世界历史上的幸运和不幸时,这似乎并不是布克哈特的目的所在。他最终将这个主题引向了人类精神永存的问题,即呼吁人们放弃自己的个体性,尤其要放弃那么盲目的愿望,以便在我们追求认知新事物的过程中体验人类精神的伟大篇章,那时,幸运和不幸便不会再成为我们评判事物的标准,我们也不会受到它们更多的影响。
布克哈特偏居巴塞尔小城,远离欧洲政治生活的是非之地。他看似沉迷于历史与文化的分析之中,然而,他却准确地预言了欧洲的未来:一系列新的战争迫在眉睫;随着教育的普及和交通的便利,人们对痛苦的感受程度以及他们的急躁情绪变得更加强烈;各种运动此起彼伏,等等。这些预见,虽不能说是布克哈特在自己的研究中揭示出了某种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我们却可以说它是一种历史思维的结果。布克哈特在写给尼采的信中说:“我要教给学生的是,他们在日后继续学习任何学科都不可缺少的框架,因为那些学科并非悬在空中。”(序言,第Ⅵ页)显然,《世界历史沉思录》便是在帮助他的学生建立起这个历史思维的框架。
6.[英]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何兆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
在译者何兆武先生的眼中,布莱德雷的这本1874年出版的薄册子《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有着标志性的意义,它标志着西方世界批判的历史哲学从此兴起。
只有在历史学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对历史学进行反思才会显得更有必要。历史学的前提、历史事实、历史推论的性质、历史证据、历史学的限度,这些我们在20世纪史学理论著作中如此熟悉的主题,已然在1874年获得了布莱德雷的表达。
布莱德雷立志要清理历史学的某些前提假设,因为它们往往被视为是想当然的或者不证自明的,若没有这些假设,事实上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学立论根本无据可依。
那么,反思从何处入手呢?
布莱德雷令人惊奇地提出来:批判的历史学必须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历史学家本人。历史学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乃是实际的标准;而理想的标准则是作为一位理所当然的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而忠实于当前的历史学家,便是当然的历史学家(序言,第2页)。可见,布莱德雷的批判一开始便是从认识主体入手的,因为批判本身就意味着它的对象是人的心灵。
布莱德雷的分析带给我们一系列结论,如历史学的实践已经不断向我们证明,一部历史学而没有所谓的偏见,乃是纯属幻觉;一切事实都是根据推论而得出的结论或理论;推论由证词而开始,而作为证词所陈述的则有赖于历史学家从自己本身的经验中所能推论的东西;推论的基础就在于历史学家本人的经验与他所研究的过去二者之间的类比。
布莱德雷认为,当历史学警觉到要去询问自己的前提假设的时候,它就可以称之为批判的历史学了。然而,这种批判要彻底,就需要再进一步问问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又是什么?回答是,自然界的一致性原则。乍看起来,这似乎有些不合情理,在德国当时的史学思想中,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分离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布莱德雷却认为,科学和历史学一样,它们有着共同的前提假设。例如,自然科学是从一个它所无法证明的概念出发,它是假说性的,历史学同样如此,它们都以规律的一致性充当自己的前提假设。然而,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都在确立前提假设中起着作用,正像布莱德雷认识到的,这一前提假设是由当前的经验所形成,借助于经验的类比来确立,而且因为类比要依赖我们的头脑,它最终也是个人的。
布莱德雷通过对历史学的反思,在事实、真实、批判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并以此作为批判历史学的基本结构。他说道:“如果对于历史学来说,事实就意味着真实的东西,而如果真实的东西就意味着被批判所肯定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忘记,把任何东西说成是‘历史的事实’就都纯属无稽之谈,除非是批判能够保证它是那样的。”(第64页)由此,批判成为布莱德雷历史学的基石,而它的前提将随着布莱德雷的分析,最终追溯到历史学家当前的经验及其与研究对象的类比。至于类比何以可能,这便是布莱德雷留给我们的问题。不过,布莱德雷知道,我们的研究总是面对着许多不可能,但我们不能承认那是绝对的不可能,否则,“那就是在冒犯批判的意识并且在加强它的敌人的立场了”(第68页)。在此,我们凭借着自己的经验认识到,布莱德雷这位19世纪历史哲学家所要确立的批判历史学,其前提假设正是一种作为信念来保证的历史可知论。我们不仅能够从他的逻辑推论中了解这一点,而且从他的论战式语气中感受到了这一点。
7.[波兰]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
在西方历史哲学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以海登·怀特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以下简称《元史学》)为标志,应该不会有太多异议。怀特的《元史学》出版多年之后,历史哲学界和历史学界才开始重视,自此,在西方史学理论界甚至历史学界,怀特都成了长期论战的焦点人物,在《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以下简称《邂逅》)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种气氛,它被梅吉尔戏称为“几乎就是一本呈献给怀特的纪念文集”,因为全书竟然有232次提到他。
《邂逅》是一本访谈作品,采访者埃娃·多曼斯卡算得上是少有的自称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历史学家。她曾是波兰科学院院士托波尔斯基的弟子,毕业之后到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访学,接受安克斯密特的指导,之后,又前往美国,在怀特教授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在欧洲和美国的游学过程中,多曼斯卡有机会采访近30年来活跃于国际史学界的十位著名历史哲学家或史学家,他们是:怀特、汉斯·凯尔纳、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杰尔泽·托波尔斯基、耶尔恩·吕森、阿瑟·丹图、列昂奈尔·戈斯曼、彼得·伯克、斯蒂芬·巴恩。本书正文便收录了多曼斯卡对他们所作的十篇访谈,另外还有一篇多曼斯卡的自我访谈。
正如犀利的梅吉尔应邀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中所说:“阅读《邂逅》只有一个理由:这些访谈提供了你所可能找的有关20世纪末叶历史学状况的最好不过的思索。”(第2页)这在梅吉尔看来是一种超出了历史学的元科学思索。
毫无疑问,一本要回应或者评论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的作品,会将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之间的张力尽情呈现出来,尤其当提问者是一位追求自由的后现代主义者时,问题的设计与采访中的引导,必定是要围绕着这个既定的主题进行的。对于每一位受访者,多曼斯卡希望了解他们早期的学术道路、思想的变化、对当前史学状况的评论、对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看法。如果我们把访谈中每一位参与者的思想变迁当作一根纬线,那么,意识形态、历史真实、历史叙事、历史表现、诗学、比喻、审美、虚构等问题就将构成根根经线,它们交织组成了一个20世纪末欧美史学反思的经纬网。
在此,我不想更多描述某个访谈参与者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具体看法,而是就学术访谈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利用做点评论。
多曼斯卡发起的这些学术访谈无疑是对受访者的一种挑战。受访者不仅要用有限的语言概括自我形成过程中的复杂现象,使之呈现出一个合理展开的历时性结构,同时还要克服回忆的不精确、为了寻求一致性而在现有思想与旧有思想之间寻求调和、过早地对未来表态造成未来实践的压力等。然而,如果读者能够明白受访者何以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那将为一部精彩的思想史故事提供情节。例如,1993年的怀特还不愿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他要去守卫现代主义这张标签。当我们在2004年或2007年多次听闻怀特自称后现代主义者时,对《邂逅》的回忆就可以激发起我们对多年之间表达的差异背后所发生的思想激荡。《邂逅》提供了一些思想的片断,它被固化在那个时刻,同时也将受访者过去在进行著述时,因为文本形式的张力而不能纳入其学术著作中的前史和背景呈现出来,这可能是我们理解受访者学术著作及其作品内涵的一条不可多得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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