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学东[1]2001年在《论风险资本及其在美国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文中研究指明90年代，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10年的持续扩张期。强劲的低通胀增长、低失业率、高劳动生产率以及经济周期淡化是新经济的显着特征。作为一种技术经济范例，新经济是和技术进步尤其是和信息通讯技术的辐射推动紧密相关的。美国完善的金融体制尤其是其最发达的风险资本市场有效的促进了信息通讯技术产业的发展。风险资本在对新兴的、创新性企业和高技术产业融资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并促进了新经济的形成。风险资本对美国信息通讯产业的成功扶持激励了各国致力于发展风险投资。本文通过分析美国风险资本发展状况、政府政策支持和金融体制创新，考察风险资本对新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王庆生, 张红[2]1995年在《国际援助的研究与政治地理学》文中研究指明1. 提要向别的国家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是二战后世界系统对外政策的一个新特征。尽管捐赠政府的官员们常常宣布这种援助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开发,而事实上外援通常是为了维护施援国在受援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正如表1所示,通过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进行的多边援助与日俱增。然而这种援助仍然是由单个西欧国家支配的双边援助项目。近年来
意娜[3]2019年在《宜居宜业宜游: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国际视野》文中指出在近期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立“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的总体目标。立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纽约湾区提出十年期“创造纽约”规划以吸引文化创意人才居留居住,进行打造宜居国际化城市的探索;旧金山湾区积极营造城市与创业企业长期共生共荣,不断涌现“百万富翁生吞旧金山”和孵化上市公司,成为宜业国际大湾区;日本东京湾凭借发达的动漫和宗教旅游,成为“好玩的东京城”,连续位于全球宜游国际都市的榜首。结合纽约、旧金山和东京等国际湾区的丰富经验,粤港澳大湾区应建立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界定新时代创意和创业的主体、主动划分城市功能区、利用好粤港澳大湾区的强强联合优势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叁宜湾区。
黄河[4]2019年在《贸易保护主义与国际经济秩序》文中研究表明多边贸易体制最早起源于17世纪后期的英国,二战结束后,美英两国政府提出建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作为一种由美国霸权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从根本上说,是为市场经济国家设计的一整套国际经贸制度和原则,反映的是“最强大成员的意志和利益”。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兴起、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逆全球化”趋势的深入,使得国际经济秩序开始出现重构的趋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提升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迁的转折点和催化剂,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秩序建构的渠道是多样化的,其中既包括参与对传统国际机制的改革,也包括以创设合作模式为代表的中国引导合作的新尝试。同时,中国应该从更加长远和机制化的角度提供公共产品以应对种种挑战。
傅莹[5]2019年在《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重点分析人工智能如何从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两个方面影响国际秩序的变迁。在国际格局方面,人工智能有可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影响国家间的力量对比,非国家行为体的能力也将前所未有地扩大,围绕科技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在国际规范方面,人工智能有可能改变战争的形式和原则,并对现行的国际法律和伦理道德造成冲击。文章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安全和治理挑战是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各国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看问题,从共同安全的理念出发,讨论未来人工智能的国际规范。文章提出基于福祉、安全、共享、和平、法治、合作的六项原则。
肖河, 蒙克[6]2019年在《“修昔底德陷阱”中的不对称竞争战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特殊安全困境。尽管其“艾利森版”过度强调了守成大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风险,也没有严密论证恐惧和战争之间的作用机制,但是仍然有值得改进的学术价值。用军备代替战争,基于过去两百年间(1816—2012)主要大国的面板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这一类安全困境中的反常现象:随着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实力接近,前者会倾向于增强军备,后者则会以削减军备回应。这一现象与已有的关于预防性战争和军备竞赛的理论明显相悖。其原因在于,守成大国面对崛起大国的发展优势,优势策略是提高自身的发展潜力,而不是将潜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同时,存量优势能够帮助守成大国降低对安全的敏感性,而该条件是崛起大国所不具备的。因此,在同一“修昔底德陷阱”中,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在安全竞争中的行为很可能是不对称的,守成大国更容易通过不对称竞争恢复、维持和扩大长期优势。这一理论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理解了这一不对称性后,崛起大国应该自觉认识到军备在安全上边际效应的有限性,主动回避“修昔底德陷阱”中针对崛起大国的军备陷阱。在守成大国采取减少军备投入与遏制相结合的不对称竞争策略时,崛起大国应当在发展潜力上内向进取,避免在安全与发展上的全面突进。
刘皓琰[7]2019年在《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劳资关系现状及发展趋势》文中指出战后西方国家劳资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资本的逐利本性下,资产阶级一直致力于对劳工力量的压制,并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地位。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的劳资关系重新出现了紧张对立的态势,究其根本在于西方国家去工业化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停滞与两极分化。而西方国家为了摆脱危机所采取的逆全球化、生产智能化等措施却难以成为再工业化的有效手段,甚至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此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和中国的示范作用下,工人的阶级意识和力量得以恢复。这些因素将使劳资间的持续对抗成为西方国家阶级关系的长期趋势。
王路昊[8]2019年在《校地共建大学孵化器中的划界及其流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校地共建大学孵化器是当前各地建设创新型城市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当前同质化的制度安排之下,共建孵化器的组织绩效却良莠不齐。对此,本研究以我国第一家校地共建的大学孵化器TS孵化器及其后来在Y省各地衍生的分院为案例,运用扩展个案研究,发现已有创新研究中的理论反常并尝试重构校地共建大学孵化器中的划界原理及其流变规律。研究发现,TS孵化器过去20年经历了3个阶段的划界博弈,并具体形成了悬置型、松耦型、紧密型、流散型4种不同的边界组织状态。研究进一步通过打开“共识”和“基因重组”两个黑箱,指出求同之外的存异对于异质行动者围绕边界组织形成和维持结盟更加意义深远,而制度压力的回应和制度逻辑的选择则迫使孵化器或被动或主动地去面对划界的过程。
罗伯特·N.贝拉, 范丽珠[9]2014年在《意义和现代性——美国与世界》文中提出一、元叙述(metanarratives)从幼年开始,我就常常思索琢磨有关意义这样的大事。到了青年时期,我开始接触主流基督新教,我被其中带有强烈社会公正因素的先知性基督教所吸引。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对先知性基督教的兴趣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在当时的我看来,马克斯主义似乎更时尚,也更科学。当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想的淡漠,我开始如饥似渴于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学理论,并尝试着透过阅读田立克(Paul
黄芳[10]2009年在《美元霸权与被颠覆的世界》文中研究表明当今世界是一个被美元霸权严重扭曲和彻底颠覆的世界。若离开这一视角,来观察全球和平与发展、中美关系的过去与未来,将很难看清全球经济增长、中关贸易不平衡、人民币升值、美国对华政策等许多关键问题的实质。
参考文献：
[1]. 论风险资本及其在美国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D]. 崔学东. 河北大学. 2001
[2]. 国际援助的研究与政治地理学[J]. 王庆生, 张红. 地理译报. 1995
[3]. 宜居宜业宜游: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国际视野[J]. 意娜.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4]. 贸易保护主义与国际经济秩序[J]. 黄河.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5]. 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析[J]. 傅莹.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6]. “修昔底德陷阱”中的不对称竞争战略[J]. 肖河, 蒙克.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7]. 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劳资关系现状及发展趋势[J]. 刘皓琰. 理论月刊. 2019
[8]. 校地共建大学孵化器中的划界及其流变[J]. 王路昊. 科学学研究. 2019
[9]. 意义和现代性——美国与世界[J]. 罗伯特·N.贝拉, 范丽珠. 宗教与美国社会. 2014
[10]. 美元霸权与被颠覆的世界[J]. 黄芳.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新探索.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