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历史学论文,关系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N092:K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24(2009)02-0239-12
在中文语境中，“科学史学”一词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含义。在科学史领域，人们提到科学史学，指的是科学编史学(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讨论各种关于科学史的理论和方法。在历史学领域，人们谈论科学史学，主要是指实证主义历史学，在绝大多数场合则是特指兰克史学，它是一种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iography)，相对于文学的和艺术的等非科学的史学而论。这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史学。也大体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中国史学界也常常把梁启超开创的新史学、傅斯年的史料学等称之为科学史学。而在历史哲学领域，一般地提到科学史学时，人们则往往是指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它是一种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性概括。这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科学史学。“科学史学”的概念歧义既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史学理论中蕴涵的内在矛盾，也集中地表现和说明了历史学的分裂和危机。本文主要是在第一种意义上讨论科学史学。由于所论问题的复杂性，肯定也还必须涉及到它的另外两种含义，不过大凡涉及其他含义的时候文中也一定会给出相应的说明。
科学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是史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科学史学实际上始终是处在历史学的视野之外，或者历史学的边缘位置，加之历史学家知识结构中普遍地缺乏科学知识储备，致使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长期遭受冷落。巴特菲尔德(Butterfield)曾经在历史学视域中广泛地讨论过科学史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但是关于科学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则很少论及。比较起来，在科学史家中间，讨论这个问题的人还是相当多的。萨顿(Salton)、柯瓦雷(Koyré)、库恩(Kuhn)、霍尔(Hall)、沃尔夫·勒朋尼斯(Wolff Lepenies)、戴维·奈特(David Knight)和霍尔顿(Holton)等人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了这个问题。赫尔奇·克拉夫(Helge Kragh)在《科学史学导论》中也曾有所涉及。席泽宗还曾专题讨论过科学史与历史科学的关系。然而从总体上看，科学史家更多的只是表达了一种让科学史学回归历史学的愿望，但是对历史学是什么，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正面论述，而且几乎所有的论述都是在反本质主义框架中进行的。
1 在本质主义框架中比较研究
在科学史学与历史学之间进行比较，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一种是传统哲学的基于逻辑语义分析的本质主义的理性分析框架，一种是现代科学和社会学的基于观察事实记录的反本质主义经验描述框架。前者曾是确立“应然”规范的前提和基础，而后者则只是一种“实然”陈述的结果。然而在反本质主义的语境中，只有“现实的”才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后现代更为极端和彻底的反本质主义思潮在当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广泛传播，则把一种人类学的经验描述方法推到人类思想的前台，使科学史学与历史学在竞相追逐历史记忆的历史想象中日趋局域化、微观化和碎片化。当代史学逐渐丧失了寻求历史真理的理想、激情和秉性，而史学思维的逻辑空间也在后现代史学文学化思潮的过程及其语境中相应地急剧收缩。这里我们有必要重返本质主义立场，采取一种相对超然的态度，适度地抛开当代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回到逻辑的可能世界中，从史学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与性质等方面，对科学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作一种简要的、或者说理想化的分析与比较。
首先，科学史学是围绕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展开的，这种活动就是科学。科学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一方面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
(
)，另一方面表现为这种活动的产物，一种特殊的知识体系(
)。而且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首先在于它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知识体系。当科学家完成某一科学活动时，作为一个终点、作为一种完成时烟消云散而成为历史，而却作为一个起点、作为一种“现在进行时”进入“现代”。笛卡尔甚至把这种纯粹理性沉思而成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普遍的同历史无关的抽象。无论笛卡尔的说法确切与否，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不在于它作为而成为历史，而首先在于它作为而具有“当代”价值。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上的科学史首先是作为人们理解和发展科学知识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产生于科学家群体之中的。然而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它首先关心的是包括在内的事件的时空特征，是时间、地点、人物及其影响。至于诸如之类的思想内容，似乎总是处在边缘地带。这就是科学史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一个首要的和基本的区别。
其次，科学史学所关注的这种人类活动之所以特殊，还表现在科学史的史料总是和并存。也就是说，在科学史领域里，大凡具有值得记录的，一定具有同相应的同时并存。所以，科学史学天然地和本质地具有双重史料。而且由于所具有的特殊地位，科学史学必然是“当代”定向的。事实上，科学是一个现代事件，科学史学应当研究哪些内容，是以现代科学S为基准来决定的。不仅某一历史事件之是否科学是以现代科学作为标准决定的，而且它之是否应当纳入科学史的研究范围也是以其同现代科学的关系如何而定的。这是实证主义科学史纲领的核心论点，也是科学史学区别于历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孔德给炼金术和占星术等中世纪科学以一定的历史地位与萨顿拒绝盖伦的生理学，都是以现代科学作为标准进行的，差别只是在于他们对特定事件与现代科学关系的理解不同。一些历史学家只看无视，显然是不懂得同科学之间的这种本质关联的。实际上，的当代取向及其所固有的非历史性，必然使科学史领域的“为历史而历史”成为一种不可能。
再次，科学史的当代取向使逻辑主义成为科学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自由意志世界中一个随机的和历史的事件序列(C,E,D,F,…)，而则是客观知识世界中的一个逻辑的和自主的知识序列(12,3,4,…)。在科学史领域，如果说编年史还只是一种萌芽状态的逻辑主义，则观念史直接就是一种完成了的逻辑主义。二者表里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科学史的主体。把以为核心的科学史学理解为逻辑主义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工作的古今中外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科学家，只能够拥有一套共同的逻辑规则。客观知识世界即使不像笛卡尔的理性那样非历史，但起码也是相对独立和自主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爱因斯坦，既是一个历史流变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逻辑演化过程。吴文俊甚至还利用计算机从开普勒运动三定律中自动推导出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即使库恩所谓的科学革命，也无非是系统内部的逻辑重建。无视系统的自主性并把它同系统野蛮地捆绑到一起，是库恩思想的根本缺陷。
最后，科学史先天所固有的-双重史料属性使科学史学分裂为外史与内史两大系统。外史立足于史料，坚持历史学的一般特征，按照皮尔斯·威廉斯(Pearce Williams)的说法，焦点集中在历史和社会关系上，而科学的技术内容则无关紧要（[1],24页）；内史以史料作为基础，强调科学史学的具体科学特征。据怀特赛德(Whiteside)、特鲁斯德尔(Truesdell)和艾博(Aaboe)等人的说法：“大多数科学史学家……对他们所研究的科学了解甚少，因此，他们阅读科学著作的序言而对科学著作本身却不予理睬。如果他们不是数学家，那么他们就没有权利干涉数学史和理论物理学史。”[2]科学史料的特殊结构决定了科学史学必定是一个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考察的学科，而且由于现代科学和希腊哲学之间特殊的历史渊源关系，内史论者还将不可避免地超越延伸到哲学和形而上学领域。巴特菲尔德曾撰写了著名的《近代科学的起源》，却也并不精通自己所写的科学。科学史学如何既是“科学的”又是“历史的”，长期困扰着人们，这也是科学史学区别于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2 科学史学隶属于历史学
科学史学既然如此不同于历史学，它又何以能够隶属于历史学？专题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或许是科学史学中所特有的一种现象，然而它又确实是考察科学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现实理论问题。一般地讨论科学史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可以考虑这样三种可能的情况：科学史学隶属于历史学，科学史学与历史学平行并列，或者相反，历史学隶属于科学史学。其中的每一种情况都可能存在相应的理论阐释与真假程度不同的经验内容，并且具有不同学术背景与学术追求的人会认同和选择不同的隶属关系，然而它们并不都是同样的合理的，更不是可以平权的。
第一，科学史学隶属于历史学。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论断。从逻辑学的观点看，它类似于一个先天分析判断，可以由历史学的内涵与科学史学的特点先验地确定为正确的。历史学是研究历史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成为历史，历史学就是要透过历史曾经投射在历史史料中的各种蛛丝马迹尽可能客观地描述一个真实的历史。这里所说的历史，已经完全内在地包涵了科学的历史。当然，人们可以拒绝这种带有科学色彩的史学概念，然而“科学史”只不过是在“历史”一词前面加了一个限定词，运用数学的语言来描述，科学史是“历史”这一自变量的函数，这是一种同概念的内容无关的纯粹形式关系。无论人们如何重新界定历史学，科学史学也将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并从而得以使自己始终可以被囊括其中。从科学史的学科建制来看，中国的第一个科学史专业研究机构是放在当时设置在中国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的，国外的科学史专业机构绝大多数也都是设置在历史系的。这样一种制度上的安排也大体反映了人们对科学史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这样一种理解。
当然，人们也还可以进一步拒绝这样一种逻辑学上的本质主义观点。因为历史学的内涵与科学史学的特点都是经验归纳的产物。事实上，后现代反本质主义已经把人们的思想转移到了现象世界中。在这个世界，只有现象及其描述，没有本质及其真理，只有稍纵即逝的历史，没有永恒不变的逻辑。这样一来，科学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也就不再是一个具有确定答案的本质主义的认识和真理问题，而成为一个存在于史学共同体中的没有真值答案的磋商和话语权问题。而且古往今来的历史也确实只是一部帝王将相的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然而，即便如此，科学史居然还是被包涵在这种帝王将相的历史之中了。现代人所以能够了解古代科学发展状况，并不是因为自古以来就存在科学史，而恰恰是由于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文献中已经不可避免地保存了同时代的科学。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记录了当时的天文和律历情况。历史学家所以不愿意接纳科学史，一方面由于他们确实看不懂科学文献，另一方面也同他们政治本位主义的人文价值观念有重要的关系。
第二，科学史学同历史学平行并列。这是一个事实判断。中国的科学史学放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而历史学则放在社会科学院的历史所，二者分属于两个独立的和平行的系统；国外的科学史学也有一些是在历史系之外独立地建系的，即使那些设置在历史系里面的科学史学，也始终得不到历史学共同体的认同。实际上，科学史学同历史学之间始终存在一道鸿沟。根据后现代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历史学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磋商就是历史学真理的源泉。既然科学史学是在科学家群体中形成的，并且始终得不到历史学共同体的认同，它就只能是隶属于自然科学。1977年，中国的科学史学最终被从历史所中剥离出来，就是知识权力运作的结果。然而，科学毕竟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科学史学拒之于历史学的门外，不仅使科学史学失去了历史学有机体的滋养，而且也使历史学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心脏。事实上，在这样一种分裂的格局中，是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历史学和历史意识的。科学史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这种分裂局面，就连库恩这样的后现代思想大师也颇有微辞，他说：“尽管历史学家一般地口头上都承认，在过去四百年中，科学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于多数的历史学家来说，科学史仍然是他们学科之外的领域。在许多场合，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把科学拒之门外的做法，看不出明显的害处，因为科学的发展对于西方近代史的许多主要问题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要深入地考察历史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或者要讨论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思想意识变迁的话，那他就必须涉及到科学史。”[3]
第三，历史学隶属于科学史学。这似乎是一个十分荒唐的论断。从科学史学的第一种含义来讲，也确实如此。然而，从现代语用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法也并非一种无意义的废话，它可以看成是“历史学是科学史学而不是艺术史学”这一判断在某种场合的一种特殊说法，具有自己独立的经验内容。在同浪漫主义诗性史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史学相对立的意义上，不仅实证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可以用这一论断来概括，而且理性主义的进步史学和年鉴学派社会科学化的结构主义史学，也都可以用这样一个论断加以概括。只是这样一来，科学史学的含义也就超出了我们所讨论的范围，变成了“科学的”史学。科学史学隶属于历史学，表述的是科学史学的史学归属；而说历史学属于科学史学，表达的则是历史学的科学追求。这是两个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问题。不过科学主义的史学纲领主张把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而历史学一旦变成了科学，属于科学史学的就不再是历史学而是历史科学史，也就是通常所谓史学史。显然，科学史学在这里又回到了它的第一种含义上。
综上所述，科学史学无疑应当隶属于历史学，隶属于一个本来包括科学史在内的大写的历史学，而不是传统的历史学家所垄断了的小写的历史学。这是本质主义的逻辑分析从形式上展示给我们的“应然”，而不是现象主义的事实描述提供给我们的“实然”。我们应当坚持逻辑主义的语义分析和历史主义的现象描述相结合的原则，这是“科学的”历史学的一项基本的原则。事实上，科学史学与历史学关系的分析判断和事实描述之间的这样一种不应当出现的差异，正是包括科学史学在内的历史学学科建设的意义所在。只有彻底地消除这种差异，我们才能真正走进真实的历史的深处。
3 历史学语境中的科学史学
在本质主义框架中，历史学语境应当是包括自然史、社会史与思想史在内的历史对话和交流的共同的语言环境，其中蕴涵着统一的历史哲学。历史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也应当是立足于这样一种语言环境进行建构。然而，由于自然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和人类认识发展的阶段性，历史学语境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性。所以，当前的历史学语境还主要是一种社会史语境。席泽宗曾结合自己的经历阐述过科学史与历史科学的关系[4]，他那里所说的历史，也是这种传统人文学者所讨论的小写的社会史，而不是那种包括自然史、社会史与科学史在内的统一和大写的历史。这样一种历史学语境对科学史学的对象、内容和方法已经产生并还将继续产生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首先，历史学语境中的科学史学破除了传统科学史家对于史料的迷信重返史料。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历史事实而不是科学思想。在传统科学史学中存在一个预设，即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理性世界。根据这个预设，科学史不过是客观知识按照其固有的内在逻辑在时间序列中逐渐展开的过程，而科学史家的工作无非是在各种各样的文本中探寻、分析和梳理这个序列(1,2,3,4,…)，使之能够一目了然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例如，当迪昂讲万有引力理论的历史时，就从古希腊人开始一直讲到牛顿，其间有一系列思想先驱组成一个连续的链条。这样一种工作被认为是非历史的，其科学意味大于史学意味。在历史解释实践中，这样一种信念还同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相结合滋生出了许多史学迷信，其中典型的是同所谓不变性论点(The Invariance Thesis)相关联的预觉(Anticipation)史学。当科学界出现一项重要成就时，科学史学界总是有人去追溯它的思想先驱和历史渊源。能量守恒定律被人们普遍接受以后，英国的泰特(Tait)和汤姆森(Thomson)通过重新阐释牛顿的《原理》，把它说成是牛顿的一种富有灵感的预觉的实现；冈特(Gunter)把爱因斯坦的宇宙学追溯到柏格森哲学中；塞姆伯斯基(Sambursky)把爱因斯坦的空间概念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杰基把现代科学归结为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结果。他们认为“科学的思维模式的内在逻辑经过世纪的过渡和文明的来去一直保持着不变”[5]。同中盛行的不变性相反，中找不到任何不变的东西。所谓历史意识，首要的就是变化。迈克尔·沃尔夫(Michaeol Wolff)考察中世纪冲力理论，就没有像迪昂那样在时间序列中纵向展开，而是从空间维度横向展开，把它设想为同时代的经济、技术和神学语境中的某种同样的观念。正是这种视域的转换，产生了科学史学中的外史。
其次，伴随着从史料向史料的回归，科学史中的研究内容也极大地拓宽了。科学中的学科、专业、研究大纲、科学职业、科学组织（大学、研究院、学会）、科学期刊、科学争论，以及科学与社会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经济、军事、教育等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等，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科学史领域。尤其是历史学语境为科学史学的外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依据。从此以后，科学史学不再只是从编年史内向地走向狭长的观念史，从而把自己紧紧地封闭在科学家或自然哲学家所撰写的科学思想文本中；而是逐渐从编年史外向地切入广阔的社会史领域，从而把社会史方面形形色色的非专业文本纳入科学史的研究范围。而与此同时，传统观念史的学，术视野也更加开阔。沃尔夫·勒朋尼斯(Wolff Lepenies)明确区分了新的学科之间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和传统的学科性的“科学史”；戴维·奈特(David Knight)认为“必须研究某个相对短的时期里某个宽的科学谱系。史学家倾向于从当下钻一个小孔，穿透到史层，应当好好建议他们更加周密地看看某个特定史层的内容”[6]。因为历史是一个逝去了的现代，它是一个包括自然、人类思维和社会在内的复杂的整体，整体意识也是历史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哥白尼学习的是医学和法律，从事的是宗教、财经和行政等工作，如果脱离了特定历史史层的整体性维度理解哥白尼理论，就难免陷入观念论的不变论迷信，从而很难准确地把握哥白尼思想及其真正来源。虽然历史也确实在不断重复着某些观念，然而历史所以是历史，还在于它总是一种全新的东西。
再次，历史学语境中的科学史学超越了传统科学史学中的逻辑主义藩篱，极大地丰富了科学史领域中的研究方法。黑森(Hessen)首先在逻辑主义科学史观的铜墙铁壁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他运用历史分析方法阐释了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接下来，默顿(Merton)运用社会学分析方法说明了17世纪英国科技发展的宗教、经济和军事环境；普赖斯(Price)把计量分析方法用于科学史研究，揭示出科学刊物的数量、科学文摘的数量、科学学会的会员数量、著名物理学家数量、非欧几何文献数量、发现的小行星数量、化学元素数目、科学仪器的精密度等的指数增长规律；布鲁尔(Bloor)把人类学中的格群分析方法用于数学史研究中；夏平(Shapin)则利用人类学中的陌生人说明策略考察了历史上的科学争论；曼纽尔(F.E.Manuel)和福伊尔(F.S.Feuer)把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方法分别用于牛顿和爱因斯坦生平与成就的诠释；女性主义者凯勒(Keller)运用隐喻分析方法阐释了近代科学的起源；等等。逻辑主义框架中的科学史学主要是在时间维度上寻求某种非历史的科学思想的因果阐释，在那里，时间仅仅是一个标记历史事件的外在参量，它本身并没有任何历史意义；而历史主义框架中的科学史学，首先考虑的则是历史解释的空间维度，它通过赋予时间参量以特定的历史意义，明显地拓宽了历史解释的历史空间和思想空间。“历史主义观念的核心是假设在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之间存在根本差异，由此在社会和文化科学中需要有一种与自然科学方法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7]这里所说的历史主义当然是指浪漫主义的Historism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Historicism，后面这个词被波普尔称之为历史决定论。所谓历史学语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方法论概念。科学史学对象和内容的变化，事实上，也正是历史主义方法论对逻辑主义方法论挑战的结果，而且这样一种挑战与后现代史学的发展相同步，把科学史学直接带到了后现代语境中。
最后，伴随着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全方位超越，科学史领域的研究结论也越来越非科学了。如果说黑森对于牛顿力学的历史主义分析还可以误读为逻辑主义的必要补充而被科学史家冠以外史接受的话，夏平与沙弗尔的《利维坦与空气泵》则直接“解构了实验在当代科学中的合理性概念”，“摧毁了传统哲学家和史学家所主张的科学合理性概念”[8]。事实上，这种SSK式的历史研究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一种典型的主题先行式的文学创作，其目的是想进行科学史的社会学重构。夏平和沙弗尔一开始就提出了一系列质疑：“什么是实验？实验如何操作与展示？可以宣称实验制造事实的机制是什么？实验事实与科学建构的说明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如何来识别一个成功的实验？成功的实验又如何能与失败的实验区别开来？隐藏在这些特定问题后面的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通过实验获得科学真理？在获取公认的科学知识的那些方法中，实验方法具有较高的优越性吗？是否还存在着其它可能的方法？是什么使得科学中的实验方法超越了其它方法？”[9]在后来出版的《科学革命》一书中，夏乎就更加明确地讲到：“以前对‘社会因素’（或有关科学的社会学方面）的传统解释，集中在对科学本身的‘外部因素’的考虑上……然而，把科学的社会学方面与科学的外部因素等量齐观，在我看来，却是一条古怪的、缺乏创见的研究道路。在科学家的实验室内部和外部有同样多的社会因素，而它们对于科学知识的发展同样内在。”[10]显然，这种逻辑主义科学史家所谓的外史并没有给他们自己的内史留下任何生存空间。这种状况已经迫使劳丹不得不特别强调“科学史本身（可以初步近似地看作是按照年代排列的以往科学家的种种信念）和关于科学史的著作（即历史学家对于科学所作的描述性和说明性的陈述）之间的区别”[11]。
历史学语境正在历史主义框架中全面、彻底地颠覆传统科学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致使科学史学开始蜕变成为一种同科学文本全然无关的纯粹的历史故事，并从而使得现代科学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历史而成为一种社会空间中人为制造出来的现代神话。这样一种可悲的局面也迫使我们不得不走向与的界面，更加深入地反思这样几个深层次的历史学理论问题，或者说是历史哲学问题。
其一是科学史学的合法性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科学史学隶属于历史学。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然而历史学毕竟是历史主义的王国。科学史学能够成为历史主义的吗？这里，我们需要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假定-是一个科学史事件，如果是科学的，如何能够成为历史的；如果是历史的，又如何能够成为科学的。也就是说，如果成为历史的，绝不可能是非历史的；如果非历史，也不可能真正成为历史的。这里我们不妨暂且把它称之为科学史学的合法性悖论。实际上，这是学术界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两种不同“科学观”与“历史观”斗争和妥协的结果。
其二是内史与外史之间的界面问题。这是内史和外史取得自身合法性的共同依据。内史和外史之间是否存在界面？如果没有，则这种区分确实如夏平所言“是一种相当无聊的划分”[10]；倘若有，则如何确定这个界面，又有何人真的恪守这个界面。库恩曾试图把这种本质上对立的东西综合起来，然而找不到界面，如何能够综合？事实上，科学史学不是像科学主义那样试图把历史变成一种科学，就是像历史主义那样试图把科学变成一种历史。也就是说，科学史学从来都是科学的非历史的、而历史的则非科学的。由此看来，科学史学家并没有意识到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
其三是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合理性及其限度问题。历史主义要求回归历史。然而，什么是科学的历史，则是一个当代主义的问题。科学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只有从当代视角出发统观历史，才能够发现它的演化轨迹。放弃当代视角回归历史，则将为史料所淹没。炼金术无疑是牛顿工作的一部分，然而是否作为科学史的一部分，并不取决于它是科学家牛顿做过的工作，也不取决于它在历史上的地位，而取决于它同当代科学发展水平的关联。正如巴舍拉尔(Gaston Bachelard)所认为的，一部现实的科学史，必须是与当前的科学水平直接相联系的历史。为科学史而科学史的“古董收藏式的”科学史，不是真正的科学史。“为了恰当地评价过去，科学史学家必须知道当下；他必须尽全力学习他打算撰写其历史的那门科学”，“科学史学家必须是一位真理史学家”（[1],99-100页）。
其四是科学哲学介入科学史学的合法性问题。在历史学领域里，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新史学”派已经使历史学成为各种社会科学方法的试验区。然而科学哲学涉及科学观，它是一种可能的理论而不只是方法。科学哲学家所谓的科学常常游离于科学共同体之外，从而不同的科学观可能选择不同的科学史料写出不同的科学史。福伊尔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玻尔科学思想的心理学渊源，曾被福尔霍尔特(D.Favrholdt)指责为“全都是胡说八道”[12]，后现代史学在大量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又重新与文学结盟。不过它们都相信“历史（史学）是一种存在于文字间的、语言学上的构造”[13]。然而倘若科学共同体不能够接受某一种科学哲学的科学观与历史观，显然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又将如何理解这样一种科学哲学史学的合法性问题？
4 科学史学的历史学使命
科学史学回归历史学，既是科学史学自身发展的客观必然，也是历史学进一步深化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因为科学史学是历史学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脱离了科学史学，是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历史学和历史意识的。许多历史学家囿于狭隘的专业分工局限，本能地受到社会史内在缺省配置的某种社会哲学的奴役而表现出仿佛拒绝一切哲学的姿态。然而他们不知道，历史和哲学都是人类关于统一的物质世界的意识形式，而且只有哲学才能够帮助历史学解除专业的割据，使自然史、社会史和包括科学史在内的思想史形成统一的历史。当人们的思想穿过漫长的时空隧道之后会发现，历史并非如其表面所呈现的那样变动不居。在那里，历史主义与科学主义是完全一致的。科学史学以其横跨科学与史学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联系科学与史学的天然纽带，肩负着神圣的历史学使命，它对于调和或者融合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矛盾和对立具有自己独特的作用与价值。
首先，科学史是历史自我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从而科学史学必须具有深刻的自我意识，必须明确地意识到，随着科学理论的本体化，科学史作为历史的灵魂的特殊地位和性质已经彰显出来了。在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中，科学史处于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它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范畴。人类社会所历经过的种种自然灾难史，是自然界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历史，正是它开启了人类人化自然的历史，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摆脱奴役、寻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从神话史开始，经过巫术史与宗教史，历史在哲学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并最终在科学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因为科学史是人类思想的历史，是理论和方法的历史。在现代历史科学中，不仅自然史是根据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描绘出来的，而且社会史也愈来愈成为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试验基地。在科学史时代，人类已经能够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描绘一幅完整、清晰和详细的历史全景图。如果说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的世界，社会史所记录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科学史所描述的则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是历史从自由意志逐渐走向客观规律的光辉历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讲，科学史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不断地走向和谐与统一的历史。
其次，科学史学必须直面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现代历史认识论的一个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科学主义诉诸于历史表象背后的自然法则，宏观地和逻辑地阐释科学思想的历史演变，而历史主义则诉诸于历史表象本身，微观地与现实地解释科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动力机制，从而构成了科学主义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当我们进一步追寻不同科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变迁的时候必然还要涉及到社会历史现象背后的自然规律，尽管大多数社会学家常常喜欢终结这样一种探索，因此科学史学解决自己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出路，绝不是放弃自己内在的科学主义立场，而是合理地阐释与消解历史主义问题。科学史学的科学与史学两栖地位，使得只有它才最有能力客观、公正地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科学史学应当研究和探索在历史学语境中坚持和扩张自己逻辑主义立场的理论和方法，应当始终不渝地在科学主义的框架中同化和融合历史主义纲领。这是因为只有科学才是现实的，而历史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现代科学的发展复活了一种历史的观念，并且按照这样一种观念描绘出了一幅从宇宙大爆炸开始的波澜壮阔的自然史画面，它不适当地助长了历史主义的狂欢。这种历史表象的背后仅仅是一种非历史的理论，只要我们更换一种理论，则这种表象便在顷刻之间烟消云散了。同自然史相类似，社会史在大规模地引进社会科学理论的过程中，也越来越非历史了。倘若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宣告历史的终结，并且这样一种终结要比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谓的“历史终结论”更为深刻和彻底。实际上，以利奥塔(Lyotard)为代表的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认识。“非历史”目前已经成为后现代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事实上，早在科学史学把消解在中寻求不变性的同时，历史学也在(C,E,D,F,…)序列中开辟了寻求不变性的另一个战场。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历史编纂学家受到科学主义的强烈影响，都曾不同程度地把历史学当成一种科学。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都希望“用原因的概念来进行工作，他们要发现每一件事实的原因，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则探寻历史的动力，他们希望创立历史的机械学，即社会物理学。”[14]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更是认为，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只有从揭示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出发，才能够认识“一种合乎规律的、被其内部的矛盾所推动的、通过人们的社会所体现的过程。因此，决定论的、因果解释的原则具有符合于人类历史的本性的形式”（[15]，44页）。与实证主义者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历史规律是与人的活动无关的纯粹的物理规律。年鉴学派属于结构主义，他们认为个别事件是瞬息万变的，而结构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历史要想成为科学，就只有走向经久的结构。布罗代尔(Braudel)发展了结构分析方法并提出了历史时间的三种尺度：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后来他们还开发了历史学研究的“第三层次”，即群众心态的历史，布罗代尔称之为“长时段的囚牢”，认为它是一种“抗拒变化的历史”。不过年鉴学派所谓的结构，正如索布尔(Soboul)曾说过的，从一开始就在它们本身中包含着它们自己最后解构的那种成分（[15],63页）。因而它还是没有能够解决科学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根本问题，亦即瞬息万变的历史现象和永恒不变的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而相比之下，科学史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恐怕可以称之为超长时段的了，例如亚里士多德体系和托勒密体系等。历史学领域中的这样一种追求消解了科学史学的合法性危机，或者说把它转嫁到了整个历史学领域，为科学史学的非历史倾向提供了一种理论和语境方面的支持。科学史学应当充分利用自己在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独特资源优势，在历史学语境中进一步反思历史，把科学史学中的科学主义纲领与社会史学中的科学主义追求发展成为历史学中的科学主义纲领。
再次，科学史学必须直面当代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现代历史方法论的一个首要的和核心的问题。历史学语境中的当代主义肇始于克罗齐(Crote)的历史哲学，柯林武德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思想，他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16]。年鉴学派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克罗齐的观点，认为人们“总是通过现实，他才能认识和评价过去”（[15]，55页）。当代主义的矛头所向则是实证主义所倡导的客观主义。然而在科学主义框架中，至少在科学史学中，当代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矛盾不过是一种幻觉。当代主义是科学史学的本质特征，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而客观主义则是历史所以成为历史没有蜕变为文学的一个本质特征，否则，后现代文学史学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归宿。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当代决不能够被历史主义地理解为一种脱离了历史的当代，当代主义不过是强调一种囊括了迄今为止全部历史的宏观视域；而历史也不能被历史主义地理解为某种脱离历史发展过程的孤立断代的微观特写。这样一种孤立的历史断代与我们不可通约。许多人都还没有意识到，绝对的历史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认识论上的不可知主义。倘若我们把历史主义比作一系列孤立事件的旷野，则当代主义就是一条从那里通向我们的金光大道。如果没有一种当代视角，便无法照亮那片历史的荒野。事实上，库恩正是这样迷失在历史的废墟中而看不到普朗克量子论革命的，因为科学革命必须在当代主义的长时段宏观视域中科学地和历史地加以确立。因此，科学史学应当在科学主义的框架中解决当代主义与客观主义在历史学语境中的矛盾，它必须把当代主义作为实现客观主义的一种必要形式和前提条件，必须把它们互补、协同与融合起来。
最后，科学史学必须直面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现代历史价值论中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萨顿认为“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17],48页）“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17],104页），“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17],106页）他曾呼吁历史学家在把注意力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相继转移到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经济史之后，再进一步转移到科学史中来。在他看来，“科学史是人类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18],158页）“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18],149页）因此，萨顿毕生致力于利用科学史弘扬和传播这样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认为：现代科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对它的母体文明即基督教文明发出了这样一种要求，它要求其母体文明本身告别它所固有的传统；而当它传入东方，则更是强迫东方文明放弃它固有的运行轨迹。[19]巴特菲尔德这里所说的科学与传统的对立，也就是萨顿所谓的新人文主义同旧人文主义的对立。这种新人文主义没有传统人文主义的豪言壮语，然而却更加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它也没有传统人文主义那种贵族化的浪漫情怀，然而却更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它是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的、既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却又显然是大众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义。科学史学应当自觉地继承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理想，始终不渝地在这样一种科学人文主义的框架中建构-种属于我们现代科技文明社会所独具和必备的历史价值观。
收稿日期：2007-10-16；修回日期：2009-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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