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诗论论文,楚竹书论文,类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4)02-0014-08
今传本《毛诗》类序为：《国风》、《小雅》、《大雅》、《颂》，从未有人置疑，但自从上博简《孔子诗论》面世以来，有关《诗》类序问题引发争议。这个问题很重要，并不简单地只是一个诗集的“编序”问题，它关系到《诗》学系统中的一系列重要方面。澄清《诗》类序问题有利于对楚竹书《孔子诗论》的解读，本文试从历史文献学角度，结合楚竹书《孔子诗论》的简文，对该问题予以探讨。
一、《诗》类序问题之提出
自有关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消息见诸报端，记者们就透露出《诗》之类序问题，一时震惊学术界（注： 参见记者张立行《战国竹简露真容》，1999年1月5日《文汇报》第一版；记者郑重《“上博”看楚简》，1999年1月14日《文汇报》；记者施宣圆《上海战国竹简解密》，2000年8月16日《文汇报》头版。）。如《上海新发现〈孔子诗论〉战国竹简》报导：“在排列顺序上《诗经》是风、雅、颂，而《竹书孔子诗论》中却是颂、夏、风，倒了个头。究何原因，值得史学家研究考证。”（注：《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发表新华社上海8月20日电讯。）2000年8月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马承源先生介绍《孔子诗论》简文，提出了《诗》之类序问题，其成熟看法反映在其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一书中，于简文考释《说明》言：“其中《诗》各编的排列是前所未见的新的重要资料……《诗论》二十九支简就可能存在着不同于《毛诗》的《国风》、《小雅》、《大雅》、《颂》的编排次序，本文采用了序中所提供的新排列。”（注：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时人亦有认定此种《诗》之类序者，如“留白简文，告诉了我们非常重要的事实，四类诗的当时序列为：《颂》、《大雅》、《小雅》、《邦风》，这与传统的……说法有异。”（注：濮茅左：《〈孔子诗论〉简序解析》，载廖名春等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2002年版，另见简帛研究网站：www.bamboosilk.org。）持此论者认为，今本所传承的类序并非是孔子所整理的《诗》之类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的面貌并非孔子真传。
但也有人存有异议，仍旧维护今传“毛诗”之类序，否定《孔子诗论》存有另一种《诗》之类序。诸如李学勤、李零、廖名春、范毓周、姜广辉等先生先后表示了不同于马承源先生的看法，他们觉得《孔子诗论》引用的古本《诗》是不是包含某种与今本不同的类序也值得商榷（注：李零：《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一）——〈子羔〉篇“孔子论诗部分》，见简帛网站：www.bamboosilk.org。）。廖名春从竹简形制分析入手，认为“孔子与弟子问对，是从《邦风》到《小雅》，再到《大雅》，再到《颂》，与今本《诗经》之序全同。”（注：王葆铉：《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范毓周认为：“《说明》却忽略了原书第4、5两简在论述《风》、《雅》、《颂》各部分的总体特点时，仍然是按照今本《毛诗》的《国风》、《小雅》、《大雅》和《颂》的编排次序。而且根据我们对《诗论》内在文章逻辑关系的理解，是很难得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一书《诗论》部分的《释文》前所作的《说明》所提出的看法的。”（注：范毓周：《关于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诗论〉文献学的几个问题》，见www.bamboosilk.org。）李学勤在《国际简帛研究通讯》第2卷第2期上也发表了大体合乎传统的风、雅、颂顺序的重排简序，姜广辉还为李氏之编排的合理性进行了必要的解释（注：姜广辉：《古〈诗序〉留白简的意含暨改换简文排序思路》，见www.bamboosilk.org。）。
讨论仍在继续，研究的方法主要采用“内证”，即集中在于讨论竹简文本的形制、编连方法、文意揣测，而产生争讼的症结在于对第2、3留白简的编连与解读，其简文为：
寺也，文王受命矣。《颂》，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伸而引，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02［……《小雅》，］□［德］也，多言难而怨湛者也，衰也，小也。《邦风》其纳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生善。孔子曰：唯能夫03（注：“伸”、“引”、“湛”三字采用廖名春释读。02、03为简顺号。）
马承源《说明》着意指出：“第二简辞文先概论《讼》，再论《大夏》，前后次序非常明确，论《少夏》的简仅存末句，最后是概论《邦风》，这些情况说明诗各编的名称，在孔子论诗之前已经存在了。”（注：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122页。）但是，第4、5留白简简文又存在另一种类序，其简文为：
曰：“诗其犹广闻欤？善民而裕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04［曰：“《小雅》是也。”“……将何如？”曰“《大雅》］是也。”“侑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肃雍05［显相”，以为其］……（注：依照廖名春释文，参见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
廖名春把这种现象解释为“顺数”与“倒数”的问题，并以《周易》之《彖传》、《说卦》为例，说明古代文献中存在同一文献中记事“顺数”与“倒数”并存现象。《说卦》第三章“顺数”为：“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水火相射，雷风相薄。”第四章则逆推为：“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炫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并言：“《风》、《雅》、《颂》即可顺数，也可倒数，不能一看到简文有倒数《颂》、《雅》、《风》就说《风》、《雅》、《颂》之序错了。”（注：濮茅左：《〈孔子诗论〉简序解析》，载廖名春等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另见简帛研究网站：www.bamboosilk.org。）
双方释读各执一辞，孰是孰非，折中为难，因为双方仅采用“内证”之方式，而忽略“外证”。我们应将“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研究出土之资料也应结合传统文献，真正走出疑古时代的阴影。倘若忽视已存的文献，只阈限于出土资料，结果只能使研究缺乏更为宽广的视野，治丝而愈棼。
二、历史上《诗》文本形态“类序”之讨论
《诗》的结集是一个动态过程。自诗产生时起，就有诗之记录，记录多了就有了诗集，有了诗集，就有了文本之说。《诗》之文本在历史上可分为四种主要存在形态：一为“康王”文本形态；二为“前孔子”文本形态；三为“孔子”文本形态；四为“汉代”文本形态，“毛传”文本为其代表。四种文本形态在诗“类序”上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一）“康王”文本形态《诗》类序
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康王）三年，定乐歌。”从周代礼制发展状况来看，这一记载是可信的。“诗”为当时“乐歌”的主要内容与形式之一。康王时代，官方政府第一次为“诗”结集，显然乃周公“制礼作乐”之余绪。结集之目的也就是为了“定乐歌”。在乐歌之中，《颂》当然尤其重要，如果需要对“诗”结集，西周官府肯定首先考虑结集《颂》。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穆王之世祭公谋父进谏穆王引诗云“《颂》曰”。其次应“定《雅》”，这是当时最大之政治需要（注：马银琴在《西周早期的仪式乐歌与周康王时代诗文本的第一次结集》一文中说：“康王时代，无论从重农息民的统治思想来看，还是就具体礼制、乐制的转变而言，都表现出了一种由周公、成王时代向昭王、穆王时代过渡的特点；‘三年定乐歌’的活动，则是在礼制、乐制上承接上代的直接举措。因此，从周代礼制的发展状况来看，今本《竹书纪年》关于康王三年定乐歌的记载是可信的。”（中国诗经学会编《诗经研究丛刊第2辑》，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至于“风”，为“邦风”，故无须王作钦“定”，再者《风》诗几为康王之后所作。《颂》和《雅》为“正声”，而相对的非“正声”只有《风》，所以，康王时代第一次官方结集的《诗》仅含有《颂》和《雅》两个部类。当然，在此之前由于现实需要可能会存在《雅》、《颂》单独成集的本子。故古人多连言《雅》、《颂》，而非《风》、《雅》、《颂》。从《左传》、《国语》的记载看，春秋早期以前的赋诗与引诗，皆未超出《雅》、《颂》范围，只是从公元前642年齐桓公女姜氏引述《郑风·将仲子》开始，《风》方成为人们赋诗的对象，可知时人对《雅》、《颂》的认同与重视。总之，康王三年“定乐歌”的活动中出现的乐歌文本成为后世《诗》文本进一步编辑与扩充的基础，或者说，《诗经》之祖本可追溯到康王三年的乐歌文本。
（二）“前孔子”文本形态《诗》类序
所谓“前孔子”文本形态就是指孔子在未对《诗》作整理之前《诗》之存在的文本状况。明确记载《诗》已结集的文献有：《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问由余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治，不亦难乎？”秦穆公在位时间是公元前659年至前620年。《管子·山权数》引管子曰：“《诗》者所以记物也。”管子卒于公元前645年。《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晋国大臣赵衰曰：“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可证在公元前633年之前，《诗》已被公认为“义之府也”。《国语·楚语上》载楚国贤大夫申叔时对楚庄王曰：“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楚庄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庄子》记载孔子问礼于老聃，老聃认为六经尽为“先王之陈迹”。这些足以证明在孔子诞生百年之前，早已有《诗经》的定本（注：张启成：《对孔子〈诗论〉报导的再思考》，载中国诗经学会编《诗经研究丛刊第1辑》，学苑出版社2001年板，第284页。）。孔子未整理《诗》之前，《诗》总集中的分类肯定已经完备，现存文献亦可证明。《左传》明确以《风》、《雅》、《颂》为序的两见：《左传·隐公三年》载：“《风》有《采繁》、《采频》，《雅》有《行苇》、《炯酌》，昭忠信也。”其顺序为《风》、《雅》；《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至鲁观乐，鲁使乐工为之歌的总体部类顺序为《风》、《小雅》、《大雅》、《颂》。隐公三年，即公元前720年，孔子未出世；襄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544年，孔子7岁，断无删《诗》之力，可见在孔子之前，《诗》就存在文本。
西周时期，《风》之地位肯定不及《雅》、《颂》。《风》入《诗》集可能晚于《雅》、《颂》。《风》诗产生的时间较晚，大多采自东迁以后。《风》为后进，故一方面喜新者衷爱，一方面守旧者厌弃。《白虎通·礼乐》云：“乐尚雅，雅者古正也，所以远郑声也。”《风》是各地新声，其与《雅》、《颂》的区别是显然的。若仍按时间由近及远、按政治由边缘及中心作诗类排列，那就是风、雅、颂。文献已证明此时《诗》类序即如此。《风》、《雅》、《颂》来源方式亦不同。《风》诗主要来源于采诗，《雅》、《颂》可能主要来源于陈诗与献诗。由此看来，《诗》之文本的形成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西周康王时代诗文本可能《颂》、《雅》分立，倘《颂》结集在先，后出《雅》竹简连接于《颂》卷轴外接口上，则形成竹简读序为《雅颂》之结集，若《风》最后出，其简再连接于《雅颂》卷轴外接口上，最后形成读序为《风》、《雅》、《颂》的《诗经》结集。
（三）“孔子”文本形态《诗》类序
孔子与《诗》之间建立关系主要有两条：一是讲《诗》，二是删《诗》。历史上最有歧义的发生在后者，即孔子是否“删诗”。孔子“删诗”说始作俑者为司马迁，后世拥护与反对者甚多。崔述极力否认孔子删诗说，其言：“孔子删诗，孰言之？孔子未尝自言之也，《史记》言之耳。孔子曰‘郑声淫’，是郑多淫诗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止有三百，孔子未尝删也。学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注：《读风偶识卷三·郑风》。《论语·卫灵公》云：“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阳货》云“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拥护“删诗”说，如吕思勉：“大师采《诗》而为乐，则只有太师采之之意；孔子删《诗》而为经，则只有孔子取之之意耳。”（《经子题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后来学界基本已形成一个结论，即孔子未尝“删诗”，但是整理过《诗》。今上博简《孔子诗论》一公布，学界就再次掀起了对孔子“删诗”之讨论。
现存有孔子及其弟子、再传弟子谈到《诗》类序文献，如《论语·子罕》云：“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门七十二弟子公孙尼子所撰《乐记》云：“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荀子·儒效》篇云：“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由此可知孔子所传的《诗经》文本类序应为风、雅、颂。
孔子之前，也有人对《诗》进行过整理，如《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郑司农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正考父“校”《商颂》，而非《史记》所说的“作”。孔子对《诗》之整理是合乎情理的，其方式应如汉刘向校书，尽力维护所校书之原貌而非自作主张另起新意。倘若如此，则《诗经》类序就不会改变，一如传统之旧。
从传统文献角度，基本可以推知“孔子”文本形态《诗》类序为风、雅、颂，但这只是“外证”，我们还需作楚竹简《诗论》类序之“内证”。《孔子诗论·综论》中竹简类序排列在各简之间编连秩序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样就会影响对《诗》整体排序的看法。但是，在同一简上，诗篇之排序就不可能存在分歧意见，因为这是简之原貌。下面对具有不同类诗在同一简上的简进行分析：
第18简：1.《木瓜》（卫风）；2.《杕杜》（小雅）。其顺序为：风、小雅。
第21简：1.《无将大车》（小雅）；2.《湛露》（小雅）；3.《宛秋》（陈风）；4.《猗嗟》（齐风）；
5.《鸤鸠》（曹风）；6.《文王》（大雅）；7.《清庙》（颂）。其顺序为：小雅、风、大雅、颂。
第22简：1.《宛秋》（陈风）；2.《猗嗟》（齐风）；3.《鸤鸠》（曹风）；4.《文王》（大雅）。其 顺序为：风、大雅。
第23简：1.《鹿鸣》（小雅）；2.《兔罝》（周南）。其顺序为：小雅、风。
第25简：1.《荡荡》（大雅）；2.《有兔》（逸诗）；3.《大田》（小雅）；4.《小明》（小雅）。其顺序为：大雅、小雅。
第26简：1.《邶·柏舟》（邶风）；2.《谷风》（邶风或小雅）；4.《蓼莪》（小雅）；5.《隰有苌楚》（桧风）。其顺序为：风、小雅、风。
第27简：1.《殷其雷》（召南）；2.《蟋蟀》（唐风）；3.《仲氏》（逸诗）；4.《北风》（邶风）；5.《子立》（逸诗）。
第28简：1.《墙有茨》（鄘风）；2.《清蝇》（小雅）。其顺序为：风、小雅。
第29简：1.《卷耳》（周南）；2.《褰裳》（郑风）；3.《角幡》（逸诗）；4.《河水》（可能《沔水》，小雅）。其顺序为：风、小雅。
我们归纳各简排序。依照风、小雅顺序有：第18简、第28简、第29简：依照风、大雅顺序为第22简；依照风、小雅、风顺序为第26简；依照小雅、风、大雅、颂顺序为第21简。依照风雅排序有6简，其中第26简显然是孔子在授诗时先讲风后讲雅，再反过来讲风；第21简授诗之主序仍是风、雅、颂。而依照雅、风顺序的仅为一例：第23简。由此《综论》部分各竹简可知，孔子在授诗的类序意识中还是存有风、雅、颂这一主导顺序的。
《孔子诗论》第2、3简所论诗类序恰与传统《诗经》类序相反又该作何解释呢？实际上，竹简《诗论》同时出现了相反的两种类序叙述，我们又为什么偏要执其一端呢？在传统文献《乐记》中亦有“倒序”情况，历来没有人觉得不正常，该篇记载师乙论乐，“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师乙所论类序为《颂》、《大雅》、《小雅》、《风》，与《孔子诗论》第2、3简所论类序相同，而且恰巧同样是论述《诗经》的乐理，而非《诗经》的诗义。何以至此？这也许是由那时人们的乐理观念所致，但《诗》文本的编排顺序和人们论诗乐的顺序并不一定需要保持一致，同时也不可能强求人们在论及诗乐时一定要按照传统《诗经》文本之顺序而无自由之余地，倘若如此，那也未免太为苛刻与牵强了。明代的宗祠演剧也有以“颂类”、“大雅类”、“小雅类”、“风类”为上演顺序的（注：田仲一成的《明清戏曲》中关于明代宗祠戏剧的二系五类有如下论述。风俗教化系列：1.颂类；2.大雅类；3.小雅类；4.风类。（参见石川三佐男《战国中期诸王国古籍整备及上博竹简〈诗论〉》，载中国诗经学会编《诗经研究丛刊第2辑》，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页。）），这也同样可以说明人们在使用《诗经》类序上是自由的。
（四）“汉代”文本形态《诗》类序
汉代《诗经》文本形态有鲁、齐、韩、毛四家。毛诗流传至今，其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齐诗》以《国风》为《诗》类序之始（注：治《齐诗》的匡衡云：“史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鲁诗》有“四始”说，《关雎》为国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可见，《鲁诗》类序亦为《风》、《小雅》、《大雅》、《颂》。郑玄初学《韩诗》，后就《毛传》作《笺》，间用韩义，仍未改《毛诗》之类序。王先谦《汉书·艺文志补注》谈到鲁、齐、韩三家诗时言：“此三家全经，并以序各冠其篇首，故皆二十八卷。十五《国风》十三卷，《小雅》七十四篇为七卷，《大雅》三十一篇为三卷，《周颂》三十一篇为三卷，鲁、商《颂》各为一卷，共二十八也。”可知鲁、齐、韩三家诗类序与毛诗同。
上博简《孔子诗论》存有逸诗多篇，正如《论语》一样有逸诗存在。朱彝尊《经义考》云：“由是观之，诗之逸也，非孔子删之可信已。然则诗何以逸也？曰：一则秦火之后，竹帛无存，而日诵者偶遗忘也；一则作者章句长短不齐，而后之为章句之学者必比而齐之，于句之从出者去之故也；一则乐师矇瞍止记其音节而忘其辞，窦公之于乐，惟记《周官大司乐》一篇，而其余不知。”既然《孔子诗论》及《论语》中皆有逸诗存在，战国其他文献中亦引有逸诗（注：据董治安《战国文献论〈诗〉引〈诗〉综录》，《论语》引《诗》8次，其中逸诗1篇，为孔子所论；逸句1例，为子夏所引。《荀子》引《诗》86次，其中逸诗7篇。《墨子》引《诗》12次，其中逸诗3篇，《晏子春秋》引《诗》20次，其中逸诗1篇。《管子》引《诗》3次，逸诗1篇。《吕氏春秋》引《诗》20次，逸诗4篇。），我们就可以断定《毛诗》同孔子所传的《诗经》文本有出入，但我们不能由此完全否定《毛诗》继承孔子所传《诗经》文本的可能性，也许《毛诗》就是孔子所整理的《诗经》的精神与形式的遗留文本形态之一，其类序一脉相承，仅是缺逸诗篇而已。
三、讨论《孔子诗论》“类序”的结论
《诗经》的分类由来已久，大抵分为《风》、《小雅》、《大雅》、《颂》四类，不可随意更改，其排列类序亦历来如此，孔子未曾作类序方面的变动。至于出土文献《孔子诗论》中偶尔出现的颠倒《诗》类序的论述亦属正常，并不能说明孔子曾编有与传统《诗》类序相反的文本，也不能否定《毛诗》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更不能由此说明《孔子诗论》中出现“类序颠倒”具有更为不可测知的寓意。
《诗经》结集经历了一个过程。《诗》“类序”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在《诗》文本编辑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孔子在整理《诗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前提性的“编序”原则，诸如按时间顺序、按意识形态或观念要求、按诗之艺术性等等，所谓孔子“删诗”只是对诗篇做些必要的一般性古籍整理而已，正如孔子所言“述而不作”、“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不可能作很大的“类序”变动，但这并不影响孔子对《诗》之评价与传授。
《诗》文本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继承性。《诗》在传承过程中历经百折，由散乱的自由状态到结集的规范状态，再到散乱，再到结集，由不完善到完善，再由完善到不完善，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但其文本的主体精神与“类序”没有变动。
对于出土文献，我们应该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听风就是雨；对于传统文献，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既不能泥古不化，也不能怀疑一切。我们在作历史“翻案”时，一定要取慎重态度，“二重之证据”兼顾，不可偏废。顾炎武云：“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世人读书如介甫，才入贡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纷更。”（《日知录》卷三《鲁颂商颂》）而今我们对楚竹书《孔子诗论》解读时，一样应持慎重态度，不可轻下结论。
标签：孔子论文; 孔子删诗说论文; 诗论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诗经论文; 国学论文; 文汇报论文; 乐歌论文; 儒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