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二元分析框架与我国乡村城市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框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的城市化具有不同于其它国家的显著特点。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乡村工业化所推动的乡村城市化，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的最显著特征之一。这种“自下而上”的乡村城市化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也难以用西方的传统理论来解释（Xue-qiang Xu and Siming Li,1990; Laurence J.C.Ma and Ming Fan,1994；郑弘毅等，1998；辜胜阻、李正友，1998；崔功豪、马润潮，1999;Yu Zhu,1999）。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中国乡村城市化的这种独特性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理论意义却还没有得到充分揭示。这无疑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发展规律与基本原理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李竞能，1998）的状况有关。借鉴和参照西方现有的理论框架来重新考察中国的乡村城市化是改变这种状况的途径之一。在加以检验和分析的基础上将西方的一些理论框架运用于中国的乡村城市化研究，不仅可使其为我所用，而且将发现西方理论的不足以至谬误，从而使有关理论在中国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得以改进和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回顾和评述西方城市化研究中以二元化为特征的若干主流理论来达到这一目的。
作为一种发展模式，中国乡村城市化涉及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城市化本身的产生与发展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二是这种城市化在区域发展和空间规划上的特点和意义。与此相对应，西方的有关理论也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从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的角度研究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二是从区域发展的空间过程的角度研究城市化的二元区域结构模型。本文试图将两者结合在一起阐述其在城市化研究中的意义并较全面地介绍国内外对这种分析框架和理论的批评，同时结合中国乡村城市化的特点，分析我国这方面研究在改进和发展以二元框架为基础的城市化研究上的意义。
2 西方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研究中的二元分析框架
2.1 经济结构转换的二元模型与人口城市化研究
关于城市化产生和发展的理论模式，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西方一些经典论著中的推拉模式。例如，恩格斯认为曼彻斯特的繁荣和人口增长源于其工业化迅速发展所产生的拉力，而莱文斯坦则将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归因于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压力、土地稀缺及圈地运动(Jeffrey G.Willamson,1988）。这里，恩格斯和莱文斯坦分别从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两个方面解释了当时的城市化进程，其中已隐含着二元化的分析框架。
1954年刘易斯创立了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模型(W.Arthur Lewis,1954）。这一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同时将经济发展的过程归结为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即农业比重逐渐下降而工业比重上升的过程。按照这一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里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几乎是零，农业部门的工资很低。而工业部门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且尚在扩张。由于工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明显高于农业，其工资也必然高于农业。这就促使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农村工资和城市工资趋向一致，城乡差别逐步消失，国民经济达到现代化。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提出不仅对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此后许多人口城市化研究，尤其是通过乡城人口迁移而产生的人口城市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1969年提出的在乡村——城市人口迁移和人口城市化研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托达罗模型也是以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的，其不同之处是引进了“期望收入”的概念来取代城市的实际收入，从而较好地解释了当时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与城市高失业率持续并存的现象(Michael P.Todaro,1969)。
应当指出，上述理论模型虽然揭示了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农业人口转向工业部门的必然性，但将其单独用于人口城市化研究仍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未能说明为什么工业要集中分布于城市。集聚经济理论弥补了二元经济模型的这一不足。根据这一理论，城市经济具有规模递增的特点。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可以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较完善的生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较集中、有规模的市场；以及较大的劳动力市场，因而有较高的经济效益。这种聚集效应会吸引工业向城市集中，这种集中还会进一步加强城市的聚集效应，从而促使城市规模扩大。当然，当城市规模太大时，其外部成本也会上升，从而使这种聚集效应逐步走向反向（JohnFriedmann,1966；王晓鲁、夏小林，1999）。
上述二元经济模型和聚集经济理论一起，为从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的角度研究乡村城市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方便然而是高度简化的理论框架。
2.2 区域发展的二元结构理论与城市化的空间过程
上述理论模型主要是将城市化作为一种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待的。虽然它也涉及经济活动和人口的聚集这一空间现象，但城市只是作为这一过程中的一个点来对待的。然而，城镇是区域发展的产物，城市化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不同规模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其所处区域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在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研究中尤为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高度集中的空间模式。资料表明，1950年至1990年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中居住在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的比例从22.5%上升到35%。至2000年，全世界24个人口超过8百万的城市中，18个位于发展中国家(United Nations 1995;1998)。这种高度集中于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往往直接造成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发展的极度不平衡。上述现象，仅用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发展的集聚效应来说明还不够，因为这些理论没有把城市放在它们所处的区域中来考察。
为此，许多发展经济学者和区域科学学者从区域发展的空间过程的角度提出了与城市化有关的理论和模式。而这些理论和模式又是以二元结构为特征的。弗里德曼的“中心——边缘范式”(The Center-Periphery Paradigm)在综合许多相关学说的基础上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中心与外围的空间关系，是二元区域结构学说中最广为人知的代表性模式(John Friedmann,1966;Alan Gilbert and Josef Gugler,1982;Xue-qiang Xu and Si-ming Li,1990)。根据这一模型，城市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是为服务和管理的目的而出现的。此后由于工业化的发展，人口、资本、技术、创新以至权力都向一个或两个具有高生产力的城市集中，从而逐渐形成以最大的城市为中心区，小城镇和乡村为边缘区的二元空间结构。这种区域差异在工业化过程中还会随着资源不断地从边缘区向中心区转移而扩大。只有当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而趋于成熟时，上述发展过程才会向边缘区涓流(Trickle-down)，使边缘区也得以发展。这时通过国家中央政府的干预，地方政府的主动行动，以及整个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区域差异得以缩小，空间平衡得以扩大，最终将形成仅有最低必要限度区域不平衡的完全一体化的空间经济。根据这种模式，空间极化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自然过程，而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的发展则是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寻求最高生产力的需要。这种模式的另一特点是将区域发展看作是一种创新和现代化在区域聚落体系中自上而下、自中心向外围扩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心地区，尤其是大城市是创新性变化的中心，因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John Friedmann,1972)。上述理论与其它类似的观点一起被称为“自上而下”的空间发展理论，它一直是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空间规划理论和实践的主流指导思想(John Brohman,1996)，也为从区域空间过程的角度研究城市化过程提供了重要理论框架。
3 城市化二元分析框架的一些特点及其在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研究中的局限
上述二元化分析框架虽然在西方有关学科的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研究中有重要影响，但也有着十分明显的缺陷。目前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二元分析框架的这种局限性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城市化二元分析框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城乡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对立部分。在这种概念框架之下，乡村被等同于传统的农业部门，城市被等同于现代非农业部门；经济发展过程即是乡村劳动力通过乡城迁移转移至城市的过程。这一过程已为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所证明，因而也必然为发展中国家所重复(Michael P.Todaro,1997)。而乡村非农活动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往往被忽视。
这种过于简化的分析框架已经导致越来越多的批评。首先，许多学者指出，将乡村和城市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二元的做法已越来越不符合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早在1983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盖文·琼斯教授就已指出：“中世纪城邦时代欧洲城乡之间截然不同的分野，今天已开始失去其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乡村并不仅仅被动地向城市释放劳动力。琼斯根据对东南亚国家所做的长期研究，指出在这些国家乡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活动的比例在不断增加(GavinW.Jones,1983)。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在以后还将专门论及。哈肯伯格早在1980年也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一些乡村地区正在被城市式的生活方式，基础设施和行政管理方式所渗透。他将这一过程称为“分散的城市化”(Diffuse urbanization)，并认为这种城市化方式为分散式的经济发展和新型的空间和社会变动带来了新的机会(Robert A.Hackenberg,1980)。
80年代末期以来，麦吉等人还提出了“扩展大都市区”（Extended Metropolitan Area或Desakota）的概念，以刻画亚洲国家一些大都市周围地区在过去30年里所出现的农业和非农业活动并存，非城非乡，但又表现出城乡两个方面特点的地域类型。这种地域类型虽然在统计上常被官方划分为乡村地区，但其劳动密集型工业，服务业和其它非农产业却相当发达（Norton Ginsburg,1991;T.G.McGee,1991；郑弘毅等，1998；周一星、史育龙，2000）。麦吉和金斯伯格等学者根据这种现象提出了乡村“聚落转型”(Settlement Transition)的概念，并认为在亚洲国家，那种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和乡村间的差别将持续存在的传统观点必须加以重新评价(T.G.McGee,1991)。
二元化分析框架不仅不符合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乡村的实际情况，而且导致城市化研究中的一些偏向。这种偏向中的一个显著例子是将城市化简单等同于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忽视乡村地区本身转变为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或将其与人口迁移混为一谈(Yu Zhu,1999)。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由于人口迁移是发生在乡村地区和现有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之间的，在城市化研究中人们的注意力往往放在现有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上(Dennis A.Rondinelli,1983)，对发展中国家新城市产生和发展过程的研究十分薄弱。
其次，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集聚经济理论，城市化的一个主要机制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变所带来的经济活动和人口在城市的集聚。作为一种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总体趋势的反映，这种理论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和经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系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严格。盖文·琼斯在其1983年的一篇论文中对10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46-1980年间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化水平和就业非农化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十分不同的，非农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比值有着一个较宽的幅度。这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与经济结构转变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Gavin W.Jones,1983;1991)。
这种关系的灵活性显然与前述城乡差别趋于模糊，非农活动在乡村地区越来越普遍有关。因为乡村非农活动使得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无需通过传统的乡城迁移即可在乡村地区就地实现。麦吉和金斯伯格等学者在提出前述乡村“聚落转型”的概念时，即指出亚洲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没有大规模乡城迁移的乡村城市化过程(Norton Ginsburg,1991)。城市化和经济结构转变的这种灵活关系还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前所未有的高人口密度和不断改善的交通通讯条件有关(Gavin W.Jones,1983;Norton Ginsburg,1991;T.G.McGee,1991;Yu Zhu,1999)。麦吉等人提出的“扩展大都市区”的重要特征中有二个即是“类似于城市的人口密度”和经济方便的交通通讯条件，两者在这些地区的“聚落转型”过程中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Norton Ginsburg,1991;T.G.McGee,1991)。笔者对中国福建的研究则提供了高人口密度和交通通讯条件改善在这远离大城市地区乡村非农化发展和城市化方面的作用(Yu Zhu,1999)，本文稍后将作进一步论述。上述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表明，在当今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所需要的空间集聚不一定需要通过传统的乡城迁移形式，以城市一元取代乡村另一元的结局来实现。因为在许多乡村地区，前所未有的高人口密度已使许多乡村聚落具有或接近城市聚落的人口规模和密度。而交通条件的改善，尤其是成本较低的两轮摩托、客运汽车、卡车等交通工具的日益普及，又极大地方便了人员货物的流通。这一方面使乡村劳动力可以以通勤的方式进城工作而不必永久性地迁往城市；另一方面使乡村地区易于接近外部市场和资源，从而为非农活动在乡村进行铺平了道路。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城市人口增长主要依赖于人口迁移，而在城市内部由于汽车交通不普及，企业和人口必须密集分布于市中心及其附近以利于人员和货物流动的情况迥然不同(Robert A.Hackenberg,1980;GavinW.Jones,1983;Yu Zhu,1999)。上述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和企业集聚条件和方式的改变，需要有新的理论框架来加以研究和说明。
第三，不少学者也指出二元区域结构理论在研究城市化过程中聚落体系和区域空间结构变化上的局限性。对这一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极化，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十分严重的极化是否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事实上，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经历并不能一致支持空间极化的必然性和有效性。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时期，10万人口的城市就已算是大城市，而就是这些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只能算作中小城市的地区，它们在工业化早期的增长速度也并不都是最快的。Jan de Vries的研究表明，在工业革命的最初一个世纪(1750-1850)，曾有一个时期欧洲的城市化是以城市自下而上的发展和小城市地位的提高为特征的(Jan de Vries,1984)。Dennis A.Rondinelli(1983)也指出，发展中国家高度集中的城市增长模式是本世纪才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台湾的经验则说明，如果采取一定的社会经济措施，高度集中的人口分布在经济和人口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可以避免(H.H.Tsai,1987)。所有这些都说明，空间极化并非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Gibert和Gugler等学者还从世界系统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和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ty)的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首位化(Urban Primacy)问题，指出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的出现并不仅是工业化的结果，而更多的是殖民统治留下的遗产。例如在殖民统治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港口城市往往由于其在出口贸易上的重要地位而发展成为首位城市，并成为行政管理中心和向发达国家输出原材料的中心。这种中心地位又使其吸引了大量经济活动而畸形增长，并在相应国家的城市体系中占有支配地位(Alan Gilbert and Josef Gugler,1982)。这种空间结构在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并不会自动消失，因为早期在大城市集中投资所造成的后果难以在短期内予以克服。
对于极化发展所造成的效果，一些学者也不乐观。他们认为，大城市的高生产力并不一定是聚集经济所造成的，它也可归因于由于城市偏向所造成的较好的基础设施和较高质量的劳动力(Alan Gillbert and Josef Gugler,1982)。而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要期望极化逆转(Polarization reversal)或涓流效应(Trickle-down effect)会自动发生则更是幼稚的(Gavin W.Jones,1991)。因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区域不平衡问题十分严重，经济发展水平低，而其政府又十分缺乏干预能力，要达到区域差异自动趋于缩小的阶段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发展中国家城市的首位化是一种被人为扭曲的不理想现象(Alan Gilbert and Josef Gugler,1982)。
事实上，不少研究也表明，根据所谓“自上而下”发展战略所制订的发展计划并未在实践中收到应有的效果(John Brohman,1996)。因此，7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区域发展理论和实施方案。这其中较著名的有“综合区域发展计划”(Integr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和“地域发展方法”(Territorial Development Approach)。两者都重视控制大城市的持续增长，鼓励较平衡的区域结构和城镇体系，尤其是乡村的发展。其中“综合区域发展计划”尤其强调乡村集镇和中等城市，以及农产品商品化在发展中国家乡村发展中的作用；而“地域发展方法”则强调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来满足当地居民的基本需要；适当切断与区域的外部联系，以抵御中心区的控制（即所谓“选择性空间封闭”——Selective Spatial Closure)(John Brohman,1996)。然而，这类“自下而上”的区域发展理论和计划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比“自上而下”的理论和计划的影响小得多，而且多也未能实现其预期目标，因而80年代以来也越来越失去其号召力(John Brohman 1996)。这种状况与这些“自下而上”的区域发展理论和计划仍不能脱离二元化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关系。无论是“综合区域发展计划”还是“地域发展方法”都强调农业的发展，对乡村工业的发展并不十分重视，既使提到乡村工业也仅限于农产品加工等与农业紧密相关的行业，很少明确地将城市功能纳入其发展计划中(John Brohman 1996;Mike Douglass 1998)。这说明，这些“自下而上”的理论战略从本质上仍是将乡村等同于农业，城市等同于工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理论和战略仍未突破传统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理论的局限。
4 中国乡村城市化的若干非二元化特征及其理论价值
在对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区域结构理论进行回顾和评述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城市化的特点进行分析。从这种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乡村城市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即是其对二元化发展模式的突破。这种非二元性特征在许多方面也存在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并在前面已经论及，但在我国却表现得最为强烈。因此，加强对中国乡村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将会在突破城市化的二元化理论框架局限，丰富和发展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理论上发挥重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它的产生和发展，已使我国许多地区，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乡界限日趋模糊，乡村地区已具备越来越多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功能和特征，从而突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1996年我国乡村劳动力中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数已从1978年的2830万人增加到1.35亿人，占乡村劳动力总数的近30%。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通过发展乡村非农产业吸收劳动力最为成功的国家（陈吉元、庚德昌，1993）。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劳动力从农业向乡镇企业转移，各类乡村城镇也呈迅速发展之势。1996年，全国县建制镇的数量已从1978年的2850个增至10871个；县镇人口1978年为5316万人，1996年增至3.48亿人，其中非农业人口6879万人。这种以乡村非农化为主要推动力的乡村城镇化过程不仅在大城市附近地区，如苏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十分突出，而且在一些大城市影响较小的地区，如温州、闽东南等地也相当发达。乡村非农化、城市化的结果不仅使相当一部分乡村人口就地转化为城市（镇）人口，而且使部分由于城乡迁移政策而未彻底实现地域转移的乡村人口在从事职业、生活方式和居民点形态上也已具有相当的城镇特性，成为准城镇人口（王嗣均，1996；崔功豪、马润潮，1999;Yu Zhu,1999）。无论从所涉及的人口数量、地域范围、还是变化幅度上看，中国的这种由乡村非农化所带来的城乡二元界限的突破都远远超出了前面提到的琼斯、麦吉等人所研究的地区，也不能完全用麦吉的“扩展大都市区”的概念来说明，需要有新的观点来加以解释。
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从理论上注意到中国乡村城市化的这种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分析框架。例如，陈吉元、胡必亮提出了中国三元经济结构的模型，将乡镇企业与农业和城市工业并列为国民经济中的三元（陈吉元、胡必亮，1994）。这类研究已显示出中国乡村非农化和城市化研究在突破二元化理论模型上的作用。但是，与中国丰富的乡村城市化实践相比，这类理论性研究还太少。而且用三元分析框架来取代二元分析框架虽然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但仍未能完全反映中国乡村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实际。因为随着城乡间的二元界限被打破，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化无论从时间发展还是从空间形态上看都越来越多的是一种动态连续过程(Rural-urban continuum)。将城市化研究从二元分析推进至三元分析仍未能从根本上揭示这一过程及其特征。因此，中国乡村城市化研究需要有一种能反映这种动态连续过程的分析框架。
4.2 人口密度和交通通讯条件在乡村城市化中的作用
前已述及，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前所未有的高人口密度和不断改善的交通通讯条件有关。对我国乡村城市化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就人口密度而言，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其人口密度之高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突出的。海里格的分析表明，中国有十亿人口分布在仅占其国土面积30%的土地上，这一部分土地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354人，比人口密集的比利时的人口密度还高(G.Heilig,1997)。笔者在比较福建省沿海地区和与之有相近面积的比利时和荷兰时发现，福建沿海地区1996年的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595人，分别三倍和四倍于比利时和荷兰工业化时期的人口密度，许多村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均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一些城镇聚落不相上下。这些地区的交通通讯也十分发达，公路运输尤其方便，因而虽远离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却通过公路交通与它们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其内部也由于公路交通高度发达，使企业布局分散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克服(Yu Zhu,1999)。上述例证说明，在中国研究高人口密度和较好的交通通讯条件下的乡村城市化方式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在一些与大城市距离较远的地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是一项急需加强的工作。
4.3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模式与二元区域结构理论
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那样，1978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自下而上”城市化的产生和发展。这种城市化所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即区域城镇系统首位度的降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福建都表现得十分明显(Xue-qiang Xu and Si-mingLi,1990;Yu Zhu,1999)。这种在发展早期出现的非极化现象不仅是对传统二元区域发展理论的挑战，而且对进一步回答本文前面所论及的极化在区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效果等问题都有重要作用。
首先，中国乡村城市化研究可以弥补在二元分析框架下区域发展理论对“边缘”(Periphery)地区在区域发展过程中作用的忽视，并由此寻求一种能容纳非极化发展的区域发展理论。前已述及，传统二元区域发展理论所隐含的极化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然而，非极化发展的机制是什么？会导致何种区域发展效果？传统二元区域结构理论的倡导者和批评者都未对此做出明确回答。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研究可为此提供一些答案。许多研究表明，中国乡村工业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乡村地区本身。无论是从在中心边缘理论中十分重要的创新的来源和传播，还是从资金来源来看，位于“边缘”的乡村地区从发展早期就扮演了主要角色，而不象传统二元区域结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要在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再由核心城市的扩散效应所带动。无论是远离大城市的温洲模式、晋江模式，还是受大城市影响较大的苏南模式，地方社区主动性和农民群体或当地社区的资金都起了主要作用（王嗣均，1996;Andrew M.Marton,1996；崔功豪、马润潮，1999;Yu Zhu,1999）。研究乡村边缘地区在区域发展早期的这种积极作用可大大深化我们对非极化发展模式的认识。
第二，对中国乡村城市化的研究有助于获得对外资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空间效应的新认识。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以传统区域发展理论为框架的城市化研究不太注重外资的作用(Victor F.S.Sit and Chun Yang,1997)。而前面提到的“依附理论”、“世界系统理论”等一般强调外资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负面影响，同时认为外资是导致城市首位化现象的一个主要因素。许多在中国以外地区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也都显示外来投资者一般都更愿意在经济核心地区投资，具有“大城市倾向”(Xue-qiang Xu and Siming Li,1990; VictorF.S.Sit and Chun Yang,1997)。而在中国，大量外资投向乡村和小城镇等“边缘”地区，在乡村城市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以致Sit等学者认为已出现“外向型城市化”这一新的城市化类型。这种现象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闽东南地区加强了小城镇而不是大城市在城镇体系中的地位(Victor F.S.Sit and Chun Yang,1997;Yu Zhu,1999)。对外资在中国乡村城市化中这种新的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无疑是中国学者在理论上可以有所建树的另一领域。
第三，中国乡村城市化可为“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理论和战略提供新的内容。从前面的论述中已可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城市化带有许多“自下而上”发展战略的烙印。这表现在城市化的发动主体来自乡村社区和个人，乡镇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占绝对优势等特点上。但中国的乡村城市化又与传统的“自下而上”发展战略有着重大差别。首先，中国的乡村城市化和区域发展战略十分重视工业发展在吸收乡村剩余劳动力上的作用，这与前述“综合区域发展规划”和“地域发展方法”等战略忽视乡村工业的特点迥然不同。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在不断城市化的过程中与国际、国内经济体系的联系也不断加深，这与传统“自下而上”战略所倡导的“选择性封闭”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实际上，从二元城市化分析框架来看，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它突破了城市工业、乡村农业，以及城市和乡村相对立，乡村发展必须由中心地区，尤其是大城市主导的传统观点。它显示出，大规模的工业化与一些“自下而上”发展战略的主要因素之间是可以互相兼容的，而且可以收到比传统的“自下而上”发展战略更好的发展效果。对这种实践加以更深入的研究，不仅对中国，而且对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5 结语
本文对西方城市化研究的二元分析框架进行了回顾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乡村城市化研究在丰富和发展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理论上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和区域发展实践具有其独特性，但仍可以从国外的有关理论和战略中找到许多“对应点”（周一星，1997）。发现这种“对应点”，并通过这些对应点研究国外（特别是西方）的理论模型与中国实际之间的差别，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模型，不仅是繁荣我国城市化的理论研究，而且是使其走向世界的一个有效途径。随着中国市场化和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将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和模式放在国际背景中加以考察已越来越有必要和可能，中国的城市化研究也将在国际上产生更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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