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以来国内王茂荫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本世纪论文,国内论文,王茂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茂荫是清末道咸时期的官员，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自30年代起国内就开始了对王茂荫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研究的人数越来越多，研究的内容越来越全面，研究的层次越来越深入，发表的成果越来越多，现特将王茂荫的研究状况作一介绍和评述。
将王茂荫的研究状况进行时间上的划分，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郭沫若先生发表《资本论中的王茂荫》的1936年起到新中国成立止，约13年时间。这一阶段内，是对王茂荫的初始研究。因而，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王茂荫的家世、货币理论两个方面。研究的成果较为明显，为后起的研究作了很好的铺垫。这一阶段研究卓有成效的有郭沫若、吴晗、王璜、张明仁、朱曼华等人。现分别述来：
1、郭沫若发起研究及其成就。这一时期， 郭沫若先后撰发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写于1936年10月19日，此文载于《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上，该号于民国25年12月25日出版；另一篇是《再谈官票宝钞》，此文载于《光明》半月刊第三卷第一号上，该号于民国26年6月10日出版。综合二文， 郭氏主要研究了如下问题：（1）为王茂荫姓名的外文译中文失误而正名。1930年， 国内出版了经济学家陈启修先生新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其中陈先生根据德文中Wan-mao-in而将之译成人名万卯寅；日本也有人将之译成“王猛殷”或“王孟尹”的。针对这不同译法而且肯定出错的情况，郭沫若先生根据中文翻译的内容，查考了《东华续录》咸丰四年（1854）三月初五日甲辰项记载。由此断定外文之Wan-mao-in为王茂荫无疑，从而为王茂荫正了名。（2）大声疾呼研究王茂荫。由于郭沫若先生的重视和建议， 不久，有人根据北京清史馆馆藏资料进行王茂荫经济思想的理论研究，有人到王茂荫家乡走访并发掘资料，调查王茂荫的生平事迹，有的向学术界公开自己获得的历史资料，有的就自己的生活经历谈了对王茂荫后裔的印象等，在国内接二连三地出了一批文章，一时间掀起了一个研究王茂荫的小小热潮，按郭老的说法，这是在研究上运用“集体的方法”的“有效”的反映。（注：郭沫若：《再谈官票宝钞》，载民国26 年6月10日《光明》第三卷第一号。）（3 ）对王茂荫关于发行官票宝钞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郭沫若先生在《再谈官票宝钞》一文中，申述了他对王茂荫关于在当时发行官票宝钞问题的主张、建议、实践等的看法。所谓“再谈官票宝钞”，并非郭沫若先生本人已有先见，而是他当时在继王璜所写《王茂荫的生平及其官票宝钞章程四条》一文后写成的。王文发表是作者响应郭沫若先生的倡议在郭文之后随即发表的，亦同载于《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九号上。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先生以十分严谨的态度谈到他原在《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一文中一些对王茂荫的猜测，“有些的确是错了。”他说：“我疑铸大钱的办法是出于王茂荫，那便是猜错了一项，看王茂荫的前后奏折，他在起初倒是反对铸大钱的人。”郭沫若先生指出了王茂荫起初反对铸大钱，而铸大钱的首倡者是王懿德。在该文中，郭氏继而指出王茂荫是发行官钞的建议者。“大钱铸造的建议者虽然不是出于王茂荫，但钞票的建议是出于他，那是被我猜着了的。他最初的建议便是那咸丰元年九月所奏的理财的一折，在那儿他规拟了十条，……。”还一语中的地道出王茂荫主张发行的官钞应是可兑现的官钞。由于郭沫若先生在30年代的发起，和他自己对研究的投入，自《资本论》翻译成中文后，我国学术界对王茂荫的研究便开始起步，并取得初步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不仅是我国研究王茂荫的发起人，而且是王茂荫研究的首席学者。他的研究文章是王茂荫研究的奠基之作，他的治学风格和态度更给王茂荫研究者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2.张明仁的研究及其成就。我们所能见到的张明仁先生所著“我所知道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一文，载于《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四号上。张氏此文的贡献在于：一是他在文中节抄出《清史稿》中的《王茂荫本传》；二是向人们介绍了缪荃荪（注：缪荃荪（？—1919 ）， 字炎之，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光绪二年进士，授职编修。）编的《续碑传集》卷十一中有李鸿章（方宗诚代）的“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铭；三是向人们介绍在闵尔昌编的《碑传集补》卷五十九有一篇莫友芸的《王节母赞》。张明仁先生此文是对郭沫若先生倡导研究王茂荫的一个响应，他为当时人提供研究王茂荫的部分资料和线索，对郭老的文章起到了补充的作用。但张文中有一个错误，这便是他把闵尔倡新编的《碑传集补》中的《王节母赞》说成是赞王茂荫的母亲的，而实际上这是错误的，据后人研究，《王节母赞》赞的是王茂荫的祖母，而并非是王茂荫的母亲。（注：孙树霖、陈平民、鲍义来：《〈资本论〉中的王茂荫研究述评》，载《徽州学丛刊》1985年创刊号。）
3.王璜的研究及其贡献。郭沫若先生《光明》上的文章见刊之后，王璜先后写有两篇长文，第一篇见刊于《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九号（1937年4月）上的《王茂荫的生平及其官票宝钞四条》，此文刊出后， 又被收载于1937年4月第三卷第七期之《史地社会论文摘要》； 第二篇刊于《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十号（1937年4 月）的《王茂荫后裔访问记》。在《王茂荫的生平及其官票宝钞章程四条》一文中，王璜写道，他在看到郭沫若和张明仁文后，“遂下了回歙县调查王茂荫的遗事底决心，匆匆地离开了上海，而回到了歙县。回到歙县，就跑到‘义成天官第’去访问王茂荫的后裔，王茂荫的重孙（曾孙）王桂鋆、王桂培两位老先生。我和他们说明了来意后，他们即笑逐颜开地把王茂荫先生的奏折拿给我看，另外还给我一本行状，是曾国藩作的。这行状比《清史稿》上说到的王茂荫是详细得多了。”接着，王璜便将所见曾国藩所作之《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二级谕赐祭葬显考子怀府君行状》作了摘抄介绍。该文现收录在《王侍郎奏议》中。继而又就王茂荫所上的“官票宝钞”的章程四条作了介绍，内容见于《条议钞法折》和《再议钞法折》两个奏折中。接下来，王璜还就咸丰帝与王茂荫关于行钞的奏对内容作了介绍。《王茂荫后裔访问记》以清新、细腻的笔调介绍了王璜自己到歙县南乡的义成走访王茂荫后裔王桂鋆（号采南）、王桂培（号丹铭）的详细经过。就王茂荫的居宅状况、后裔当时生活境况，当地人民关于王茂荫居官刚正清廉的一些传说以及王璜等人辗转阅抄王茂荫奏折（手折）、行状，拍照王氏遗像等情况都作了细致地描写，使人读了具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这里附带说明，王璜的祖籍为徽州婺源，于咸丰战乱时迁往外地，王茂荫的祖籍也是婺源，后迁歙县南杞梓里，到王茂荫祖父时，再迁义成，王璜与王茂荫二王同属王氏宗“郭仁堂”，所以，王璜本人有可能是王茂荫之旁系后裔。王璜从上海回歙县搜集王茂荫之遗事，不管是出于对家乡同宗著名人士的爱戴，还是一种难于割舍的恋乡情结，但那种脚踏实地进行科学研究，不辞辛苦搞实地调查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对丰富王茂荫的研究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4.朱曼华的《王茂荫宅内读书记》。据王璜《王茂荫后裔访问记》一文得知，朱曼华是上海《时事新报》馆的一位编辑，其家乡就是歙县的义成村，该村朱姓最多，王姓人占少数。朱见到王璜的《访问记》一文后，随即呼应了一篇《读书记》，回忆了他童年在王茂荫宅内读书的情形，并就他所了解的王茂荫的故乡和后人的状况作了一些补充介绍。并记述了约在民国四、五年时作者与王茂荫之后裔——主要是王采南之子和子侄辈同学读书时的情景和一些感想。读之使人对义成该地和对王茂荫后裔境况有了全面的了解，也是一份有价值的研究王茂荫的参考读物。
5.吴晗首次系统研究王茂荫，发表《王茂荫和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长文。1937年3月吴晗在北平写此文时， 曾在该文中提到系统研究王茂荫和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的动因。该文共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在第一部分中，吴晗指出了多种版本《资本论》中有关翻译的错误。“原文中的Reichsassignate日本高昌素之译本第一卷页九六译作帝国纸币， 陈启修译本作‘大清帝国纸币’，郭译作‘官票宝钞’都是错的。前两个当时根本无此名词，郭译错了一半，对了一半。因为官票和宝钞是两种东西。Reichsassignate指宝钞而言，并非官票。”第二部分， 吴晗介绍了王茂荫的生平简历，以及他从咸丰元年初拜监察御史后一直到去官这一时期内不断进呈奏折，上书言事的情况。并认为“王茂荫生长在徽商的社会里，又长期家居，他的生活和思想意识深受徽商的影响，在政治上自然而然成为商人阶级的代言人，特别是以开钱庄典铺为主的徽商的代言人，卫护他们的利益。在讨论官票宝钞和大钱的时候，处处为商人特别是开钱庄、典铺的徽商说话。”这一观点后来引起了争论。在第三部分，作者着重分析了王茂荫与咸丰时代币制的关系问题，极力主张施行钞法以挽救或缓解当时的财政危机，但又反对铸不兑现大钱的制度的情况。第四部分内容论述了花沙纳和户部为一派主张行钞与王茂荫主张行钞的实质的不同，王之行钞主张提议要点全被搁置，遭咸丰帝申饬后调兵部的过程，以及花沙纳和户部实际行钞的实际后果。这一部分行文最长，是全文的重点。第五部分内容论述到银票颁行后，钱法派提议鼓铸大钱，王茂荫又上折极力反对，他指出了铸大钱的弊端和必然导致的后果，后为事实所证明，清政府大钱制未行通，只好“悉复旧规”，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就此结束。吴晗此文，具文较长，原文名《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新币制》，先发表在1937年《中国社会经济集刊》第五卷第三期上，1956年编入三联书店出版的《读史札记》一书中。笔者认为吴文代表建国前对王茂荫研究的最高成就。
第二阶段：从新中国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即1949—1976年，历经27年时间。这一阶段内，对王茂荫的研究总的说有进展，但研究的内容仍然只是局限在生平家世和货币理论方面。从这一阶段王茂荫的研究状况来看，有这么两个特点：
1.介绍王茂荫的文章见多。这类文章严格说来，并不是研究性的文字，但为王茂荫研究造了势，使更多的人了解王茂荫这个历史人物的基本情况。
2.开始了学术争鸣。60年代，人们对王茂荫是否代表商人的利益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吴晗在《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一文中说：“王茂荫生长在徽商的社会里，又长期家居，他的生活和思想意识深受徽商的影响，在政治上自然而然成为商人阶级的代言人，特别是以开钱庄典铺为主的徽商的代言人，卫护他们的利益。”（注：吴晗：《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3页。）巫宝三也认为王茂荫的钞币理论无论在思想方面与叙述形式方面，其见解的实质“是从商人利益出发的”。（注：巫宝三、冯泽、吴朝林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科学出版社第214—220页，巫宝三文《略说王茂荫的货币理论》。）对此，叶世昌和高鸿志等人提出了异议。叶世昌于1962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上著文《王茂荫代表商人的利益吗？》，旗帜鲜明地认为“王茂荫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封建政权摇摇欲坠的时节，奏请行钞，动机是为了替封建国家解决财政困难，筹措反革命战争的经费，决不是为了商人的利益”。咸丰时两种理财思想的分歧，“一种是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置人民死活于不顾的思想；一种是适可而止，不为已甚，适当兼顾人民利益的思想。前者只考虑封建国家的眼前利益，企图用强力推行钞法，以救燃眉之急；后者考虑封建国家的长远利益，企图顺应客观可能，使钞法永远推行下去，而目前也获得一定利益。后一种思想，在当时的形势下，当然被最高统治者视为异端。王茂荫之受到申饬，是并不奇怪的。决不能因此就说他的思想实质上代表着商人的利益，而不是封建国家的利益。……货币理论的正确，并不能改变他企图替反动统治者筹措反人民战费的实质。”高鸿志于1962年12月29日在《安徽日报》上也发表《王茂荫和他的发行钞币计划》，认为虽然咸丰指责王茂荫替商人说话，后者在奏折中也有“不应病民、亏商”等语，“但实际上他的发行钞币计划并不是代表商人的利益，而是完全为封建统治阶级着想的”。文中指出两点理由：“首先，王茂荫提出发行钞币的主张，就是为了挽救在农民革命严重打击下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统治，这与他的许多反对平太天国革命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其次就以他的有关币制改革主张本身来看，也决不是站在商人的立场。”“咸丰之所以责备王茂荫，主要原因是前者连一文钱也不肯拿出来，要求搜刮越彻底越残酷。两者在掠夺人民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在手法和程度上有所不同罢了”。
3.编选了王茂荫的部分奏议和有关资料，并对王茂荫的货币理论进行介绍。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巫宝三、冯泽、吴朝林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一书，该书第三章第二节为“王茂荫”。这一节中，收录了《王侍郎奏议》中的8 个奏折。同时附收了巫宝三先生《略说王茂荫的货币理论》一文。在该书中的附录二《清实录中嘉、道、咸三朝经济政策资料（1796—1861）》中也有若干涉及王茂荫的资料。对王茂荫的深入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4.少数个人系统深入研究王茂荫问题。建国后至文革前潜心研究王茂荫的，当首推谭彼岸先生和巫宝三先生。谭彼岸先生于1952年在《岭南学报》第12卷第一期上发表《“资本论中的王茂荫”问题》长文，近6万字篇幅。据谭先生在文末所记，该文初稿写于1937年，1951年11 月15日修正于岭南大学。由于《岭南学报》当时发行量极小，所以该文只有很少人读到。笔者为读到此文，也是费尽周折最后才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查阅并复制到的。正因此文难找，所以虽然谭先生此文对王茂荫研究细致，但实际影响面并不大，一般只能从别人写的文章中偶然提及而了解到。
《“资本论中的王茂荫”问题》一文从题目来看，显然接着郭沫若《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一文而讲的，是对郭氏提议研究王茂荫的响应。全文分“‘资本论中的王茂荫’考证”、“由道咸的货币改革运动说到的王茂荫的纸币主张”、“王茂荫与咸丰朝的货币膨胀政策”三个部分而展开，并附有王茂荫肖像图和钱、币图资料。在第一部分里，谭彼岸先生就马克思《资本论》一著各种版本对于王茂荫及相关的翻译情况作了详细探究，他依据大量史料，考证出是俄皇派驻北京的教士巴达第把王茂荫的行钞主张和受到皇帝申斥的故事介绍到俄国文献中去的。
巴达第原名加发（TheArchmimandritepalladius），1839年俄国组织第12届教会布道团到北京， 他是布道团的成员之一。1840年，巴达第到达北京，他先攻汉文，先后留居北京十多年，期间正是王茂荫任户部右侍郎发行官票宝钞，再议钞法的时期。巴达第当时任俄罗斯使馆的提调，俄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对华外交文牍不少出于其手。由于他经常出入理藩院，因此能探知清廷对王茂荫申斥处分的消息，从而成为《俄国驻北京的大使馆的关于中国的研究》中的资料的。这一说法得到后来研究者的采纳、认可和引用。在第二部分里，谭先生花了很大笔墨对咸丰朝币制改革的争议和历史背景作了详细的考证。并与吴晗先生一样，把币制改革持不同主张的官员截然划分为“银钱派”和“钞币派”，并分析各自的意见和主张，并将王鎏的纸币主张与王茂荫的纸币主张作了详细的对比研究。第三部分分述了咸丰朝的银钱膨胀政策，咸丰朝官票宝钞的发行过程、流通过程、阶级性诸问题，其考证是详实的，其论证是充分的，为后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总之，谭先生的长文虽然当时能读到的人很少，但他在王茂荫的研究上应占一席重要的地位。
巫宝三先生的突出贡献是他首次对王茂荫的货币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前述《略谈王茂荫货币理论》一文中。在该文中，巫先生认为：（1 ）王茂荫对于当时货币问题的基本主张是“以数实辅一虚，行之以渐，限之以制，用钞以辅银，而非舍银而从钞”。“无论本地异乡民人，有持钞至者，或作交钱粮，或兑换银钱，均即如数兑交。……他主张发行兑现的钞币，而反对发行不兑现的官票和宝钞……王茂荫的这种发钞理论，旨在防止钞币的滥发和贬值，和维持金融与商业的正常活动，也是力求合于银行券发行的经济规律的”。（2）王茂荫的货币理论，“实质上是从货币商品的金属币出发的， 无论他主张发行可兑换钞币，或反对发行不兑换和铸行低值铸币，都以实足的金属币为其归趋的，都保持其在理论上的一贯性。在当时近代货币制度和信贷制度尚未建立，和在当时清朝腐烂统治之下，他的这种理论，是有其科学性的，是使他对于当时实行的恶性货币政策的抗争增加战斗力量和说服力量”。（3）王茂荫的钞币兑现和流通理论， 是和他的发行钞币目的相矛盾的。王茂荫是为封建统治筹款而提出他的发钞办法的，但又主张把发钞所收银两的半数作为兑现之用。王的做法是利用发钞作为封建国家搜刮民间白银的手段和加大封建国家财政上的开支能力，不过对发行加发限制而已。巫宝三先生的研究为后来的学者研究王茂荫的货币理论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作用，他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争鸣，推动了对王茂荫的研究。
总结这一阶段对王茂荫的研究，还需要说明的是：（1）1964 年中华书店出版有赵靖、易梦虹二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一书，书中设有一节专门分析王茂荫的货币观点，到1980年该书的修订本中又扩设为一章，内容有了较大补充，故把赵、易二先生的研究纳入第三阶段叙述。（2）第二阶段的研究可分为两个小阶段， 即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其中文革期间王茂荫的研究形成绝响，同整个学术研究一样，处于一个冷冻期。
第三阶段：文革结束至目前，即1977—1997年，历经了20年时间，其下限可以顺延。这一阶段是王茂荫研究的全面深入时期。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特点：
1.王茂荫的家世、生平研究又取得新突破。根据《王侍郎奏议》和《王茂荫行传》等文献，对王茂荫入仕后的情况记载颇细，但对王茂荫家庭出身，尤其是王茂荫本人13岁之后，33岁以前的事迹则语焉未详，但根据王茂荫的后裔王珍先生（原屯溪市商业局干部，1997年故）和陈平民先生考证，王茂荫原出生在徽州的一个茶商之家，王茂荫在入仕之前，也曾于1830年到其祖父和父亲在北通州的“森盛茶庄”管理过一年。（注：参见陈平民、王珍：《王茂荫出身于徽商之家》，载《徽商史话》，黄山书社1992年版。）在这之前，他曾于南闱多次报考举人未中，直至而立之年，仍然是个“秀才”。在北通州经营店务一年之后，适逢北闱恩科取士，遂以监生资格应京兆试而中举人，次年又参加会试，连捷进士。了解王茂荫这数考不中经营店务的人生经历，对王茂荫研究无疑具有相当的作用。
3.王茂荫研究资料搜集和整理出版又取得新进展。如《古籍研究》杂志1987年第1期刊发了由汪庆元先生标点的《王待郎奏议》遗稿6篇，这6篇是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王茂荫奏折未刊稿。对此6篇未收入《王侍郎奏议》的原因，刘序功曾在《安徽文博》上撰文分析认为：《论将革员效力片》、《请将张凯嵩发往营差委片》、《诱饬察看发往军营各员片》“系一般官吏的考核任用问题，可以删去，以省篇幅”。《论李嘉端及庐州团练片》、《请查办军营功赏虚冒折》、《论刑威好恶折》则因奏议中涉及到一些“权势极大的重要人物”，后二疏系“恭折密奏”，“故亦不敢雕板问世”。以上这些原来未收的奏议被汇集到新版《王侍郎奏议》“卷十一·补遗”中，同时，在新版《王侍郎奏议》“附录”中，还搜集了王茂荫的“致曾国藩函”、《清史稿》中的“王茂荫本传”、由曾国藩所作的《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二级谕赐祭葬显考子怀府君行状》和旧版本的《王侍郎奏议》旧序，新版本《王侍郎奏议》可以说是搜集王茂荫奏议和有关资料最全的一本，这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徽州地区徽学研究会编《徽学》第一期中就刊发有王茂荫的一首诗，题为“潞河待渡曰占”，诗云：“垂杨两岸绿毵毵，几处停舟不挂帆。满地斜阳人待渡，思归遮莫到江南。”类似的资料应该还有，有待发掘，这些资料对王茂荫研究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3.王茂荫研究又取得新成果。这主要表现在研究内容从货币思想方面进一步深入而系统。 在这一方面较为突出的是：赵靖、 易梦虹于1980年在修改再版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将1964年初版中有关介绍王茂荫的货币观点的一节增扩至一章达7500字左右篇幅。叶世昌1980年出版有《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其中下册有“王茂荫的货币论”的内容。侯厚吉、吴其敬主编并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中，把王茂荫的货币思想作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地主阶级的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加以论述，篇幅也与赵、易二先生本大体相当，表明对王茂荫货币思想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1985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姚家华先生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简史》。书中认为王茂荫的思想总结了历史上流通的经验，比起同时期的其他人前进了一步。
除了在以上的专著中系统论述王茂荫的货币思想外，还有不少学者发表专文对之进行研究。要者有：翟屯建的《王茂荫为什么会受申斥？》（载《光明日报》1983年12月4日）； 严清华的《王茂荫及其货币理论》（载《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张新旭、张成权、 殷君伯的《论王茂荫的货币思想》（载《古籍研究》1987年第3期）； 孙树霖、鲍义来的《王茂荫传略》（载安徽著名历史人物丛书第五分册《科坛名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袁一堂的《王茂荫及其货币理论》（载《学术界》1992年第4期）等。可以这样认为， 根据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王茂荫的货币思想研究已经进入到基本成熟阶段，要作进一步的开掘已经甚为困难，或者说余地不大。
尤其要特别提到的是，王茂荫家乡安徽黄山市社联的陈平民先生，利用自己的优势，自80年代初起就着力于王茂荫研究，并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和资料性文章，要者有《王茂荫的货币观点和他的遭遇》（载《江淮论坛》1981年第1期）、 《王茂荫的人才观》（载《安徽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等， 此外他还搜集了许多研究王茂荫的第一手材料，读者可望读到他的新作。
4.开始进行王茂荫全面研究。实际上，王茂荫除了货币思想以外，其它思想也是较为丰富的，只不过是因为其货币思想的成就最高，达到了我国旧时代货币思想的最高峰，因而掩盖了他的其他思想。本阶段，人们开始注意研究他的除货币思想以外的其他思想。有的就其人才思想作了阐述和概括，有的就其改革思想、军事思想进行研究，尽管研究还不深入，但毕竟已经突破了过去那种研究的囿限，给后来者的研究拓宽了视野，提供了借鉴。
综合以上王茂荫研究的三个阶段，笔者总的认为成就是多方面的：（1）研究的成果是较为丰富的。 根据笔者长期搜集的材料统计（肯定多有遗漏），自本世纪30年代到1997年底，国内共发表研究著文、资料性文章和有关报道194篇，其中建国前为10篇，建国后为184篇；涉及王茂荫思想、生平内容的著作和资料集有39部，其中建国前为9部， 建国后为30部。（2）研究的内容逐步全面。随着有关材料的披露和整理， 对王茂荫的生平事迹，著作情况和其货币思想、人才思想的研究由片面到较全面。（3）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 建国前的研究只有少数几个人，建国后除文革时期外，总的是参与研究或捎带研究王茂荫的人数越来越多，王茂荫不仅成为经济史界的研究对象，而且也成为清史研究、徽学研究、地方史志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这一方面说明，历史研究不断微观深入，另一方面也说明王茂荫这个历史人物确实有其特色。
王茂荫研究还存在许多有待深入的方面。综观过往研究，给人的另一印象是王茂荫这个人物还不够鲜活，还较平面化，缺乏立体感。这主要是研究这个人物时，开掘深度不够，这一方面有史料欠缺的缘故，恐怕也有着力不够的因素。例如，以往的研究，仅把王茂荫经济思想归纳为货币思想（固然，这是王氏的主要思想所在），而实际上，王茂荫的经济思想是十分丰富的，除了货币思想外，还有较为鲜明的改革意识、护商意识，这些意识又明显带有在徽州商人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印迹；又如，过去的研究只把王茂荫作为一个经济思想的历史人物来看待，而实际上，他更本质的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作为一个高级言官，为封建最高统治者出的每一个主意，都是从如何维护封建专制者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所以，今后的研究应把他主要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加以研究，他的经济思想是直接为统治者摆脱当时政治的困境而提出的；再如，王茂荫作为一名封建高级官僚，根据多种文献记载，他是清正廉洁的，他在个人生活上能够做到不与绝大多数封建官僚同流合污，其个人品质修养被公认，这是难能可贵的，封建制度下为何有如此与众不同的官僚，这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之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