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8世纪的西方学术界，法国学者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德·布丰(Georges Louis Leclere de Buffon)可谓是大名鼎鼎，无人不晓。他博闻强记，见多识广，是个名副其实的博物学家，在数学、人类学、生物学和动植物学等学科上贡献良多，其提出的一些开创性理论在相关学术领域一直沿用至今。他一生著述甚丰，36卷的《自然史》①耗尽了他毕生之精力，奠定了他在全球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辉煌地位。布丰在他所处的时代享有启蒙大师的美誉，至今其享誉的这一地位亦无人给予质疑。布丰对植物学、动物学和种族学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在研究方法上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布丰本人的学术见解亦非处处正确。他对大洋彼岸“新世界”的看法受已有观念影响，他可以对上帝创造人持有怀疑，亦可以探寻“人猿共祖”这个“离经叛道”的命题，但很难突破“欧洲文明优越”设置的藩篱，在观察欧洲之外世界时必然打上了欧洲一切皆优的深深烙印，自觉或不自觉地树立起了与欧洲古老文明对立的“他者”形象。“美洲退化”(American Degeneracy)命题虽不是肇始于布丰，但布丰却将这一命题系统化和理论化，并冠之于在“科学”研究下所得出的结论，在涉及美洲问题上，布丰的大名由此与“美洲退化论”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美洲退化论”早已被无数的材料和事实证明缺乏严谨的科学根据，但在布丰去世后很多年还在欧洲社会广有市场，被一些持有欧洲文明优越论的学者或政治家津津乐道，致使美国政治家和学者反驳这种明显与事实不符的论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这种学说最终随着人们对美洲大陆生物构成和气候状况的深入了解而退出了学术界，但其在欧洲人观念中根植的优越意识却代代沿袭下来，成为欧洲反美主义在思想意识上的最早起源之一。西方学术界对“美洲退化论”的研究多把重点放到对内容本身的介绍，或集中在当年欧美学术界对美洲是否退化展开的一场大争论，这些研究通常是对这一过程本身的描述以及布丰相关论述的介绍，不过对了解启蒙时代欧洲人的美洲观和布丰本人的相关思想很有帮助。②当然有的学者也注意到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在欧洲反美主义历史进程中所占据的位置，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杰弗里·科普斯坦在谈到欧洲反美主义时把源头追溯到布丰对美洲的“奇思怪想”，③但他们很少把这一命题放到欧洲文明优越论这个大背景下考察，通常只是提及而已，未展开详细论述。国内学术界几乎没有学者涉及这一重要论题，自然谈不上有相关专论问世。研究欧洲的反美主义，学者们多把研究的范围局限于20世纪美国崛起之后所发生的事件，欧洲的反美主义固然在这个世纪里形成了高潮，但这一现象在欧洲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为什么很多欧洲精英从一开始就对“新世界”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为什么能够一直延续至今，演绎出了很多反美主义的表现形式？显然只有追根溯源，才能从欧洲人在文化上把新世界视为映照自身优越的“他者”中找到答案。这个源头可能比布丰所处的启蒙时代还要早得多，但布丰系统地阐述“美洲退化论”却具有标志性意义。如果说在布丰之前欧洲人对新世界的偏见还只是散见于一些著述中的片言只语或零碎论证的话，那么“美洲退化论”却把这种根深蒂固于欧洲文化中的偏见置于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之内，在与欧洲文明的对比中形成了对新世界自然环境和生活其中的动物与人的全面否定。从这一意义上讲，“美洲退化论”正式拉开了欧洲反美主义历史的序幕。
一、启蒙时代欧洲对“新世界”的偏见
1492年哥伦布率船队航行到了美洲，揭开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的一页。自此之后，美洲这个“新世界”给旧大陆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为刚刚走出中世纪的欧洲注入了活力。因此，在那些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的欧洲思想家看来，尚未开发的美洲被想象为田园风光般的世界，那里花草繁茂，河湖纵横，植被丰富，果实累累，展现出了一幅上帝“伊甸园”的自然美景。他们在与欧洲的对比中把美洲树立为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他者”形象。哥伦布在登上美洲大陆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确信他发现了“人间天堂”。这种对尚未遭到玷污的原始净土的描述激发起了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的丰富想象力，很多文学作品充斥着美洲是“人间乐园和黄金时代”的隐喻。④1584年，英国航海家阿瑟·巴洛(Arthur Barlowe)奉沃尔特·罗利爵士(Walter Raleigh)之命前往北美东海岸探险。巴洛在给罗利爵士写回的报告中称，在他尚未到达北美海岸时，一种强烈的冲动便油然而生，好像一个如花似锦的美丽花园近在咫尺。美洲是人间花园体现在报告的字里行间，如他描述了在船员首次靠岸登陆的地方，“葡萄漫山遍野，波涛汹涌的海浪冲击和淹没了它们。我们也在很多地方发现了葡萄，沙滩上、小山的绿地上无处不是葡萄时……我由此认为，如此之丰富的葡萄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尚未见过”。⑤类似这样对美洲自然环境的赞美之词在伊丽莎白时代欧洲人的作品中不乏鲜见，“新世界”似乎成为欧洲人逃避中世纪黑暗现实的理想归隐之所。
在欧洲人对“新世界”充满浪漫激情的想象话语中，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也被“理想化”了。美国著名植物学家和探险家戴维·菲尔柴尔德(David Fairchild)认为，当时的欧洲人把加勒比群岛等同于人间天堂，“自然就会对其居民肃然起敬”。⑥印第安人被誉为“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他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与大自然完全融为一体，靠着上天的慷慨“恩赐”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著名诗人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写了一首题目为《弗吉尼亚远航》的诗歌，流传甚广。在这首诗中，弗吉尼亚被描述为“地球上的唯一天堂”，社会运行依靠着黄金时代的自然法则来进行管理。⑦宗教改革时期的意大利神学家彼得·马蒂尔(Peter Martyr)写道，美洲土著人“生活在过去的一些作者经常谈论的金色世界；在那里，人们过着简朴而纯洁的生活，不用执行法律，不用与法官争辩，没有诽谤中伤，他们只是满足于与自然的和谐，不用为了解未来事物而感到烦恼不安”。⑧因此，新世界的“高贵的野蛮人”能够过着“公正而舒适”的生活，丝毫不需要“欧洲文化和宗教的恩惠”，只要他们“顺其自然”即可。⑨这些把美洲“理想化”的欧洲人在想象中虚构出一幅“新世界”的美妙图景，固然有鼓励向美洲移民来缓和欧洲社会矛盾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很大程度上还是表达了对欧洲王室宫廷和上流社会普遍存在的腐败与奢侈生活的强烈厌恶，对“新世界”原生态生活环境的赞美实际上包含着对旧大陆贵族们骄奢淫逸之风的批评，更是暗示着欧洲文明将在清新绿茵和莺歌燕舞的自然美景中开始新生。用一位研究者的话来说，正是“由于具有这样一片可见的未遭到破坏的半球，人类似乎才会实际上实现其一直被认为是史诗般幻想的一切。隐退到一片和谐快乐之绿洲的梦想从传统的文学语境中消失，在各种使美洲成为西方社会新开端的乌托邦方案中体现出来”。⑩美洲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形象与实际状况相距甚远，只是一种寄托个人“理想”的想象而已，注定不会在欧洲思想界占据主流。实际上，欧洲从来不乏那些到新世界冒险的欧洲人撰写贬低大洋彼岸自然环境以及土著居民的报告或描述。这种对欧洲之外世界的偏见可以说从欧洲人一开始踏上美洲大陆就存在了。
欧洲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优越观念是欧洲人在历史上看待欧洲之外世界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对“新世界”的赞美显然与这种观念发生冲突，势必不会持续下去。18世纪欧洲进入启蒙时代的高峰，涌现出一批对欧洲君主专制统治进行讨伐的思想家。所谓的启蒙就是要人们摆脱愚昧和迷信，用科学理性的观念来观察周围的世界，把个人从习惯或专制权威下解放出来。这场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大大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对其后的世界历史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启蒙思想家宣传人人平等，法律神圣，人的天赋权利不可侵犯等等，但在对欧洲之外世界的观察上却从欧洲一切皆优的角度出发。这种世界观成为启蒙时代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特征，很多启蒙大师的美洲观留下了这方面的深刻印记。法国学者菲利普·罗杰在其2002年出版的关于法国反美主义历史的著作中，序言开首的题目就是“启蒙运动反对美洲”(The Enlightenment versus America)。罗杰认为，启蒙思想家谴责美洲，主要在于反对欧洲国家的殖民主义，试图通过贬低美洲以达到阻止欧洲人迁徙到新世界的目的。(11)罗杰所持的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很有代表性，其观点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揭示出他们贬低美洲的真正动机。欧洲殖民主义者对“新世界”文明的毁灭令人发指，然而受害者反而再次成为启蒙时代的“牺牲品”，似乎是代残暴凶狠的殖民者而“受过”。这种说法于情于理都很难讲得通。实际上，他们发起的这场启蒙运动归根结底还是要实现欧洲文明在新时期的复兴，而大洋彼岸的美洲却成为他们想象中与欧洲文明对立的“他者”，在很大程度上讲只有把“新世界”贬得一钱不值，才能凸显出“旧大陆”文明的博大精深，最终还是为“理性”战胜“野蛮”寻求解释框架。当然，并不是说启蒙时代的所有欧洲思想家对美洲都持谴责态度，有些学者对关于新世界的“无稽之谈”提出了激烈批评，但很难改变那个时代欧洲学术界对美洲抱有偏见的主流思潮。追根溯源，还是固存于欧洲人脑海中的中心主义或种族优越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实，即便那些批评者，充其量只是谴责与美洲事实不符的描述，在他们的相关论著中同样体现出了以欧洲为中心看待美洲的倾向。
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多崇尚自然，强调自然界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影响。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1744年出版的《道德、政治和文学论文集》中阐述了大自然与人类智力的关系。在休谟看来，如果“人的特性取决于空气和气候，那么热与冷的程度自然就会有着强有力的影响，因为再没有什么能够对所有植物和无理性的动物产生更为巨大的影响了。毋庸置疑，我们有一些理由认为，所有生活在极圈之外或处于热带之间的民族无不低劣于其他种类的民族，不能达到人的更高智力”。(12)休谟这里只是谈到了气候对寒冷和炎热地带居民的影响，并没有特指美洲人，这是当时很多欧洲人观察欧洲之外世界的一种典型思维套式，意在凸显生活在温带气候下欧洲种族的优越。孟德斯鸠论述了法律与气候的关系，认为“事实上，智力的特性和内心的激情在不同条件下是迥然相异的”。(13)他强调人不应该随意迁徙，以免由良好自然环境转变成恶劣自然环境后患上某些疾病。因此，“当一个国家是不毛之地时，那就预示着，这个国家的大地或气候之本质存在着某些特殊的缺陷。因此，当我们把人脱离了宜居的气候，派他们到上述国家，那与我们设想的目的直接背道而驰”。(14)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与人之特性的影响贯穿于孟德斯鸠的论著之中。伏尔泰在其《风俗论》中专辟了论述美洲的章节，他对新世界的看法体现了环境决定论。伏尔泰对美洲的自然环境大张挞伐，提出了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生物发生退化的观点。在他看来，美洲土地原本很肥沃，但在大洪水泛滥时期，美洲大陆大部分成为沼泽，受洪水的影响，土地产生了毒害。在这样一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美洲人口稀少，动物与旧大陆相异。他以狮子为例，认为美洲狮不仅身材矮小，没有鬃毛，而且胆子很小。美洲人口“从来都不会像欧洲和亚洲那样多。美洲有许多大沼泽，致使空气极为污浊；土地上生长着大量的毒草，用毒草汁浸泡的箭镞，总是给人以致命伤；最后，自然赋予美洲人的聪明智慧远逊于旧大陆的人。这些原因汇聚在一起，便极大地影响了美洲人口的增长”。究其原因，这种结果还是气候寒冷和潮湿所致。(15)伏尔泰被公认为启蒙思想的领袖和旗手，他对美洲的看法很具有代表性，反映了他所处时代欧洲非常流行的一种观点。以上这些启蒙时代的领军人物皆不专门研究美洲，但在涉及美洲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以当时学界占主导的理论来观察这个大陆。这样，他们对美洲抱有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诚然，他们很多人对美洲的贬低很大程度上旨在反对欧洲大国的殖民主义，但却凸显了欧洲文明的优越，恐怕后者才是他们的真正本意之所在。
布丰本人是启蒙时代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曾自诩与牛顿、培根、莱布尼茨和孟德斯鸠齐名，其他人在他的眼中似乎都不能算作顶尖学者。(16)布丰以研究全球自然史而闻名于世，其著述必然要大量涉及美洲。作为启蒙时代的学术大家，布丰的美洲观不仅难以脱离时代的主流思潮，而且他把欧洲人对“新世界”的偏见“科学化”，系统地阐述了“美洲退化”的命题，将启蒙时代欧洲学术界对美洲的偏见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二、布丰“美洲退化论”的资料来源
有的学者把布丰说成是“美洲退化论”的始作俑者，如澳大利亚学者布伦顿·奥康纳和美国学者詹姆斯·塞萨尔就持这种看法，认为“美洲退化论”是由现代人类学的鼻祖布丰首次提出的。(17)如果从构架一种理论体系上来讲，他们的观点的确很有道理，布丰无疑是系统阐述“美洲退化论”的第一人。其实，“美洲退化”的说法并不是布丰首创，在布丰之前很多欧洲人已经涉及这个问题。意大利学者安东内洛·热比在其关于新世界争论的专著中提到，在16世纪和17世纪期间，诸如奥维多、阿克斯塔神父、埃雷拉以及科沃神父等著名人物已敏锐地观察到新世界具有不同于旧大陆的很多自然特性，美欧两大洲的动物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他们甚至谈到美洲存在的“某些较弱的方面以及某些具体的缺陷”。(18)不过，这些人从来没有把新世界与“不成熟”或“退化”联系起来，他们只是在与旧大陆的比较中观察到新世界在自然环境与生物构成上存在的缺陷。伊莎贝拉女王在位时正是西班牙大规模地殖民美洲的年代，她从派往美洲的殖民者撰写的报告得知，新世界气候非常潮湿，致使树都不能把根扎在土壤中。她由此担心，“要是树不能在这块陆地上牢固地扎下根”，那么生活其中的人肯定是“很少诚实”，缺乏“不屈不挠”的精神。(19)报告中描述美洲的某些地方自然环境恶劣也许属实，但伊莎贝拉女王却把这种不利的自然条件与人的特性联系起来，说到底还是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优越心态。对新世界类似的描述在欧洲学界从来没有消失过，这条线索一直延续下来。在很大程度上讲，布丰只是采纳了很多欧洲人对美洲描述的所谓“第一手”资料，将他们的观点加以综合，用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将“美洲退化”命题纳入了一个大的理论框架内。因此，“美洲退化论”尽管与布丰的大名密切联系在一起，但布丰“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理论的人”。(20)李·艾伦·杜格特金这一结论中的“理论”二字换成“命题”可能更为准确。其实，在布丰所参考的同时代人到美洲考察撰写的第一手文字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关于“美洲退化”的描述。
在18世纪，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一些欧洲学者或探险家前往美洲旅游考察。他们留下的文字记录对研究启蒙时代欧洲人的美洲观弥足珍贵。布丰从来没有去过新世界，他对美洲动植物与气候的描述有想象的成分在内，但显然受到这些人回到欧洲后发表的相关文字的影响，将他们论著中的描述作为第一手资料来使用。他们的确实地考察了美洲的某些地方，然而毕竟是匆匆一游，尤其是他们的脑海中已经具有了虚拟化的美洲形象，自然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戴着“欧洲优越”的有色眼镜来观察他们所看到的一切，有些描述已经包含着“美洲退化”的倾向。英国自然学家马克·凯茨比多次前往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考察，回到伦敦后于1731年出版了关于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自然史的著作。凯茨比在著述中谈到了他对印第安人的印象是，印第安人中间几乎没有非常强壮者，很少有人能够达到像欧洲人那样体格健壮的程度，他们不能搬起较重的物品，难以忍耐艰辛的劳动；但在狩猎方面，他们是非常有耐心的，可以走得更远，比欧洲人忍受更多的劳苦。他对印第安人的身体特性与生活习惯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凯茨比对印第安人的描述还算是比较客观，但字里行间不可避免地在与欧洲人进行比较，“野蛮”和“低劣”等词语见诸字里行间。凯茨比还谈到气候与植物生长之间的关系，认为“美洲的北部大陆比欧洲的北方要寒冷得多，虽然二者处于同一纬度。这是严寒天气对弗吉尼亚许多植物产生致命影响的证据”。(21)作为当时在欧洲很有名的自然学家，凯茨比关于美洲自然环境、动植物种类以及风土人情的描述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凯茨比为布丰的同行，布丰在描述新世界印第安人体质特性时不可能忽视这本书中提供的相关材料。西班牙海军军官安东尼奥·德·乌略亚与乔治·胡安1735年受官方之命前往南美洲考察，两人在南美洲呆了将近十年，到过很多地方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他们回到西班牙之后于1748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南美洲航行记》。他们的一个基本命题是，由于受到长期殖民主义、奴隶制、自然资源开发和对土著民族征服的影响，美洲印第安人处在退化过程中，表现出了“胆怯”和“懦弱”等特性。此外，美洲缺乏像生活在欧洲的大型哺乳动物，充满着能够分泌毒液的昆虫和爬行动物。(22)杰斐逊曾称赞乌略亚对南美洲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的精确了解，但同时批评了他对美洲印第安人抱有偏见的主张。(23)杰斐逊对印第安人抱有好感，认为印第安人在智力上丝毫不比欧洲人低劣，其实主要是针对布丰贬抑印第安人而言的，这从杰斐逊致其好友的信中便可看出。(24)这说明乌略亚和胡安的《南美洲航行记》成为布丰撰写《自然史》中美洲相关部分时的一本重要参考著作。
瑞典著名植物学家彼特·卡尔姆撰写的两卷本北美洲游记对布丰可能影响较大。1745年，卡尔姆受瑞典王家科学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之委任前往北美洲寻求证明对农业和工业有用的种子和植物，顺便考察北美的自然史。他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几乎游遍了英属北美殖民地，从大西洋沿岸到蓝岭(Blue Ridge)山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所到之处，他以日记的形式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他的北美洲游记1753年在瑞典出版，随即被译为法文在法国出版。卡尔姆本是很严肃的科学家，但他对北美的描述也难免“以假充真”。如他在1748年9月25日的日记中记载，一位名叫巴特拉姆的美洲植物学家告诉他，一只美洲熊抓住了一头母牛，将其致死，方法是先在母牛肚皮上咬了一个洞，然后使出全身力气往母牛肚里吹气，直到母牛肚胀撑破而死。(25)这种描述显然为讹传，但卡尔姆却信以为真，写入书中。这倒是反映了欧洲人对美洲普遍存在的猎奇心理，总想找到一些让欧洲人感到美洲常常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新奇之事，以此加强他们脑海中的美洲“他者”形象。卡尔姆到了费城之后，对费城进行了详细观察，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关于“美洲退化”的几个重要观点。一是美洲的动物出现了退化趋势。新世界本无牛，牛是由英国殖民者从欧洲输入，现在当地人很喜欢养牛，然而“牛在这里却是逐渐发生了退化，变得更小了。母牛、马、羊和猪等在英国长得都大。尽管这些被带到新世界的动物属于相同品种，但第一代就开始缩短了一些，第三代和第四代大小相同，犹如牛在这里已经正常一样。气候、土壤和食物对导致这种变化产生了相同的作用”。二是人的寿命逐渐缩短。费城的居民反应很敏捷，但比欧洲人衰老得快。小孩子很老到地回答向他们提出的问题，看起来他们似乎有与年长者一样的理解力，但是他们尚未达到像欧洲人这样的年龄。在这一地区生长的人活到八九十岁几乎是前所未闻。出生在欧洲的人比出生在这里的欧洲移民后裔寿命更长。三是出生在当地的欧洲人后裔在体力上逐渐衰退。他以最近发生的一场战争为例得出结论：这些生活在美洲的欧洲人后裔“在远征、进攻和长途海洋航行上远不如欧洲人有耐力，大批地死去。他们很难适应不同于他们成长的气候”。四是女人的生育能力下降。这里的妇女“比欧洲人过早地停止了繁衍后代。她们在40岁或45岁之后很少或从未有孩子，一些妇女在30岁之后就停止生育了”。(26)卡尔姆的两卷本《北美洲游记》出版后在欧洲学界风靡一时，在某种意义上讲，卡尔姆提出了“美洲退化论”的雏形。布丰不赞成卡尔姆把“退化”加到欧洲移民后裔的身上，认为欧洲人的后裔不会发生退化，担心“卡尔姆先生的这些观察事实根据不足”，(27)但布丰肯定从卡尔姆的观点中获得了启发，卡尔姆的相关描述理所当然地成为布丰撰写《自然史》材料的直接来源。(28)
布丰《自然史》中有关新世界的部分很少标出引用同时代学者或旅行家资料的注释，这很难让研究者准确地知道他所使用的材料来自何处，从不多的注释来看，他参考了自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西班牙等国殖民者或传教士写的报告以及其他关于美洲的文字记录。在布丰所处的时代，欧洲人的美洲观总体上还没有完全超越出想象，即使是那些亲身到美洲考察的欧洲人，他们对美洲的描述依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对布丰来说无论如何也算作是第一手的材料，然而他无法对这些材料的可信度进行甄别，只能是选择性的使用。杰斐逊质疑这些学者或旅行家对美洲描述的客观性，确信他们在观察自然界任何动物之前就固执己见地认为，欧洲在各个方面优越于新世界。杰斐逊甚至悲叹道：“对准确地比较两个地区的动物，我们显得是多么不成熟啊！”(29)杰斐逊这里其实主要是针对布丰而言，暗示布丰是在不可靠的资料基础上来阐述“美洲退化论”的。美国学者拉尔夫·米勒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美洲很长时间一直是欧洲人猜测的对象，致使很少有旅行家和探险者能够抵制住对奇闻怪事强烈追求的诱惑。他们撰写的报告往往强调与欧洲相异的新奇之事，特别是在政府形式、宗教信仰、动物生活和地理地貌上。当布丰开始撰写其大部头的自然史时，他不得不把这些报告视为可得到的第一手证据。布丰和《百科全书》的撰稿者对这些报告中描写的明显荒诞之事固然不是完全相信，但他们“依然十分热衷于那些似乎背离欧洲标准之事，导致他们得出了某些不同寻常的结论”。(30)其实，布丰在撰写《自然史》中的美洲章节时，他的脑海中同样存在着固定的美洲形象，美洲是一个与欧洲文明对立的“他者”，这种形象决定了他把那些能够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纳入了所谓科学研究构筑的宏大框架之中，再加上自己的充分想象，把已经存在的“美洲退化”观念上升到了系统化的理论高度，成为当时欧洲学界研究美洲自然史的最高权威，可谓无人能够望其项背。
三、布丰“美洲退化论”的主要内容
在启蒙时代，欧美学界提起布丰大名无不肃然起敬，就连杰斐逊在批评布丰关于美洲的错误观点时还要先高度地称赞他几句。(31)布丰的《自然史》奠定了人类学、植物学、生物学以及动物学等很多学科发展的基础，至今人们依然从布丰的研究中获益匪浅。然而，布丰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性，与启蒙时代的很多名人一样，他是一位典型的欧洲文明优越论者。布丰是科学家，他从自然史的角度论述了白种人的优越，的确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自然史》第3卷中，布丰设专论“人种的多样性”(The Varieties of the Human Species)，对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人种进行了详细阐述。在布丰看来，三种因素导致了地球上不同民族的不同特性：首先是气候；其次是很大程度上依赖气候的食物；最后是气候依然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生活方式。布丰显然把“气候”列为最重要的因素。这样，在北纬40度和50度之间，气候宜人，最为英俊端庄之人便生长于这些气候区，他们代表了“人类纯正肤色以及不同程度的漂亮”。太冷或太热“这两种极端的气候都会造成人们远离真理和漂亮端庄”。位于这一区域的文明国家或地区是“格鲁吉亚、切尔卡西亚、乌克兰、欧洲的土耳其、匈牙利、德国南部、意大利、瑞典、法国和西班牙的北部”。显而易见，生活在这些区域的主干居民实际上就是纯粹的欧洲白种人，这种肤色是大自然的造化，用布丰的话来说，“大自然以其最完美的努力使人肤色为白”。白种人的优越与自然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食物对文明程度的影响也很大，“粗糙的、不卫生的和未加工的食品导致人种退化。食不果腹的人通常是丑陋不堪，病病歪歪。即使在法国，农村之人没有生活在城镇之人长得漂亮”。对于欧洲之外其他人种的描述，布丰多冠之以“野蛮人”或“野人”，带有轻蔑性的词语见诸字里行间。布丰详细考察了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习俗、肤色以及生活方式等，最后得出结论，“我们可以推断，在美洲，文明的缺乏是由于其居民人口的不足。尽管这里每个民族各有特殊的习惯和生活方式，尽管一些民族比另一些民族更野蛮、更残暴和更懦弱，但他们同样都是愚不可及，愚昧无知，缺乏创造力和勤奋”。因此，“所有的美洲人过去是，现在依然是野蛮人”。(32)布丰的欧洲文明优越观念必然会导致用一种偏见的眼光来看待欧洲之外的自然世界，这种偏见也就成为布丰阐述“美洲退化论”的首要前提条件。
在自然界中，动物完全被动地依赖着大自然提供的环境生存，气候与食物等对动物的进化或退化影响最为明显。作为一个自然史学家，布丰首先把“退化论”运用到美洲的动物身上。杰斐逊在其《弗吉尼亚纪事》专著中总结了布丰这方面的观点：一是旧世界和新世界共同具有的动物，在新世界更矮小；二是新世界所独有的动物，其体型较小；三是在新旧两个世界被驯养的动物，在美洲已经退化；四是总体而言，新世界的物种更少。(33)这几种观点集中体现在布丰《自然史》的第5卷中，第7卷有关于动物退化的专论(Treatise of the Degeneration of Animals)。动物的退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谈到“退化”，人们首先会联想到其“原型”如何。布丰没有回避这一点，在他看来，新世界的所有动物最初与旧大陆(34)的动物都是相同的，只是“浩渺的海洋或无法通行的陆地”把它们彼此隔开，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世界的动物受到了对它们来说属于一种“全新气候”的影响，再加上不洁的食物与生存方式，身体的一些器官开始逐渐发生退化。(35)他在第7卷中探讨了动物退化的三大原因，分别是“气候的温度、食物的质量和奴役产生的邪恶”。(36)布丰描述所谓的新世界动物退化，总是在与旧大陆动物的比较中展开的。
首先，与旧大陆动物相比，新世界特有的动物体型都比较小，这显然是“退化”的结果。新世界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不可能出现体型较大的动物。布丰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这种状况。如大象为旧大陆特有的动物，完全局限于旧大陆的温带地区，数目相当可观。在美洲，“没有一种动物在体型上或重量上堪与大象相比”。老虎和豹子同样是古老大陆所特有，“南美洲被赋予相同名字的动物是不同的种类。真正的老虎是可怕的动物，比狮子更令人畏惧，更加凶猛”。新世界的气候条件不会产生这么凶残的动物。新世界所有食肉动物，“其大小很少超过欧洲的獒或灰狗”。美洲也存在类似狮子的动物，秘鲁人称之为“美洲狮”，但这种动物却不长鬃毛，与旧大陆真正的狮子相比，体型更小，更孱弱和更缺乏攻击性。布丰由此断定，美洲狮不是来源于旧大陆的狮子，受美洲气候的影响出现了退化。做了这样的考察之后，布丰以十分肯定的口气得出结论，旧大陆的“狮子、老虎、甚至豹子与大象、犀牛、河马、长颈鹿和骆驼等”大型动物“不可能存在于美洲”。所有这些动物种类“需要一种温暖的气候才能繁衍。它们从未生活在北方地区，因此不可能迁徙到美洲”。貘是南美洲最大的动物，但大象是貘体型的十倍。所以，在体型上，任何美洲动物“都无法与大象、犀牛、河马、单峰骆驼、长颈鹿、水牛、狮子和老虎等相比”。(37)布丰把美洲动物描述为“体型”更小，姑且不论这种论断是否属实，但其意旨在说明新世界自然环境的“乏力”，孕育不出强健凶猛的动物。
其次，与旧大陆的相同动物比较，新世界的动物无一不显得矮小。在布丰看来，美洲当地的所有动物要比旧大陆同类小得多。在新世界，“大自然似乎是在更小的范围内发生作用”。退化在从欧洲输进美洲的动物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布丰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现象。羊是殖民者从欧洲带到美洲的，羊到了美洲后繁殖力丝毫没有减弱，但“与欧洲的羊相比却显得更瘦弱，肉中的水分和纤维更少”。狗从欧洲带到美洲之后繁殖很快。然而在温暖地区，“它们失去了声音；在寒冷地区，它们的体型在变小；几乎在美洲各地，它们的耳朵都变得竖了起来。因此，它们已经退化了，更确切地说它们退化到了它们的原始种类”。西班牙殖民者把欧洲的骆驼输入到秘鲁，试图取代当地人用来驮东西的羊，但新世界的气候不利于这种动物的兴盛，其“可以繁衍后代，但数目从来不是很大”。马从欧洲输入到美洲之后“成倍地增加，但却在体型上变小了”。布丰由此得出结论，“所有从欧洲输入到美洲的动物，如马、驴、公牛、羊、山羊、猪、狗等，无一不变得矮小了”。(38)从旧大陆输入的动物在新世界逐渐地向“不良”方向“退化”，这种描述旨在证明美洲自然环境的恶劣。
再次，与欧洲相比，美洲四足动物种类的数量与其陆地面积之大显得不成比例。布丰粗略地估计，与旧大陆的动物种类相比，新世界的动物种类不会超过其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如果说在整个地球的已知地区总共“有200个四足动物种类”，那么旧大陆将占到130余个，新世界占不到70个。要是再减去两个大陆共同具有的物种，这样，“新世界土生土长的动物种类不会超过40个”。这些物种的数量要比欧洲同种动物少得多。布丰以两个大陆共同具有的动物如狼、狐狸、成年牡鹿、雄獐和麋鹿等为例，表明这些动物在新世界的数量大大低于欧洲。布丰由此推断，在美洲，“活跃的自然界在其产品的种类上更为虚弱，缺乏活力，更受到限制”。(39)新世界的四足动物种类和数量比旧大陆要少很多，展示了明显的退化特征，但这并非意味着美洲任何动物在数量上少于或在体型上小于欧洲的相同动物。新世界的自然条件有利于爬行动物的生长，能够使昆虫种类繁多，体型更大。因此，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的昆虫有南美洲那么大。最大的蜘蛛、甲虫、毛虫和蝴蝶生活在南美洲的圭亚那及其相邻地区。几乎所有昆虫都比旧世界的昆虫大。蛇、蟾蜍、青蛙以及其他冷血动物常常体型巨大，非旧大陆的同类动物所能相比。这类动物的繁盛得益于阴冷潮湿的气候，因为昆虫、爬行动物和所有在泥潭中打滚的动物，其血液中充满了水分，在腐化的条件下繁殖很快，在新大陆的潮湿沼泽地上体型更大，数目众多。(40)在布丰的笔下，昆虫和爬行动物的繁多给美洲大陆的生存环境增添了阴森恐怖的色彩。
复次，从人种上讲，美洲印第安人是“新人”，他们长久与他们的起源地相分离，早就对他们的故土一无所知，他们与这里的动物一样身体出现了退化的特征。当然布丰描述印第安人的退化是以欧洲人作为参照物的。欧洲人处在文明的状态下，印第安人自然就处在野蛮的状态下，布丰把他们称为“野蛮人”或“野人”。印第安人人口稀少根源在于男性繁衍后代的能力很差，“在这些野蛮人的身上，生殖器官是又小又弱”。他们没有男子汉气概，“不长毛发，没有胡须，对女性产生不了激情”。他们因为习惯于奔跑而“比欧洲人更为灵活”，但力气却不是很大，身体显得瘦弱。他们的感觉很迟钝，更加怯懦胆小，缺乏生气，精神上没有一点活力。此外，印第安人丝毫没有“爱”的观念，他们既不热爱“人类”，对“父母和子女的爱戴也是极为淡漠的”。因此，“他们的心是冰冷的，他们的社交是冷淡的，他们的统治是残暴的”。布丰还描述了他们虐待同类妇女的情况，将正常人所不能为的残忍场面展示在读者面前。布丰把印第安人看作大自然的“弃儿”，大自然“否决了他们具有爱的能力，不善待他们，让他们的数量之减少超过了任何其他动物”。(41)布丰看待美洲印第安人并未与“四足动物”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当新世界的所有动物出现退化时，印第安人自然也概莫能外。
布丰是欧洲文明优越论者，同时也是自然环境决定论者，在新世界，“陆地和大气的质量”、“热度和湿度”、“山脉的位置和高度”、“流动和不流动水的数量”以及“森林的规模”等自然条件，与四足动物和印第安人的退化有很大的关系，从根源上讲，退化主要归因于“自然界不活跃的状况”，自然界的不活跃归根结底还是由印第安人的“孱弱”造成，印第安人的“孱弱”又归因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如果这种不利的自然环境得不到改变，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动物和印第安人将无法改变退化的命运。恶劣的自然环境主要是寒冷和潮湿。布丰认为，在新世界，“热度不是太高，湿度很大”，比欧洲更为寒冷。他以与巴黎处于相同维度的魁北克为例指出，这一地区“河水每年结冰达数英尺之厚；积雪厚厚地覆盖在地面上达数月之久；冬天中极其寒冷，致使无一只鸟在飞翔”。巴黎的冬季当然与魁北克的极端寒冷大相径庭。在布丰所处的时代，文明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把遮天蔽日的森林砍伐一空，到处是人们耕作田地的场面，这种文明实际上弘扬了人对自然的征服。如果某一地区河湖纵横，沼泽地成片，茂密的森林一望无际，那在当时欧洲人看来就是不毛之地。在布丰的眼中，新世界就属于这类地区。相对于它的领土面积，“奔腾不息的河水多于旧大陆的河水；河水的流量大大增加了对防洪排涝系统的需求。然而，土著人既没有堵塞洪流，又没有引导河水，更没有排干沼泽，致使不流动的水覆盖了一望无际的地面，增加了空气中的湿度，减少了热度。此外，当土地上到处是蔽日的森林、灌木和厚草时，地面一年四季不会干燥。如此多的植物密集地挤在一起，散发出了大量潮湿的有毒气体。在这些令人沮丧的地区，大自然依然隐藏在其古老的外罩之下，从来没有穿上新装展现自己；大自然既未受到人们的珍爱，也未被开垦。从来没有敞开其多产的仁爱摇篮”。因此，“大自然的影响力只能局限于产生潮湿植物、爬行动物和昆虫，为冷漠的人和衰弱的动物提供食物”。(42)自然环境决定论在启蒙时代得到很多著名学者的认同，美洲通常被划入不利于旧大陆生物种类兴盛繁荣的区域，然而从欧洲文明优越论的角度出发来描述美洲恶劣的自然环境，布丰可谓是第一人。
当然，布丰没有到此为止，他最终还是把焦点放到了人的身上，他有一段话专门谈人与动物的区别：“人是大自然赋予足够力量、天资和顺从的唯一具有生气的生物，能使他在地球上的不同气候区中生存和繁衍。显而易见，任何其他动物都不会得到这个极为重要的特权。动物不是在什么地方都能繁盛，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受限于某些气候，甚至只受限在某些特别国家。人是天堂的杰作，而动物在很多方面只是地球的生物。”(43)布丰在《自然史》的第7卷中用了大量笔墨对人的特性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如果自然界存在着等级的话，“人种占据了第一等级，而从大象到昆虫，从雪松到牛膝草等其他动植物物种则位于第二等级和第三等级”。(44)布丰赋予人在自然界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自然界向“更有活力”的方向变化，与人具有改变自然环境的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布丰的观念中，美洲印第安人并不具备他所谈到的“人”的基本特征，他们在新世界这么广阔无际的土地上数量“稀少，而且绝大多数像野兽一样生活”，这种状况“是气候保持极端寒冷以及不能产生充满活力之自然法则的主要原因”。(45)这样，要靠着与动物没有多大区别的印第安人来改善新世界的自然环境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布丰对新世界的前景并不是抱着完全悲观态度，他把改造这种恶劣环境的使命寄托在上帝的“宠儿”白种人身上。因此，布丰没有把退化论运用到生活在新世界这种自然环境中的所有人身上，欧洲移民的后裔就属于例外。这些白种人不仅不会退化，反而会改善新世界不利的自然环境，使之变得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在这些欧洲移民后裔的努力之下，土地会得到开垦，森林将夷为平地，河道将改变流向，沼泽地的水会逐渐被排出。到了此时，还是这个地区，将拥有世界上物产最丰富的土地，最有益于健康的环境和最富有的人口。(46)从欧洲输入美洲的动物会出现退化，但定居在相同自然条件下的欧洲后裔却能够改造恶劣的环境。说到底，作为一个欧洲文明优越论者，布丰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把退化强加到与他本人同根同源的欧洲后裔身上，而且还让他们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扭转新世界“退化”趋势的责任。
四、布丰“美洲退化论”的影响
布丰的《自然史》无疑是启蒙时代的皇皇巨著，问世之后很快就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此外还有各种选编本以及选集。《自然史》第1卷1749年以法文正式出版，到1788年布丰去世前尚未全部出齐。《自然史》从首卷问世之日起就在欧洲学术界引起轰动，好评如潮。如1749年10月发表在法国《博学者杂志》的一篇文章写道，布丰爵士的这部著作“没有把自身限于给读者提供精确的描述和明确的事实。最为重要的是，这部著作为完善自然哲学的各个部分开辟了新的途径，教会我们发现特定的事实与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47)20世纪进化生物学巨擘恩斯特·迈尔对布丰的《自然史》评价极高，声言“这套著作以极佳的方式写就，欧洲每个受教育的人可阅读法文版或很多文字版本。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在启蒙时代或后几代的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几乎所有著名学者都是布丰的追随者”。(48)遗憾的是，受时代的局限和当时在学界占主流的欧洲文明优越论的影响，布丰把对美洲自然史的研究纳入了精心构制的理论框架之中，从“退化”的角度阐述了他在《自然史》中的美洲部分所涉及的论题。严格来讲，“美洲退化论”并不是在严谨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但它很大程度上从贬低美洲中满足了欧洲人的种族优越心态，由于这种理论出自这位学术巨擘的启蒙大师之口，所以其在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之广泛就不足为奇了。
在布丰所处的时代，跨洋交通依然不是十分发达，很多欧洲人无法越过大西洋到美洲进行实地考察或旅游。一位学者谈到这一点时认为，对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欧洲人来说，“美洲太遥远了，到达美洲要花费时间，旅游和交通费用太昂贵了。消息主要是二手的；几乎没有核对这些消息真实性的材料”。(49)受交通条件的限制，绝大多数欧洲人对美洲的了解只能依靠很有限的媒体刊发的相关报道，至于前往美洲传教的神父、冒险家和旅行家留下的有关美洲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的文字记载，本身已经充满着奇思怪想的描述，更何况他们撰写的文字不见得能够在欧洲受教育者中广为流传。在很长时期内，欧洲媒体对美洲的报道主要还是以满足欧洲人对异国他乡的好奇心理为主，事实与虚幻交织在一起，在对比中以凸显欧洲文明的优越。即使一些人能够阅读到对美洲事务客观描述的论著，但要改变脑海中已经形成的对美洲的刻板之见又谈何容易。到了启蒙时代，欧洲人的美洲观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在“想象”的层面。学界权威之言对他们大概会产生一言九鼎的效应。
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以及洛克等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是，布丰在撰写《自然史》时把深奥的理论寓于流畅易懂的文笔之中，阅读其著作有一种轻松享受之感。一位学者认为，布丰对新世界“凄惨的描写”让读者就像阅读“激情飞扬的哥特式体小说”。(50)德国大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18世纪70年代宣称，在自然史中，“被充分讨论的唯一著作是布丰的《自然的时代》(Epoques de la Nature)。然而，布丰的想象力完全是自由的，因此，他与其说是写一部真正的自然史，还不如说是写自然的浪漫史”。(51)这种浪漫激情的写法让布丰非常专业的论著实际上走出了阳春白雪的“象牙塔”，在欧洲受教育者中间有了广泛的读者，这些有文化的人又会将其“美洲退化论”在普通的欧洲人中间进行传播，其结果必然是强化了欧洲人以我为中心的美洲形象，很大程度上种下了欧洲人在文化上对美洲或美国不屑一顾的根源，亦成为欧洲最早的反美主义表现形式。布丰曾断言，印第安人的“艺术，像他们的社会一样，处在胚胎之中；他们的天才是有缺陷的，他们的思想受到限制，他们的机体是简陋的，他们的语言是野蛮的”。(52)这与稍后一些欧洲人说美利坚因无文化既不会产生天才，也不会对人类文明发展有所贡献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他们得出这种结论时把布丰的“印第安人”换成了生活在相同自然环境中的“美利坚人”而已，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显然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此外，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在进一步塑造欧洲人美洲观的同时，给流行广泛的欧洲白人优越论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欧洲一些解剖学家在布丰“美洲退化论”的基础上阐述了所谓的科学种族主义，如德国哥廷根市等地的解剖学家把布丰的这种理论运用于人种分类上，试图理解人的起源和人类的种族史。他们把对骨骼的比较解剖研究看作是确立人种等级的手段。哥廷根市出现了一个称为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的新学派，这个研究人种等级的学派的兴起与布丰的“美洲退化论”有着密切的关系。(53)种族主义为西方社会的恶疾，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而布丰却为这种非人道的主义提供了从“科学”角度加以证明的基础，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了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统治，这一点大概是对海外殖民扩张提出质疑的布丰所未曾预料到的。
布丰的“美洲退化论”丝毫不与启蒙时代欧洲人观察外部世界的固定思维模式相悖，相反，它从全新的角度证明了这种模式的合理性。这种理论在欧洲社会影响之广泛自不待言，在欧洲学术界更是独树一帜，连那些学界名流都深受布丰观点的影响。研究欧洲反美主义的知名学者安德烈·马尔科茨认为，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精英中间极为盛行，流传甚广。(54)康德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看法深受布丰“美洲退化论”的影响。18世纪70年代初，康德在为其一部讲演集所做的注释中描述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特性，他们“不可能是文明的。他们没有任何动力，因为他们没有感情和热情。他们不会相互吸引相爱，由此也就没有后代。他们几乎完全不讲话，从不相互怜爱，什么都不在乎，整天无所事事”。1775年，康德出版了《论不同人种》(On the Different Races of Man)的专著，在这本书中，他把美洲印第安人说成是“尚未适当形成或半退化”的种族，认为他们的“生机几乎完全消失，他们无力从事任何类型的农业劳动”。过了十几年之后，康德于1788年出版了题目为《论哲学中的目的论法则之运用》(On the Use of Teleological Principles in Philosophy)一书，观点依然未变，把美洲的恶劣气候谴责为元凶，由此而产生的种族“从事繁重劳动身体太弱，对追求任何事物没有积极性，不能表现出任何文化”。他对美洲鸟类不能鸣啭的描述就是布丰这方面观点的翻版。(55)黑格尔对欧洲移民占据优势的美国称赞不已，但对整个美洲的看法却接受了布丰的“退化论”。他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认为，美洲“在物理上和心理上一向显得无力，至今还是如此”。他把欧洲殖民者输入黑人到美洲归因于当地“土人体质的孱弱”。(56)黑格尔在描述新世界的动物特性时重复了布丰的看法，强调它们与欧洲同类动物相比较，在各个方面都显得“更矮小、更孱弱和更胆小”。在黑格尔看来，美洲鸟不鸣便是退化的证据。这些鸟某一天将鸣啭，条件是它们将迁徙到再也听不到“那些退化之人发出的口齿不清的声音”的地方。(57)
爱丁堡大学校长威廉·罗伯逊博士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以学识渊博而著称。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对他的美洲观产生了很大影响。1777年，罗伯逊出版了三卷本的《美洲史》，这部著作当时被誉为一部经典之作。罗伯逊在第一卷中谈到美洲的动物和印第安人时引用布丰的相关论述近十处。(58)他认为，美洲的土壤贫瘠不毛，一望无际的沼泽地覆盖着内地数百万英亩的土地。他对很多国人越洋迁居到这个“不幸”的土地上感到大惑不解。他写道：“美洲气候的相同特性阻碍了当地动物的生长，导致其精神衰弱，这证明了对由其他大陆迁徙或由欧洲人带入的动物是有害无益的，美洲的熊、狼和鹿在身材上不能与旧大陆的同类动物相比较。被欧洲人输入其殖民地的家畜在体积上或特性上都已经退化，其气温和土壤似乎都不利于动物产生力量和完善。”(59)罗伯逊对美洲的描述与布丰退化论之间的联系正如杰斐逊所指出的那样，罗伯逊从未在美洲生活过，他“描述的一切与他自己的知识毫无关系，他只是把其他人撰写的有关联的文字编撰在一起，充其量只是布丰先生观点的翻译者”而已。(60)
达尔文在19世纪30年代在美洲考察，从他的日记中可看出其对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已有相当的了解。当达尔文乘坐的船停靠在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地区港口后，他在1833年12月23日的日记中记载，巴塔哥尼亚地区的“动物种类就像其植物群一样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描述就是达尔文受布丰理论影响的一个明显例子。达尔文对南美洲的考察导致他得出了几乎与布丰相同的结论，他在1834年1月9日的日记中记载，以前这个地区到处都是庞然大物，现在只能发现矮小的动物，这就是“退化”的表现，要是布丰“了解这些又懒散又像犰狳的巨大动物，清楚已经不复存在的大型哺乳动物，他会毫无掩饰地说出这一事实，即在美洲，创造力已失去了其动力，而不是说美洲从来没有巨大的活力”。(61)达尔文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美洲大陆的“退化”。有的学者把布丰称为“生物地理学的奠基者”，认为达尔文的确从布丰所描述的生物“分布事实中为进化论”找到了更多的证据。(62)布丰“美洲退化论”的影响远不限于上述几位从人文学科到自然科学的名人。美国学者詹姆斯·赛瑟尔认为，美洲退化命题在18世纪后半期左右了欧洲进步的科学思想。(63)其实，即便进入19世纪之后，“美洲退化论”对欧洲精英的美洲观或美国观依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总是试图从这种理论中体验“欧优美劣”的快感，以满足对欧洲文明“孤芳自赏”的傲慢心理。
布丰的“美洲退化论”给有些欧洲中心论者留下了充分发挥的空间，他们对布丰的这种新世界低劣的理论极为欣赏，但又没有停留在布丰的原点上，而是把“美洲退化”的涵盖面加以扩大，在内容上更是走到了极端，使欧洲人的优越感体现得淋漓尽致。荷兰学者科内利乌斯·德波可谓是发挥布丰“美洲退化论”的第一人。1768年，德波在柏林出版了两卷本的《关于美洲人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n the Americans)。德波与布丰一样，一生从未去过美洲实地考察，但这本书让他在欧洲名气大振，一举成为研究美洲人的权威学者。德波把研究重点集中在美洲居民身上，与布丰一样把退化的根本原因归于新世界恶劣的自然环境。在他看来，新世界的阴冷气候污染了土壤，结果形成了移动中的腐败食物链。在污染土壤上生长的植物为动物提供了劣质的营养物，动物继而成为人类腐败食物的来源。(64)与布丰相比，德波对美洲自然环境的恶语相加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看来，只要是生活在这个自然环境中，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类，都不可避免地发生退化。德波对印第安人极尽污蔑之词，宣称他们缺乏欧洲人的强健体质。最没有活力的欧洲人也足以敌过最强壮的美洲人。他们的体质孱弱，承受不了最轻的负担。他们的身材小于欧洲人。许多美洲人“在爱情上毫无知觉，对女人极为冷漠。他们缺乏男子雄风，致使许多男人乳房可以挤出奶，在巴西的一些部落，是父亲而不是母亲哺育婴儿”。他甚至污蔑印第安人起初不被欧洲殖民者“看做属于人，而是被视为猩猩或大猴，摧毁他们丝毫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65)与布丰不同，德波认为欧洲殖民者的后裔既然生活在美洲这种自然环境下，同样也会像当地动物与印第安人一样发生退化，他把这种现象说成是“气候不利于人或动物改进的证据”。这样，出生在美洲的克里奥人“为欧洲人的后裔，尽管他们在墨西哥大学、利马大学和圣达菲学院(College de Santa Fé)受过教育，但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也没有值得称道的任何艺术家的能力。“即使在今天，加在一起的所有美洲人和克里奥人都不能创作出一幅适合富人收藏的画”。(66)他们先是体质上的退化，继而是智力上的退化，如何改变新世界这种缺乏人文艺术天才的状况，德波强调前景渺茫，无可救药。布丰本人对德波扭曲他的理论非常生气，曾撰文予以批评，但为时已晚。他的“美洲退化论”已被德波“政治化”，借以阻止欧洲移民前往已经独立的美国。
另外一个发挥布丰“美洲退化论”的著名学者是法国人纪尧姆-托马·雷纳尔。雷纳尔177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了六卷本的《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两年后在巴黎出版。这部著作先后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再版和修订版多达30余次，在欧洲社会和学界流传甚广，影响颇大。法国《大传记》(Biographie Universelle)杂志报道，雷纳尔这部书至少印了20版正版，盗版多达50余版。这部书“几乎被翻译、缩写和重印为所有欧洲的语言”。(67)雷纳尔完全接受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对德波的观点进行发挥，成为“美洲退化论”的主要阐述者之一。在人种上，布丰的“退化论”主要针对印第安人，德波将之扩大到克里奥人，而雷纳尔则把北美的美利坚人也包括进来。在雷纳尔看来，新世界的“一切均展现了疾病退化的痕迹，人类依然感受到了这种退化的影响。那个世界的衰退在其居民的身上依然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他们是退化的和堕落的人种，表现在他们的自然体质上，他们的身材上，他们的生活方式上，他们的理解力上，凡此种种致使他们在文明的所有艺术领域几乎没有取得进步。更为压抑的空气和更多沼泽的地面势必污染了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根本和种子”。大自然“似乎莫名其妙地忽视了新世界”，在这里，自然环境是污浊不堪的，动物的生命是衰弱的，生活在这块大陆上的人们“缺乏力量，勇气欠佳；没有胡须，没有毛发；他们几乎没有男子汉的面孔”。这段描述主要指土著印第安人。美利坚人“表现出某种孩子气，类似于我们大陆尚未达到青春期的人。这似乎是弥漫于美洲大陆的天然缺陷，这种缺陷是其作为一个新国家的标志”。他这里的“新国家”大概是暗指已有独立迹象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因此，英国移民后裔的退化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心智像他们的身体一样衰落下去。他们最初还能灵活敏锐，很容易领悟思想，但他们不能聚精会神，不习惯于进行持久的思考。令人吃惊的是，美利坚尚未产生出一个优秀的诗人，没有一个熟练的技师，在任何艺术或科学领域没有一个天才。他们在每个方面几乎处处都表现出了某种天赋，但无论如何却没有一个著名的天才。他们先于我们早熟和成熟，当我们达到智力的全面发展时，他们却远远地落在了后面”。(68)雷纳尔与德波阐发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使之在科学的名义下对新世界予以全面否定，其中包括欧洲移民的后裔。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假设很快被雷纳尔和德波等人接受和扩展，他们认为布丰的理论远不足于说明问题。他们进而声称，退化理论同样完全适用于移居到美洲的欧洲人及其后裔”。(69)德波与雷纳尔的名气无法与布丰相比，但他们却把布丰的“美洲退化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一种主流思想差不多风行了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界一个多世纪之久，对欧洲人的美洲观或美国观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五、结论
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在欧洲产生的这种影响让刚刚独立的美国深感不安，诸如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等开国先辈对布丰的退化理论进行了反驳，杰斐逊的《弗吉尼亚纪事》主要是针对布丰的“美洲退化论”而撰写的。杰斐逊出使法国时甚至带着美洲的动物骨骼面见布丰，希望布丰能够改变其关于美洲退化的观点。布丰只答应修改在某些动物描述上的偏差，但尚未等兑现诺言便于1788年带着学术大师的光环离开了人世。布丰耗竭毕生之精力撰写的这套具有百科全书之称的《自然史》在开启民智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首次提出和阐述的一些概念依然在很多学科中广泛使用。关于布丰《自然史》对后世相关学科发展的影响，研究者给予了非常肯定的评价，学术界几乎无人对布丰取得的学术成就与巨大贡献提出过质疑。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克拉伦斯·格拉肯认为，布丰在《自然史》中展示了“自然的宏大场面”，发现了“自然的规律”，解释了“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分布”。格拉肯虽然批评了布丰关于新世界自然界比旧大陆自然界更衰弱无力是一种“古怪的看法”，但他却充分肯定了布丰进行新旧世界比较的研究方法，称布丰通过对“旧大陆和新世界的植物群和动物群比较研究而提出的问题”，让人们“渴望获得关于自然史的更为渊博的知识以及更为深入细致的科学收集”。(70)一位学者甚至把布丰在自然史研究中的原创性贡献称为“布丰革命”。(71)
布丰的学术声誉在生前就已如日中天，当他阐述的“美洲退化论”最终被证明与事实不符时，并没有对他的这种声誉产生太大的影响。其实，“美洲退化论”可视为布丰所处时代的产物，那个时代需要以美洲的“野蛮”来映衬欧洲的“理性”，需要美洲人种的“低劣”来凸显欧洲人种的“优越”，需要美洲的“未开化”来衬托欧洲的“文明”。布丰不可能超越时代，他只能是在欧洲文明优越的架构下描述新世界的自然环境与生物特性，旨在塑造凸显欧洲文明优越的“他者”形象，这种形象显然是“想象”大于“实际”，处处表现为与欧洲文明的二元对立。布丰对美洲自然环境和动植物特性的描述并非皆为“妄言”，作为一个很严谨的自然科学家，布丰实际上也是竭力想让他的论断建基于事实之上。如果撇开其他因素，布丰对美洲自然史作为一门重要学科的形成还是作出了重大贡献。布丰在美洲问题上的错误就在于用“事实”和“想象”构建了一个错误的理论框架，试图从“退化”的角度来解释美洲自然环境对当地动物和人种的不利影响。“美洲退化论”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必然会在欧洲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因缺乏缜密的科学论证基础，其退出历史舞台自然是其最终归宿，这种结果大概是布丰在世时未曾预料到的。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美洲退化论”虽不再为很多欧洲精英津津乐道，但美洲负面的“他者”形象却在他们的脑海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对他们而言，美洲或美国尽管没有发生布丰所描述的动物和人种的“退化”，但无疑缺乏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底蕴，很难对人类文明精神层面的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布丰的“美洲退化论”既种下了欧洲在文化上反美主义的根源，又拉开了欧洲在文化上反美主义的序幕。
责任编审：姚玉民
注释：
①布丰在生前撰写了36卷《自然史》，他去世之后，后人根据他的笔记整理出版另外8卷。因此，布丰的《自然史》总共为44卷。
②参见Henry Steele Commager and Elmo Giordanetti,eds.,Was America a Mistake? An Eighteenth-Century Controversy,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Row,Publishers,1967; Antonello Gerbi,The Dispute of the New World:The History of a Polemic,1750-1900,trans.Jeremy Moyle,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3; Gordon S.Wood,"America's First Climate Debate:Thomas Jefferson Questioned the Science of European Doomsayers," American History,vol.44,no.6,February 2010,pp.58-63.
③详见Jeffrey S.Kopstein,"Anti-Americanism an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7,no.2,June 2009,p.368；另见Philippe Roger,The American Enemy:The History of French Anti-Americanism,trans.Sharon Bowman,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Durand Echeverria,Mirage in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French Image of American Society to 1815,New York:Octagon Books,Inc.,1966.
④Gaile McGregor,The Noble Savage in the New World Garden:Notes toward a Syntactics of Plac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8,p.15.
⑤转引自Leo Marx,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37.
⑥Gaile McGregor,The Noble Savage in the New World Garden:Notes toward a Syntactics of Place,p.16.
⑦详见Marcus Cunliffe,"European Images of America," in Arthur M.Schlesinger,Jr.and Morton White,eds.,Paths of American Thought,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3,p.495.
⑧转引自Samuel Eliot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1942,p.232.
⑨参见Gaile McGregor,The Noble Savage in the New World Garden:Notes toward a Syntactics of Place,p.17.
⑩Leo Marx,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p.3.
(11)详见Philippe Roger,The American Enemy:The History of French Anti-Americanism,pp.1-5.启蒙时代一些代表人物这方面的观点详见Antonello Gerbi,The Dispute of the New World:The History of a Polemic,1750-1900,pp.35-51.
(12)David Hume,Essays:Moral,Political,and Literary,vol.1,New York:Cosimo,Inc.,2007,pp.212-213.
(13)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Laws,revised edition,Vol.I,New York:The Colonial Press,1899,p.221.
(14)Montesquieu,Persian Letters,the sixth edition,Vol.II,Edinburgh:Alexander Donaldson,1773,p.254.原书可在http://www.archive.org/index.php网站上获得。
(15)详见伏尔泰：《风俗论》(下册)，谢戊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46章，第42—47页。
(16)参见Antonello Gerbi,The Dispute of the New World:The History of a Polemic,1750-1900,p.30.
(17)参见Brendon O' Connor,"A History of Anti-Americanism:From Buffon to Bush," in Brendon O' Connor,ed.,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raditions,Vol.III,Los Angeles:Sage,2010,p.7; James W.Ceaser,Reconstructing America:The Symbol of America in Modern Though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p.20.
(18)Antonello Gerbi,The Dispute of the New World:The History of a Polemic,1750-1900,p.xv.
(19)转引自Lee Alan Dugatkin,Mr.Jefferson and the Giant Moose:Natural History in Early America,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p.21.
(20)Lee Alan Dugatkin,Mr.Jefferson and the Giant Moose:Natural History in Early America,p.21.
(21)Mark Catesby,The Natural History of Carolina,Florida,and the Bahama Islands,Vol.I,An Account of Carolina,and the Bahaman Islands,London:Printed for Benjamin White,1771,pp.ii,x-xvi.原书可在http://www.archive.org/index.php网站上获得。
(22)参见Don George Juan and Don Antonio de Ulloa,A Voyage to South America,2 vols.,London:Printed for John Stockdale,1807.
(23)参见Thomas Jefferson,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New York:Printed by Davis,1801,pp.89-90.原书可在http://www.archive.org/index.php网站上获得。
(24)参见Jefferson to Chastellux,June 7,1785,in Julian P.Boyd,ed.,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vol.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p.184-186.
(25)详见Petter Kalm,Travels into North America:Containing Its Natural History,and a Circumstantial Account of Its Plantations and Agriculture in General,with the Civil,Ecclesiastical and Commercial State of the Country,Vol.I,trans.John Reinhold Foster,Warrington:Printed by William Eyres,1770,pp.116-117.原书可在http://www.archive.org/index.php网站上获得。
(26)详见Perter Kalm,Travels into North America,Vol.I,pp.102-104.卡尔姆关于美洲退化的观点亦可参见Adolph B.Benson,ed.,Peter Kalm's Travels in North America,Vol.I,New York:Wilson-Erickson,1937,p.51.
(27)参见Buffon,"From the Natural History of Man," in Henry Steele Commager and Elemo Giordanetti,eds.,Was America a Mistake? An Eighteenth-Century Controversy,p.74.
(28)李·艾伦·杜格特金认为，布丰所使用之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彼特·卡尔姆的描述。参见Lee Alan Dugatkin,Mr.Jefferson and the Giant Moose:Natural History in Early America,p.57；杜兰德·埃切维里亚指出，布丰的退化论得到瑞典博物学家卡尔姆来自第一手材料的支持。参见Durand Echeverria,Mirage in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French Image of American Society to 1815,p.8.
(29)Thomes Jefferson,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p.78.
(30)Ralph N.Miller,"American Nationalism as a Theory of Nature,"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12,no.1,January 1955,p.75.
(31)杰斐逊在系统批评布丰的观点时说，他对这位“杰出的动物学家表示极大的尊敬和高度的赞美”。详见Thomes Jefferson,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p.97.
(32)Count de Buffon,Natural History,General and Particular,trans.William Smellie,third edition,Vol.III,London:Printed for A.Strahan and T.Cadell in the Strand,1791,pp.130-132,205,181,188,505-506.原书可在http://books.google.com网站上获得，下同。
(33)Thomes Jefferson,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p.66.
(34)布丰的所谓“旧大陆”有时单指欧洲，有时还包括亚洲和非洲大陆。
(35)Count de Buffon,Natural History,General and Particular,trans.William Smellie,Vol.V,Edinburgh:Printed for William Creech,1780,p.151.
(36)Count de Buffon,Natural History,General and Particular,Vol.VII,p.398.
(37)Count de Buffon,Natural History,General and Particular,Vol.V,pp.90,92,74-75,95-96,132,115.
(38)Count de Buffon,Natural History,General and Particular,Vol.V,pp.102,99,106,91-92,129.
(39)Count de Buffon,Natural History,General and Particular,Vol.V,pp.114-115,129.
(40)Count de Buffon,Natural History,General and Particular,Vol.V,pp.131-132.
(41)详见Count de Buffon,Natural History,General and Particular,Vol.V,pp.130-131.
(42)Count de Buffon,Natural History,General and Particular,Vol.V,pp.132,133,135-136.
(43)Count de Buffon,Natural History,General and Particular,Vol.V,p.149.
(44)参见Count de Buffon,Natural History,General and Particular,Vol.VII,pp.89-92.
(45)Count de Buffon,Natural History,General and Particular,Vol.V,p.136.
(46)参见Count de Buffon,Buffon's Natural History:Containing a Theory of the Earth,a General History of Man,of the Brute Creation,and of Vegetables,Minerals,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S.Barr,Vol.VII,London: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1807,p.48.原书可在http://www.archive.org/index.php网站上获得。
(47)"Review of Buffon's Histoire Naturelle," The Journal des Savants,October 1747,trans.John Lyon,in John Lyon and Phillip R.Sloan,From Na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Nature,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1,p.232.
(48)Ernst Mayr,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Diversity,Evolution,and Inheritan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330.
(49)Sigmund Skard,The American Myth and the European Mind:American Studies in Europe,1776-1960,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61,p.16.
(50)William Howard Adams,The Paris Years of Thomas Jeffers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p.129.
(51)转引自John Lyon and Phillip R.Sloan,From Na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Nature,p.27.
(52)Count de Buffon,Natural History,General and Particular,Vol.V,pp.137-138.
(53)参见Paul Semonin,American Monster:How the Nation's First Prehistoric Creature Became a Symbol of National Identity,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0,p.234.
(54)参见Andrei S.Markovits,"European Anti-Americanism:A Brief Historical Overview," in Brendon O' Connor,ed.,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raditions,Vol.III,p.32.
(55)康德受布丰“美洲退化论”的影响详见Antonello Gerbi,The Dispute of the New World:The History of a Polemic,1750-1900,p.330; Lee Alan Dugatkin,Mr.Jefferson and the Giant Moose:Natural History in Early America,p.106.
(56)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84页。
(57)Lee Alan Dugatkin,Mr.Jefferson and the Giant Moose:Natural History in Early America,pp.107-108.
(58)William Robertson,History of America,Vol.I,London:Printed by A.Strahan,Printers-Street,1800,pp.279,284,285,288,289,299,315,386.原子可在http://www.archive.org/index.php网站上获得。
(59)William Robertson,The History of America,Vol.I,p.285.
(60)Thomas Jefferson to Chastellux,June 7,1785,in Julian P.Boyd,ed.,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vol.8,p.185.
(61)Charles Darwin,The Voyage of the Beagle,New York:P.F.Collier & Son,1909,pp.179,187.
(62)Ernst Mayr,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Diversity,Evolution,and Inheritance,p.336.
(63)参见James W.Ceaser,Reconstructing America:The Symbol of America in Modern Thought,p.19.
(64)德波关于美洲气候与退化之间密切关系的论述，详见Cornelius de Pauw,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s,selected by Daniel Webb,Rochdate:Printed by and for T.Wood,1806,pp.23-36.原书可在http://www.archive.org/index.php网站上获得。
(65)Cornelius de Pauw,"From the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f the Americas," in Henry Steele Commager and Elmo Giordanetti,eds.,Was America a Mistake? An Eighteenth-Century Controversy,pp.89-91.
(66)Cornelius de Pauw,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s,pp.17,114.
(67)Charles Sumner,Prophetic Voices Concerning America:A Monograph,Boston:Lee and Shepard,Publishers,1874,p.72.
(68)以上引文见Guillaume-Thomas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ettlements and Trade of the Europeans in the East and West Indies,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Justamond,the third editon:revised and corrected,Vol.V,London:Printed for T.Cadell,1777,pp.120,117-118,317.原书可在http://www.archive.org/index.php网站上获得。
(69)Lee Alan Dugatkin,Mr.Jefferson and the Giant Moose:Natural History in Early America,p.x.
(70)参见Clarence J.Glacken,"Count Buffon on Cultural Changes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50,no.1,March 1960,pp.2,4,19.
(71)参见William Max Nelson,"Making Men:Enlightenment Ideas of Racial Engineering,"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5,no.5,December 2010,p.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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